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法国医生库什纳因目睹尼日利亚的人道灾难，抱持任何人都有权接受人道医疗救援的信念，与一群医生和记者共同创立了“无国界医生”组织。该组织并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今，它的成员遍布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之一。
他们奔赴各种战乱、饥荒、灾难、疫病现场，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为深陷困境的人们提供及时且免费的医疗卫生援助。他们曾在西非经历危险的埃博拉病毒、在孟加拉难民营里昼夜工作、在阿富汗火线下留守医院……因此，无国界医生也被称为 “地狱中的希望”。此次，我们邀请到无国界医生里的三位成员，他们担任的职位各不相同——医生、后勤人员、管理者，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便是“向处境危急的人提供医疗援助，抵御威胁到他们生而为人的事物”。

 黄媛：一股来自非洲的热风 
2014年伊始，西非开始爆发大规模埃博拉病毒疫情，先后波及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美国、西班牙、马里八国，这种无声无息却极其危险的病毒逐渐从边远丛林村庄蔓延至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美国非虚构作家理查德·普莱斯顿曾在《血疫》一书中介绍过这种病毒，在书中，它如同一种致命而危险的“外星病毒”，能够袭击人体内除骨骼肌和骨骼之外的所有器官和组织，从大脑到皮肤的每一个部分，“埃博拉十天内就能完成艾滋病要花十年才能做到的事情”。
此时，黄媛正在塞拉利昂。
一.起始：雨季还没来临
在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之前，黄媛已经在西非工作了三年时间。
2012年，彼时还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黄媛加入海外志愿者组织，申请前往塞拉利昂从事医疗志愿工作。刚刚到达塞拉利昂时，雨季还没来临，弗里敦半岛的白色琵鹭总会警惕地立在沿海沼泽地中，行人经过时，便鼓动着翅膀飞向远方。黄媛怀抱着一种振奋而热切的心情，进入塞拉利昂当地最大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在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也负责相关临床诊疗。
“当时塞拉利昂内战结束刚刚10年，当地社会各个体系百废待兴。政府没有能力把整个医疗体系支撑起来，公立医院与国内相比条件很差，供电不稳定，供水不稳定，药品供应不足，医疗工作人员资质不足，人力也不足……”
据联合国调查数据，塞拉利昂人均日支出不足2美元的人口占74.5%，不足1美元的人口占57%，全国48.9%的人口生活在赤贫状态。全国将近一半的人口都挤在首都弗里敦，行人时常走入汽车道，车与人在一片混乱中缓慢前行，即便是在夜里也如此，因为大部分家庭没有电，人们与其待在黑漆漆的家中，不如在街上游荡，寻找渺茫的工作机会。
医院一旦停电，则会用备用的柴油发电机供电，因为此时如果医生正在进行手术，患者就会面临生命危险。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黄媛完成了一年的志愿者工作，之后她接受法国一家专注于艾滋病治疗机构的任务，留在同一家医院，继续艾滋病项目的相关跟进与推广。
2013年12月，几内亚出现埃博拉病毒零号病人。不久后，一个塞拉利昂人在几内亚美良杜村一户人家做客，主人家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他回到塞拉利昂后去世。塞拉利昂的输入病例开始越来越多，2014年 5月1日，365人因参加一名巫医的葬礼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一场巨大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开始席卷整个西非大地，而此时，黄媛之前的项目合约期已满，她面临着一个艰难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二.爆发：一场残酷的战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描述，埃博拉病毒病的平均致死率是50%。病毒病感染的症状可能突然出现，包括发烧、疲劳、肌肉疼痛、头痛和喉咙痛。然后出现呕吐、腹泻、皮疹、内出血和外出血。
