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金融评论
中国的发展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升级仍然有很多空间，且在政府的支持和投入下，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正在不断推进。
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之一，对全球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劳动力增长放缓、资源和能源瓶颈、结构改革深化、技术创新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下，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速逐渐放缓。《复旦金融评论》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与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与亚洲经济研究主管汪涛围绕人口结构、债务风险、产业链重构等重要问题，探讨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韧性。
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速放缓
魏尚进：您认为影响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速的因素有哪些？
汪涛：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速是由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共同决定的。后者又受到科技创新、结构改革等多方影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预期是将放缓。放缓的原因包括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引起的劳动力增长放缓、资本在高速积累之后增速放慢、资源和能源瓶颈、结构改革因为进入深水区而放慢、科技创新面临挑战和限制等。
第一，人口方面，这十年人口的挑战对劳动力供给和潜在增长的制约不应被夸大。虽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下降、总人口可能也已经见顶，但劳动力转移仍有空间、可以适当延长过于年轻的退休年龄、并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也在上升。
影响劳动力投入的因素不仅仅包括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除非一个经济体基本实现全面就业并且劳动参与率很高，否则劳动投入的增加不只是来自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因此，用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去近似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对于发达国家比较合适，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不太合适。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在二元经济的影响下，有很多劳动力在农村，实际上很多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因此，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发展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更大，而不是人口增长本身。
根据官方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见顶，不同预测认为总人口将在近期见顶或者已经见顶。但从劳动转移来看，农业就业转移到非农依然有空间。经和组织（OECD）国家农业就业一半占总就业的3%~5%，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仍然在23%左右，并非农业需要这么多就业，而是剩余劳动力没有转移出去。其中一个原因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更有效的转移。
另外，中国实际退休年龄平均只有54岁。2030年前如果能延长3年，将增加劳动力供给近四千万。
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过去20多年，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是在不断增加的。随着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不断上升，人力资本的质量也相应不断提高。
第二，资本方面，未来资本积累的速度将从高位下降，并且投资的有效性有待提高。中国长期持续高速资本积累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十分罕见的。中国过去一二十年投资高速增长, 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近二十年来都有大约40~45%。当然由于起点很低，中国人均的资本存量仍然较低，资本积累仍有上升空间。
不过，未来投资也就是资本积累的速度将放慢。一是中国已经高度工业化，经济中服务业和消费的逐渐提高意味着投资的放慢。另外，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的抚养比上升，意味着净储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呈现下行，带来储蓄率的下降，长期将难以支持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
从投资有效性可以发现，过去多年固定资本形成高速增长，形成了大量的工业产能。但是近十年固定资产增速最快的是房地产。这意味着很多投资是在非生产性领域，而工业行业很多也出现了过剩产能。也就是说部分投资是没有形成资本积累的，是无效投资，这将影响中国未来增长的潜力。
第三，资源的瓶颈。我们一般通用的生产函数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的投入，而中国必须考虑自然资源的限制以及生态环境对经济的制约，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快，其人口比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最后，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可以使得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更有效率。而目前中国在高科技受限制的情况下，长期潜在增速预期将减缓。这是因为，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美国对华科技限制增加，短期难以逆转。当然，中国将创新作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战略，会强调在进一步开放的同时加强科技自主自立。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虑，前沿创新的难度大、风险高，在难以得到他国尖端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尖端创新的成本会更高、回报会更低。也就是说生产率增速受到制约，影响潜在增速。
