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再次崛起之谜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
作者：宋欣、周掌柜
日本在沉寂了三十年之后经济真的再次崛起了吗？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次经济爆发是厚积薄发还是昙花一现？
【编者按】FT中文网近期推出“一国一策”系列专题文章，意在深入分析和研究不同国别的市场，以及中国企业在这些市场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是该系列文章第五篇。
谜一样的日本经济出现了强劲回升，日经指数突破34年历史最高点。那么，日本经济是否与中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是疫情的偶然因素推动日本走出通缩吗？日本，开始吸引越来越多人的目光。
2024年1月22日，日经225指数收于36500点上方，而上一次日经冲到如此高位是在1989年。那是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后的第四年，彼时日元汇率强势升值，对美元的汇率从1：250上涨到了1：120，日本经济似乎一片光明。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回首那一年，才意识到历史的巨轮正在转动至关键的节点：那一年，日本经历了昭和天皇驾崩与平成天皇登基的历史交替，而全世界则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冷战时代的东西方对峙走向终结。那一年，日本人均GDP达到24822美元，而中国仅有310美元，不足日本的1/80。也是那一年，日本繁荣的景象开始出现裂痕，成为了日本步入失落时期的元年。
此后的故事似乎更为国人所熟知。在经历了1989年的狂热之后，日本经济开始进入加速下滑通道，到1992年夏天，日本股票在1992年8月之前下跌了60%，土地价值在1990年下降了70%。从1991年到2003年之间，GDP增长率仅为1.14%，远低于其他的工业国家，日本正式进入了“失落的十年”。
与此同时，在日本海的另一面，中国神话随之上演。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发展高歌猛进，从2000年以来中国名义GDP增长了1160%。映衬之下，日本的名义GDP增长仅为20%，远低于美国的160%与德国的90%，不仅是乏善可陈，甚至是死气沉沉。由于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人称这是“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1991-2021）”。从这个历史对比来看，日本与中国经济此消彼长的现象客观存在。
然而，自2022年起，日本经济似乎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转变，这一点从多个关键经济指标中得到了体现：
最直观的是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快速变化，2023年上半年日本GDP呈现出强势增长，环比年度增长一度达到6%。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也迎来了爆炸性的增长。2023年日本迎来了全球旅游狂潮，1-11月入境人数达到了2200万，入境旅游消费创下历史新高，为日本创造了4万亿日元（约合3640亿美元）的收入，是2022年的4.3倍。
进一步观察制造业扩散指数 ，可以看到企业对市场前景的积极预期。2023年第四季度，日本国内大型制造商的主要扩散指数由9上升到12，大型非制造商由27上升到30，汽车业制造商指数由15上升到了28，电机制造商的信心指数也从-2上升到了+4，酒店业大型公司信心指数更是从44上升到了51。
在房地产市场，行业变化更是惊人，日本房地产迎来了投资热潮，2023年上半年东京室内新公寓的平均价格飙升了60%，达到了创纪录的1.3亿日元（约合85.6万美元）。东京、大阪和名古屋都市圈的都市用地平均价格也都在2023年出现超过1%的增长，且其他城市圈也出现了31年以来的首次正向增长。
而这一次是在日本制造业面临中国强大优势，且日本家庭收入没有明显变化的前提下出现的，谜题再次出现，更多值得探讨的追问浮出水面：日本在沉寂了三十年之后经济真的再次崛起了吗？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次经济爆发是厚积薄发还是昙花一现？
本文，欣孚智库创始人宋欣与多位研究员联合展开了日本经济和市场的全面研究，并对日本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实地调研和商界访谈，力求通过深入的分析为决策者带来更加强有力的决策支撑，为读者呈现出三个不同维度的思考和发现：
一、回顾：战后经济奇迹的萌发与破灭；
二、改革：小泉与安倍时代的经济复苏；
三、展望：日本经济正式进入新时期。
一、回顾：经济奇迹的萌发与破灭
若要深究当下日本经济崛起的深层原因，有必要了解一下在上一个经济周期日本经济是如何崩盘的，在此我们对二战之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说过：“让一个国家获得迅速增长的最佳途径就是轰炸它（The best way to grow rapidly is to have the country bombarded）。”对于日本而言，战后重建确实是它经济奇迹开始的起点。