当时，塞拉利昂的状况极为严峻。。凯内马区传出实验室诊断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例。随后，八名护士感染。7月，世界卫生组织培训小组在12天内埋葬了五十多具尸体。8月，塞拉利昂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黄媛选择留下来。
在无国界医生位于布鲁塞尔的办事处接受埃博拉防控的培训后，她进入一家国际慈善机构在塞拉利昂的埃博拉救治中心工作。每天，救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在30多度的高温下穿好防护服，小心而谨慎地对每一个病患开展救治工作。因埃博拉病毒并未有效治愈方法，只能为患者提供支持性及针对并发症的治疗。
最难的地方则是不断地面临着失去。黄媛身边很多熟悉的同行因为埃博拉病毒被夺去了生命，其中有平时查房时常遇见的护士，有不久前还在一起处理病患、交换诊疗意见的同事，有曾经教过的医学生，有在海外接受教育继而回国从事医疗工作的医生……
“我在那里工作了很久，不管是做志愿者也好，做艾滋病项目也好，对很多医生都很熟悉，当时看到很多熟悉的人走了，对我影响非常深。但印象更深的一件事是，我在埃博拉救治中心工作时，好几个当地员工都是埃博拉幸存者，他们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得到救助幸存下来，他们的家人也有因为埃博拉去世的。但病愈之后，人们仍然申请回来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病人。”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一边是恐怖弥散的丛林病毒，一边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他们靠着自身的坚韧与相互的联结坚持下来。无法说清到底是谁战胜了谁，但这其中蕴藏着的惊险、恐惧与人们面临病毒时永不妥协的信念还有医务人员不可估量的巨大付出，让这场疫情最终平息了下来。
在这其中，黄媛接触到了无国界医生在当地的救援过程，对于他们的快速应对与丰富经验印象深刻，并在之后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的前线项目。
三.治愈：“有翅膀的埃博拉”
2015年，黄媛前往斯威士兰，开启了无国界医生在那里的耐药性结核病及艾滋病的治疗与研究。
这是位于非洲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风景壮阔优美，世界第二大岩块西贝贝巨石耸立在首都姆巴巴内旁，苍翠静默，斑马、大象、鳄鱼和犀牛栖息在郁郁葱葱的埃祖尔韦尼谷内，仿佛自然生物的天堂；但同样也在此处，这里曾是全球艾滋病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携带致命病毒。据联合国数据，2023年该国成年人（15-49岁）艾滋病感染率为27.4%，是全球最高水平之一。
耐药性结核病作为艾滋病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也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它被形容为“有翅膀的埃博拉”，因为这两种病原体死亡率相近，但耐药性结核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更容易扩散。
针对耐药性结核病最大的难点是诊疗过程的漫长而复杂，“耐药性结核病无法使用一线用药，所以要用二线药，但当时二线用药并不是新药，需要组合使用。一般最少要5种药物同时用，有些药可能一天吃一次，有的则是一天吃两次，各不相同，每种药还有各自的毒副作用，药物相互之间产生的作用，而且用药至少12-18个月，早期甚至长达24个月，天天都要这么吃，一顿也不能少。这对病人来说是巨大挑战，对于医生来说也是。”
于是，她在这所斯威士兰的山区医院同当地员工一起建立起一项同样漫长却无比耐心的治疗模式——每一位病人除了每个月会回到诊所回访以外，还会有电话随访，定期家访，机构还会向病人提供补助，包含了交通补助、餐饮补助。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心理支持团队，在每次病人随访过程中与其进行沟通，了解他在过去一个月遇到什么问题，无论是治疗上的问题，还是生活上的问题，都会尽可能帮助病人一起解决。
她还记得一位负责翻译斯威士兰语的当地员工，“她不光是做语言上的翻译，也和病人建立了心灵上的沟通”，她对每一位病人如数家珍，记得每个人的回访时间表，帮助护士一起整理资料，为黄媛提供了很多病人的额外资料。
