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李海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进入2024年后，美国总统大选的步调逐渐展开，特朗普老神在在，斩获颇丰。1月15日，美国艾奥瓦州的共和党初选结果出炉，特朗普以绝对优势告捷；同日，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印度裔企业家拉马斯瓦米宣布退选，并称将“全力支持”特朗普；21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一度被广泛视为特朗普最有力竞争者的德桑蒂斯亦宣布退出选战，并表态将支持特氏；23日，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再下一城。拜登公开说他认为特朗普将无悬念地成为最终代表共和党出战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人。就2024年1月的最新对比式民调来看，特朗普在全美范围的普遍受支持率领先拜登约4个百分点左右。
也许有人会感到疑惑：拜登相较于特朗普而言，明显更符合于西方体制下“常轨”政客样态，对于美国现行政治体制更为尊奉，也更把保持美国的国际霸权地位、维系与诸传统战略盟友间关系当回事情，那为什么还是有大量的对比式民调显示特朗普丝毫不逊色于拜登，甚至领先于拜登呢？这里至少存在着八重逻辑原因：1，当前美国政治的高度极化大背景决定，特朗普这种右翼民粹主义者必然会有一个很大的也很坚定的支持者基本盘。我们不应忘记，尽管特朗普2020年败于拜登，其总得票量却从2016年大选时的6298万张进一步成长为7422万张；2，已在华府顶层决策圈混迹多年的拜登从来就不是广受爱戴的那种政客，而且他的年龄老迈精力不济问题，目前执政的包袱问题，更宏观层面的执政能力问题等都不是朝夕之间可被改善的；3，拜登和民主党（以及更广义的左翼阵营）中的进步主义派系间并非和睦无间，他从一开始就不是民主党进步主义派系的心头好，尤其是其政府在近期哈以冲突问题上的一边倒立场，导致不少左翼的进步主义派人士（尤其是年轻人）对拜登产生了强烈的疏离甚至憎厌情绪；4，拜登之子亨特的相关丑闻一直是颗半隐形的、潜在的未爆弹；5，以目前的美国选举制度观之，少量的摇摆州所占据的地位无比重要，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拜登赢下的那些摇摆州里，特朗普只需成功翻转佐治亚、密歇根，再加上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或威斯康星这三州里的任何一州，即可一举击败拜登；而若按照一种更为大胆的估计，到最后双方激烈争夺、胜负难料的州数会更少，特朗普只要能拿下密歇根、宾夕法尼亚或威斯康星这三州中任一州，即可直接再度问鼎白宫；6，共和党内部与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较稳固的双向绑定；7，特朗普卷土重来之势有着一个显著的国际性背景作为外部支撑，亦即近期全球性（尤其在西方世界）右翼民粹主义的大行其道；8，更为重要的是，2023年11月美国主流媒体的一份民调显示，假设特朗普和拜登再度对决，而结果是特朗普赢了，多数的受访美国选民认为他们自身的财政状况将会变得更好，而美国将离战争更远。
而在这些原因中，第一个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关于当代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最近有两本新出英文学术著作，颇值一谈。
一、美国一般选民的意识形态化程度问题
对于当代美国政治，有一种常见描述是这样的，美国两党围绕着自由-保守之争激烈互博，而美国一般民众则在自由-保守的意识形态问题上所知甚少，他们的行为模式并不教条，亦不固化。美国休斯顿大学政治学系Elizabeth N. Simas教授在其2023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捍卫意识形态：重新审视意识形态在美国一般选民中的作用》（In Defense of Ideology: Reexamining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一书却直接挑战了这种常见描述。在此书中，作者指出，美国一般选民中的意识形态化程度可能远比过往既有学术研究所呈现的要更为明确和显著。
《捍卫意识形态：重新审视意识形态在美国一般选民中的作用》书封