1945年8月14日，战败的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期间日本给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也给自己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战后的日本近乎一无所有，人均GDP在战后回到了明治维新前的水平，仅是同期美国的十分之一。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开启了快速发展阶段：
在经济恢复期1945-1956年，日本经历了战后重建的过程。这一时期，日本的实际人均GDP增长迅速，到1956年已经恢复至40年代的水平，人均GDP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7.1%。
接下来进入飞速增长期，直至1973年。在这个阶段的最后一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经相当于英国的95%，美国的69%，显示出其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
到了1991年，也就是“泡沫经济”的最后一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超越英国，相当于英国的120%，并达到了美国的85%。至此，可以认为日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对西方的赶超。
欣孚智库创始人宋欣总结战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发展到根本逻辑，主要有四点：
其一，引进技术快速变革生产方式。战后日本失去了超过1/4以上的工业产能，仅剩的资本存量近乎成为废品。日本政府和企业家明白，重建日本别无他法，唯有从零开始，大幅推动创新。因此，日本从战后就开始大规模进口海外成熟的技术，下图展现的是日本在二战后25年之间签署的进口技术合同数量，主要集中在铁矿石、钢铁、石油化工、电子、汽车制造等极具发展潜力的行业。
为了可以支撑技术变革，日本政府采取了诸多政策支持进行辅助。一方面，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确保“廉价资金”支持技术进口；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严格监测贷款情况，防止出现过度放贷和借贷，以维持低利率环境。
当时，日本对于海外技术和产品的引进甚至可以用“狂热”来形容，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招商引资策略。以1963年为例，日本科学技术信息中心（国立研究開発法人科学技術振興機構，JICST）就撰写了21万份的外国科学论文摘要，以对称国内与国际的前沿发展信息。
此外，为了支撑新工业的发展，日本大量进口机床和机器人应用于汽车工业，进口发电机用于电力公用事业。在应用之外，日本还对引进的技术进行加工和改进，根据1960年代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万家大型企业将1/3的研发支出用来“改进和完善进口技术”，使得技术效率平均提高了20%以上。
如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舍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所言，对于日本而言，引进的技术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还有社会和经济体系以及制度方面的。二战后，日本汲取了欧美国家发展过程的诸多经验，为了可以更快地弥补其在工业以及经济上的差距，选择“先经济后社会”的发展方向，对其制度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调整，以确保集中力量进行突破。比如，当西欧国家将资本投入到房地产和社会福利体系中时，日本资本更多地流向了实业，特别是快速增长的制造业。为了可以保持生产效率，日本更是长期维持着员工低薪政策。
其二，国家政策推动出口。在海外技术的加持之下，战后日本的出口迅速增长，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通过为海外销售支出提供税收减免和优惠贷款，成功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使其相对于其他国家更便宜。
为了可以在全球市场与西方国家企业形成竞争优势，日本政府打出了三张牌：
第一张牌是“行政指导”，通过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引导企业进入到具有潜力的行业，特别是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有所作为的行业，比如从50-65年期间，“行政指导”一开始是引导企业进入纺织品以及杂货行业，后来是机械行业，再后来是金属行业；第二张牌是“卡特尔”，要想让日本企业在国际有一隅之地，必然就要走“先大后强”之路，日本的工业贸易部（経済産業省，METI）对违背竞争原则的卡特尔集团，特别是出口领域相关的政商勾结，始终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超过1500个卡特尔案件没有受到起诉；第三张牌是汇率与贸易壁垒政策，为了促进日本对外出口，日本政府始终维持较低的汇率，确保日本产品的综合竞争力。这三张牌都非常务实有效，对日本出口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
