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寻麓书馆
2023年10月14日-29日，寻麓书馆联合8家出版品牌、8家独立书店、4个文化平台，举行了80场“献给城市的人文礼”文化交流活动。近期我们将陆续精选上述活动内容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愿我们在城市人文生活中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10月21日，寻麓书馆与小鸟文学联合主办了“通过图像审视，看见现象背后的现象”主题分享会。摄影师、艺术家梁莹菲为我们分享了过去数年她关于性侵亲历者、外来务工者及其他普通人的影像创作。在这些影像背后，是她对摄影价值的重新思考和追问。
回顾·第二十一场
献给城市的人文礼
通过图像审视，
看见现象背后的现象
分享人丨梁莹菲
 01 
在新媒体时代，纪实摄影还有意义吗？
我从2013年开始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去年我辞掉了这份工作，开始做一些艺术创作。我现在正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东西，但是我还在寻找我自己的方向。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新闻摄影，我的朋友们都说，我在从事一个“非遗”行业。我对新闻摄影感兴趣的开端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大家还会看杂志，我的启蒙读物是lens杂志，上面有大量的纪实照片。
但在我正式开始做摄影记者的时候，恰恰也是摄影迅速衰落的时候。尤其是在国内，我们好像一下子从纸质媒介直接跳到了智能手机和新媒体平台。
手机和新媒体对于纪实摄影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比如现在真正能产生轰动效应的图像内容，肯定不是一个摄影记者拍出来的，它可能是抖音上的图片或者短视频，或者说某个社会事件的当事人自己拍的东西。
我刚好在这么一个时期进入了这个行业，所以大家开玩笑说我在做“非遗”。现在国内的摄影记者，要不就是改做视频记者，要不就是拍一些商业配图或者领导人的影像。当然我不是说纪实摄影它不重要了，它依然很重要，只是我们国内已经没有承载它、让它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平台了。
我最开始当记者的那段时间，有很多崇拜的东西，比如说那些传统的新闻摄影，那些战地记者的作品，还有新闻专业主义等。但是在我进入这个行业的七年以来，我会不断怀疑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它给我的读者或者说我的采访对象到底带来了什么。
“通过图像审视，看见现象背后的现象”分享会现场
 02 
纪实照片也没有那么纪实
我刚入行的时候，在财新每个月要做一次6p到8p的图片报道，国内所有让我觉得能产生画面、值得记录的人群，我都会去拍他们。比如我第一个选题是拍摄北京那些住在地下室里的人，2015年开始，地下室不让住人了，他们被赶了出去，我也记录了他们被赶出去的遭遇。
因为我是广州人，广州离香港比较近，所以我拍的香港题材也会比较多，比如香港的菲佣群体、香港的年轻人等。
到了2018年，我的摄影内容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因为当时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 me too运动，很多遭遇性侵的亲历者，纷纷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
我身边也有朋友遭遇了这样的事。她在2015年的一次徒步活动里遭遇了领队的性侵。这件事情之所以特别触动我，是因为我也参加了那场徒步活动，我们一起从内蒙古走到了北京。这次事件发生在我们快要走到终点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那个女生跟领队单独去了北京，他们两个离队了。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我就很少再接触这个女生了。直到2018年她重新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非常震惊，因为它就发生在我眼皮底下，我却完全不知道。
那时候因为很多女生开始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相关经历，像当时一所高校老师的性侵事件也有受害者站出来，我们就想要做一个性侵亲历者的选题。
作为一个普通的摄影记者，我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找到这些人，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再给他们拍张肖像图。要凑成一个选题的话，找五六个人就可以了。
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那个高校的一位性侵受害者，我跟她聊了很多，搞清楚前因后果之后，就开始拍照。
当时她已经是一个妈妈了，她家里非常整洁、漂亮，我看到她女儿的玩具撒了一地。从肉眼看起来，她的生活是很明亮、很温馨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将她过去的故事跟她所处的现实环境联系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硬拍了。我在她家里给她拍肖像，因为也不能拍她的脸，我就只能给她拍一张背面的照片。我记得当时她坐在一张沙发上，背景有一些白色的花。我就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我当时就觉得这张照片是超级没有说服力的，而且我摆布她、让她拍照的过程也让我自己很不舒服。
