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为何不能保护我们？丨纳斯鲍姆

善，为什么不能保护我们，免遭恶的侵袭？善的脆弱性到底是一种缺陷，还是一种黄金般的品质？正义之士常常面对如下困境：他们一心追求善和公正，却因为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在个人的繁盛上做出妥协，甚至彻底否定自我。

《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

作者：[美国]玛莎·C.纳斯鲍姆

译者：徐向东，陆萌

定价：158元

五折特惠价

79元

《善的脆弱性》直面这一道德困境，通过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文本的探讨，最终拒斥了柏拉图关于善能够保护人类免受恶之侵袭的观念，站在了古希腊悲剧家和亚里士多德一边，认为善的脆弱性正是实现善的关键所在。本书令纳斯鲍姆一举成名，不仅为她在学术界获得无数称誉，也将她的影响力拓展到公共领域。

运气与伦理

本书作者玛莎·C.纳斯鲍姆

（图源：wikipedia.org）

“然而，人的卓越就像葡萄藤那样成长，得到了绿色雨露的滋养，在聪慧而公正的人当中茁壮成长，直达那清澈的蓝天。”品达在诗中展示了古希腊人伦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他一生以赋诗为业，歌颂人性崇高。在诗中他祈祷能像生那样去死；能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的去死。诗人的“然而”，在这里也完全可以译为“而且”，都延续和定义了他的祈祷。一个好人的杰出，他写道，就像一棵小树：独自生长在世上，细弱，无助，时时刻刻需要外界的滋养。藤非有良茎而无以茁壮成长。而且即使天赋优良，还是需要气候助长（有和风细雨，而无风刀霜剑），另外仍然需要园丁的细心照料才可以成长到它的极致。诗人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生来就需要具有足够的能力，长在助长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远避灾祸，还要知交近邻。

（图源：india.com）

葡萄藤的比喻是在颂诗接近尾声的地方出现的，它展示了在此生以及所有的生命中，我们和世界、雄心和脆弱性、创造性和被造就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诗歌在这里质疑支撑着人类伦理实践的信念。如果人性的善良依赖外界的滋养，甚至是基于外因而形成的，品达何以要做赞美人性的诗人？如果我们的价值仅仅像植物需要水一样，我们又用什么来赞美和接受赞美？他邀请听众一起来审度各自的观感：在评价人的一生的时候，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分清什么是有赖于世界的，而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如果要继续赞美我们所赞美的，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又必须做出这种区分？我们怎样来改进这种处境，才能使我们自己可以掌握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比如说个人的成就、政治和爱情？

被后世认为是古希腊九大抒情诗人之首的品达

（图源：alchetron.com）

诗的比喻中更深的含义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人性卓越之美，正是在于它的脆弱性。植物之美在于它的柔韧，不同于宝石之美，即它炫目的坚硬。柔弱和坚硬在表面上是两种不一样的价值，而且似乎是两种互不兼容的价值。同样，真正的人类爱情之美不同于两个不朽的神之间的爱情，不同之处也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长短。人们头顶晴朗的天空虽然限制了他们发展的可能性，但同时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生机勃勃和绚丽多彩的环境，恐怕又是上天所没有的。（后来的一位诗人描写美少年伽倪墨得斯在浴后拭干自己的身体，像露水一样清爽和潮润。宙斯出于对他的爱，准许他永生不朽，但从那一刻起，这种美貌和性感就从他身上消逝了。）不论是在品达的诗中，还是在整个古希腊诗歌传统中，人的卓越都被看作一种本质上有所需求的东西，一种在世界中生长、不可能变得无懈可击且保持自身特有的优雅的东西。（奥德修斯选择日渐年老的妻子在人世间的爱，而抛弃海中女神卡吕普索的永恒魅力。）

尽管人类生活的种种可变性、偶然性使得赞美人性变得大为可疑，但在另一方面，从一种尚不明朗的角度上说，又正是这种偶然性才值得赞美。

奥德修斯与妻子珀涅罗珀

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十年，历经艰险，

终于重返故乡，与妻儿团聚（图源：wikimedia.org）

如果说消极的葡萄藤比喻让我们忽然意识到，这与我们认为人类是自身原动力的希望并不兼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诗的听众大吃一惊），但值得安慰的是，品达显然忽略了一样东西。不论人类的存在多么类似于低等生命形式，我们总要强调，在一个重要方面，人与低等生命绝不相同。我们有理性。我们有能力审时度势、做判断，有能力按不同的目标来制订计划，来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有多少价值。所有这一切总要具有某种含义。即使说我们在很多方面是混乱的、贫乏的和无可控制的，植根于泥土之中，无可奈何地站在雨中；但在另一面，我们又是纯粹的、绝对积极的，足以自视为“非凡、不朽、有悟性、独一无二、始终不渝和一如既往的”。看来，我们的理性足以指导和统领其他的方面，使我们整个人不至于总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

作者拒斥柏拉图，赞同亚里士多德，

认为善的脆弱性正是实现善的关键所在

（图源：researchgate.net）

这一宏伟又有些模棱两可的希望就是古希腊伦理思想的中心议题。一方面是对人类存在的被动性以及他们在自然世界中的主动性的一种原始感觉，以及对这种被动性的憎恶与愤怒；另一方面是我们理性的活动使人类的存在合理化，从而拯救了我们人类的生存—理性必须要拯救人类的生存，否则那种生存就是无意义的生存。大部分的早期希腊思想家都凝神于研究人们对这一有价值生活的需求，其中包括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也包括了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事实上，正是这种需求激发了人类伦理哲学的创始者去寻求一种能够超越常规信念和实践的新学问；而古希腊哲学的传统也总是致力于研究如何追求幸福的人类生活，这甚至经常体现在他们对形而上学和科学的研究中。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至善”

“幸福就是符合理性的现实活动”（图源：onverticality.com）

但是，在追求和自足性的另一面，偶然多变的事物又总是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这种魅力的鲜活感使得人类摆脱偶然性的努力大打折扣，同时也变得复杂化了。

神仙爱上凡人的故事层出不穷，也正表现了对经验人性的冒险和开启。因此，拯救生命对任何一个有深度的思想者来讲，都变成了一个微妙和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已演变为人性善的问题：人性如何向善，而且还能保留住人世间的美？就我们所要讨论的思想家而言，显而易见，人类的好生活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以某些方式而变得自足，且免受运气侵扰。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自足地生活，在对自足性的追求中，理性的作用如何？对一个有理性的生命来讲，什么样的自足才是适得其所的？所有这些问题最终概括为：我们究竟认为自己是谁，哪里（哪一片天空）是我们理想的家园？

本文摘编自《善的脆弱性》

“第一章运气与伦理”

转自“人文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