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思想动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泰勒·斯威夫特、阴谋论与流行文化战争，以及关于“积极心态是否已经过时”的讨论。
文｜
龚思量，贾敏



泰勒·斯威夫特、阴谋论与流行文化战争

作为二十一世纪流行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毋庸置疑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在过去的2023年，她完成了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音乐巡演，并与美式橄榄球运动员特拉维斯·凯尔斯交往，时代杂志将她评为年度人物。她的一言一行引领着流行文化圈的风向。


然而，伴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一场由美国极右翼发起的、针对斯威夫特的战争正式打响。据《纽约时报》报道，在特朗普支持者“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的队伍中，关于斯威夫特的阴谋论可谓层出不穷——包括将斯威夫特称作五角大楼的秘密特工；暗示她正在巩固自己的粉丝基础，为支持拜登总统连任做准备；在缺少根据的情况下指责她和凯尔斯在扮演情侣，并指控这对假情侣的行为是在为美国橄榄球大联盟（NFL）、新冠疫苗以及民主党背书。


当地时间2024年1月28日，美国巴尔的摩，泰勒·斯威夫特观看橄榄球比赛为男友助威。
在众多的阴谋论中，有一些声音格外突出。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杰西·沃特斯（Jesse Watters）在节目中声称泰勒·斯威夫特是五角大楼资产。此外，多名
特朗普
的支持者暗示，斯威夫特决心从“真正的美国人”手中夺走“超级碗”庆典这一伟大的“公民宗教仪式”。


此前宣布退选，并高调支持
特朗普
的印度裔候选人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在社交媒体上说，“我想知道下个月谁会赢得超级碗。我想知道，今年秋天是否会有一对在文化上受到支持的夫妇为总统做重要代言。”支持
特朗普
的广播员迈克·克里斯皮（Mike Crispi）则声称NFL遭到了“操纵”，目的是传播“民主党的宣传”。他说：“现在就可以预见： 堪萨斯城酋长队（即凯尔斯所在的球队）获胜，进入超级碗，斯威夫特在中场秀出场，并在中场与凯尔斯一起为拜登‘代言'。”


为什么极右翼人士会对这位明星如此愤怒？这或许与斯威夫特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潜在的政治影响力有关。2023年9月，斯威夫特敦促自己的粉丝在Instagram上注册投票，在线机构Vote.org报告称，作为回应，注册人数激增至3.5万人。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称赞她“非常强大”。随后，《时代》杂志在12月将她评为年度人物，掀起了又一轮MAGA愤怒。据《滚石》杂志报道，
特朗普
及其团队认为这项荣誉应该属于
特朗普
。


究其根本，
特朗普
团队认为拜登极有可能在本次竞选中获得斯威夫特的支持，而这将对
特朗普
造成不利。事实上，早在2018年，斯威夫特在田纳西州支持了两位民主党人：前州长菲尔·布莱德森（Phil Bredesen）和众议院议员吉姆·库珀（Jim Cooper）。前者当时正在竞选参议员，对手是众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斯威夫特在社交媒体呼吁为LGBTQ群体争取权利，并表示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依旧普遍存在。对此，
特朗普
以公开支持布莱克本作为回应：“我确信泰勒·斯威夫特对她一无所知”，并表示自己“对泰勒的音乐好感度降低了25%”。时间转移到2020年，斯威夫特批评
特朗普
对新冠大流行的应对措施是将几百万美国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并公开支持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在政治因素之外，斯威夫特与橄榄球运动员凯尔斯的交往也引发了部分极右翼人士的不满。尽管NFL的球迷群体庞大而多元化，但其中也不乏极度保守主义者，他们对凯尔斯宣传辉瑞新冠疫苗大为不满。部分人士认为两位明星的恋爱对传统的性别范式造成了冲击。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女明星、成功的企业家，将一个成功的橄榄球运动员提升到新的人气高度。这种针对“单身女性”发动文化战争的痴迷，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当时“新女性”和摩登女郎被嘲笑为邪恶的性放纵和文明衰落的化身。