其三，保证低价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出口背后则需要大量劳动力支撑，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的统计，战后日本经济30%的增长来源于高性价比的劳动力：战争结束后，大规模的劳动力返回社会，不过整体薪资增长较慢，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因此一直到1980年代，日本企业始终可以维持高效运营以及发展。
其四，推动企业集团（系列，keiretsu）的规模性崛起。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大型企业集团问世。所谓的企业集团就是工业企业、银行和贸易公司通过相互持有股票，建立起长期的排他关系，从而深度捆绑在一起的庞大商业集团。
比如三菱财团（Mitsubishi Group）、三井财团（Mitsui Group）、松下财团（Matsushita Group）、丰田财团（Toyota Group）以及住友财团（Sumitomo Group）等都是在这期间形成的。这些财团同时拥有财务实力与强大的关系网络，可谓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为了可以“扶持强者”，日本政府采用了大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和折旧优惠政策，还为它们长期提供廉价的信贷。这些企业集团的任务自然也不是积累短期利润，而是长期获取市场份额，所以往往都是以高姿态进入具有长期潜力的高增长领域，以与全球超大体量对手竞争。
企业集团的兴起产生了两个直接影响：一是近乎残酷的商业竞争文化。为了跟上友商的步伐，所有财团都竭尽全力不断更新产品设计和实施新的生产技术。在不断地互相抄袭以及改良中，集团之间的竞争也逐渐走向白热化。由于牵扯的利益重大，因此决策层被要求不容有失，在这样的环境下，员工被要求长期加班，且终身忠诚于公司。集团公司等级森严，员工从培训时期开始就要内化公司的规则，比如对不同等级上司鞠躬的深浅程度，集团校招往往通过十几轮选拔适合竞争文化的青年人等。
另外一个直接影响是新的想法和技术可以在整个经济中以极其快的速度被吸收，破除了不同公司的推广壁垒，比如当时仍然处于发展前期的机器人、计算机芯片模糊逻辑软件等都被轻松整合到了产品中。也是在这个时期企业集团的高竞争发展中，逐渐涌现出一些影响深远的工业实践方法论，比如全面质量控制、精益生产和跨职能产品团队等。
但事物都有辩证的两面，日本经济泡沫之所以在80年代被戳破，背后原因恰恰是成功要素的负面作用所致。之前的发展思路跟不上外界环境的变化，一切都开始被颠覆。
从宏观视角来看，80年代开始，支持日本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逆转。随着冷战逐渐接近尾声，原本的东西阵营对立逻辑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国家各自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日本作为当时全球制造业中心，成为了西方国家贸易逆差的根源所在。这种情况最终促使美、德、法、英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美元兑日元开始贬值，日本原本的经济模式开始受到外贸下滑的威胁。
随之，日本政府认识到有必要进行结构改革，以实现经济转型。1986年发表的《前川报告》强调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日本经济向更加以内需为导向的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只不过这场改革来得太晚，动作太慢，后面的发展远超出了当时执政者的预料。
随着核心矛盾的转移，曾经在西方世界内部对于日本企业发展和管理制度的艳羡与赞美，也逐渐转化为对于日本经济制度的批判。比如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之后，曾经在美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对于日本过分美化的书籍，例如理查德•帕斯卡尔（Richard Tanner Pascale）所著《日本管理的艺术：美国高管的应用（The Art of Japanese Management）》，书中赞美日本自下而上的决策制定、迪明式的质量管控，以及日本政府的超长期技术发展规划，认为日本是一种“更聪明”的资本主义。
然而，到了1980年代中期，美国舆论界涌现出了一批对日批评家，认为日本成功的背后是因为其对抗性的贸易政策和强大的产业卡特尔，从而造成了贸易的不公平现象。在《日本权力之谜：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民与政治》《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等书中，都声称这个国家成功的本质是因为寡头政治，这些政治牺牲了其公民的福祉以满足冷酷的经济要求。他们认为，日本企业并没有表现得更好，只是因为外部条件不公而产生的。
从日本内部来看，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房地产与股票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导致过度借贷和投资，最终形成了不可持续的泡沫。从人口结构来看，由于日本人口从70年代开始就开始出现老龄化，劳动力市场不足以支撑出口产业的发展，导致加工密集型产业纷纷外迁，导致日本资产没有实体支撑，加剧了后期的经济下滑。