在这个伫立于山坡上的红砖平房诊所里，每一个病人被治愈成功时，全体医护会买来蛋糕、饮料，为他/她举办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让黄媛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位病人病愈后，他从家里种植的牛油果树上摘下了满满一车牛油果，来到医院后给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分了好多绿油油的果子。
这一套针对耐药性结核症的治疗模式而后在斯威士兰以及南非的卫生部门进行分享，并最快在南非得到了全国推广。2016年，无国界医生在斯威士兰的救援项目上为20300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一线抗病毒治疗，为1300人提供结核病治疗，其中310人为耐多药结核病患者。
一年的工作结束后，黄媛回国继续参与了结核病新药方案的推广工作，但她时常也会想起斯威士兰的一条公路，那是她从宿舍开往医院的一条路，它崎岖但也开阔，能看到山区壮阔的自然风光，风从窗外吹来，吹拂着她的脸庞。这如同一个隐喻，她会在这条救援之路上坚定长久地走下去。
 薛广建：当生活里司空见惯的日常变成奢侈 
直到如今，薛广建依然记得那场午夜爆炸的轰鸣声。
2016年5月的一个深夜，他正在阿富汗喀布尔市区内的无国界医生员工宿舍里睡熟，忽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响彻了整个城市，伴随着那声巨响而来的是持续不断地震动，一种低频震动让他所躺的床发生了持续而轻微地晃动，他躺在这阵轰鸣中，切实感觉自己来到了前线。
第二天清晨，他确定了那场爆炸其实离自己的所在地有将近10公里的距离，但有关爆炸、冲突、剧烈的变化仍在眼前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里不断发生。不久前，2015年10月3日，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由无国界医生负责运营的当地创伤医院遭到轰炸，造成了42名医护人员和平民丧生，其中包括3名儿童，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强烈的舆论谴责。
2016年5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286号决议，强烈谴责针对冲突地区医疗设施的攻击。这项决议的出现，在薛广建看来，是国际社会对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回应，而他在这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一.菲律宾：整个海岛上的建筑被夷为平地
2009年，薛广建加入无国界医生香港办公室的行动支援部门。
对于一直热心公益的他来说，加入无国界医生是理所当然，“并没有太多的故事”，而他选择的岗位也与自己沉稳、乐观、处变不惊的个性有着某种契合之处——他负责无国界医生各个项目中的灾情监测与灾后应对。
这项工作不仅要求着细心——要收集和分析全球不同地区的灾害损失与人道需求资讯，还要经验——能够评估疫病、公共卫生、工业及环境等方面爆发灾害的可能性，除此以外，是面临各种变动也能及时调整的灵活与先见——为无国界医生在该地区的救援工作提供具有前瞻性的行动规划与建议。
2013年，超强台风“海燕”席卷菲律宾，造成菲律宾6300人死亡、1062人失踪。在这场巨大的风暴里，薛广建的身影就在其中，而他几乎在灾难降临前就已窥见它的踪迹。
“台风海燕的时候，我正好负责灾情监测，其实我们已经提前好几天就知道即将会有一场超强台风，但当它登录的时候，实际的影响和规模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计，通常在台风过后，会有台风带来的洪水，以及水传播疾病带来的风险，以及治疗外伤、延续慢性病治疗的需求，但这次的台风把海岛上的建筑夷为平地，我们的工作重点便也包括了建一些基础的设施，以便开始救援工作”，薛广建的讲述波澜不惊，但回看当时的新闻报道，倾斜的房屋、泥泞的街道、被掀翻的房顶里露出残破门窗，整个城市像是被风暴拿起剧烈晃动后掷向了远方。
无国界医生的医疗队一直试图关注与解决战乱、灾祸、疫病发生后的紧急救助与治疗，因此，当这个区域局势相对稳定后，他们便会撤出前往下一个地点。薛广建的工作也如此，从2009年开始，缅甸、南苏丹、阿富汗、苏丹……他的足迹踏过了很多个动乱而喧嚣的地方，就像是一张闪着光点的动态地图，为我们揭示了这个世界并不平静，甚至包裹着巨大伤痛、失去与遗憾的面向。
二.南苏丹：把飞机残骸当作游乐场的孩子
