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dlsdyc

2024年的大选可能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一次大选，一方面，伴随着社会分裂与极化趋势的不可挽回，党争已经变成美国政治生活的绝对核心，同时两党都面临着非建制化的冲击。另一方面，明年谁能胜出，在相当程度上会决定美国接下来四年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应付自身霸权秩序遇到的冲击，可以说未来四年不管对美国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都会是后冷战时代最为关键的四年。

在这层意义上，美国两党之争早已不是美国内部的事情，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许多事，各国民众遭遇的许多问题，都与两党之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比如，当下正在经历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巴勒斯坦难民，正因为大选年党争的进一步加剧而陷入更残酷的困境中。

近东救济处为何突然被民主党抛弃？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斗极大加重了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负担。从以色列的立场看，在哈马斯全部交换人质之前停止战斗是任何以色列政客都无法承担的责任。这也是为何以色列相当多数的左翼也承认必须战斗下去，迫使哈马斯交换所有人质。

以哈马斯的立场看，人质是它在本次争斗中所握有的最重要的筹码。哈马斯和以色列不对称的体量意味哈马斯必然需要从人质交易中尽可能获取溢价，并且保持自己对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在新一轮谈判中，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初始谈判诉求是一个参照。以色列以两个月停火换取全部人质，哈马斯则要求彻底停火换取全部人质。

出人意料的是，从前几天开始，西方互联网媒体开始逐渐曝光了这样一件事情，即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UNRWA（简称近东救济处）的雇员参与了10月7日的哈马斯袭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贯饱受官僚主义指责的近东救济处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高效率，负责人在事情发酵48小时内就宣布开除涉事员工，承诺进行独立调查。拜登政府更是迅速暂停了对近东救济处的援助，要求机构进行彻底改革。随后大量西方国家跟随美国的脚步宣布暂停援助。

考虑到近东救济处绝大部分资金是由西方国家提供，它已经事实上陷入资金枯竭的危机中。国内亲巴勒斯坦的民众指责西方在巴以问题上拉偏架，置加沙地区民众的安危于不顾；国内亲西方的自由派则反过来强调西方才为巴勒斯坦提供了货真价实的援助。

与意识形态分子想象中的纯洁政治不同，现实政治很难呈现出非黑即白的特征。上述争议与近东救济处自身的处境密切相关。为了更好地阐释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回溯这一机构的历史。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在宣告以色列国成立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即巴勒斯坦难民的安置问题。最终，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赞成下，近东救济处作为一个临时机构被承认。该机构的终极目的在于将难民从救济中解救出来，帮助他们能够恢复正常生活。（直到今日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小额贷款依旧是近东救济处的一项重要功能）

巴以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联合国的预期。在美苏联手摧毁英法殖民体系之后，阿拉伯国家逐渐从英法倒向了苏联。巴以问题成为美苏在中东博弈的核心问题，数次中东战争是这种博弈的直接结果。每一次战争都催生出新的巴勒斯坦难民。

1967年的战争还产生了一个棘手问题。根据近东救济处的初始定义，巴勒斯坦难民是指“1946年6月1日至1948年5月15日期间经常居住在巴勒斯坦，并因1948年冲突而失去家园和生计的人”。新的战争所产生的难民显然不符合条件。但事实上，这些人会继续涌入近东救济处设立的难民营寻求安置。联合国也通过打补丁的方式解决潜在的法律困境。自1991年以来，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通过一项决议，允许近东救济处在任务范围内收容1967名难民。

由于近东救济处在技术上始终是一个临时性机构（每三年需要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延长），它绝大部分的预算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援助。以2022年为例，近东救济处在联合国的预算和补助中总共获得了四千多万美元，该机构2022年收到的捐助总额为11.7亿美元。其中美国、欧盟和德国承担了一半以上的援助。

以色列被视为西方阵营的一部分，但在近东救济处的问题上与西方世界的很多观点不一致。它认为，近东救济处理论上是一个中立性的临时援助组织，在事实上却经常表现出高度的亲巴勒斯坦倾向。尤其是考虑到近东救济处三万名雇员中99%是巴勒斯坦本地人的情况，这种偏好性就变得更为明显。

以色列多年来一直指控近东救济处下属的学校系统性教授反犹主义内容只是问题一隅。根据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调查，近东救济处加沙地区的雇员中50%的人的近亲属与哈马斯有联系；10%的雇员直接与哈马斯有关系；其中190人可能直接是哈马斯的成员。近东救济处雇员参与哈马斯的袭击毫不令人意外，之前没有官方公开提及近东救济处与哈马斯的关系，更多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面子游戏。

不上秤没四两，上秤了有千斤

长期台面下心照不宣的问题突然曝光就成为必须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哈马斯是西方多国政府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另一方面，10月7日的袭击带有恐怖主义倾向是西方普遍公认的。随着媒体消息的不断透露，西方政府一个接一个宣布暂停援助就是典型的切割表现。考虑到以色列长期呼吁废除近东救济处的情况，不少人认为这是以色列对西方进步派集团的一次胜利。

然而，事情真的只是这样么？

在事情发酵后不久，以色列最大的媒体《以色列时报》向以色列总理府采访。然而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近东救济工程处目前是在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和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最主要作用的国际组织，由于目前别无选择，以色列不会推动关闭近东救济工程处。”

以色列的说法不一定是无稽之谈。去年年底以色列外交部的报告也承认“美国认为UNRWA是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努力的积极参与者”，以色列无意在战争时期废除近东救济处。以色列的政策是在战后逐步取消近东救济处这一畸形组织，重新将权力交还联合国难民署负责。

