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愚蠢的了。”
——加缪
1960年1月4日，一辆轿车驶过桑斯区，向着巴黎飞驰。突然，汽车狠狠撞上一棵悬铃木。阿尔贝·加缪被抛出车外。他的时间停在了13点54分，年仅47岁。
警方将这起悲剧判定为车轴断裂引发的交通事故。在一地残骸中，人们发现了加缪的黑色公文包，里面装着一本尼采的《快乐的知识》、一本《奥赛罗》、一本未完成的手稿《第一个人》、一本护照和他的日记。
加缪生前乘坐的Facel Vega HK500
终其一生，加缪都在思考生命的荒诞以及如何反抗荒诞。这样的他死于一场“荒谬”的车祸，被“偶然”夺去了生命，实属辛辣冷酷的哲学讽刺。
加缪的死亡终止了他的声音。但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是朋友还是论敌，是前辈还是后辈，总有人在阅读加缪，谈论加缪。他的赤诚和才华永远打动人心。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11.7—1960.1.4
在加缪的朋友圈，甚至论敌圈中，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熟悉的他们，曾如此评价加缪，或出于纪念，或出于回忆。今天是加缪逝世64周年，让我们用爱与阳光纪念他。
萨特：加缪“执拗又纯粹”
因为立场观点不和，加缪与曾经的朋友萨特、波伏瓦本已失去联系。而波伏瓦在《势所必然》中回忆，在知晓加缪死讯的当晚，她和萨特都非常悲痛。

1943年，加缪在《苍蝇》彩排时第一次遇见萨特和波伏瓦
在所有悼念加缪的文章中，萨特的悼词是公认最感人的一篇：

“他在本世纪，顶住历史潮流，独自继承了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他以他那执拗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对当代大量的丑行劣迹进行一场没有把握的战斗。但是反过来，通过他顽强的拒绝，他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与马基雅维里的信徒们和现实主义的偶像崇拜者们背道而驰，确证了道德行为的存在。”
波伏瓦：他拥有“超脱感的微笑”
加缪离开后，波伏瓦想着这个“毫不相干”的人，完全无法入睡，冒着一月刺骨的细雨，在巴黎街头徘徊了一夜。
加缪最大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位极有人情味的作家。波伏瓦在回忆录里写下了一个生动的场景：加缪在谈话中总是十分情绪化，他甚至会在凌晨两点时坐在下雪的街道上，倾诉他的爱情烦恼。
波伏瓦形容加缪“是一个简单、快乐的灵魂”：
“他拥有一种魅力，来源于漫不经心和热情似火的完美结合，这使得加缪永远不会落入俗套。他尤其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当全身心投入他的事业、乐趣和友谊时，又会对那些人或事带有超脱感的微笑。”
勒内·夏尔：“有些相会跟朝霞一样丰饶”
勒内·夏尔是加缪的挚友，加缪称其为“法国自兰波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夏尔在他的诗集《愤怒与神秘》中，将《修普诺斯散记》这部断片集献给加缪。在致加缪的一封信中，夏尔写道：“看到您走了，我很伤感。我这么跟您说，有些相会跟朝霞一样丰饶。”
加缪猝然离世后，夏尔写下《在卢尔马兰永生》一诗：
“同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终止了对话，但这并不是沉默。他又怎么啦？我们知道，我们自以为知道，但只有当意味深长的过去敞开为他让路之时。他就在那里正视我们，很远很远，在前面……”
桑塔格：只有加缪能唤起爱
苏珊·桑塔格称赞加缪是“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同样写自杀、冷漠、罪咎、绝对恐怖这些现代文学主题，加缪却有一种“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他“从虚无主义深渊向外非逻辑地一跃”，降落到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平原，这正是加缪的才华，读者们为此对他感激不尽。
正如桑塔格接下来那句著名的评价，现代作家中只有加缪能唤起爱：
“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
莫里亚克：“年轻一代的良心”
1957年，瑞典皇家学院授予加缪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加缪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同年诺贝尔奖得主
加缪获得诺奖时年仅44岁，他的获奖引起了当时法国左派和右派人士的不满，而在文学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加缪实至名归。著名作家、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如此评价加缪：
“年轻一代的良心”
“最受年轻一代欢迎的导师”
纪德：“我们之间有如此深厚的情谊”
加缪曾与自己青年时的精神导师安德烈·纪德比邻而居几个月，他有时会敲开隔门，把从屋顶蹿到纪德那里的猫咪抱回来。纪德78岁时曾给34岁的加缪写信，不吝自己的称赞：
“我太累了，没办法告诉您我认为的《鼠疫》的所有精彩之处。不过，这本精彩的书使我更加明白，为什么我感到我们之间有如此深厚的情谊。”
加缪和他的小黑猫“cigarette”
罗兰·巴特：“白色的声音”
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将加缪的写作列入他的“零度写作”理论体系（尽管加缪本人并不太认同），他这样评价加缪的代表作《局外人》：
 “《局外人》是一种中性的实体……加缪成功地表现出一种古怪的风格，一种新的风格，即沉默的风格。在这种风格中，艺术家的声音（也远离哀叹、远离诽谤、远离赞美），是一种白色的声音，这是唯一与我们的无法治愈的苦恼相协调的声音。”
福克纳：他走在“通往阳光的道路”
威廉·福克纳是加缪最欣赏的美国作家，加缪曾将福克纳的《修女安魂曲》改编为戏剧搬上舞台。福克纳——1946年的诺奖得主，在谈到加缪时说：
“正确的道路通往生命，通往阳光。
一个人不能永无尽止地忍受寒冷。因此他反抗了
。……那是一条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诞的材料制造出来的道路。生活中这条路本来并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之后才有的。……

就在他撞到树上的一刻，他仍然在寻找答案。我不相信在那光明的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不相信答案能被找到。我相信它只会被寻求，永恒地寻求。”
玛利亚·卡萨莱斯：“西绪福斯的命运”
玛利亚·卡萨莱斯是当时有名的戏剧演员，被称为“20世纪伟大的悲剧演员”。她与加缪合作了《鼠疫》《正义者》等多部戏剧，她也是加缪的情人。
卡萨莱斯形容加缪：
“他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开放、在各方面都特殊、对什么都陌生，好像一棵离开土地和阳光的树，它在土里伸展它的根，为了找到或重新找到与那些和它一起室息的树共同呼吸的空气——既自我保护又相互呈现——在一种对世界和人的认识中挣扎……普罗米修斯选择了西绪福斯的命运，点燃了伊卡洛斯的翅膀。”
“一个搞印刷的小伙子”
除了作家的身份以外，加缪还是一个出版人，他曾在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担任编辑。在报社和出版社，加缪经常和排字工人们一同工作。
加缪与排字工人乔治·罗阿在《快报》的版台前
排字工人勒麦特的追忆充满温情：

“对我而言，加缪一直是一个完美的伙伴。……这的确是一个搞印刷的小伙子，可以看作是一个印刷工人。……
他在版台上就像在家里一样，活跃、快乐，爱开玩笑，而且开得恰到好处。
”

在阿尔及利亚的蒂巴萨（Tipaza）——加缪的故土与灵感策源地，友人们给他建造了纪念碑。这原本是一块腓尼基时代的古墓碑，它面朝大海，粗糙古老的石面上刻着：
我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是光荣，
那就是无节制的爱的权利。
——阿尔贝·加缪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