由此，内外部共振开始打击日本经济。观察日本经济的历史轨迹，我们发现，早在《广场协议》签署之前，日本就显露了增长乏力的趋势，根本原因在于，新阶段的经济增长需要靠技术进步推动，但日本经济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尽管日本政府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表面上经济看似繁荣，实则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逐渐减少，投资回报持续降低。
最终引爆点是加息的副作用。1989年5月，日本央行连续5次加息，随后在1990年3月对房地产融资实行了总量控制，但股市、楼市仍然双双崩盘，央行将基准利率从6%下调到0%也无法扭转股票指数连年下跌的趋势，直到2023年日本股市才重返1990年的高位。
很显然，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是那个时代转折下的必然，多少有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味道，日本快速发展的成功因素在新时代成了沉重包袱。背后原因内外部均有，不能用“阴谋论”简单归因，这一点值得中国决策者借鉴和思考。
二、改革：小泉与安倍时代的复苏
日本之后从低谷中走出来的过程也很曲折，在此我们对过去20年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做一个梳理，加入一个国家领导力的思考维度。
纵观日本二战后的国内政坛，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那就是日本的首相普遍“命短”，常在未足以留下深刻印象之前即告辞职。因此，对于90年代之后为世人所熟知的日本首相寥寥可数，其中小泉纯一郎（1980天）以及安倍晋三（3188天）相对突出。而安倍更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在这样的背景下，客观上只有安倍和小泉有机会改变日本经济现状，事实也确实是两位首相逆转了日本经济困境。
那么再来看看两位政治家分别做了什么，先来看小泉纯一郎（2001年-2006年）。虽然说对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支持布什入侵伊拉克是其政治生涯难掩的败笔，但在日本国内经济政策上来看，他的主张和改革确实为日本死气沉沉的经济注入了活力。
2001年出任首相之后，小泉展开改革，核心有三句话：“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让私营部门做其所能做的事情”以及“让地方政府处理它们能处理好的事务”。进一步解读就是，小泉政府认为日本经济衰退的本质原因在于结构性调节失效，所以需要通过改革机制和组织结构来增加资源分配效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通过供给侧改革，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当时的内阁认为应该通过“小政府，大市场”、“小中央，大地方”的方式缩小政府规模，降低干预程度与公共开支，从而更多地交给市场进行效率优化。
通俗的说，就是从改革要发展，给企业和地方政府放权。
而且小泉的理念是“先破后立”。当时最大的阻碍莫过于庞大的官僚体系以及既得利益集团。骨头要挑硬的啃，小泉政府很快就盯上了日本经济毒瘤——日本邮政。日本邮政是个超级巨头，在当时它拥有40万员工以及2.5万家分支机构，坐拥数万亿资产，是全球最大的储蓄机构。为何说它是毒瘤？因为彼时邮政储蓄银行早已沦为日本政客以及相关利益团体融资的平台，庞大的不良贷款记录拖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后腿。
小泉将邮政私有化视为改革的核心（改革の本丸），为了推动相关法案的通过，他不惜解散众议院。“邮政解散”之后，选民们被调动起来在邮政民营化问题上进行选择，最终支持者获得了众议院多数席位。2005年9月21日，小泉以压倒性多数当选首相，并成功推动了法案的通过。2006年9月26日，小泉纯一郎功成身退，宣布辞职。
除了邮政私营化之外，小泉也在其他领域动过很多人的奶酪：比如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不良贷款进行调查、削减10%的公共工程支出和政府债务、对抗强大的农业游说团体以及社会保障官僚机构、医疗机构等。如此风格，也让他被日本的政界视为“异类”。虽然在外交上，过分亲美让他遭受了质疑，但在2006年，日本经济曾经一度出现过起死回生的迹象，那一年日本通胀率近乎为正值，2004年到2007年期间，日经225涨幅超过50%。
然而，在此后的6年间，日本政坛再度陷入波动状态。经历了短暂的复苏之后，日本在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2009年，日本GDP下滑了5.2%，相较于同年全球GDP仅有0.7%的下降，这一跌幅在全球范围内显得尤为突出。同年，日本的出口也从2008年的7456亿美元减少到了5453亿美元，跌幅高达27%。这一年日本名义GDP与1991年持平，不过日经225只成分股票平均市值有巅峰时期的1/3。形容日本经济到了近乎死水的状态，似乎毫不夸张。
再来看看安倍在2012年成为首相后的政策变化。这一年12月，小泉纯一郎曾经的得意门生安倍晋三成为了新一届首相。当时谁也没想到，安倍将会是二战后对日本经济走向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
次年2月，安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表示自己重返首相之位是为了防止日本滑落为“二流国家”，并坚定地表示：“日本回来了（日本を、取り戻す）！”这背后有两层含义，一是面对国力日益强大的中国而言，日本需要寻找到制衡之法，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回归一流国家”也意味着减轻对于美国方面的依赖，无论是经济还是国防。