事实上，以色列自己也向近东救济处捐赠过包括面粉在内的各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甚至有匿名外交人士向《以色列时报》表示，以色列的报告在三个礼拜前就已经通过非公开的方式传达给拜登政府，他们也不清楚近东救济处为何以近乎自灭的方式突然引爆问题。

这些证据无法形成100%明确的证据链，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合理怀疑以色列缺乏在战争期间直接废除近东救济处的动机。以下的部分只能依靠并不充分并且可能永远无法充分的证据进行推断。

1月28日，以色列媒体Hayom的匿名采访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以色列官员表示拜登政府早已知道这一问题。“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将于周二就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行为举行听证会，届时可能会曝光有关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更多令人尴尬的信息。他们说，这可能导致政府先发制人地宣布暂停向该机构提供援助。”

事后，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确实于1月30日召开听证会讨论了这一问题。换句话说，近东救济处争议的背后依旧是驴象两党的斗争。

以色列的解释具有相当的可信性。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的本土保守派长期以来一直对近东救济处高度不满，他们指出近东救济处充斥着各种联合国官僚主义问题，这最重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机构腐败。

众所周知，联合国的系统性腐败是本土保守派一直攻击的目标，也是长期存在的事实。联合国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也承认普遍情况的存在，也设立了包括内部监督机构在内的一系列举措试图解决问题。至于有没有真的解决问题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近东救济处显然是联合国官僚主义迷宫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就因为对近东救济处的道德调查报告结果在2019年暂停了对近东救济处的援助。该调查报告指出近东救济处核心圈层存在普遍的滥用职权、腐败以及不正当性关系。此事以一贯的联合国风格结束：当事人宣布辞职，之后的内部调查草草了结；没有人会去真的关心援助款究竟是否用到位。

第二是背离初衷。正如上文所言，近东救济处对难民的初始定义是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期产生的难民。绝大多数难民已经去世；即便这名难民在1948年出生，也已经七十多岁。这一机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临时性使命。然而在官僚机构自我膨胀的趋势下，近东救济处不但背离自己的初衷，反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将自己演变为一个雇员超过三万人的庞大官僚组织，是联合国内最大的机构（其中绝大部分雇员集中在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考虑到加沙地区总人口数也就两百多万，这一比例确实不低。

近东救济处的“血统原则”是保守派攻击的重点。它规定，“巴勒斯坦难民和巴勒斯坦难民男性的后代，包括合法收养的儿童，都有资格注册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服务。”不精确地说，这条规则意味只要你祖先是巴勒斯坦难民，你就可以申请巴勒斯坦难民资格。（这不得不令笔者想起互联网上流行的“一滴血原则”笑话）

在保守派眼中，这约等于巴勒斯坦难民将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近东救济处也将随之万世不易。保守派也发出了灵魂质问，近东救济处究竟是在解决难民问题，还是在“挟寇自重”？

驴象党争的涟漪，加沙难民的风暴

2016年难民危机之后，难民问题已经成为政治上非常热门的话题。以美国优先为主导政策，在2016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对近东救济处这种“领民主党狗粮”的机构显然缺乏好感。他经常批评这一组织腐败无能并且过时。特朗普政府更是在2018年直接终止了对这一组织的援助，并引发了西方主流舆论对他的批评。2021年4月，拜登政府在上台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宣布恢复对近东救济处的援助。

拜登政府在提前收到报告的情况下正面临如下几个局面。

其一，两个礼拜前（1月16日）右翼媒体《纽约邮报》报道众议院共和党人要求近东救济处负责人接受国会听证，虽然表面上是关于资金流向的听证会，拜登政府有理由怀疑由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可能知晓了这份报告，并且打算在最近（1月30日）召开公开听证会。

其二，拜登政府正在因为难民问题焦头烂额。一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和德州政府因为南部边境难民危机剑拔弩张；另一方面，参议院正在谈判的两党边境安全协议正在遭受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越来越多的反对。

其三，特朗普和拜登二番战的局面基本明朗。特朗普在任期内长期批评和坚定关闭这一组织的情况导致他和近东救济处几乎不存在利益关联和政治责任。拜登政府一上台就恢复援助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视为对近东救济处的认可和政治背书。近东救济处与哈马斯的关系是长期心照不宣的事实，但直接在听证会公开曝光对中立选民可能会产生潜在负面影响；也会成为特朗普攻击拜登的有力素材。

在这一系列局面下，拜登政府确实有强烈动机将近东救济处的问题提前拆弹。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在一个礼拜前（1月26日）突然宣布，根据以色列的报告认为近东救济处雇员参与到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要求彻查，随后宣布暂停援助，完成切割；

另一方面，以腐败迟缓著称的联合国机构近东救济处展现出无以伦比的高效率，在当日就开除了涉事员工。近东救济处负责人拉扎里尼表示，由于以色列分享的报告，“为了保护该机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我决定立即终止这些工作人员的合同，并立即展开调查，以查明真相。”

以色列人则摸不着头脑地表示，“仍在试图弄清楚为什么近东救济处决定在上周末才宣布解雇这 12 名员工，因为有关具体人员的信息并不新鲜。”

正如刚才强调的一样，本文最后部分的推论不会在现在得到完全的证实。毕竟没有官员敢在这种情况下公开身份接受采访。但我们确实有理由怀疑，比起以色列和民主党的博弈，本次近东救济处问题的突然爆发和处理更可能与今年的美国大选更有关系。特朗普是那只不在房间里的大象，他掀起的一点党争涟漪就将近东救济处再一次推到风雨飘摇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