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464 篇文章
题图：Photo by Patou Ricard on Pixabay，文中未标注图片来自作者。
作者：张小蛇，湖南郴州人，从事图书出版工作20多年，曾任出版社副社长。参与策划、出版“在北大听讲座”丛书、“读懂中国改革”系列、《中国文学史》《成为》等。2021年9月移居东京，创建“读道社”，已出版《去留之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一报一馆一大学：中国转型的是非成败1897-1949》。微信公众号“一主义”主理人。

我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我来东京生活已两年有余了。
几个月前，我“潜回”北京待了十来天。离开两年，时间不长也不短。时间没有长到让我完全陌生的地步，安卓手机里的打车、外卖软件犹在，可以迅速“便利”起来；时间也没有短到变化还来不及发生，缺乏前后对比。这两年的时间，刚刚好让我多了一个“他者”的角度，在内心反复做比较，重新审视何为良好的生活……
现在的我，经常会给自己设问：现在让你重新回到选择的起点，你会选择哪座城市生活？
这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且以此作为在东京生活两年的总结题目吧。
火热vs冷清
北京的生活，我曾用“火热”二字形容。那种“热腾腾、滚烫烫”的生活，一踏入北京这种感觉总会迎面扑来。似乎总有见不完的人，谈不完的事情，赶不完的饭局……无尽的希望，就在前方一点点，让你有浑身用不完的劲头儿，努力奔向明天。人似乎总处于一种“亢奋状态”的波峰，下不来。
当然，在这“斗志昂扬”的状态下，日子过得极其快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呼朋引伴、聚众热闹，恨时光短暂，通宵达旦……人的情绪也易大起大落。只是偶尔也会在午夜的出租车上，看着这城市繁华的灯火，想起北岛的诗句：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
但是这种多愁的情绪只在“间隙”抽空出现，在北京生活，“没有什么一顿酒解决不了的问题”。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只是心情不好，大家就可以迅速啸聚到一起，杯盏交错之间，酊酩大醉之后，哪还有什么烦心事，哪还有空多愁善感？

这就是北京，热腾腾的北京，情深谊重的北京，从一个酒桌流淌到另一个酒桌上的北京。
这是我爱入骨髓的北京，是我成家育儿的北京，也是汪峰歌唱里的北京：
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我在这儿死去
我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
北京北京

……
然而，我还是选择了离开。两年前，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生活了整整 20 年的北京，开始新一轮“漂”。究其原因，或许，只是单纯地向往远方，也或许，只是源于内心的不安分、想超离现状……
东京，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即便在这生活了整整两年，我还只能对它的地理方位有个大概了解，23 区、26 市，还有完全不知道的地方。我只在“有限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生活。
如果说在北京是呼朋引伴的火热生活，那么，相形之下，在东京几乎是每天都要面对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冷清”。即便有朋友，大家都礼貌地保持着见面的频次，如果没事不会无理由地“腻歪”在一起；即便有共同兴趣爱好，也基本是一周一次参加爱好的活动，“事了拂衣去”，事后约饭、约酒，即便慢慢熟络起来以后也不会那么频繁。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然，过的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这两年，放下了几乎所有的工作，基本上在闲逛，任由面对陌生世界的好奇和新鲜感驱使着自己的行动。这种“自由飘荡”的感觉很让人沉迷，好像做到了一定限度上的“随心所欲”。
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所事事”。也还在阅读，也还在胡思乱想，对生命中的“惑”寻求答案。当你换一个价值度量衡，这些事情，似乎变得更加重要起来，而且这个寻求的过程也很有意思。
是的，如果“尺子”不一样，怎么做比较呢？
看来，首先得把“度量衡”给统一了，才能有所谓的比较。
如果以“事业”尺度做衡量，那么，自然应该选择北京。熟悉的场域，相对专业的行业，20 年积累的经验，也还不算笨，加上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似乎还有作为的空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再往深处追问一句，这是你想要的“事业”吗？你做的事情和“产品”能留存下来吗？答案似乎就不那么确定了。如果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如果只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似乎也可以不用这样拼命、“用健康换口粮”啊。换个环境，透透气，降低心理预期，开开心心地活着，不也挺好么？
那么，回到以“生活”尺度做衡量标准上来，如果仅仅是生活，换个地方，换到陌生的环境，完全没问题——不，似乎更加舒适。认识的人不多，语言也几乎零基础，你并不需要和其他人做深度沟通和链接，就在自己的世界里待着，这是和自己相处最舒适的状态。
据媒体报道，梁朝伟一个人在东京生活了十来年，他故意不学日语，省去和人沟通的“成本”。被记者拍到时，他穿着舒适的卫衣
一个人在拉面店吃饭。这种生活被当成“新闻”报道，自然是很多人不能理解，觉得稀奇。然而，我懂他。
北京vs东京，一个似乎是“群体”的生活，另一个是每天都要面对自己的“一个人生活”。一个是偏事业型，一个是偏生活型，你要选择哪个？