对于以上这些影响经济长期潜在增速的因素，悲观派从劳动力数量增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资本积累放慢，得出较低的潜在增速；乐观派从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高增速甚至加快、资本积累保持一定增速，得出较高的潜在增速。瑞银预测，尽管面临诸多挑战，2021-2030年中国的平均潜在增速仍可达到4%至4.5%之间。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率接近5%，在2030年可能会在3.5%左右。在这一增长水平下，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大约1/3的全球增长将来自于中国。
魏尚进：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客观理解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及其决定因素。比如，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占据世界科技与生产率前沿的美国，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在2%~3%左右。这个数字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当今世界前沿的自然增长率，表明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推动增长的因素有很大差异。要与中国生产同样质量和工艺的产品，因为中国的成本优势，美国就很难有市场份额。所以站在科技前沿、生产和生活水平很高的国家，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是持续的创新。这是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而没有全面走到前沿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则有多种渠道可供选择。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增长放缓本身并不可怕，而是我国经济走向前沿的自然现象。这同时给我们解释了几个重要的现象：一是为什么经济奇迹总是在非前沿国家发生。二是为什么前沿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总是在2%~3%左右的水平。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结构性原因，可以发现中国正在逐渐向世界前沿趋近，生产的成本优势早晚会丧失，长期增长率放缓到2%~3%，依靠创新驱动增长的局面终将来临。
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比较，可以发现贫穷并不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充分条件。首先，经济相对落后并不一定就能有高速增长，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今天，但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未出现高速增长的情形。其次，高增速不一定能改善经济落后。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印度显然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而印度今天的劳工收入水平大约与15~20年前的中国相当。一些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看好印度的这种形势，望其能够再现近似于中国的历史轨迹，维持8%~9%的高增速，但印度方面却表示有心无力。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即使具备了高速增长的潜力，还需要敢于改革、善于改革。其他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复制中国的成功路径，关键就在于此。当然，对于中国自身也是一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再激发增长潜力，有勇气和实力进行深水区的改革。
魏尚进：您认为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是否在稳步恢复？政府应采取什么策略提高居民信心？
汪涛：居民和消费者的信心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市场的恢复，也就是就业和收入状况。如果就业形势持续疲软，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降薪现象，那么居民的信心很难得到提振，这是非常自然的反应。在某些地方部门和机构，我们确实观察到了降薪的现象。此外，房地产市场也非常疲弱，而房地产对居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居民60%以上的财富都放在了房地产上。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这些因素都对居民的信心和消费意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统计局数据和瑞银的调查结果来看，服务业就业形势正在明显改善，出行需求迅速恢复、大量流动人口返城、餐饮等消费也较去年有所提振。这表明就业和收入正在缓步回升，有利于逐步提振消费信心。
另外，政策上的支持也可以起重要作用。可以考虑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适当消费补贴；实施鼓励生育和赡养老人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提高养老医疗保障，以减轻民众的后顾之忧。同时，通过适当手段稳定房地产市场，防止进一步下跌。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提振居民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
应对人口挑战
