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彩礼这点事儿
怎么惊动了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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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实施，自此，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原则、诉讼主体资格等重点难点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指示，具体来说：
  • 明确了彩礼认定范围，即到底什么算彩礼范围之内，什么不算；
  • 细化了彩礼返还原则，即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女方返回彩礼，什么情况下不能；
  • 确定了诉讼主体资格，即要求返回彩礼的人，是男方还是男方的家人。
尽管依然无法囊括所有的纠纷情况，依然需要对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但总的来说，这次新规让彩礼有关的事项，第一次有了法律的定义。
消息一出，很多人拍手称赞，表示彩礼这事儿终于分得清了。
#最高法明确这几类不属于彩礼#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天下苦“彩礼”久矣。
以“彩礼”“返还”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上搜索结果显示:
2014年以来，每年有超过一万件此类判决书公布，当前因彩礼纠纷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数也达11181人。
前几天山西大同阳高“订婚强奸案”的最新进展，就涉及“彩礼返还”问题，男方要求女方要么立刻结婚，要么立即返还彩礼。
而每年春节前后，都是情侣谈彩礼、订婚事的高峰期。许多人因彩礼谈判导致各种纠纷，甚至因彩礼返还问题多次引发恶性刑事案件。
2019年，江西省，25岁的许某，因为未婚妻对已经说好的20万彩礼提出“变卦”，一怒之下捅了未婚妻70多刀。
2017年，河南，陈某为了给孩子准备彩礼钱，背了20多万的债务。结果当晚，新郎新娘因为彩礼产生争执，新郎锤杀了新娘。
2014年，还是江西省，由于女方退婚后12万彩礼只愿退还4万元，愤怒的彭某持刀杀死了女方。
彩礼纠纷已经不只是感情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
多数严重的彩礼纠纷案，都发生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
以曝出过1888万“天价彩礼”的江西为例，一项数据显示，2021年江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到2万元。
动辄二三十万的彩礼，是许多家庭十几年的积蓄，这对本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而言，是个巨大的负担。
因此，最高法的出手，除了直接处理彩礼纠纷，或许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目的，就是通过对高彩礼的限制，缓解当下农村地区青年的婚恋困境。
老实说，今天的恋爱和婚姻已经很自由，可是为啥“彩礼”这种古老的习俗依然牢牢地存在，甚至很多人为此闹得家破人亡呢？
#02
一直被骂
却又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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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到底代表了什么？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
有人说彩礼就是交易，是陋习，是对女性的婚姻歧视；
也有人说，彩礼是一种礼节，是中国婚姻文化传承的礼仪。
听上去都有道理，但似乎又都有些站不住脚。
毕竟，如果彩礼真是值得传承的文化礼仪，为何这些年一直被骂？如果彩礼是旧社会陋习，为何在如今恋爱和婚姻自由的文明社会，依然牢固地存在？
也许，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对错问题。
根据我国史料记载，“彩礼”最早出现在周朝，是男方家庭为了向女方家庭表示缔结婚姻的诚意，在民间也称“聘礼”、“纳彩”。
每个朝代都有，但“彩礼”的内容各有不同。
《中国婚姻史稿》里这样记载：“周时玉帛俪皮；战国以后，始益以金；至汉，则以黄金为主；魏晋南北朝用兽皮，隋唐以降，品物繁多；宋则惟财是重”。
从历史上看，彩礼更多的是心意的象征，而非固定的财富数量。
到了现代，彩礼的内容经历了几次变化，从70年代的手表、自行车，变成了890年代的电视机、冰箱等“四大件”。
而今天，除了电脑、空调等必备的硬件，彩礼的大头，成了数万或数十万的现金。
在我国不同地区，彩礼的数额不同:
有的地区论档次，比如浙江宁波地区，是18.8万、28.8万、58.8万三档。
有的地区论重量，比如山东有地区流行的“三斤三两”，一张百元人民币1.15克，三斤三两就是1650克，大约15万。
还有的地方论女方学历，比如河南吕楼村，本科15万，大专12万，中专10万。
数额上的差异本身没什么问题，但不知从何时起，数额多少开始跟感情好坏挂钩，成了对一段感情的“估值”，甚至某种程度上，彩礼成了一种交易。
浙江某地的一个案例中，女方是远嫁，女方家长觉得女儿以后就是男方家的人了，所以要求30万彩礼，结果男生一听，直接说没钱，要分手。
看到男生的反应，女生也没有挽留。在她看来，钱的数额可以商量，即使少一点她也可以接受，不能接受的是男生冷漠的态度，这说明他根本不爱自己。
可男生觉得恰恰相反，如果女生真的爱自己，怎么会容忍父母开口就要30万，这根本就是“卖女儿”。
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交易”的意味从何时出现没人知道，但如果要说这种理念的形成，离不开长期以来人们看待彩礼的一种普遍心理——
彩礼是对女方的一种补偿。
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曾提出过一个经典理论，叫做“婚姻偿付理论”。
这种理论的根据是基于“生产力”，即女方嫁给男方，女方家庭就少了一个生产力，同时为男方生育后代，增加了男方家庭的生产力，所以男方理应对女方家庭做出补偿。
这种理念很适合我国的传统观念，比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等，因此彩礼作为“补偿”的意味，在我国就更浓了。
近几年“补偿理论”非常流行，尤其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持续类似观点，似乎让很多人找到了支持以及索要彩礼的依据。
但在我看来，这种“补偿”虽然是对女性价值的认可，但只是停留在“生产力”层面的价值，并非是对女性精神层面的尊重。
说白了，这不过是女方家庭对女儿人身权利的让渡，它的本质，依然是对女性的物化。
#03
中国式婚姻
背后的深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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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观察会发现，很多因彩礼导致婚姻破裂的例子，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在彩礼问题的讨论上，双方家庭都深度参与。