那么，泰勒·斯威夫特会更积极地投身于本次竞选，并造成更大的影响吗？在《美国政治新闻》的专访中，目前正在教授一门名为“泰勒·斯威夫特的社会学”的热门大学课程的堪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布莱恩·多诺万（Brain Donvan）表示，他不认为斯威夫特会以一种真正积极的方式投身政治。斯威夫特将会支持拜登，甚至可能会参加一两次竞选活动，但她并不会说政治和激进主义的语言。此外，考虑到目前美国政治暴力加剧、政治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仅仅从纯粹的安全角度来看，对于这位明星而言，在政治问题上更加直言不讳未必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泰勒·斯威夫特的忠实支持者中的大多数无论如何都会投票给拜登。回顾2018年，斯威夫特支持的布莱德森最终还是输给了布莱克本，我们当然应该承认她的影响力，但这种推动是有限的。或许斯威夫特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发起成功的投票动员，为拜登争取选票。


多诺万同时指出，极右翼针对斯威夫特发起的“圣战”绝对是错误的策略——目前网络上对于她的疯狂攻击将疏远女性选民，考虑到斯威夫特的亲和力与并不激进的政治主张，许多女性（包括非粉丝）都能够与之产生共鸣，而对于这位明星的攻击无疑将影响女性选民的投票选择。另外，斯威夫特与年轻女性之间有着独特的联系，其粉丝群体可以说是目前美国最具沉浸感和激情的粉丝群体。激怒该群体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她们可以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任何人都不应该惹怒她们。


在政治分歧不断夸大、各种真假信息掺杂的美国社会，政治参与显得格外复杂，却又无处不在。就像多诺万指出的那样：身处现在的美国社会，人们做出的每一个消费和娱乐选择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一个人喝什么啤酒，去哪里购物——所有这些微小的决定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政治话语的一部分，这让人筋疲力尽。但这也是一种安慰。这代表了名人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关联性——我们想知道那些自己花费时间和金钱在他们身上的明星们，是否和我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


积极心态过时了吗

澳大利亚独立媒体《对话》（the Conversation）近日刊文剖析了一档名为“我受够了（I've Had It）”的美国搞笑播客节目走红的原因。文章指出，抱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不快确实有净化心灵的作用，这档节目的流行标志着从“有毒的积极心态（toxic positivity）”到“享受小肚鸡肠（indulgent pettiness）”的文化转向，但从积极乐观转向对抱怨的全面接受也并非没有风险。

播客节目“我受够了（I've Had It）”
“我受够了”由詹妮弗·韦尔奇（Jennifer Welch）和安琪·沙利文（Angie“Pumps”Sullivan）主持，她们笑称节目的目标是对抱怨进行细分，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妥帖。她们的抱怨的对象包括普通的事物（无线吸尘器、飞机降落时鼓掌的人、冗长的Instagram说明），也包括政治议题（教育系统现状），甚至还包含一些令人瞠目的内容，比如“孕妇”。自2022年上线以来，这档节目登顶了苹果博客榜单，多次在TikTok和X平台上疯传，主持人曾登上《今日秀》等知名节目。


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是弗林德斯大学的学者玛丽娜·戴勒（Marina Deller），她指出，人类作为具有社群意识的生物非常需要归属感，因此常常模仿他人，包括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的措辞、语气和情感表达方式。在过去的几年间，处于社交媒体焦点的是一种超积极心态，有人认为这种“报喜不报忧（good vibes only）”的趋势与大流行以及人们在消化现实困境时希望能够回避痛苦感受的渴望有关。但持续传达快乐情绪是不可能的，研究显示，预先规定的积极态度让我们无法恰当地处理负面情绪，当人们因为感到不开心而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在情绪中挣扎或是逃避情绪时，这种态度的结果适得其反。


如今，随着这种有毒的积极心态被命名、被批评，人们开始寻求情感上更细腻的媒介。“我受够了”的主播们就属于这一波新的内容创作者，她们可以被称作“情感博主”，为接受甚至鼓励抱怨的新媒体生态贡献着力量。通过用语言反击负面经历，我们会体验到愉悦的情绪。抱怨能带来宣泄感，减少压力，并（像八卦一样）让我们感到和他人亲密。抱怨的这一社群面向恰好适合于播客这种通过分享高度个人化的故事来培养亲密感的媒介形式。听像朋友一般的、彼此本来就是朋友的主播一起聊天欢笑让我们觉得得到了社交满足，就像和真正的朋友视频或发信息聊天一样。在“我受够了”中，主播们就是以经过精心设计的有助于和听众建立情感纽带的方式分享自己的个人抱怨和故事。粉丝们可以通过语音留言、评论和当嘉宾的方式参与节目。如此种种都让人感觉真的可能和主播们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节目的推广标语是“让你的拟社交友谊变得真实”。


