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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思想动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攻击加沙医疗系统的谴责，以及2024年柏林电影节上的政治博弈。
文｜
卢南峰，庄沐杨


以色列袭击加沙医疗系统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以色列军队15日强行闯入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此前，大量难民、病人和医护人员已撤出，但院内仍有重症病人、新生儿等人员无法撤离。

以色列对加沙医疗系统的攻击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去年12月下旬，南非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提交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状，指控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实施了多项“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袭击加沙的医疗系统，使生活无法持续”。
当地时间2024年2月15日，加沙地带南部，由于以军对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展开军事行动，巴勒斯坦人从医院撤离至拉法市。
南非诉以色列案于2024年1月12日在海牙开庭。26日，海牙国际法院发布具有约束力的“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遵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防止在加沙地带发生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并提供急需的基本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
然而，国际社会的反对与谴责似乎并未对特拉维夫当局的行动产生约束。就在以色列强行闯入纳赛尔医院前一天，三位南非开普敦的卫生活动家——法蒂玛·哈桑（Fatima Hassan）、舒艾卜·曼特拉（Shuaib Manjra）、莱斯利·伦敦（Leslie London）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撰文呼吁：“国际社会应采取紧急行动，保护加沙剩下的医疗保健系统”。
该文认为，破坏医疗保健系统是一种种族灭绝行为，特别是在一片被围困的土地上，200多万流离失所、绝望和饥饿的人正面临无情、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和狙击射杀。一旦卫生系统遭到破坏，伤害就无法得到治疗，基础保健就无法提供，饥荒就无法得到控制——换而言之，生命就无法维持。
自去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部队一直阻止基本医疗用品和药品进入加沙地带，轰炸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杀害和绑架保健工作人员，并将救护车作为攻击目标。甚至加沙唯一的儿科癌症病房也遭到以色列军队的袭击和摧毁。这些对加沙医疗保健的持续蓄意攻击，很难不被看作是为了制造一场重大的健康危机，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并使幸存者无法居住。
自从最近一次对加沙的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卫生设施进行了400多次袭击，包括对其每一所医院的袭击，使大多数医院无法运作。截至2月13日，加沙36所医院中只有11所部分运转——北部5所，南部6所。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加沙全境的医院病床数已从3500张减少到仅1400张。在许多情况下，以色列当局试图为这些攻击辩护，在没有提供任何独立、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声称哈马斯正在使用医院，或者医院下面设有“哈马斯指挥中心”。冲突发展到现在，只有少数几家部分运转的医院能够提供紧急创伤护理，而其他基础保健需求，如慢性病治疗，则付之阙如。救护车在加沙也遭到袭击，其中大约120辆被完全摧毁。在许多事件中，救护车被阻止到达重伤病人身边。
该文还揭示，整个加沙地带的产前和产妇护理也极为有限，而这对加沙巴勒斯坦人口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据估计，加沙每天有183名妇女分娩，但能否获得安全怀孕护理取决于是否具备足够的设施。很少有妇女能得到安全护理，那些仍然为孕妇提供护理的设施非常拥挤，并面临着灾难性的条件——缺乏基本的卫生必需品、燃料、水、麻醉剂、药物、血液制品和其他用品。由于没有完全运转的妇产医院，许多妇女被迫在少数仍在部分运作的卫生设施中分娩。这些都不适合产妇护理，所有母亲和婴儿的并发症风险都很高。去年11月，在所有其他专科设施倒塌后作为指定妇产医院的al-Hilo医院遭到以色列部队的炮击。一名巴勒斯坦医生随后报告说，“耳聋是加沙所有孕妇的普遍状况”。自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了近乎全面的包围，造成了加沙地带迫在眉睫的饥荒，这也对孕妇构成了威胁。今天，加沙所有孕妇中有一半患有贫血症，至少有5万名孕妇面临极端饥饿，不仅影响到生活在加沙的这一代人，而且影响到下一代人。有报道称流产的数量也在增加。