此书认为，多年来的美国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关于美国一般选民的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即他们对政治议题的最新进展所知其实甚少，他们的行为模式往往是不合逻辑的。他们有时会热切地支持特定的政党或特定的候选人，但却缺乏任何能言之成理并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上的理由。然而，这些学术研究并没有能完整地讲述整个故事，也没能完全且不留死角地捕捉到当今日益极化的美国政治环境中公众舆论与大众意见的本质属性。因此，此书的立意就是旨在对美国一般选民的意识形态思维进行更仔细和细致的评估。使用各种更新的调查和实验数据，此书表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确实持有连贯且自洽的政治信仰，而这些信念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运转具有重要影响。这样看来，尽管党派性（partisanship）和其它的身份认同属性（other identities）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但一般选民其实比既有学术研究所通常假设的要更具意识形态性。换句话说，明确支持民主或共和党的美国人也许并不多，明确说自己是两大党之外的持独立政治见解的美国人也许并不少，但实际上，大量的美国一般选民是对自由-保守的意识形态界分非常清楚明了，且其自身在此种界分中持有一定的固定式选边站立场。
更进一步而言，此书提出了三个核心论断：1，在美国一般民众中，有一套完整自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信念系统的人并不少，远比一般学术研究所认为的数量要更多；2，这些政治信念系统实际也就是关于各项公共政策的信念和立场，拥有政治信念系统的人在考虑到各种意识形态的相关标签时常常会运用到这些信念和立场；3，这些信念和立场对政治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效应，这些影响效应不能被简单地仅仅归纳为身份认同因素。此书认为，那些能在思虑问题时跳出意识形态藩篱而不受其支配和左右的人固然是存在的，但这种不受意识形态浸染的人在当今美国政治社会里究竟有多少，其实是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此书很明确地表示，受到意识形态浸染的人在当今美国要远比各项学术研究里所讲到和所承认的更多。
其实，换个角度看，这倒也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以2023年8月的最新美国盖洛普民调数据来看，政治上自称为“独立派”的大约是47%（民主党人为26%，共和党人为25%）。早在2021年时，CNN就曾发布过一份民调，指出在当代美国的语境下，绝大多数所谓的“独立派”人士都会对民主共和两大党中的一党或另一党感到有某种亲近的关系。超过十分之九的自诩“独立派”人士表示，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倾向于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的立场。
当然，正如此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代美国政治研究领域里很多人都倾向于低估美国一般选民的意识形态化程度。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学者James A. Stimson等人曾对美国一般公众的意识形态面貌做了这样的描述：美国的公共舆论中有一个悖论。美国公众在象征性的层面是展现出保守色彩的：人们珍视保守主义范式的象征和标志，人们更有可能自我认定为保守派而不是自由派。但与此同时，人们在操作层面上常常是偏于自由派的，他们希望政府能积极介入并花更多的钱来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Stimson等人认为美国公共意见的这两个方面都是真实而持久的，而不是特定民调的产物或仅仅局限于特定时间点。也就是说，以2012年的情况来看，美国一般民众里的意识形态化的确仍不鲜明和显著。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弗里纳（Morris P. Fiorina）则在2017年出版了《不稳定的多数派》（Unstable Majorities）一书，系统阐述了他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看法。他认为，民主、共和两党事事针锋相对而产生的党派分类（party sorting）现象使得每一党的内部都更趋一元化和同质化，今日美国选民很难找到一个立场偏自由的共和党候选人，也很难找到一个立场偏保守的民主党候选人；与一般基层党员相较，处于两党领导阶层的政治精英彼此之间的激烈争斗更为显著。民主党日益成为自由派分子汇聚之地，共和党日益成为保守派分子的大本营，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一般美国公众也就随之政治上极化了。美国政治的现实情况是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积极分子们分别组成一系列小型团体，然后这些小型团体之间彼此争斗不休，而实际上美国广大公众的观点则通常呈现为比较温和中庸的，比较愿意包容不同看法的，同时也是比较含混不清晰的，而远非极化的，无条件的，或者教条的。大多数普通美国人其实并不是那么在意政治。