万众期待中，安倍的“三支箭”改革横空出世：这第一支箭指向的是货币体系，通过日元贬值、设定负利率，实现货币扩张和2%的通胀目标；第二支箭射的是财政体系，通过灵活的刺激政策，加大对于公共工程、中小企业援助和投资激励，以实现预算盈余；第三支箭射的是结构改革，支持私营企业、鼓励科创，以求实现长期增长。通俗的说，就是在货币扩张基础上政府增加主导性作用，并且鼓励企业创新发展。
宣布改革的话音刚落，就引来了日本社会以及全球投资者的叫好连连，称其为当代的“明治维新”，并将其改革政策统称为“安倍经济学（Abeconimics）”。安倍政府趁热打铁，很快宣布了10.3万亿日元的刺激法案，并任命黑田东彦为日本银行行长，要求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通胀目标。
“安倍经济学”给日本金融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随着改革的拉开，日元对美元急剧贬值，全球投资者开始抄底日本股市，抢购了总价为16万亿日元的股票。2013年，东证股指TOPIX上涨了45%，而日经225更是从2012年底的9500点一路飙升到2015年7月的20700多点，创2000年之后的最高点。日本失业率也从2012年四季度的4%下滑到了2013年一季度的3.7%，而消费支出增长了3.5%，日本的GDP也终于走出了之前的深坑，出现了稳定的正向增长，政府债务占GDP比率也逐渐趋于稳定。
在如此亮眼的表现下，日本民众难得的表现出了对于首相政策的认可：安倍的支持率提升到了70%。同时，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当时74%的受访者正面评价了“三支箭”改革。
虽然前两支箭改革在短期内就落地了，然而注重长期主义的结构改革之箭却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状态，迟迟没有实质性推动的迹象。显然，结构改革必然涉及诸多利益的再分配，权力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昭然若揭。面对内部的僵局，安倍选择了曲线推动的方式。2013年3月安倍政府就宣布了两个决定，一是日本将就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进行谈判，二是日本将与欧盟展开《日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其背后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以开放促改革”。进一步来说，安倍是希望通过加入国际协定，透过外部力量促进农业、能源、卫生、电力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进而提高日本的国际竞争力。这和中国通过加入WTO推动改革的逻辑非常类似。
2014年冬天的达沃斯峰会上，安倍甚至公开宣布将“充当钻头，钻破日本产业既得利益和‘官僚作风’的岩石（ドリルの刃となって岩盤規制を打ち破っていく）”。安倍推动经济改革之心，可见一斑。同年6月，安倍宣布了一揽子改革措施，被媒体称为“万箭齐发”，不乏开放举措：对内扩大托育服务以鼓励妇女加入劳动力市场、降低公司税率、放宽加班限制，同时对外不但放宽了对外国员工的招聘限制，还开放了卫生领域以及帮助外国企业家来日创业等。
2015年9月安倍成功连任，并且宣布政府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心放在“安倍经济学2.0”上。其核心是解决日本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人口问题，并且要将日本打造成一个“1亿公民都能积极参与的社会（1 億人總活躍社會）”以及呼吁日本女性外出工作，融入社会，在其博客中发出了“闪耀吧，所有的女性，向着更光明的日本前进！”的号召。
此外，安倍还给新“三支箭”改革设定了更高且具体的目标：2021年GDP提升到600万亿日元、国家生育率从1.4提升到1.8，以及将人口稳定在一亿人等。很明显，改革目标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渐延伸到了社会领域。
但这个任期安倍的女性政策并未完全成功。尽管从女性动员率来看，安倍的诸多政策是有效的，从2012年安倍上台之后到2020年，日本女性劳动人口比例从60%上升到了70%。不过这背后的挑战在于，即使女性被调动起来了，然而可供她们选择的机会却没有大幅增加，大部分妇女的工作岗位仍然是兼职或者非常规职位。
但到了2020年，日本各级政府，从乡镇到地方再到中央，没有任何一级实现此前设定的女性占领30%职位的目标。即使是最为开放的参议院，2020年也不过仅有22.9%的女性代表。在众议院，只有10%的女性代表，使得日本成为了世界上妇女议会代表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地方政府数据更是惨不忍睹，女性领导只占1%-4%。
特别是最近几年，外加疫情冲击的原因，诸多服务业面临挑战，采取了大幅度裁员的对策，这对以兼职工作为主的女性群体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社会改革的努力，在顷刻间被打回原形。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日本2023年在全球146个国家中排名125，比2010年的101位还下降了24位！最终结果来看，安倍人口方面日本的生育率从2015年之后持续保持缓慢下滑，2023年跌至1.367。显然，安倍政府还是低估了社会发展的惯性，其一系列社会改革政策无法摆脱蚍蜉撼大树的悲壮。