加沙的卫生工作者在巨大的压力和困难下工作，不得不在没有麻醉、电力和最基本医疗用品的情况下进行截肢、剖腹产和其他手术。联合国专家将针对加沙卫生系统的战争描述为导致医疗基础设施完全被摧毁的战争。
1月26日，国际法院在提交了上述证据及其他证据后，作出了初步裁决，并解释说，它已经看到了足够的争议证据，可以继续审理此案，并命令以色列采取行动，防止在加沙发生“种族灭绝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然而，尽管国际法院下达了临时命令，以色列对卫生系统的军事攻击仍有增无减。事实上，对加沙剩余医疗设施的袭击在过去几周内显著加剧。1月27日，就在国际法院宣布临时命令的一天后，纳赛尔医院遭到了来自空中、陆地和海上的多次袭击，并被以色列围困了数周。2月9日，以色列狙击手打死了至少21名试图前往医院的流离失所平民。
在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攻击造成2.8万多人死亡，6万多人受伤。加沙200多万居民中的大多数人现在流离失所，在寒冷的天气里，在脆弱的帐篷和受损的建筑物里，恐惧地等待着下一次袭击。几个西方国家决定暂停向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该机构是向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基本服务的主要联合国机构，这加剧了迫在眉睫的饥荒威胁。
由于剩余的卫生保健服务处于崩溃的边缘，卫生工作者不断受到攻击，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紧急行动，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生活几乎没有希望继续下去。
对加沙医护人员的持续攻击可能是以色列无情行动中最有效的因素，使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无法维持。一旦这场战争结束，幸存的巴勒斯坦人理论上可以在几个月内重建他们被摧毁的家园、学校、企业和医院，但以色列炸弹和子弹所损失的人力资本——被以色列行动杀害和残损的医护人员和教授——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弥补。以色列的行动不仅在身体和心理上给巴勒斯坦人造成了创伤，而且在变成荒地的土地上，巧妙地使他们失去了可以帮助他们治愈和重建生活的资源。
2月15日，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艾格尼丝·卡拉马德（Agnes Callamard）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认为，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反对在联合国停火的呼吁，停止资助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服务。今天在加沙灾难性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中的外交共谋是多年来国际法治和全球人权制度受到侵蚀的顶点。这种瓦解在9·11事件后美国启动 “反恐战争”后真正开始，这是一场将追捕“恐怖分子”的一切都被允许的想法正常化的运动。为了继续在加沙的战争，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从这个框架中借鉴了精神、战略和战术。
这篇题为《加沙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终结》的评论文章写道，去年10月7日之后，西方政府立即谴责哈马斯的罪行，并表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这是对一个亲密盟友人民遭受恐怖袭击的一种可以理解和预见的反应。但是，一旦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导致成千上万平民死亡的事实变得清晰起来，他们就应该改变自己的措辞。各国政府，特别是那些对以色列有影响力的政府，应该毫不含糊地公开谴责以色列的非法行动，呼吁停火，要求归还所有人质，并对双方的战争罪和其他侵权行为负责。
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战争的头两个月里，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加沙的生命损失。它没有谴责以色列无情的轰炸和毁灭性的包围。它没有承认巴以冲突的背景，包括以色列56年的军事占领，而是接受了以色列的反恐框架。
随着战争的继续，拜登政府为以色列的策略辩护。它重复了以色列关于哈马斯暴行的某些未经证实和后来被否认的说法。尽管美国最终在保护巴勒斯坦平民方面变得更加直言不讳，但它拒绝公开支持有助于挽救他们生命的关键步骤。相反，在联合国，美国否决了安理会呼吁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直到去年12月22日，它才以弃权的方式允许安理会通过一项妥协决议，呼吁“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允许安全、不受阻碍地扩大人道主义通道”进入加沙，并“创造持续停止敌对行动的条件”。它从未公开表示愿意停止向以色列转让武器。