从某种意义上，弗里纳2017年的看法和Stimson等人2012年的看法其实较为近似，与Simas的发布于2023年的看法则大为不同。但笔者认为，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许并不是不同学者的方法和看法的分歧，而是美国政治社会自2017年以来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当代美国方兴未艾的政治极化现象似乎已经影响到一般选民的意识形态化程度，随着一般选民对政治认知和政治信念的更为体系化，选民与选民之间的基于意识形态不同的对立和纷争也将逐渐增多。
而且，实际上，早在2009年时，就已有Robert Y. Shapiro等学者点出美国选民正开始逐渐变得越来越趋于意识形态化，对公共政策议题的态度越来越沿着所谓自由-保守派的分界线而划线对峙（more ideological and more issue based along liberal-conservative lines）。学者Matthew S. Levendusky在2010年时的研究也已指出，美国精英层面的政治极化会给一般选民带来相对更为清晰的关于政策位置的各种信息和信号，让一般选民更为了解两大党在政治辩论上各自所站的立场，进而将会促使一般选民所持的政治态度变得更为清晰和更具内在自洽性（Clearer Cues, More Consistent Voters）。学者Mia Costa完成于2020年的研究也显示美国一般选民在衡量被选上的官员的政绩时，更多的诉求是来自于意识形态层面的，而非情感性的身份认同层面的。学者Joshua N. Zingher完成于2022年的研究则不仅指出美国一般选民会日益沿着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分野而分化和对立，而且美国整体的政治极化现象将为一般选民提供更为便利的信息通路，因为党派日趋极化，一般的选民们将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去关注政治，就能轻松将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主要政党所给出的立场对上表挂上钩，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化日益加深的美国一般选民完全有可能会觉得政治极化对他们做出选择而言未必是个坏事。
二、对当代美国政治中选民信息接收机制的新探索
众所周知，当代美国政治进入高度极化时期，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者互攻不休，两党在国会的政治精英更是经常性的水火不容，视彼此为敌手。在这种大的背景环境下，人们有时会发现这样一种机制，若将对共和党一方有利的信息资料拿给民主党的支持者看，民主党的支持者看完之后反而可能会更加坚定地支持民主党，反之亦然。也就是说，给一党支持者看对另一党有利的信息，可能效果适得其反，反而会加强这位支持者对其既定所支持党派的忠诚度。而美国学界的不少相关研究也反复确认了这一点，认为这种现象确实是广泛存在着的。
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Alexander Coppock新近所著的《平行性的说服机制：信息如何改变人们对政治的看法》（Persuasion in Parallel: How Information Changes Minds about Politic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3年）一书在这方面给了我们许多新的视角和启发。此书挑战了主流观点，即很多新政治信息，虽然看起来颇有说服力，但其真正得到的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因为人们会倾向于对他们所不喜欢的信息进行“反其道而行之”的推理。根据一系列随机对照试验提供的证据，此书表明，这种“适得其反”型的反馈机制实际上是很少的，甚至有时根本就不存在。相反，此书表明，大多数人都会沿着新信息所给出的方向上做更新，虽然更新的程度往往仅只是一点点而已。
当地时间2024年1月23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贝德福德，一名选民在投票站填写选票。
此书旗帜鲜明地指出，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如试图去说服那些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观点的人，将会是徒劳无功的。然而事实上，个体确实会根据新的信息去改变想法，分立于政治场域两边的两大党支持者们大致平行地更新着他们所持的观点。
在此书中，作者指出，就普遍和一般的情况而言，在接收到新的政治性的信息时，美国选民一般不会去刻意扭曲该信息，以进一步加强他们早已既有的立场，看法和认知。恰恰相反，一般而言，他们通常会被该信息打动，会向该信息所指的方向做一点靠拢，尽管这种被打动的程度本身可能很微小。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而言，美国选民虽来自不同立场背景，在当前极化态势下彼此间对政治问题看法的差异极大，但若他们接收到同一个具有一定说服力的新信息时，他们往往会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而且移动的具体程度几乎一样大，也就是说，他们对同一新信息的反应模式是高度相似的。