经历过前半生的热闹和喧嚣，在后半生想换一种活法，这是很多人心里的想法，我也不例外，且践行之。
所以，这是换了一个频道生活，没法简单比较。
便利vs落后
两年之后再回到北京，会被它的“便利”所震惊：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手机上解决，且速度超级快。在去饭店的途中，朋友在手机上预订了半打泰山原浆，菜还没上齐，酒已经送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手机上下单，选择当日送达或者次日送达，且是送上门；打车更是方便，可以让车进小区停到自己的楼道口，几乎不用多走一步路；高德地图的导航已经可以精确到你的车行驶在哪条车道上；一台手机，解决所有的付款问题，现金几乎用不上，大多数人出门，除了手机都是两手空空，钱包为何物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已经不知道……
便利，太便利了！这种便利的生活太让人迷醉了！

而在东京，完全是回到了“原始社会”。两年时间基本没摸过车，大部分出行靠公共交通，加上骑自行车、步行；很少从网上购物，80% 的东西都是从实体商店买回来的；手机支付只是有些店可以，很多店还保持着用现金的习惯；开个银行账户、办张银行卡，审核半个月还可能通不过……

各种“不便利”，让人匪夷所思。让人严重怀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发达国家”？

在两个地方分别生活过 20 年和 2 年后，你也会在心里疑惑连连：“便利差异度”这么显而易见，为什么还会在内心里犹豫怎么选择呢？人选择极为便利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
“理所应当”的事情常常会受到动摇：极度便利，带来了极高的效率，有时太高的效率反而让人更容易陷入焦虑。叫了一个车、本应该进小区到楼道口的，司机如果停在小区门口就会引发你的不满；外卖如果在 15 分钟之内没有送达，你就会坐立不安，准备启动投诉；一旦堵车或者速度慢就容易引发路怒症……