综上可见，小泉和安倍都是针对日本核心问题，用“改革促增长”的战略对症下药，过程虽然也是跌宕起伏，但看对病和给对药依然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两位都没有真正达成他们的终极目标。欣孚智库首席顾问周掌柜对此表示：日本改革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很多工作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策略比较接近，也在日本弱管控体制上借鉴了中国成功经验，但两点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其一就是日本社会的市场经济、法治和全球化，乃至公司科学管理基础非常扎实，用稳定政策呵护投资者和企业家积极性；其二就是日本处理与全球主要市场国家的关系非常具有弹性和建设性，所以概括起来就两点经验：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和构建稳定外部环境。
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位首相的改革为日本经济今天的经济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展望：日本经济正式进入新时期
当前这次日本经济繁荣复苏迹象比较明显，股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这一繁荣背后，地缘政治变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次扭转了日本的国运。客观上，从中美战略竞争到2022年的俄乌战争，世界从“平的”逐渐变得再次“褶皱”起来。日本成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受益者之一。
2023年，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就把投资带到了日本：他不但公开表示看多日本经济，坚定地认为“20年、50年之后，日本和美国都会比现在更加强大”，并且还认为“逆势”投资日本是对冲美国市场的最好选择。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日本五大商社——伊藤忠商事、丸红、三菱商事、三井物产和住友商事——的持股比例提高到了7.4%。
紧跟步伐前往东京的还有黑石（BlackRock）资产管理公司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圆桌会上，他甚至表示“日本将在经济转型中重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并且认为这个奇迹将能持续更长的时间。
欣孚智库首席顾问周掌柜总结这次日本经济重新起飞的因素如下：
宏观大环境确实开始有利于日本。目前美国与中国明朗的战略竞争关系以及欧盟与中国之间微妙的关系确实提升了日本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敏感行业的投资，例如芯片、AI以及新能源汽车等。此外，区域性产业链的再构建也让日本享受到了一定的产业红利。
从日本内部环境来看，“改革促进增长”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开始开花结果。相比小泉与安倍时代，虽然后面的岸田政府上台后并没有提出振奋人心的全面纲领，但其对于经济改革的承诺——“从储蓄向投资的根本转变”，依然是非常务实的日本改革方向。而后面更为务实的政策，包括利用外资，先激活资本经济和房地产，再全面激发日本社会潜能，正是带来当前经济繁荣的关键。
岸田政府仍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各项改革。比如，为了提高日本的证券市场的吸引力，日本政府着手改善股东投资环境。对于日本证券市场，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过低的市净率（市净率=【每股账面价值代表公司资产-负债】/流通数），而目前，日本大多数企业的市净率低于1。出现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日本企业的财务问题，恰恰相反，50%的日本企业是“净现金（资产负债表上现金大于负债）”状态，只不过由于曾经经历过90年代的资产泡沫，使得企业更乐于存钱，而不是花钱。
为了可以推动企业投资，日本发起了“清空金库”的行动。2023年春天，东京证券交易所陆续警告了大约3300家公司，要求必须提高股东持股价值并相应调整其财务战略。根据其规定，不但要求市净率要高于1，且企业资本回报率必须高于8%。对于企业而言，如果不想被摘牌，只有两种可能：“花钱”或者是“派钱”。所谓“花钱”就是通过投资研发、开发新业务或者雇佣更多的员工，来提高这两个比例；“派钱”就是回购股票或者直接提高股息，增加对于股东的回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2023年秋季，东京证券交易所再次向企业发出警告。同时，日本政府还推动了税收激励措施，其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日本的富裕阶层也“清空私人金库”，将储蓄用于投资。
“金库清空”之后，日本开始调理经济更加具有结构性的问题，以下三件事被认为是当务之急。
