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告诉她》
前段时间，关于“留学”话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新闻，网传“清华毕业生80%都出国”，对此，清华大学官微在1月17日发文声明，清华大学2023届毕业生出（国）境深造比例总体为8.0%，并非网传所言。
但不管留学人数变多或少，留学热潮在中国依然长久存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往国外送，去念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过去几年，中国一直保持着全球留学生生源大国的位置。甚至最近许多成年人也开始准备留学深造。
这种留学热潮是怎么诞生的？它折射出了怎样的焦虑和困境？今天的讨论，来自于人类学学者项飙，他为我们分析了中国“留学”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迷思。
来源 | 看理想节目《项飙社会谈：当全球化筑起高墙》
讲述 | 项飙
01.
“留学潮”三阶段
中国，留学的历史比较长，它也与中国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清末新政改革，那个时候赴美的留学生，一般是年龄很低的幼童，像詹天佑，那时时代特殊。
改革开放之后，绝大部分的留学生其实是成人，主要是研究生，也有本科生和博士生。在2000年之后，越来越低龄化，同时低龄的留学生规模也越来越高。要理解这个现象，需要先从历史说起。
改革开放之后的留学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这期间的留学主要是国家公派，出国的人员主要是年纪比较大、去读研究生的人。留学的目的主要是要去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技术。
而且这时期的留学还有很强的价值关怀，至少是两个价值关怀。第一，留学是为了回国服务、帮助中国进步，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成长。第二，至少对个体来讲，他们怀有这样一种理解，认为西方不仅在科技上比我们进步，而且在社会制度设计和文化生活上也要比我们进步。所以学习那里的先进文化，也是在希望今后中国会像那些留学目的地一样进步。
《暗物质》
第二个阶段，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最近。如果把留学当作项目或是工程来看的话，这一阶段最大的变化，就是留学从国家项目变成了个体行动，这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
留学主要的目的不是为国服务，而首先要考虑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这时，留学低龄化出现了。首先有不少学生出国读本科，后来还有从中学和小学就开始留学的学生。
跟第一阶段相比，除了个体化、低龄化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这时的价值取向也不一样了。特别是在近几年，基本上没有要学习西方的精华，再带回祖国来的想法了。
但人们为什么还要去留学呢？多半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个人功利的考虑。留学能让人在职场上得到更好的发展。所以总的来说，可以认为第二个留学阶段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功利化。
现在也有第三阶段，有一些家长为什么那么小就让孩子出去？一般人都认为，基础教育在国内应该更好，而且全家在一起对孩子全面成长，也更加让人放心。在孩子很年轻的时候就送他们出去，现在的家长也并非只出于功利考虑，只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未来和更好的职业发展。
许多家长认为，国内的教育制度太重视竞争，太看重分数，老师有太高的权威，这没法激发孩子兴趣，培养孩子多方面的智商、情商，所以他们认为，这对孩子能作为一个人的成长是不利的。
这其实是对第二个阶段的功利化的反对，人们又重新“去功利化”，重新回到孩子是一个人这样的根本考虑上。
家长们也知道，这么早把孩子送出去，分别很是困难，也需要付出许多情感上的代价。但是他们认为，孩子作为一个人，今后他们能否快乐生活，对人生的有怎样的理解，是否能保有善心，能感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太重要了。
《暗物质》
这就非常有意思：早期的留学带有一种很强的价值取向，人们真的是去学习；到第二个阶段，不一定去学习，只不过是去“镀金”，为了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出于有目的的功利性的考虑；到第三个阶段，既不是去学习现成的先进制度，也不是只为个人的功利，而是要从本质上挖掘人的潜力。
02.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这个变化很明显，那与这个变化同时发生的越来越多的人把孩子送出去，一个很直观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在不断地增长，越来越多家庭有了这样的经济条件和经济能力把孩子送出去。
但这里就有一个悖论在，中国经济在不断增长，至少是在城市里的老百姓，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能够支配的现金量显然在不断地增长，而且大家对世界的了解也在不断地增长。但在这样上升的同时，人们又纷纷把孩子送出去。
这回到了一个经典问题：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经济的增长和人的发展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目前的状况显然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持续的，中国经济不断地增长，但孩子的成长又很不让人满意。所以靠赚钱，再出去留学，又把人的生活移植到外面去，这个情况是不可能持续的。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找到一条发展道路，即使经济不一定增长，但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教育生活方式能变得比较合理，使人的潜力能得到合理发挥。
这确实触动了一个关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要知道，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的活动的目的是直接指向人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
我们在原始森林里摘果子、生火、打猎，都是为了直接满足自己的生命需要。当这些生命的需要被满足之后，在原始社会的早期艺术发展时期，人们用了大量的时间唱歌、在岩壁上画画，对原始人来说很多自然世界的现象难以解释，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构建了各种各样的神话。
现在有很多资料和数据证明，在原始社会里，用今天的语言来说，生产效率极其低下，每个成人一天工作的时间大概只有三个小时左右，这已经能满足生命所需的热量需求了，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娱乐，去享受、去创造艺术。
《别告诉她》
农耕社会也是这样。农耕社会的一个主要目，不是增长和积累，特别是不去积累剩余产品。对于普通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是要维持现状。在农耕社会，最大的目标是稳定，而不是所谓的“暴富”，所以仪式很重要、家庭的稳定很重要。当然，这在后来确实演变为一套非常有桎梏的制度，比如父权体制等，这是有问题的。
03.