魏尚进：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因素中，我要特别提及人口结构和总量在过去四十多年中的变化。一般来讲，未工作人群和退休人群是劳动力人口的抚养对象，抚养比例遵循一定的规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和抚养比低于自然水平，成为过去三四十年经济增长的“非自然有利”因素。但是，同样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也造成了今天进入劳动力人口不足，人口老龄化加重，抚养比加速上升。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纵观世界各国的经验，应对人口挑战的途径不外乎以下几种：其一，通过教育提升劳动力质量。数量不足，质量来补。劳动力质量提高了，每个人就可以承担相比于原来更多或者更高端的工作。其二，延迟劳动力人口退休年龄。数量不足，时间来补。其三，考虑用机器人替代或补充自然人。人力不足，科技来补。其四，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对于一些国家，例如南亚和非洲地区的某些经济体，成人妇女正式参与经济活动的比率较低，要发挥这一部分的潜力，“妇女能顶半边天”。其五，移民。本土不足，外邦来补。以上这些可选项中，哪些适合我国、哪些路线是潜力较大而开发不足的，我们需要认真分析。
汪涛：人口老龄化确实是一个艰巨的挑战。目前，政府已经改变或放宽了人口出生政策，鼓励生育，但该政策的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确认。从全球范围来看，这样的政策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但似乎很难逆转这一趋势，国际上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即使取得成功，也需要15~20年的时间才能看到成效。因此，如果从现在开始提高生育率，对劳动力产生积极影响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从开发人口潜力来说，教育的重要性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中国在提高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做出不少成绩。不过，过去一二十年的教育扩招的主要是针对一般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扩张明显不足。而我国作为制造大国，对高精尖职业技术工人的需求却是非常高的。在这一层面，我们还要向德国等欧洲国家学习，开展多样化的职业技术教育，从人才输送上为经济结构优化助力。另一方面，要加强留守儿童的教育，提升他们的教育水平和受教育年限，为未来的劳动力大军培养新生力量。
魏尚进：这让我想到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持续跟踪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发现，在过去的10~20年内，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大学生的数量增多；但中国在农村教育中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但高中教育的费用需要由地方政府承担。田野调查发现，由于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高中教育的投资匮乏，农村儿童的教育出现“断章”。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容小觑，这部分问题不解决，不仅农村发展前途受阻，整个国家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也将会受到影响。如何迎接这样的挑战？
汪涛：要实现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从数量向质量转变。目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如何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的质量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几个方面：
首先，应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村高中阶段的毕业率和教育质量，以缩小与城市的教育差距。过去十年政府已在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大量投入，目前20到29岁年龄段农村高中教育水平已经有显著提升，但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继续加大师资投入是性价比高的有效措施。
其次，我认为中国现在存在人才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过去20多年，高等教育得到大量扩招，但职业高中和技术学校的扩张相对较少。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还是偏于工业化，社会对职业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需求很大，而能够操作高端精密仪器的技术人员还是短缺的。因此，需要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扩大职业教育规模，以减少与经济社会需求的错配。这需要与企业密切合作，了解人才需求，共同培养适应市场的人才。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空间可挖掘。
再次，建立灵活的再教育和培训体系也十分重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一些已经参加工作的中年人所掌握的技能可能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因此，需要提供在职教育和不断的培训，让在职劳动者可以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提高适应经济发展的能力。在科技快速变革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魏尚进：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延迟退休年龄是解决办法之一，目前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而我也了解到以下两点现状：第一，大部分职工不愿意推迟退休；第二，工资与工龄呈正相关，但个人效率可能在中年达到顶峰后逐渐下降，因此延迟退休可能对企业不利。在设计最佳法定退休年龄时，应该如何考虑这样的因素？
汪涛：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和世界上经济发达水平相当或更高的国家比起来，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设置其实是偏低了。目前的养老体制将使中国未来无法负担人口演化趋势和养老压力。延迟退休不仅能增加劳动供给，缓解劳动力人口下降的压力，而且对未来的财政压力和社会保障压力也有一定的缓冲作用。