当时还有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有另外一个挺受关注的性侵事件的受害者，她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也要求被拍照片。后来她在微博上写了她对于这一次拍摄过程的感受。她说她被这样摆布，被放在一个特别阴暗的房间里面拍背影，她特别受不了。
因为她知道自己在观众的眼里或者说在摄影师的眼里，是一个受害者。明明她在做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但是在公众面前却还是被安排成一个可怜的受害者的样子。她当时有点情绪崩溃，就离开了拍摄现场。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反思了很多。我觉得这种所谓的纪实照片，其实它也没有那么纪实，它也是一种被人为挑选的、能迎合社会话题的工具。
当我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摆布那位当事人的时候，其实我也不了解她到底在想什么。或许她只是想要一张好看的照片，但我想要满足的却是公众对受害者形象的期待。
公众肯定不会想到她现在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她的生活是很明亮、很温馨的，如果你的照片呈现的受害者是是这样的形象的话，他们会觉得你的照片没有力量，没有说服力。
我找到一些人，跟他们待个一周、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拍下照片后，我就走了。我所截取的照片只是人家这么长的一段生命里面很小的片段，但是却要用这些片段来讲述人家的故事。
这个片段它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符号，当大家想要了解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大家就会通过这张照片来判断他们。我就在想，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公正了？这种拍摄是不是太以我为主了？
之前有人形容摄影记者说，你像一个空降兵一样空降到别人的世界里，拍一些照片；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客观的呈现，是一个第三方视角的比较忠实的记录。但是我不那么认为，我觉得根本没有客观这个东西，大家都是有偏颇的。所以我就有点不想再那样去工作了，我不想再以我自己的视角去拍东西。
 03 
我想做的事是给当事人一个安全的表达空间
在经历了很多的思考以后， 2018年，我做了一个叫“伤痕之下”的项目。这个项目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是我跟那位女生的共创，因为我决定把讲故事的权利留给她。
2015年我们一起徒步时我拍了一些照片，徒步结束后，我们又聚餐了一次，我又拍了一些照片。当我把这两个时间段的照片放出来对比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女生的表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当时完全没有看出来。
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她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到2018年她愿意把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好了很多，但还会有一些症状，比如失眠、记忆的闪回。
我邀请她参与这个项目时给了她一台宝利来相机，然后我发现她拍了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她拍的是天花板。我问她为什么要拍天花板，她说她失眠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记录方式。所以我就说，能不能以后你每次失眠的时候都拍一张天花板的照片。她好像接到了一个任务，必须给我拍点什么去满足我的要求，她就给我拍了一系列的天花板照片。
拍照是一种很好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当她开始拍照的时候，她会观察到自己睡觉的时候手是握紧的。她之前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身体还处在紧张、愤怒的状态里。她拍了一张自己睡觉的时候拳头握紧的照片，还配了一些像日记一样的文字内容。
这个项目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我采访了包括她在内的9个性侵事件的亲历者。
比如这张照片是杭州一个很好的中学的女生，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她一直有那种愤愤不平的感受。因为她当时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后被校长猥亵了。
我们聊了大概有一个上午，然后我会截取一些她记忆里面最对抗性的、最困扰她的一些细节，跟这些照片同时展示出来。
这张照片我可以描述一下，一只蛞蝓趴在了一个女生的脖子上。她当时是这么描述她的经历的：