在国际法院做出裁决并呼吁采取临时措施的几天内，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取消了对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的资助，该机构为加沙人民提供生命线。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及其对以色列的影响力意味着，华盛顿在改变加沙地面现实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能力阻止其亲密盟友继续犯下暴行。但到目前为止，它选择不这么做。
这种行为模式的代价是巨大的。正如一位七国集团外交官所说，“我们在全球南方的战斗中肯定已经失败了。我们与全球南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忘记规则，忘记世界秩序。他们再也不会听我们的了。”
该文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果断采取行动，对冲突各方所犯的罪行提出起诉。该文还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一个明确规定要废除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使所有人民的安全和权利得到保护的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进程，就不可能解决中东乃至中东以外地区的历史积怨并取得长期和平前景。
这一进程必须立即开始，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历史确实像人们被告知的那样经常重演，那么人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警告。随着国际法的普遍适用可能陷入垂死挣扎，除了野蛮的国家利益和纯粹的贪婪之外，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它，广泛的愤怒可能而且将被许多人利用，准备在更大的全球范围内培育更广泛的不稳定。
金熊与政治：争议中的2024年柏林电影节
第74届柏林电影节已经于2024年2月15日在德国柏林拉开帷幕，并将持续到25日。作为著名的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成立于1951年的柏林电影节较之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有着更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其成立之初，柏林电影节的称呼其实是“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这个有着明显的冷战氛围的名称，昭示着柏林电影节的政治传统。尽管如今的柏林电影节已经由商业公司运作，但近年来依然借由电影维持着对于国际政治气候和军事冲突的关注，也关切种族和性别平权等议题。例如，基里安·墨菲主演的《像这样的小事》（Small Things Like These）就将在本次电影节上迎来全球首映，该片取材于揭露爱尔兰剥削、侵害无数女性的“抹大拉洗衣店”，由此揭露出当地天主教会的腐败和堕落。可以说，一尊金熊奖背后，不仅关乎电影艺术水准的高低和审美旨趣的时代变迁，也关乎种种政治能量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的博弈。
当地时间2024年2月15日，德国，第74届柏林电影节开幕。
本届柏林电影节在政治议题上的争议颇多，甚至在影展尚未开幕时就已经上演了一轮电影人与极右翼之间的政治攻防。根据《好莱坞报道者》等媒体在2月3日的报道，柏林电影节官方拟于本届影展开幕当天邀请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成员布林克（Kristin Brinker）和格拉泽尔（Ronald Gläser）等人出席开幕式，旋即遭到200多名电影从业人员签署联名公开信抵制电影节方面的举措。作为德国政坛的一个新兴政党，AfD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其著名的政策主张包括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反对欧盟，反对接纳难民，同时试图为纳粹历史翻案，有着明显的反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色彩。在回复《好莱坞报道者》时，柏林电影节方面表示，尽管AfD作为一个政党在不少政治主张上都带有反民主的色彩，这同电影节本身的主张相悖，但强调他们邀请的是民选政治家。
抵制AfD出席柏林电影节开幕式的公开信由来自德国、英国、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电影从业者共同签署，他们认为邀请AfD与柏林电影节提倡的包容与同理心等原则相违背，尤其是对于所有参加此次电影节的犹太人、妇女、性少数人群、残疾人等，AfD的出现更像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在公开信的最后，联名者们更呼吁电影节官方“为了所有参展嘉宾的安全和福祉，重新考虑并撤回这些充满挑衅意味且缺乏同理心的邀请。”最终，抗议奏效了；柏林电影节在2月8日对外宣布同意公开信联名人们的请求，不再邀请AfD成员参加此次影展。在官方声明中，柏林电影节方面表示：对一个自由且宽容的社会的承诺，以及反对右翼极端主义，一直是电影节基因中的一部分；并强调，柏林电影节几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民主价值观，反对一切形式的右翼极端主义。