大多数人不愿意延迟退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多人不想比之前预期的再多工作，更晚拿到退休金。因此，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时，大部分国家采取了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行。这种渐进的做法能更好地考虑到个体的意愿和实际情况，有助于减轻对个人和企业的影响。
由于人口基数大和剩余劳动力较多的情况下，目前仍存在对于劳动者的年龄歧视，也许这种情况未来可能会逐步改善。目前，一方面担心人力短缺，另一方面一些单位担心50出头的劳动者效率低而让提前退休。而蓝领和服务业岗位的人员则更早退休。
在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设计上，可以建立科学的工作能力评估机制，实行更灵活的退休模式等。这样的措施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个体的工作能力和适应能力，使得延迟退休政策更加人性化，从而更好地适应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另外，进一步放松户籍制度和统筹全国的社会保障，可以使为了陪同孩子上学或照顾老人而回乡退出劳动市场的人群，可以在兼顾家庭责任的同时实现灵活就业。也是增加劳动力供给的举措之一。
魏尚进：目前出现了两种似乎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年轻人失业率超过20%，许多人的工作时间不饱和，这似乎说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另一方面，出生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未来劳动力供给可能小于需求。请问如何理解这种矛盾？
汪涛：我认为这主要是时间维度上的问题。短期看，劳动力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当前经济环境下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仍未得到解决。长期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加剧，劳动力供给量在长期内会下降，这是一个逐渐显现的趋势。与日本和美国的情况不同，尽管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上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但从当前数量上看，劳动力供给不足还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此外，中国农村仍存在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当然，这种转移面临一些挑战，例如，部分农村人口的年龄较大或是转移的过程中可能要携带家属，这就需要进行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险方面的配套改革，以释放剩余劳动力的潜力。

跨越长期债务风险
魏尚进：根据自然规律，长期增长趋势自然下降，但在国际经验中还出现了像日本一样的“失去的20年”。也就是日本在签订“广场协议”后，经历了经济衰退、国家社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此后20年，日本一直没能走出这个怪圈，相当于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请问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中国可能会遇到日本化“失去的20年”的风险，我们在改革和政策配置上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能够尽量避免或减少经济增长出现日本化的风险？
汪涛：对日本的“失去的20年”的争议比较复杂，我只能简单做一些分析。如同其他走在前沿的经济体，日本本身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不高，叠加人口老龄化等因素，是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长期衰退以前，日本社会就已经矛盾重重：对外开放不足、金融坏账积压、结构性改革滞后、债台高筑，这些无不都是经济陷入停滞的因素。
但是中国的发展阶段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每次提及中国的债务问题人口问题，很多人就会将日本拿来作比较。但是中国与日本最大的不同是，中国还没有进入前沿发达国家的行列。早在“失去的20年”以前，日本的人均GDP就已接近4万美元，几乎和当时的美国持平，而现如今我国的人均GDP也不过才1万2千美元左右，不到美国人均的1/5。中国在跻身世界前沿之前，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因此中国在未来十年来陷入经济增长停滞局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包括欧洲、美国、中国的各类国家都要从日本的发展中吸取教训，避免日本化。
魏尚进：中国的债务GDP比值虽然不如日本高，但近几年企业债和政府债在内的债务总量急速上升。此类风险是否值得警惕？如何化解债务风险？
汪涛：债务风险的是我国中长期发展的挑战。2016年中国债务警戒曾经一度达到高峰，于是中国政府在2017年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去杠杆”的中长期大方向。2017—2018年，去杠杆的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宏观杠杠率稳定下来，甚至略有下降，影子信贷规模得以控制。最近三年，在疫情和贸易摩擦的冲击下，债务水平又开始上升。但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以来中国的政策刺激力度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是比较有节制的，并较快提出了“政策正常化”，债务风险得到抑制。
中国政府的总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债务、地方债务和城投债务，总体占GDP比重约为100%，和其他国家相比不算低但也不是最高，相较于日本要低很多。然而，中国政府债务主要集中在地方债务，疫情三年，地方财力面临严重挑战。此外，因为很多城投债依赖土地收入或与房地产有关，也面临着偿付方面的挑战。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瑞银的估算，中国经济的宏观杠杆率，即总体债务水平占GDP比重，大致在300%左右，这在全球范围内是相当高的水平。这种高债务比例可能对经济产生长期的发展制约，并引发债务危机的担忧。