其一，工资增长是短期最为关键的因素。虽然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2024年度经济展望报告》，日本未来三年的物价有望实现连续3年2%以上的增长，但工资上涨和需求疲软仍然是经济走出“通缩”的最大障碍。2023年11月，欣孚智库在日本进行的本土实地调研中发现，日本在2022-2023年的名义工资只增长了不到1%，对比2022年通货膨胀3.2%以及2023年的3%来看，日本人实际上是遭受了变相的工资削减，消费需求随之下降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法国联合金融（La Financière de l’Echiquier）的首席投资官奥利维耶•德•贝朗热对此表示：“除非工资也相应增长，否则这些货币和财政努力都将毫无价值。”日本最大的工会联合会（連合）已经在为24年春天的年度工资谈判摩拳擦掌，计划要求5%的增长。从日本雇主的角度来看，这一幅度未免有些不现实，毕竟未来三年生产价格累计增长不会超过4%。此外，虽然日本大企业已经接连同意加薪，但占日本就业七成的中小企业仍然非常迟疑。因而对于2024年的最终加薪情况，如今并不完全明确。
其二，短中期来看，日本经济若想回到正向增长的正轨，就必须抓住当下的需求反弹的时机，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有足够的人手，也就是脑力和体力的劳动力。
根据2023年12月日本经济产业部发布的短期观察数据显示，就业人员判断指数（Diffusion Index of Employment Conditions，简称DI）不断下探出现了负值，这也就意味着日本目前在多个领域，特别是旅游业相关的餐饮、住宿、和交通运输行业，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缺失。
根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在2023年上半年对日本各地的27663家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75.5%的酒店和旅馆行业报告称常规员工短缺，而78%的相关企业表示非正式工人短缺，仅次于餐饮行业。此外，在东京、大阪以及京都等地的热门旅游景点，到处都能看到排队等待公交车的旅客。箱根地区为了满足旅客的需求，已经增加了50%的出租车，然而根据当下的情况，至少还需要增长50%，才能满足络绎不绝的旅客需求。大阪国际机场在2023年11-12月人均安检等待时间也上升到了3个小时，足以见得整个日本运输业的满载情况。
日本政府和相关产业部门正在积极应对这些问题，比如通过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来增加工作人员的数量，特别是增加外来务工人员的培训。欣孚团队在2032年11月的日本调研过程中，很直观地感受到，目前来自东南亚以及南亚等国家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了便利店、餐馆和旅店的主要兼职主力，但仍然无法有效缓解行业的用工压力问题。
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仍然是日本社会“少子化”和“老龄化”日益加重。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新增人口跌破80万，然而65岁以上的老人却进一步增加到了4600万，占人口比例的36.3%。可见，日本经济想要抓住旅游业和消费复苏，进一步扩大增长的概率并不高。
其三，中长期考虑，日本产业必须有足够支撑。
相比印度、墨西哥这两年的爆发，日本目前的产业结构已经不存在“从无到有”产生爆发式增长的可能。同时，相比匈牙利，日本产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转向发展电动汽车或者电池产业链。那么日本产业增长点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
在过去三十年中，虽然日本在诸多科技竞争中败给了中国以及美国的企业，但在诸多产业方面还是保存了相当的实力。比如川崎重工，虽然川崎重工是以摩托车闻名于世，但公司也涉足机械制造和航空业务。同时，川崎还重资投入氢能源的研发，且在整个价值链的不同环节都有布局。虽然至今还未盈利，但也让很多人看到在未来爆发的潜力。
除此之外，日本的材料行业、电器设备、精密仪器行业以及电子零配件行业仍然是极具潜力的行业。这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日本在这两个行业拥有很强的基础，特别是大批的企业（其中不乏中小企业和家族企业）长期深耕某一个方面的技术，并且实现了突破。比如专门生产耐热陶瓷零件的Maruwa，随着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场景的增加，陶瓷零件如今已经越来越多地在AI服务器以及电动汽车中得到使用。再比如汽车零配件供应商Nifco，原本这家公司只是生产塑料卡扣零件，但是鉴于其生产的卡扣工艺精湛，可以保证多年不松动，订单量也在近年不断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格局的形成，诸多日本企业开始实行“回迁”的策略。半导体行业由于敏感型是最先反应的，索尼以及Kioxia在2022年6月分别回迁至日本岩手县北上市和熊本县。回迁必然可以带来本地产业的再发展，但由于缺少新投资者，产业再向上发展的动能明显不足。
据此结论，眼前的日本确实已经成为了全球投资者资金避险的港湾区域，但日本由于本身社会问题和产业发展的局限性，从日本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颇有点儿“后劲不足”的问题，这一点值得继续观察。
眼前长期看好日本的理由也并非完全充分，但也必须面对日本“改革促开放”政策成功的事实。说日本经济进入新时期并不为过，值得投资者谨慎关注。