抱怨能让人们靠近，也能让人们疏远。不可否认的是，詹妮弗·韦尔奇和安琪·沙利文是两位富裕且人脉广泛的女性，她们利用自己的特权建立了一个关于抱怨的平台。同时，她们也夸大了自己的线上人格，詹妮弗承认“我不像在播客中表现得那样冷酷无情”。就像预先规定的积极态度一旦排斥了其他情绪就会变得有毒一样，过分强调不满也会滋长负面情绪，或者导向消极对抗和非直接的交流方式，让我们变得不讨人喜欢，疏远所爱之人，恶化我们的心理健康。


一些评论者批评“我受够了”鼓吹负面情绪，两位主播把这些评论作为素材，她们一边把这些恶评读出来，一边加倍抱怨和大笑，以这种方式巧妙地化解了批评。最终，她们承认小肚鸡肠有些“傻气”但也有其欢乐和魅力。


研究显示，快乐的人也可以爱抱怨，只要能够很好地把握心态并知道适可而止。文章最后，戴勒与像她一样时不时爱发点牢骚又想要平衡情绪和维护关系的读者分享了几条专家建议：需要分清楚用来发泄怒气的“表达性抱怨”和想要借以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性抱怨”；谈论某件事情带给你的感受，这样他人就能够与你共情；在大发牢骚之前，征得所爱之人的同意。


另一则关于积极心态的评论来自《卫报》，在这篇题为“年轻女性正在抛弃‘爱自己身体（body positivity）’，是时候停止外貌沉迷了”的文章中，作者索亚·帕特尔（Zoya Patel）指出，所有的“身体自爱运动”仍然将对话集中在我们的外貌之上，因而只是强化了外貌的重要性。


近期，社交媒体上兴起了一股发素颜视频的风潮，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例如这次活动的发起平台Tiktok上，一条28岁女性的素颜视频收到了15000条评论，其中三分之一在批评这个女性晒伤的皮肤和脸上的皱纹，剩下三分之二在抨击这些批评。事实上，这并不是女性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们第一次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对抗美容业及其影响，2014年，Instagram也曾掀起“素颜自拍（NoMakeupSelfie）”风潮，很多女性分享了自己不化妆的照片来“颂扬自然美”。


“爱自己身体运动”发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肥胖者权力运动”。帕特尔于是发问，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这个运动没有效果？为什么年轻女性没有对美容业及其施加给我们的，要保持苗条、优雅、美丽，不能有任何晒斑、皱纹和瑕疵的压力置之不理？情况恰恰相反，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在2023 年的报告中指出，四分之三的整形外科医师发现，30岁以下接受整形美容的顾客人数激增，其中最受欢迎项目是唇部填充和肉毒杆菌注射。


帕特尔认为，这些旨在提高年轻一代对自我身体的接受度的正向运动之所以没有奏效，是因为它们仍然将话题聚焦在我们的外表之上。现实情况是，接受自我身体的旅程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因此女性主义信息、好的榜样或是媒体呈现的多样性都无法抵消社会对于某种特定美感的痴迷（这种痴迷每五年左右会随新风潮变化）。只要我们愿意通过消费来消除不安全感，美容业就会向我们兜售商品。


帕特尔写道，“作为女性，我们终其一生都徘徊在自我厌憎和不安全感的荒野之中，途中经过美容业制造出的海市蜃楼——更细的大腿、更光滑的前额或丰盈度恰到好处的嘴唇。”最终，随着衰老发生，我们要么抵达彼岸的绿洲，真正不再在乎容貌，转而关注身体的其他用处，要么沉溺于幻象之中，试图抓住如烟飘散的青春之泉。而积极对待自己的身体和女性主义的其他建议一样，只能供我们思考，真正做出选择的只能是每个女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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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龚思量。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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