“去嵌入的革命”：
“物质生产”与“人的生产”的断裂
根据卡尔·波兰尼的理论，到了19世纪突然出现了剧烈的思想革命，叫做“去嵌入的革命”。
“去嵌入”是什么意思？最初，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产，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活动，你的物质生产是深深嵌入到你的社会关系里面去的。怎么生产怎么交换，这里面当然会有利润的计算和交易，都是受朋友关系、社区关系、宗教关系所制约的。当你与另一个人贸易关系中断的时候，你们作为朋友的关系还在继续。
但是19世纪之后，经济学家发明了一种理论。比如卡尔·波兰尼认为这种市场的行为，生产和交易可以独立，它有一套自在的规律和法则。所以所谓“去嵌入”或者“脱嵌”，意思就是生产方式已经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家庭、宗教、社区关系里脱离出来。
而且不仅脱离出来，反过来它还会成为统治那些朋友关系、社区关系的力量。现在，许多人跟一个人做朋友是为了有交换的利益关系，当交换的利益关系结束时，你们之间的朋友关系也同时结束了，你再也不愿意见到这个人。所以主次关系完全倒了过来。在这样的想象下，经济增长是为了增长，人们对生命的理解、对社会目的的理解也就完全变化了。
现在很多声音认为，还是要经济增长压倒一切。如果经济不增长，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将导致社会不稳定。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在目前的结构下，如果不创造出一些“底层”的工作，靠这些工作把民众拖住的话，确实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要看全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总体，将它进行再分配，完全足够大家吃穿用度，完全足够形成温饱社会。如果进行再分配，可能每个人工作五天就足够，也许大家也可以花很多时间休闲娱乐、搞艺术创作，人与人之间的再变为好朋友。
《风柜来的人》
但现在几乎所有人，不管是低收入的务工人员，每天为了温饱工作8到12个小时，还是已经腰缠万贵的富翁，也得工作8到12个小时，因为他们生怕被别人超过，也更怕资产会缩水。即使我们完全不需要这些，从身体和心智都不需要这样的财富。
这就是“增长主义”，甚至不叫“发展主义”。因为“发展”还意味着从一种模式可能进化到另外一种模式，里面有创新的含义。“增长”的唯一，就是靠数据变大，比如许多富豪认为，这才够维持下来，一旦哪天停滞，好像一切都会崩溃，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迷思。
04.
人的自我异化和相互工具化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回看历史可以看到，物质生产现在已经成为主导性的力量。而人的生产，本应以人之为人作为出发点，现在后者倒变成了很次要的部分。马克思将之叫做“异化”。
人为什么要发明钞票？是为了给人服务，但今天钞票成为了一个让我们这么焦虑的事实。一个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工具，现在成为我们的主宰， 这就是“异化”，所谓的“拜物教”也是这个意思。
物质生产本来是为人的生产服务的，但现在倒过来，完全成了主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物质生产的逻辑也贯彻到教育、医疗这些领域里面来。
反映在教育上就很明显，本来是要让孩子健康快乐，去发掘他们内在的各种潜力。每个孩子的潜力都不一样，也发掘出不一样的潜力。但是这样做，就需要很大的耐心，效率也不高。
然后还有一种很强烈的假设是，如果不把学校放在一起评比的话，老师就会变得偷懒。这种假设是说，老师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在教育孩子。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工作，为了赚钱的工作，所以必须要加以一个外在的鞭策，通过评比和评审去奖励那些做得好的、数据指标很高的老师，再去惩罚那些在指标上做得不够好的老师。
这其实已经开始把老师工具化，这样，老师也把孩子想象成一个生产对象而不是培养对象。老师也把孩子工具化，他们要教育的孩子，是成为一个高效的考试者。
把一切都标准化，进行评比，引入激励的机制，这就是一种生产性逻辑，而且是物质生产性逻辑。这导致了异化的精细化，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逻辑统治了我们的生产活动，而且是物质生产逻辑直接形塑了我们如何组织人的活动。从逻辑角度来看，现象的根源都是一贯的。
《暗物质》
正因为物质生产的逻辑变得如此强大，如此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提倡信任老师，让老师放松，相信老师，让他觉得教育本身是很有趣的。你可以给老师比较高的工资，然后再建立一种比较平等的制度。
不要在老师内部创造出等级，不要在学校内部创造等级，让老师在教育里获得那个职业的满足感，获得足够尊严，当然在物质保障上要足够，现在完全有能力这样。然后再放手让老师去创造和实验各种教育方式。
这样一说，大家可能会同意，但是实际上或许大部分人不敢这么做，因为许多人认为，物质生产的逻辑已经使人变得犬儒，让人们对其他人缺乏基本的善心和信任。
当然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裂，这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作为后发展国家，现在这种断裂可能尤其明显，甚至已经不能说是断裂了，人的生产都统一到了物质生产的逻辑之下。
或许，这也是在逼迫每个人“自我异化”。
*本文编辑整理自《项飙社会谈：当全球化筑起高墙》第1讲，有大量删减整理，原内容可移步“看理想”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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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暗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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