只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吗？我不断听到类似的“论据”。
23 年 8 月份，单向街书店东京银座店开业活动上，许知远也说：我们总要做一点慢的事情，来对抗效率。
六神磊磊在《地主和农民都下不来了》一文中讲到“如今的许多舆情，已经变成翻牌比大小了”。
逻辑、法理、最终诉求、讨论的目的和边界都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谁输谁赢，舆情会倒向哪边，取决于你出手的牌是什么位格。
比如环保主义，最多算四个5；反消费主义，最多算四个8；大的牌也有，比如传统文化是四个K，“女权”是四个A，已经非常猛了，几乎能压死一切飞机、顺子、连对、小炸。
而当我们回头看去，当翻牌游戏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公共讨论，当玩家们全部窥破了这个秘密，搞懂了规则，人手一对K炸、A炸、2炸、王炸，炸弹满天飞，昨天你王炸我，明天他王炸你，请你感受一下这个牌桌，你能坚持几圈？
他说的是当今社会的“舆论现象”，但很多事情何尝不是同样的原理，都是“翻牌游戏”的原理：你快，我就更快一点；你更快，我就想方设法比你再快一倍；我再快到极致、快到无人能比……这样的牌局，你能坚持到第几圈？你小心脏的承受能力能坚持多久？仔细想想，所有的“卷”都是这个原理。
所以，选择不那么便利、看似“落后”的生活方式，其实和逃离“内卷环境”的内在动因是一样的。
因为卷无止境，我自主选择的“退步”——两年之后，我终于想清楚了自己内心在“抵抗”什么。
另外要说一点，“极其便利”之余，其实还有些“公平现象”甚至弊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便利绝大部分给了年轻人、智能手机使用者，而对那些不使用智能手机、或者软件使用得不好的人群极其不友好。比如，你在大路上不用手机软件的话，应该是打不到车的。好几个从国外回去的朋友，因为已经没有中国手机号码、没有中国银行卡可以绑定，给所有的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便利的同时，应该还有一种不选择便利的选项才好。
正因为支付便利，好多网络支付充满了陷阱：我姨父的手机给孙子拿去玩手机游戏，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支付了 5 个 648 元的“游戏装备费”，小孩子自己也根本不知道怎么付出去的。选择“申诉”，过程却极其艰难，需要提供各种证件和验证，一点点不符就无法进行。——这也是一种“效率”，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赚钱效率”。
我的选择
弗罗斯特说：每人面前都有无数条路，崇高的灵魂登上艰难的路，低下的灵魂走容易的路。每人面前都有一条艰难和容易的路，每人都决定自己的灵魂之路。
村上春树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
我曾说：所有的选择都是价值观的选择。
无论好坏、优劣，其实都是一个个体的“主观判断”。既然是“主观”的判断，那么，结论也是因人而异的。人们内心里所有的比较，其实都有一个价值观前提存在，否则无从评判。
东京两年的生活，让我逐步清晰、选择了用另外一种尺度衡量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对“上进心”、“进步”这些词保持审慎的态度，从而主动选择了“退步”生活。
当然，我也欣喜地看到，两年来，东京的华人公众文化生活已经拉开序幕，公共话题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关注，公共空间也已经形成。在东大讲座上给我很多启发的记者张洁平在《天下杂志》撰文写道：离散者在东京相认。
▲ Photo by Z3RAJIRAIYA on Pixabay
这至少说明，并不止一个人这么想、这么做，当这群人彼此相认，他们并不孤单。
为了证明我所说的选择都是“个人选择”，我想起这次回国在北京和长沙见到的两位朋友：在北京的朋友“隐居”在东三环，在繁华的商圈里，她这两年基本也丧失了“上进心”，甚至面对以前特别想做的事情，都“激流勇退”了。她在和我想着一样的问题，即使两年不见，完全没有任何陌生感。

长沙的那位同学我多年未见，吃完饭后，我们在另外一个同学的办公室聊到凌晨一点。话题都极其形而上，我们达成的共识是，所有人的都需要面对自己的“生命课题”，哪怕身边最亲密的人都无法代替。
我很高兴这么多年未见，我们依旧有这么多共同的精神话题可以聊。

对于他们，我有更多的敬佩。他们是不论处于何种环境，都能把自己“超拔”出来，保持思考，对自己绝不含糊。而我，似乎在某些环境里就不能更好地生活，必须借助环境的改变才能完成某些思考。如果不“连根拔起”，就完全没效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是对环境依赖度比较高的人。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我才选择了“不断折腾”，唯有这样，才不至于使自己总是走在老路上，靠惯性“滑行”下去。否则，我自己都会厌恶自己的乏味和面目可憎。
我不允许自己这样过完一生。
2月13日，一诺将邀请日本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教授，为在日华人女性举办一场关于性别差异的讲座。这场讲座将是对女性主义和父权主义的深刻反思，为所有观众提供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机会。欢迎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参加这次不容错过的演讲会（仅限线下参与，现场有同声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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