“这个时候他站起来从背后抱住我，手放在我的胸口，抓我的胸，我感觉到在我的脖子后面有他的嘴唇和被舔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当时才十三岁，我的脑袋是空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放空的状态持续了几秒钟，十几秒钟也可能会有。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本能地推开他，但是我当时很小，他是1947年生的，当时应该正好41岁，正当壮年，我根本没有办法用我十三岁小女孩的力量去推开他。
我被他拉回到他的办公桌前，他坐在椅子上，用他的两腿把我夹在中间，手摸我的胸。我当时的身体完全是僵硬的，整个人呆住在那边，身体上所有的感知都来自于胸部，他还不时地掐我的乳头。我的感知就是痛。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慢……”
因为我们有一次很长的对谈，但是我只把中间一部分截取了出来。我觉得这种记忆就像一个证据一样。虽然我知道单凭当事人的记忆，不能作为一种很实在的证据，可以让施暴者进监狱什么的；而且很多人也会质疑，事情过去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晰，你是不是在说谎？
这些怀疑我都接受，但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给当事人一个安全的表达空间：我是百分百相信你的，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经历，然后我会帮你把你的经历用图片呈现出来。我希望我的读者也是百分百相信他们的。
他们很多人都有或轻或重的ptsd，他们还会在梦里回到当时的场景。比如说当时有个女生，她是自愿去跟老师开房的，但他们处在非常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里，她其实是被老师诱奸的。
他们在房间里的时候，那个老师会做一件让她非常反感的事情，他会把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大，因为他害怕被别人听到。这个电视的画面会不断地闪回到她的梦里。
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创伤与复原》，这是一本研究ptsd比较好的心理学著作。书里讲到，记忆闪回是困扰ptsd患者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当你的自我意识不是那么坚定，你的潜意识突然蹦出来的时候，不管是过去5年、10年，还是20年，过去的创伤记忆还是会重新回到你的大脑里困扰你，让你不停地审判自己，羞辱自己。
我会依据这些画面重建他们的一些记忆，或者说重建他们的感受。
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她记忆很深的是当时那个性侵她的男人从浴室里出来，带出来了很多水，地板上都是水。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这个细节让她觉得那个房间很不干净，她自己也很不干净。
我就根据她的描述做了一个模型：一个很阴暗的房间，地板是湿的，地上有很多水。
还有一个女生在微信里跟我描述了她的梦境：
“从来没有一个年长、算是陌生的男人用那中力气和方式压住我，但是感到非常愤怒、屈辱。
凭什么是你？你凭什么？
我经常做一个噩梦。梦里是一个封闭的房间，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很暗，很黑。有时候梦里我自己有身体，有时候我没有身体。有个声音，在放声大叫。”
所以我挑选了一个仰视的画面，双方的力量很悬殊，对方好像要压下来的状态。
在这个项目的第三部分里，我邀请了很多朋友帮我念出这些当事人的内心独白，试图用这种方式去打破亲历者不能露面的刻板观念。
我们很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们为了要保护受害者，所以不应该让他们在公开场合说话或者露面。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当然也不想替当事人做决定，我不想说服他们，你就是应该出来说话的，因为这样更有力量。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是敢于出来说话或者想要被看见、被理解的。
所以我就用了一种比较讨巧的方式。我邀请我的朋友用第一人称来念当事人的内心独白。当他们对着镜头念这些独白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错觉，好像他们就是当事人，他们在公开地讲自己经历的事情。
这次活动是在2019年底的连州摄影节上做的，当时的反响还挺有意思的。有很多年纪稍长的摄影爱好者来看时，他们对这个是毫无防备的，我记忆很深的是有一个大哥问我说，你怎么能要求当事人面对镜头去讲他们的经历？
我跟他解释说这是志愿者帮我念的，她们并不是当事人，这是假的。但是大哥又说，假的也不行，万一这些图像被别人利用了来勒索她们怎么办？
虽然大哥也是在替她们着想，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对她们的一种冒犯、一种挑战。因为她们一直在暗处，即使她们在求救，即使她们在反抗，你也是看不到她们的。所以当你突然看到她们的时候，即使是看到的不是她们本人，而是扮演她们的人，你也会有一种被冒犯到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作品的意义可能是在挑战大家的心理界限，我想知道，大家能不能在公开场合诉说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好的东西。