然而，我认为中国出现债务危机的风险相对较低。这是因为，中国具有相当高的储蓄率，为高负债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资金支持。因此中国的债务超过95%是内债，受国际投资的影响较小。此外，中国的高储蓄率大部分都是以存款形式集中在银行系统内，因此中国银行业流动性相对稳定，不需要大量在市场融资来支持信贷增长。第三，中国银行基本上是国有的，在经济下行期，政府也鼓励银行继续发放贷款，避免信用紧缩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比如，2022年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全年新增信贷反而比2021年快，这就是政府施压银行逆势增加信贷的影响。另外，中国政府可以协调债务债权各方有序化解债务，而不是出现由市场驱动的剧烈清算和残酷清零模式。总之，对于任何国家，债务危机的核心都是流动性危机或信任危机，而非债务本身过高。而中国很难出现因为流动性危机引起的信用收缩、强力去杠杆的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
然而，逐渐化解高比例的债务并非没有成本。这可能导致存在一些无效投资和僵尸企业未能在市场上出清。整个系统可能承担着这样的负担，导致效率较低。与此同时，发展较快的企业可能无法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确实也存在资源错配的问题。
因此，化解长期债务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多管齐下：一是要控制信贷增长，从源头上减少新债的生成；二是让经济资源更多地流向低负债行业和高效的企业，比如支持投资需求相对较少的服务业、较少刚性兑付的民营企业等；三是通过重组与核销化解存量的债务。
实际上，需要注意影子信贷的问题，不让流动性出现问题。保证经济的增长，而不是债务的累积。比如，虽然房地产行业的资产和债务同时增长，但需要考虑资产是否是生产性的；如果在债务不变的情况下，房价急速下跌，资产就会大打折扣。
魏尚进：过去30多年，拉美国家大量引进的外资主要用于消费活动，而中国引进的外资大都注入了生产性的活动中。借债必定要归还，生产所得收益是还债的重要保障，否则可能引致债务危机。
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国家在任何一年内，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之前有一个政策因素。这个政策可能需要解决一些短期增长中遇到的负面因素，才能将短期的增长和潜在增长率很好地挂钩。这里面就引发了一系列和政策组合力度有关的问题。
对于中国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债务，您有什么看法？如何评估这些债务对中国经济的风险？
汪涛：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目前在约140%左右，2015年以来，经历了去杠杆和风险控制的过程，已经略有下降。其中，房地产行业是目前企业部门中风险较高的领域。整个房地产市场目前正处于深度调整的周期中。在经济下行时，企业通常会更加谨慎。当订单和利润出现下降时，理性的企业不会借债去扩张生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由于经济下行而带来的信心不足问题。
居民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60%多，看似并不算高。然而，实际上，居民部门的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约110%，比美国的居民债务负债率还要高。大部分债务是住房抵押贷款。不过，中国住房抵押贷款因为首付较高，整体贷款与房屋价值相比比较低，居民资产负债表也因此没有那么脆弱。但是，中国居民部门的负债程度已经相当高，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是有限的。
魏尚进：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会不会带来居民债务违约风险？
汪涛：房价下跌肯定会加大居民按揭贷款违约的风险，但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中，房价突然大幅下跌的风险较低。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的居民购房时通常需要支付相当高的首付比例，购房杠杆相对较低，很难出现负权益的情况。因此，房价出现下跌时候，居民不太会因房价下降而终止偿还贷款、抛售房产。其次，中国城市土地供应是当地政府掌控，在房地产市场疲软时可以调整土地供应量和影响土地价格，以此锚定避免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下降。另外，房价下跌对居民资产负债表有负面影响，但也要看到过去二十多年房价累计上涨很多倍的背景，因此负面影响相对有限。
魏尚进：尽管中国的总债务占GDP比重很高，但需要看到，政府、企业、居民任何一个部门的债务背后都对应着相应的资产。此外，中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经常账户顺差，这意味着总资产超过总债务，从而使得中国正净持有其他国家的资产。
然而，尽管总体上资产大于债务，但是否会在个别地区和部门出现风险，还取决于资产能否在各部门间顺畅调剂。综合考虑上述诸多因素，在判断债务风险时需要进行全面评估。
灵活调整产业重构下的投资策略
魏尚进：近年来，多重外部因素冲击重塑全球产业链。您如何评价中国产业链发展以及产业链转移的现状？
汪涛：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拥有全球难有的完整产业链，并且持续往高附加值产业链上攀升。从目前的中国贸易数据和外资投资数据来看，在宏观层面上，产业链转移的证据不是很明显。当然202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外商投资大幅收缩，可能是受疫情影响，也可能是产业链加速转移的开始。从微观来看，产业链重构过去十几年已经逐渐发生。之前，为降低生产成本，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转移；过去几年，为了规避美国加征关税的风险和科技产品进出口的限制，一部分企业开始重新布局。瑞银的企业经理人调查产业链重构、转移的倾向是在加大的。但是产业链重构不是单方向的。中国市场的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仍然是全球增量最大的市场之一。因此，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一部分外资企业会选择把与中国市场相关的产业链转移到中国。因此，并不是只有外资流失，仍然有一部分外资流入中国。
此外，中国国内制造业的竞争也很激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对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充满信心。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发展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升级仍然有很多空间。
魏尚进：什么类型的企业在面临产业重构和出口限制时，仍可保持产业链良好发展？什么类型的企业需考虑重新构建产业链？相应地，普通投资者对储蓄和投资布局应做哪些调整?