比如，在接收到支持移民的相关宣传信息时，不管他们平素是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移民，美国选民们普遍都会向着支持移民的方向稍微做出转换，尽管这种转换的力度可能非常小。同样的道理，在接收到反对移民的相关信息时，不管他们平素是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移民，美国选民们普遍都会向着反对移民的方向稍微做出转换，尽管这种转换的力度可能只是一点点而已。按照此书的观点，当代美国政治固然是高度极化的，但如果能提供富有说服力的新信息，接收者们的反馈却不见得是会极化的，而且人们普遍对新的信息也不会是无感的。按照此书的观点，人们确实不见得会喜欢与他们素持之立场相左的信息，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据此就认定，人们一定会直接拒斥那些信息。以当代美国的情况来看，普遍意义的美国选民在根据新信息更新（或者说微调）其立场时，并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信息是他所喜欢的，还是他所不喜的。
早在三十年前，美国政治学者Benjamin I. Page 和 Robert Y. Shapiro的研究就已指出，整体而言，美国公众还是较为理性的，对于大多数的热点议题而言，公共意见的走向是较为一致的，如果民主党人对某议题变得越来越支持和热心，往往共和党人对该议题也会渐渐变得更支持和热心。当然，今日之美国绝不再是三十年前之美国，今日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系统性的和全局性的。但尽管如此，Coppock此书的侧重于新信息的汇入的基本结论看起来仍较有说服力。按照此书的分析，如果一个美国政客，或者一个美国政党想要获得更大更多的支持，那么他就应着力于使得自身发出的信息更具说服力。若想提高信息的说服力，则应更多诉诸于事实和论据（facts and arguments），更少地诉诸于那些带有小群体性质的提示和暗示（group cues），因为后者通常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和排斥。这些建议整体而言，倒是非常符合英国大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的教诲: “有说服力”这一点，不可避免地是讨论政治的核心（persuasion was unavoidably central to discussing politics）。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大的难点：就连Coppock自己也承认，当今的美国人正渐渐变得越来越不喜欢被说服，有的时候人们甚至会连带地憎厌起试图说服者，停止继续聆听，乃至于直接迎面怼回去。
《平行性的说服机制：信息如何改变人们对政治的看法》书封
建基在这本书所得出的结论上，不同的观察者自然会有不同的解读。对美国体制持有乐观看法的人可能会说，这绝对是个好消息！因为如此就有可能通过大量投放正向的、正能量的信息而促使那些被右翼民粹主义宣传洗脑的人早日觉醒，回头是岸。但对美国体制持有相对更悲观看法的人可能会说，这很可能是个坏消息！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正向、正能量的信息很容易就会被那些负向、负能量的信息（甚至是假信息，乃至由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假信息）所冲淡乃至于抵消，而美国政治的本质就会不得不依赖于谁能掌握更大的资源，谁能向市场和民众投放更多的己方信息，谁能从更有效的路径上影响乃至于型塑美国选民的普遍偏好，再结合美国当前政治高度极化、两党持续恶斗的大背景，很难让人对美国政治的运转抱有由衷的乐观情绪。特朗普当年利用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的例子值得人们警醒。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观察。比如此书认为美国普遍选民仍保有相当程度的理性，这也许的确是事实，但另一个同样真切的事实是，我们看到，大量相关民调显示，美国公众普遍既不希望看到民主党方面由拜登出战下一任总统大位，也不希望看到共和党方面由特朗普出战，但两大党的各自内部决策机制却还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最后搞出拜登再战特朗普的局面，这就说明，美国普遍选民的意愿能否真正顺利转化为实际的公共政策结果，这个过程本身就要打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
(参考资料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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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朱凡。
本期微信编辑：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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