加拿大记者丹·波托洛蒂在深入无国界医生后，通过采访全球各地无国界医生中的医生、护士、后勤人员写就了《地狱里的希望》一书，其中一位亲历者的口述让人感受到“在现场”的重量，“从电视上你是闻不到血腥味的，你也闻不到一个逃亡了一整夜的男人身上的汗味，闻不到发生霍乱的难民营里的气味。”
15年的时间里，薛广建一次又一次亲临这些“现场”，那些激烈、刺鼻的气味总是会从临时搭建的医院、混乱不堪的贫民窟、不断呻吟的病人身上散发而出，但每一次，他总是来不及想太多，还有几千个厕所需要尽快筹建、几十吨救济物资需要中转、一整个救援队伍需要安排……更有各种复杂感受在其中交织，有时，是立马迸发的感受，有时，则是经过漫长发酵后才慢慢从心里升腾起来的。
他曾看到过希望，也亲眼目睹了希望的破灭——他曾数次前往南苏丹。第一次去的时候是2011年11月，正值南苏丹宣布独立4个月后，彼时南苏丹首都朱巴在他的印象中还只有两条马路，“整个市区只有从机场到我们办公室是水泥路，一旦出了这个范围，到处都是泥土路，尘土风扬、坑坑洼洼”，困窘的环境抵挡不了当地人对于建设新国家的热情，很多人从美国、肯尼亚、苏丹回来，带着一种强烈的期盼投入到新生活中，他们热烈地和他聊天，畅想着未来的生活，想要在哪定居，子女选择什么专业更好。

2013年，南苏丹经历内战，物价上涨，粮食生产中断，各种问题层数不穷。当他在13、15年再度来到这里时，他发现，人们的讨论不再与未来有关，他们开始担心明天的生活，家人的安危；路过街道，一架被击落的飞机躺在路上，一群孩子把支离破碎的残骸当作游乐场钻来钻去，他们的童年就伴随着这几近残酷的存在度过。
他曾经历过危险，也体验了险情如何变成一种日常——2016年他在阿富汗喀布尔，即使进出自己的办公室，也要每天接受安检。除了办公室，即便是进超市、餐厅，也同样需要面临检查。

在这里，他还听到同事赵一凡医生说起的那件让他们都无法忘却的往事。赵医生曾在昆都士医院被空袭前，救治过一个8、9岁的小女孩。她当时与父亲一起参加婚宴，婚礼现场发生枪战，子弹划开了女孩的腹部。赵医生紧急给她实施了清创、缝合手术，却因当地医疗条件有限，缺乏氨基酸、白蛋白、脂肪乳等在国内最基本的一些静脉营养，孩子只能通过一口口进食补充营养，却又因为肠道再次感染，前后经历了三次手术不幸去世。
这些时刻不断敲击着他们，现实残酷，理想主义在此无法存活。就像《地狱里的希望》里写的，“曾有一两个嬉皮士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我赚够了钱，拥有大房子，生活却一团糟；如果和你们一起出任务，我想我会找到人生意义。’我问他们：‘如果我派你去种族屠杀现场，你会开心点吗？你觉得自己回来后每天早上会对着太阳微笑吗？你以为那是幸福的秘诀吗？一九九四年我们派去卢旺达的驻地人员，到现在还是要每周看一次精神科医生。’”
三.加沙：医院接收的死者比伤者还要多
他依然没有停下来。
近来，引来全球各地人们关注的加沙，成为牵动薛广建全部心绪的地点。每一天，他会不断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当地的信息，前方传来的消息被他称为“前所未有的状况”。
“现在的加沙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以100%正常运作的医院，要么就是医疗物资不足，要么就是工作人员不够，要么是供电不行，要么是供水不行，这种情况在此前从来没有见过。从前在其他地方，由冲突带来的影响是有限的，而这次，它影响的是全境所有人。”
无国界医生在各地项目的人员基本由10%的国际员工与90%的本地员工组成，而加沙无比混乱的状况，让所有人正常的生活秩序被全部打乱。当地的员工除去本职工作外，自己家庭的安危、下班后是否还有食物可吃、是否还有足够的健康饮用水能喝，这些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的细节在那里变成一种奢侈。
由封锁带来了物资缺乏，导致当地医疗缺口巨大到几乎“不知道从何说起”，医院接收的死者比伤者还要多，死伤的大多都是儿童，这其中包括没有麻醉药却要面临着截肢的9岁小男孩，坐在他旁边一边哭一边马上就要做手术的姐姐，抱着孩子哭泣的绝望母亲，身上缠满绷带眼神呆滞的少女……
就在无国界医生的公共平台上，一位化名为阿巴斯的“加沙工人”在采访里说到，“在加沙，轰炸持续不断，为了一旦不幸死去还能被辨识，在身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手上、手臂上、腿或脖子上。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在自己身上写了名字，但她没有办法在最小的孩子身上写名字。这太痛苦了。”
工作不能停止，也无法停止。
约旦河西岸卢布鲁斯建起的心理支持部门，让战争中备受创伤的平民可以围坐成一圈，以团体治疗的方式获得来自身边人的安慰与鼓励，无国界医生在这里开展的一项超过20年的心理健康计划一直持续，据统计，截止2023年11月，该计划下的心理学家已提供超过2600次问诊；一个月前从拉法口岸通过的26吨救援物资，可供做800台手术，正源源不断地输出到前线，为那些遭受袭击的平民带去援助。