汪涛：企业产业链重构的动因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一方面，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来说，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考虑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例如纺织、服装等行业。这种选择并不直接与逆全球化有关，而是企业自主决策的结果。另一些企业则会选择采用自动化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转移生产线。
另一方面，一些高技术行业可能受到国际政治和本国压力的影响，不得不考虑重构产业链，以规避风险和减少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根据国际形势和行业发展来做出决策。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需要考虑重构产业链对经济和汇率的影响。对于出口企业或高度依赖进口的企业，投资时必须考虑重构可能带来的冲击。然而，如果企业的产业链主要在国内，并且有稳定的国内市场，那么重构的影响可能较小。中国在一些行业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全球重构反而可能带来机遇。因此，在投资时，需要因行业和企业情况而异，全面分析重构对其影响，并根据情况灵活调整投资策略。
突破核心技术的障壁
魏尚进：高科技领域的关键零部件进口问题备受国际投资者关注。美国实施的所谓“小院高墙”战略，指的是在某些行业进行严格限制，而其他大多数行业仍保持高度开放。关于这一战略的未来发展趋势，有两个相关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会在大多数行业保持开放，还是会收紧限制？
汪涛：从2022年的情况来看，美国提出的对华出口限制措施非常模糊，美国当局通过企业反馈意识到，扩大限制对美国经济和企业可能存在负面效应。因为中美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限制措施也会对美国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美方目前仍维持“小院高墙”。
但是，美国国内对华态度整体上比较强硬，而且这种情况预计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有实质性改变。目前的“小院高墙”政策未来是否会扩大，也很难预测。对中国企业和投资者而言，政策变化的不确定性很大，因此他们都会保持谨慎的态度，这会对投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
魏尚进：在被限制的高科技行业，例如半导体领域，中国在近期肯定会面临一定的困难。然而，中国人才智慧且勤奋，如果面临艰难境地，也可能会脱颖而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航天航空业，长期以来都受到限制，但中国通过自主创新，成功发展出领先的航天航空产业。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在受限行业自主突破的可能性？
汪涛：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工程师人才和广阔的市场，这为企业的创新和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再加上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从长期来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完全有可能在一些被封锁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建立自主的科技生态。
然而，在取得突破之前，因为中国目前对部分高科技关键零部件的依赖，国外的限制仍然会对我们的发展存在一定制约，突破的成本也会相对较高。这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一定拖累。当然，如果最终取得成功，中国可能会对现有的美国或其他国家同类科技产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这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作为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地位，并对全球科技格局产生积极的影响。
魏尚进：因此，我们应该积极看待中国在受限行业自主突破的可能性。尽管这可能是一个挑战，但并非不可能。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并且在政府的支持和投入下，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正在不断推进。
渐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魏尚进：投资者同样关心人民币是否有望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对促进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和提升国内的就业水平是否能带来明显的益处？
汪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持续推进，最近与多国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在香港和海外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等举措，都有助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然而，短期内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主导国际货币仍面临一些困难。
当前全球金融体系仍然以美元为主导，改变这种惯性需要较长时间。人民币国际化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认可，需要建立更稳健的金融市场和体系，提高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份额。
此外，从中国国内因素看，人民币资本项目仍然受到管制，资本流动不能完全自由。尤其是资本流出受到限制，这限制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和使用。
另外，高质量的人民币计价资产整体流动性并不高。虽然人民币债券在国际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在提升，但仍面临一些挑战。例如，中央政府债券的占比相对较低，而地方债券种类繁多，流动性较差，不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
人民币国际化既有利也有弊。如果充分开放资本账户，需要确保中国金融系统稳定，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有足够的调控工具和弹性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冲击。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过于急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应将其视为一个长期的趋势，采取渐进的态势，不宜操之过急。
魏尚进：过去三到五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都高于美国，但中国和美国以美元计的经济总量的差距反而拉大了。您认为这是否与美元汇率的变化有关？
汪涛：过去几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速高于美国，但以美元计价的名义GDP增速并不快于美国。一方面，美国因为通胀较高，2022年的名义GDP增速大幅超过中国。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贬值，而美元处于升值通道，两国货币汇率变动也导致GDP总量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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