2019年，清华大学教授格非在一次讲座中说：“不管中国怎么变化，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乡村社会，基本的乡村伦理价值非常强烈，中国仍然维系在一个几千年的乡村文明的基础之上。”
这种“乡村伦理价值”对婚姻的典型影响，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老话——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
这大概是中国式婚姻独有的特点。
事实上，正是家庭的介入，让一段本该属于男女两人的婚姻，变得充满变数。
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个场景，是男女双方谈论“彩礼”、“习俗”等关于婚姻的事情，通常说的都是“我们那边”、“我家”，而不是“我”。
哪怕很多常年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也会优先考虑家乡习俗而不是自己的想法，又或者他们内心想坚持，实际却无力违背一个地区的习俗文化。
这几乎注定了婚姻在乡土社会中的基本属性——两人家庭的结合凌驾于两人感情之上。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对中国家庭有过一个精准的论述：
“中国的家庭，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组织，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之间只是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谈论婚姻事项，更多的是如何让这个家庭更顺利、高效地组织和运作，而不是爱情。
除了观念问题，家庭对子女婚姻的介入，还有很重要的现实原因。
不管是走入婚姻，还是养育子女，都离不开物质基础，车子、房子，彩礼，每一项都不是小数目。这对于一个25岁左右的适婚男生来说，靠自己的能力很难达到。
所以，除非不结婚，但凡要想结婚，恐怕不得不寻求家庭的帮助。
而事实上，在结婚这件事上，男生和父母几乎是一种双向奔赴，男生解决了资金的困难，父母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只是这也注定了，男生在婚姻谈判上话语权的部分丧失。
“要钱还是要话语权”的问题，当下几乎无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能看到，在婚姻的交涉和安排方面，主角并不是新郎新娘，而是他们背后的家庭。
#04
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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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一直都在反对高价彩礼。
最高法新规里，也重申了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反对。
但一个事实是，彩礼非但一直存在，而且逐年升高。
这是为何？
在我看来，因为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性别失调。
尤其在农村地区，男多女少的局面已经不是一两天。
不妨就以即将到来的春节相亲为例，看看当下农村的婚恋模式。
春节假期最多也就半个月，所有放假回村的单身男女，就要在这个半个月里，进行初步的接触和熟悉。
但你知道一个女生一天要见几次面吗？我们村里我见过最多的一次，是8个。我相信比这多的大有人在。
所以春节相亲，是一件讲究效率的事情。
十几个男的围着一个女的转，说白了就是一场竞争。
样貌、身高、家境，都是男生明面上的资源，没有哪个男的愿意接受高价彩礼，但没办法。
因为对女生来讲，在短暂的时间里建立起感情几乎不可能，两个人了解是有限的。
换句话说，对女生而言，如果都感觉一般，但想找一个试试相处的话，会选哪个？
这时候，明面的条件就显得很重要了。
付得起20万彩礼的男生，大概率会比能付得起10万的更占优势。
你不想出30万，有的是人愿意出30万。女生只要筛选就行了。
除非改变性别失调的现状，让一个地区的适婚男女数量相当，否则不可能把彩礼降下去。
这还只是显性的因素。
隐性的因素，依然是女性在婚姻中的不平等困境。
正如学者陶自祥所说：“高额彩礼给家庭所有成员造成危害最大的对象，应当不是父母、也不是儿子和媳妇，而是嵌在在家庭代内关系中处于最边缘弱势地位、而又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女儿。”
有着“基层女性”代言人之称的博主王慧玲，曾表达过她支持女性索要彩礼的理由。
在她看来，在一个生育只能被动选择的当下，女性无法把生活全都寄希望于男人的良知和责任。如果彩礼真的能为女生所用，哪怕杯水车薪，也是一种基本保障。当然，前提是彩礼给到女方而非女方家里。
到什么时候就可以讨论取消彩礼了？到有一天女性能够真正把生育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当全社会真正认可全职妈妈这份职业，并立法给与母亲生养孩子保障的时候。
王慧玲说:“如果我们走到这个阶段的话，我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彩礼。”
的确，我们必须承认，女性在婚姻中面临着天然的不平等。
事实上，最高法的新规里，也再次明确了这一基本的事实——
女性在婚姻中付出更多。
“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则上彩礼应当予以返还。但亦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该共同生活的事实一方面承载着给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另一方面会对女性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曾经有过妊娠经历或生育子女等情况。”
当然，对女性生育权益的保障，社会应该负起应尽的责任，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转移到家庭上。
我期待那么一天，就像在新规话题的讨论里的一条评论:
“不要什么彩礼和陪嫁，同时什么孩子随父姓、家务观念、生育成本观念都跟上。”
* 部分参考资料：
[1]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2]靳小怡《少难成家、老无所依？性别失衡下的男性婚姻挤压与家庭发展风险》
[3]费孝通《乡土中国》
[4]深燃《因为彩礼谈崩，我分手了》
[5]南风窗《彩礼的存在是结果，而非原因》
[6]凤凰WEEKLY《中国式彩礼，男人拿不出，女人拿不到》
[7]@王慧玲《基层女性的婚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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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笔下长青
主编：左页
图片来源：《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我才不会把女儿交给YouTuber! 》，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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