对于自己，薛广建不愿多谈。他只希望能够通过这份工作给世界带来一些改变，那些改变不管庞大或微小，他都想投入进去，为那些我们看得到、看不到却一直与我们共处于同一星球的人们，带来生的希望。
 张凯淇：梦想中的林荫道与永不言弃的救援 
2021年3月22日，孟加拉国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难民营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火灾。
火灾中，一万多个避难所被毁，至少15人死亡，560人受伤，400人失踪，4.5万人无家可归。在这场滔天大火里，无国界医生位于此处的诊所同样被毁，诊所的四周，是员工们曾在那里种下的一些绿植，有木瓜、芒果，还有张凯淇种在那里的一棵松树。
“如果没有这场大火，再过十年，也许不用十年，那里会变成一条两旁都长满松树的林荫道”。又岂止是松树，岂止是一条林荫道？这背后潜藏着的巨大失落是无法言说的，我们无法看到那条梦想中幽静的林荫道再现，但很快，位于孟加拉国的无国界医生迅速将诊室搬到了附近的帐篷，开始了新一轮的救治与援助。
一.孟加拉国：每平方公里住着40000到70000人
张凯淇第一次向无国界医生投递简历时，他已经在国内最大的一家通信企业工作有5年之久。在此之前，他一直关注着无国界医生的相关讯息，书架上放着来自无国界医生团队撰写的《无国界医生手记》，定期通过各种途径向无国界医生捐款，5年多的海外出差也让他练就了足以和他人畅通交流的英语口语能力。
“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你一直想着这些事情，当有了这样一个契机，我就顺理成章去申请，想要去体验一下到底是什么样”，而之后种种体验，让他意识到，“不管你做了多少准备，了解多少东西，当到了那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一切完全不一样。”
首先是屋。
当他在2019年11月第一次到达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时，一片片由竹篾、防雨布搭建的窝棚密密麻麻地挨在一起，一排又一排几乎没有尽头，宽的地方可供一辆车经过，窄的地方则连通过一个人都困难，难民营里无数羊肠小道纠缠在一起，头顶是窝棚上伸出的屋檐遮盖着天，脚底是各种烂泥碎瓦铺就的地，而大多数由竹子搭建的房子里家徒四壁，里面仅有一个煤气罐和灶台，一口锅、几只碗和一只水桶。
其次是人。
在这个世界最大的难民营中，每平方公里住着40000到70000人，这个密度是钻石公主号游轮上人口密度的2倍，。老人、妇女、孩子蜗居在仅有几平米的狭窄空间内，毫无隐私可言；在路上，常能见到半人高的孩子，耗尽全力拖着几乎和他们一般高的煤气罐、水桶摇摇晃晃朝“家”的方向走去……
就在这个地方，生活着将近90万罗兴亚人，他们在孟加拉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更不要谈及医疗、教育相关福祉，一切的生活都依赖人道援助。暴力、饥饿、病毒，各种各样的危机就像伺机而动的猛兽，这并非譬喻，而是现实。在科克斯巴扎尔区四周的野林里，确实生活着数百头野象，它们曾穿越森林，闯入难民营，将脆弱的棚屋撞到，踏死数个难民，撕碎生活在这里的人最后一丝希望。
刚刚来到这里的张凯淇担任着后勤经理的职位，每天早上7点起床，在办公室和同事简单沟通后，8:30坐上班车进入难民营。一天工作开始后，各种各样的电话就会拨进来，“这边房子漏水了”、“凯淇，制氧机不工作了”、“嗨，我的电脑出问题了”……
最大的问题是网络。起初，难民营里的诊所完全没有网，从办公室到营地之间的通勤时间要40分钟，遇上雨季，则要走将近一个半小时，所有人每天早上到达营地诊所后，下午3点又不得不返回办公室，继续收发邮件，保持与外界的沟通。
张凯淇找到了当地运营商，要求开通网络，付款、采购、等待，最终，在他离开前的一两天，终于拉通了一条光纤，让难民营里无国界医生诊所通了网。就在此时，一年后的那场大火还未到来，人们依然充满希望。
二.塞拉利昂：跳舞的人与大米危机
留在张凯淇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依然是初到孟加拉时，难民营里人们脸上的表情，那是一种没有表情的表情，脸上不会浮现任何情绪。
“你看不见他们对你有什么想法，看不出他们是否对你好奇，还是想从你身上获得点什么东西，他们不会和你沟通，也不说任何话，只是直勾勾地看着你，我在当时有一种感觉，觉得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