用已故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教授的话说：“日本从目前的状态过渡到新的制度体系需要一代人，也就是30年”。当时青木教授把1993年作为这个周期的起始点，因为那一年是日本官僚体系出现崩塌的一年。如此算来，2023年确实是这个30年的周期的最后一年。只不过当下的日本经济，若想要重现上个世纪的辉煌状态，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改革和内外部的增量作为支撑。否则仅靠花光企业和富有阶层的储蓄，是无法维系日本的长期的繁荣。
日本进入新时期当然对于中国全球化企业全球布局带来一定影响，这里也做一个总结归纳。
首先，放眼亚洲，同时兼具“强购买力”、“较大产业和市场体量”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三个条件的国家其实并不多，新加坡和香港消费者购买力很强，但是体量比较小，两个地方加起来也不过是1300万人口。印度、越南以及印尼市场确实体量足够大且未来有望持续增长，但是从购买力的角度以及整体的营商环境而言，明显是无法和成熟的日本市场相提并论。
其次，相比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日本消费者普遍具有“去国家化”的理性消费思维。这一点在当今似乎格外重要，随着国际地缘政治的改变，昔日的民族主义情结在美国和欧洲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趋势，因而对于“中国”产品，有一部分消费者会因为受到价值观影响，对中国产品的青睐程度降低。从这方面来看，日本消费者在疫情以及俄乌战争之后对于中国产品的喜好程度没有很大的改变，对于大部分日本消费者而言，性能才是核心考虑因素，而不是国家因素。回顾过去几年，不仅是海尔、海信以及联想等品牌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像是蜜雪冰城、（字节旗下的）lemon8以及花西子等也都成功在日本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再次，中国和日本的青年消费群体共性明显在增多。中国和日本年轻群体，消费习惯是极其相似的，比如都喜欢通过社交媒体或者生活类app了解最新的流行趋势，习惯通过这些平台搜索“网红店”，不断地“种草”和“拔草”，探寻更新鲜有趣的地点等。所以，在进行相关的营销策略时候，中国很多模式是可以有效在日本得到复制的。
最后，随着日元的贬值以及未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日本经营的成本在不断降低，相比通胀较为严重的西欧或者美国而言，日本用工成本在直线下滑，且由于日本员工本身适应东亚社会的工作文化，因而后期运营的压力相对较小。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日本经济的新时期变化，对于中国企业恰恰出现了一个全球化落地的时间窗口。排除政治不确定性极端条件，日本已然成为中国企业出海高端市场的重要选项。
综上所述，欣孚智库创始人宋欣认为：当我们历史性回顾日本经济，在日本多届政府的持续努力下，推动的“改革促增长”政策已逐步揭示了日本经济的潜力和机会。同时，日本走出衰退的改革措施和历史经验，对中国而言，亦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鉴于两个国家经济崛起逻辑类似，当今面临的挑战亦呈现共性，日本经济的成功复苏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份可资参考的借鉴样板，特别是日本走出通缩重回增长的经验和教训。当下，过于关注日本“失落的30年”已无助于前行，以开放的心态重新发现日本，务实合作和应对竞争挑战，才是我们合理的态度和姿势。
唯有以冷静客观的立场，结合谦虚谨慎的精神，深入地研究我们的邻邦的兴衰命运，方能超越情绪左右，获得更为深刻的洞察与丰厚的收益。大国战略，贵在客观和理性。
（作者介绍：宋欣系欣孚智库创始人，北京欣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CEO，央视CGTN特邀评论员，前欧洲议会中国政策顾问，第一位就职于欧盟的华人政策顾问，读者微信号：xinsong-cn-eu；周掌柜系知名科技战略专家，多家全球化公司战略顾问，北京周掌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欣孚智库首席顾问，畅销书《战略思维十二讲》《元宇宙大爆炸》作者，读者微信号：zhouzhanggui300。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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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欣系欣孚智库创始人，北京欣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CEO，央视CGTN特邀评论员，前欧洲议会中国政策顾问，第一位就职于欧盟的华人政策顾问，读者微信号：xinsong-cn-eu；周掌柜系知名科技战略专家，多家全球化公司战略顾问，北京周掌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欣孚智库首席顾问，畅销书《战略思维十二讲》《元宇宙大爆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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