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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东西方将目光不约而同地盯向了海洋。永乐三年( 1405 年)，郑和受命率船队自江苏刘家港出发, 首次下西洋。15世纪下半叶，迪亚士、达·迦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开启了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两者分别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东西方的远洋航海有什么联系吗？
上图_ 郑和下西洋线路图
上图_ 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 即建文帝
  • 政治的动因
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背后有政治的积极推动。明成祖朱棣“篡逆”之后，国家安定，“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另外，他还“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在这种背景下，朱棣在郑和之前，先后派人出使古里、满剌加、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国。他强调：“际天所覆, 极地所载, 莫不归于德化之中。”
此外，追求“无名宝物”和加强对外贸易在无形中坚定了朱棣进行远洋探险的决心。在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下，促成了郑和七下西洋。
上图_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出生于克罗地亚考尔楚拉岛，意大利旅行家、商人
15世纪，欧洲国家资产阶级开始萌芽，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随着经济的进步，西方渴求更多的货币投入生产，以便进行商品增殖。十字军东征和《马可波罗游记》使商人和新兴资产阶段对东方的富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欧洲通往东方的陆路交通被阻断。欧洲在国际上迫切需要开辟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在国内，国家要靠资产阶段投入巨额的金钱，从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资产阶级需要国家维护和拓展其商业版图，达到迅速积累财富的目的。双方觊觎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各取所需，一拍既合。在国内外需求的推动下，西方航海家拉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
上图_ 古代天圆地方之说
  • 地圆说的交集
在世界历史上，地圆说后来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古代的宣夜说主张：“日月众星，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简单而言就是天体在气体中漂浮，这一学说与现代天文学有很多相似之处。
浑天说确定了黄道、赤道、南极和北极的位置，还提出：“天如鸡子, 地如鸡中黄。”元代赵友钦进一步完善了地圆说:“地在天内, 天如鸡子, 地如内黄矣。然天体极圆, 乃取以为譬者, 非取其形之肖, 特以比天包地外而已。”
上图_ 浑天说示意图
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天文学家瞿昙悉达奉敕翻译印度历法《九执历》，其中有“推阿修量法”，阿修量是指太阳在月面所投下地球阴影的半径，由此表明地球是一个球形。此外，元代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向元世祖忽必烈进献了七件西域天文仪器，其中就有地球仪。这些天文成就使地圆说初具雏形，对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定位测向的理论依据。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就提出地圆说。两个世纪后，亚里士多德阐述了“地球”的概念。中世纪后，地圆说受到了宗教的阻挠和挑战。文艺复兴时，随着自然科学的普及，地圆说被社会广泛接受。欧洲航海家开展的地理大发现，实际上就是为地圆说提供有利的现实证据。
上图_ 古代的天文图
  • 航海技术的传承
事实上，航海技术的成熟是远洋航行的关键。郑和下西洋将静态定位和动态导航相结合，开创了15世纪最先进的航海技术。静态定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景定位。以海岸、岛屿为单一参照物，求得船只的相对位置。据“船见大小七山,打水六七托、用坤申及及丁未针,三更,船取滩山。”另外，郑和船队“船平檀头山,东边有江片礁,西方见大佛山,平东西崎。”通过三向交叉定位，确定船队的精确位定置。郑和采用了这种方法确定了孝顺洋到黄山的航线。
另一部分通过牵星板进行专业的天文定位。牵星板“一副十二片, 乌木为之,逢小渐大,大者长七寸余,标为指、二指以至十二指, 俱有细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块,长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三角等定,颠倒相向,盖周髀算尺也。”通过测定星高，“观日月升坠, 以辨东西;星斗高低, 度量远近”，进而确定地理位置。
上图_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2年9月22日—1506年5月20日），意大利探险家、殖民者、航海家
动态导航由测深辨位和针路系统为主。前者是用测深线以及测深锤底部附着的泥沙，推测航道水深，判断航行的转向点。而针路系统根据罗盘的磁力判断航向，以更数标记航程，综合考虑航区中的风速、海水流速等因素，修正实际航迹与计划航程之间的误差，最终“更数起止,计、算无差,必达其所。”
哥伦布沿袭了郑和的航海技术。他将郑和的对景定位法和三向交叉定位法应用于航行。在天文方面，哥伦布将笨重的星盘改进为象限仪，不过在定位精度比郑和的牵星板略逊一筹。哥伦布的创新在于他在第二次航行时发现了地磁偏差，将其用于船只的惯性导航，同时，他利用日食和月食在不同时区的时间差，测算船只的经度。哥伦布的航海知识和经验，助推了地理大发现向纵深发展。
上图_ 郑和航海图
  • 东西文明周期的互逆性
日本学者村山节和浅井降在《东西方文明深思路》一书，揭示了东西方文明存在着互逆性的普遍规律。按照这一规律，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以公元前3600年为起点，欧亚大陆每1600年经历了一次文明更替，东西方明此消彼长，循环往复，呈双螺旋状DNA式结构。

西方文明主要有原始埃及文明(公元前3600年－前2800年)、埃及与爱琴文明(前2000－前1200年)、希腊文明－罗马帝国文明(前400－后400年)、欧洲文明(1200－2000年)等。
与之对应，东方文明有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前2800－前2000年)、古代亚洲文明(前1200 -前400年)、5-13世纪亚洲远东文明和现代亚洲文明( 2000 -2800 年)。
两者交错发展，形成完整的欧亚历史。
上图_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插画
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正处于远东文明没落和欧洲文明崛起的节点。郑和曾预言：“欲国家富强, 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说明他对海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有着清醒的认识。地理大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经贸的交流，催生了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的出现，奠定了欧洲快速繁荣的基础。
郑和下西洋后，明清政府忽视了远洋航海的重要性，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措施，将世界拒之门外。而地理大发现引发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等连锁反应。四百多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崇尚海权的西方战胜了陆权至上的东方，文明重回西方主导的新时代。
参考资料：
【1】 夏劲、陈茜 《中西方两种科学文化背景下的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之比较》
【2】 黄增强 《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之比较研究》
【3】 余中元 《从地理大发现与郑和下西洋看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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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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