与此产生强烈对比的是之后的一个项目，位于西非大西洋岸的塞拉利昂，在2020年年底，张凯淇到达这个国家。这里是全球母婴死亡率最高的地方之一，每年有超过 1360 名产妇在分娩时或分娩后短时间内死亡。他清楚地记得医院的床位共有106张，这106张床位在他刚来时还有一半空位，等到他离开时，几乎全部住满了。
他记得人们会在住院间隙唱歌跳舞。院内员工为了倡导母乳喂养，还专门编了一首歌，带领大家在开饭前一起唱。国际员工里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女士会拉手风琴，在工作闲暇时间，她时常会带着琴拉给病人们听，而那些能歌善舞的当地人，会在悠扬琴声里抱着孩子一起跳起来。
当然并非全都是欢乐。
塞拉利昂天气炎热，几乎每天都是被热醒的。员工宿舍里没有空调，每天起来时，人形的汗渍会完完整整印在床单上。当时医院遭遇了一次大米危机，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医院里的大米最多只能再吃三天。
当时正值周末，后勤团队里，负责供应的主管和经理被召唤而来，张凯淇带领团队寻找并拜访供应商，几家比价，购买大米，紧急运输，最终在周末结束之前，解决了这次危机。他还为之后可能会存在的相关风险做了紧急预案，所有的米蛋油肉应提前额外预备多少，怎样去循环，出现问题又要怎么应对，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得马虎。
他逐渐意识到做后勤最重要的不是专业性知识，而是常识。无论涉及建筑、水电、网络的相关知识，抑或是团队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涉及到生活方方面面的常识网络正被逐渐搭建并联通，以便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有任何需求，呼唤一声“凯淇”，他都能随时扑过去解决。
三.基里巴斯：太阳升起时最先照耀的地方
2023年2月，张凯淇再次启程，去往赤道与国际日期变更线交汇的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这个岛屿国家共有33个岛屿组成，群岛之间距离遥远，东西跨度约3870公里，南北跨度则有2050公里。
这样的距离意味着岛上物流条件极为严峻。出发前，张凯淇按照需求，在中国预定了一整个集装箱的产床、病床与床垫，随着发货时间同步出发。到达基里巴斯后，本来以为几个工作日就能完成的清关工作却足足等了将近一个月。
“船到了之后，几乎每天都要去沟通，不断地去找货物代理询问，今天在走这个流程，明天在走那个流程，在国内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在这里就需要无限的耐心。很多事情不能立马要求成果，只能接受。”
流程走完后，船只从首都将货物运往外岛，张凯淇则需要转乘小飞机先一步到外岛，准备好接船，再将那些床一个个安装起来。除此以外，还有停电、断网等各种问题需要处理，这些看起来无比基础的工作，在这个平均海拔只有2米，土地皆由珊瑚礁、珊瑚岩和砂石组成的海岛上，显得更加困难。
尽管现实条件十分严峻，但作为唯一一个跨越赤道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这里是太阳最先照耀的地方，也是全球最早起床的国家，人们将它称为“世界的尽头”。在这里，张凯淇并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过于浪漫主义的美景或叙述中，每一天，他都有无数工作需要张罗，待办事项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
但他一直没有忘记一个同事，那是他在塞拉利昂遇见的一位机械师，他当时已经74岁，是他在无国界医生团队里遇见的年龄最大的同事，他每天和同事一起爬上爬下，拆卸、检修车辆，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与耐心。在他的身上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仿佛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总有办法解决。
这也正是张凯淇作为无国界医生成员之一穿梭于不同国家与地区时的某种写照，他在交谈中极为礼貌，总会第一时间为他人考虑，这份工作在他身上留下了耐心、周到与热情，而他也将带着这样的美好品质，前往下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
监制：佟宇
策划：李祺
制片、统筹：于妙妙
采访、撰文：明星辰
插画：橘盐Yann
设计：郑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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