但《名利场》的报道也指出，为邀请AfD成员这一决定而辩护的，正是德国文化部长克劳迪娅·罗特（Claudia Roth），而她与最终决定撤回邀请的影展执行总监里森贝克（Mariette Rissenbeek）和艺术总监沙特里安（Carlo Chatrian）之间也由于影展的人事变动和预算削减等问题而闹僵，最终导致两人双双决定在今年影展结束之后就辞掉柏林电影节的工作。无独有偶，柏林电影节也不是三大电影节中唯一一个因为近年来极右翼政治崛起而饱受困扰的电影节。在意大利，梅洛尼的上台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包括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在内的极右翼政客也出现在了202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而在此次柏林电影节和AfD之间的拉扯，也折射出近来德国政坛和民意的一些风向。尽管AfD依然维持着较高的欢迎度，但针对该党的不满情绪也在蔓延。《好莱坞报道者》就提到，过去数周，数十万德国民众就走上街头，抗议AfD，甚至要求当局以“反民主”为由取缔该党。
围绕AfD的争议并未因为柏林电影节官方宣布撤回邀请而就此终结。就在2月15日的开幕式红毯上，三组抗议活动接踵而至，让本次柏林影展陷入更深的政治漩涡之中。第一批抗议恰恰是柏林电影节官方组织的，为的是强调电影节和相关工作人员对于拒绝邀请AfD成员这一决定的认同。大概50名电影工作者在红毯仪式上举着手机打开手电筒，共同高呼“捍卫民主”的口号，红毯仪式的背景音乐也一度因此事而暂停。而另外两场抗议活动中，也有一场是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名的集体抗议，另外还有一群电影从业者，尤其是底层劳工，为要求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而集体抗议示威。
不少明星在走红毯的时候也亮出了自己鲜明的态度。德国女演员菲林·罗根（Pheline Roggan）就佩戴了一条写着“去你的AfD！”（Fck AfD）的项链；非裔德国模特帕皮斯·洛夫代（Papis Loveday）则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没有种族主义！没有AfD！”另一位德国电影界代表人物、曾两度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的佩措尔德（Christian Petzold）的态度则与上述电影人稍有不同，他不认为拒绝AfD成员出席柏林电影节开幕式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作为本次评审团的成员之一，佩措尔德说：“有五名AfD成员在观众席里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是懦夫；如果你不能忍受观众里有这五个AfD成员，我们将输掉这场（与AfD的）战斗。”的确，电影人对于AfD并非清一色的敌意与拒斥——本届评审团主席露皮塔·尼永奥（Lupita Nyong'o）就表示，自己对于德国的政治生态并不熟悉，因而对于AfD相关议题她并没有回应的义务。
除去AfD引发的争议之外，本届柏林电影节官方也延续了其一贯的政治色彩：肯尼亚裔的尼永奥出任评审团主席就是一大例证。她是继上一届的克里斯汀·斯图尔特之后第二位担任柏林电影节评审团主席的女性，同时也是第一位非裔评审团主席。里森贝克和沙特里安在宣布尼永奥出任评审团主席时就强调，这位演员体现了我们在电影中希望看到的很多特质，她有着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天赋艺能，能很好地在不同的影片中展示自我、打动不同观众，并且在饰演不同角色时也能保有一致的辨识度。实际上，尼永奥不仅是第一次参加柏林电影节，也是第一次参与电影节的评审团工作。第一次上阵就接手柏林电影节评审团主席的重任，她会如何主导各大奖项的归属，的确是一大看点。
在上述争议和话题之外，仍在持续的以色列-哈马斯军事冲突预计也将成为本次柏林电影节的关注焦点。里森贝克和沙特里安都曾表达了借助柏林电影节这个舞台就以哈冲突进行“公开对话”的意图，他们对于德国境内和世界多地出现的“反犹主义和仇视穆斯林的言论”感到忧心。从今年影展的选片来看，不少电影确实也反映了电影节官方支持这种公开对话的决心。例如，入围此次电影节的纪录片《无其之地》（No Other Land）就是关于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暴力，以及一名巴勒斯坦活动家和一名以色列记者之间的友谊。柏林电影节还与社会活动家合作开启一个名为“小空间”（tiny space）的项目。他们在红毯附近设置了一个小型且私密的屋子，在特定时段内，参加此次电影节的人们可以在屋子里讨论以哈冲突的相关议题。但仍然有一些人，不满意德国当局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像加纳导演Ayo Tsalithaba和印度裔美国艺术家Suneil Sanzgiri就选择从电影节上撤回他们的片子，以示抗议。
总体而言，作为国际电影界和文化界每年打头炮的盛事，柏林电影节今年依然踩着政治和艺术的高跷，吸引了不少关注度。在AfD的舆论纷扰之后，接下来将近两周时间里，我们也将看到更多关于各国参展电影的评论，而尼永奥为首的评审团会否给处于微妙转折点中的柏林影展带来新面貌，也值得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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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朱凡。
本期微信编辑：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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