2019年，这个项目就结束了，我没有再继续做。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继续做了，比如说再做20个人、30个人、50个人这样。但是当你要很认真地听受害者的遭遇，并且要把这些东西内化成你自己的感受，再把它重新建构成一个画面、一个图像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内耗，我就不想再继续做了。
 04 
跳出传统的纪实摄影，用新的方式连接过去
2020年武汉疫情的时候，我也拍了一些东西。我当时采访了一个老人家叫老黑，他妻子是在武汉疫情最初期2月份的时候走的，当时一切都很混乱，他妻子就很不幸地去世了。
老黑有一个习惯，他每天早上5点起来的时候会跟他妻子聊天。在他妻子走了以后，他依然保留了这个习惯，但是换了一种方法，他在手机里的电子祭祀APP上有一个小的记事本，他每天在那里写想跟她说的话。
当他告诉我这件事情以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写的东西。我看了之后就很震惊，发现上面有200多封他写给妻子的信。
其实他的记录挺简单的，就是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做了什么，见了什么朋友。但是当你把它放在疫情的背景下面，它就变得不普通了。
首先他作为一个男性，他之前在生活上是非常依赖他老婆的，但是她走了以后，他要开始学习自己做饭，自己打扫家里，还要学习一个人生活。另一方面当时武汉4月份才第一次解封，所以他的笔记里也记录了武汉从2月份的混乱到慢慢复苏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看到他的信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当事人的视角。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视频，让这个老人家他自己来朗读他的信，还用了很多他妻子过去的一些照片，以及记者在武汉采访时拍摄到的一些照片，这样组合成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名字叫《天堂里的邓顺芝，早上好》。
在疫情期间的摄影有很大的限制，很多摄影我都提不起兴趣，但我觉得我帮这个老人家整理的这些东西是很有力量的。
我在去年还做了一本很小的手工书。这本书是对我之前做摄影记者时的一些选题的归纳，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珠三角共同体》。这本书也记录了我过去空降兵式的工作方法。当我去回望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这本书离包含了5个不同的选题，都是关于珠三角的。我的拍摄对象有从凉山来的彝族打工者，从广西、贵州来的侗族工人，从非洲、中东地区来的商人等。
在东莞那些工业区里，他们比较喜欢聘用少数民族的工人，因为他们跟汉族工人的春节时间不一样，所以当汉族人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填补一些空缺，让工厂继续保持生产。
而那些从非洲、中东地区来的商人，他们是把广州的廉价衣服、音箱什么的，倒卖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广州有大量这样的外国商人。
在我拍这些选题的时候，其实我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就是为了要完成任务量，在网上搜索最近有什么选题。但是当我在5年以后，再重新翻看的时候，我发现虽然他们的肤色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但是生存状态却是非常像的。他们都是从一种文化来到完全陌生的另外一种文化里，他们都要去适应广东这么一个很庞大、很复杂的地方，并寻找立足之地。
我给这个画册起名叫“珠三角共同体”，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精神上的共同体。
比如说很多在珠三角打工的年轻人，除了工作时间以外，其他时间他们都待在一起。因为他们在这里没有安全感，他们跟本地人是没有什么交集的，所以他们都是老乡跟老乡玩。而在本地人看来，觉得他们老是聚在一堆，很吓人，他们会恐惧这些外地人。
还有一群在广州待了 10多年的侗族工人，他们在假日没有生意要忙的时候，就会找一个水库一样的地方，在那儿钓鱼、摘野菜。尽管他们在广州已经待这么久了，但他们不会像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那样去生活，他们依然是去自己熟悉的大自然里，按照自己原来的方式生活。
我觉得这也是这些移民、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他们在广东打拼了很多年，可他们老了还是要回老家去，因为那是唯一让他们有身份认同的地方。
这本画册也是在我跳出传统的纪实摄影之后，用新的方式把过去的东西连接在一起的尝试。
 05 
看见普通人的生活记录的力量
我觉得普通人的照片是一种非常好的记录方式，它是你回看自己，以及你与身边人关系的一个重要媒介。
比如说我最近在看我妈的一些老照片，我就发现了一张她在婚礼上的照片，她笑得非常灿烂。我也有一张类似的非常开心的照片，在一个我的展览的开幕酒会上，我笑得很开心，被别人拍下来了。我就发现我们两代人的快乐，发生在完全不一样的情境里。
她是因为婚礼而快乐，我是因为追求事业而快乐。这两张不同情境下的快乐的照片挺能代表我跟我妈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当我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更理解她一些。所以我觉得大家平时拍的照片是应该要好好整理的。
我最近在昆明那边的书店和人合作做了一个工作坊，我们招募了很多普通人，帮助他们去做一些作品。其中有一个阿姨，她已经退休了，她妈妈年轻时，在文革中受到了刺激，精神就不太正常了。她们的母女关系也很复杂，她很讲她妈妈的故事。
但是她想讲的东西很多，她甚至一开始给了我们三四万字的文字稿，大家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指导她做作品。后来她拿出了一批她妈妈从年轻到年老时的一些老照片给我们看，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震撼，因为它们太丰富、太完整了，她妈妈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阶段几乎都被拍下来了。
我就跟她说，你能不能选出你母亲20个不同的人生阶段的照片，来做一组作品。除了照片以外，你还可以用文字、用画来表达。我给她的限制一个是不能超过20个阶段，另外就是每个作品的文字不能超过200字。在这个限制之下，她做出了非常让人惊喜的东西。
对我来说震撼特别大的是这张照片，它中间是有一条裂缝的，她妈妈就变成了一个脸部有点扭曲的一个形象。因为当时她妈妈病发了，就把这张照片撕成了两半，后来她又把它重新组装起来了。
她妈妈后来是自杀离开的，但是她给了这组作品一个挺美好的结局。她的作品结束在在她妈妈和孙女的一张合照上。
我没有要求她一定要把作品做成什么样，我觉得她能够把这件事情梳理一遍，重新审视她跟母亲的关系，这个作品的作用就达到了。
这是她写的一个前言，比较概括性地总结了她母亲的一生。
阿姨的作品展出以后，她跟她老公一起去看了展。她老公就在旁边说，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谁要看，你还做这么多。
我觉得这个阿姨挺有代表性，她从来没有被激励过，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是有人想听，或者别人是能理解的。
然后她刚好遇到我们这群人，我们也没有给她什么指导，我们就告诉她说，你的东西很好，她的创作欲就一下爆发出来了。很多人都挺有才的，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
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普通人的生活记录的力量。有兴趣的人可以投入去挖掘，它真的是一个宝藏。普通人拍照时也没有那么多的功利心，没有那么多的技巧，他们不会像一个摄影记者一样，会预设自己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们只是兴致来了就拍。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记录更多真实的东西，不要老是网红打卡之类的。当你拍下很多很真实的瞬间的时候，当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丑，或者说这张照片好无聊什么的，但是在十年、二十年后，你再把这些照片拿出来的时候，你会从中看到自己的变化。这些照片可以帮助你重新审视自己，这也挺重要的。
我从一个摄影记者，慢慢变成一个更珍视普通人的生活碎片的收集者。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想要拍到那种决定性的瞬间，或者说一定要去哪个灾难现场去做报道。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属于我们摄影记者的时代可能真的过去了，虽然现在很多人还在从事这个事业，他们可能会不同意我说的话。
 06 
看见普通人的生活记录的力量
今年初，我在瑞士驻地创作了三个月，做了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的作品。后来这些作品在北京三影堂有展出。
我采访了很多在冰川附近生活的居民，也用了很多他们的老照片去讲故事。然后也会去让他们自己写作，去表达他们对于冰川的感情。
我的作品风格变化很大，以前如果让我去拍冰川，我会去寻找一些很硬核的冰川风光画面，比如拍冰川消融到只剩下一条线的照片，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工作方法。
但是我现在不会去这样做了，我会希望用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去表达。比如我会用当地人的一些老照片，以及冰川消融的相关科学数据，把它们组合起来去讲述人的时间跟大自然的时间之间的碰撞。当我们以为自然是永恒的时候，其实它比人类社会消失得更快。
我现在的作品不好的一面就是它的传播度会变低。我爸妈当时去看了我的展览，他们还没有走进展厅时就说了一句话：“这个地方这么偏，真的有人来吗？”其实那个地方并没有很偏，它在798附近。
进入展厅以后，他们说的第二句话是：“才这么点东西。”其实那个展厅还蛮大的，有50多件作品。但是我爸妈就觉得好小。他们大概花了半个小时看完一圈，最后留了第三句话：“我们看不懂。”然后他们就走了。
可能从我的原生家庭开始，父母也在不断地给我植入这种怀疑自己的记忆。但是对于一个内容生产者来说，你是应该不断地质疑自己的。
我上面给大家展示的这些作品，它们都是非常背离传统新闻摄影的东西，也是我质疑自己的产物。
总之，我现在的创作，会希望能更多地跟普通人合作，去挖掘他们的老照片，去帮他们重新梳理和整合一些作品，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通过图像审视，看见现象背后的现象”分享会现场
凹凸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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