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晓妍
编辑 | 江臾 唐槭
摄影| Eduardo Leal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过去一年，67岁的历史学家王笛在适应一种更新的日常。
他做客俞敏洪和董宇辉的直播间，看见屏幕上的数字不断跳动，最终稳定在几百万人次。“我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人，每讲一句话，都会非常多的人听到。”他频繁地参加各种读书会、分享会，有时在郊区的酒吧，来了一百多个年轻人，端着酒走来走去，聊天，等待开场。有时在市井街头，附近是菜市、饭馆和五金店。还有一次选在书店门外几米远的地方，几个嬢嬢坐在竹椅上聊天，孩子在旁边玩。
媒体采访也很密集，他每个月会接受至少一次访谈。面对很多重复聊过的话题，王笛始终保持着热情和耐心，一遍遍地讲述他的观点：脱离帝王史观和宏大叙事，重视日常，关注普通人，关注自己。“正是因为对现实的深深担忧，才有了非常频繁的公众表达。”他担忧普通人自认“碌碌无为”，忧心正在将孩子逼成“人上人”的焦虑家长，也害怕出现凡事一切依赖国家的巨婴社会。
王笛
总体来说，这个过去自我定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离普通人越来越近了。疫情三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焦虑、迷茫的世界，王笛感到，普通人会有种迫切感，想要从历史当中寻求答案。作为历史学家，他认为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公共活动之余，王笛还在写《袍哥》三卷本，编书，发表学术论文。他生活在澳门，有时会在清晨四五点钟起床，开始写作。他几乎没有放假的概念，能安静地写作就是最好的“过节氛围”，如果没有做这些，反而不习惯。这已经成为了他的日常。
捍卫每天普普通通的日常，就是找到自我，成为自己的主人。以往，精英掌握话语权。王笛则鼓励普通人用文字、短视频记录日常，进行个人叙事，用记录对抗遗忘。回归自己的日常生活，规划目标，该读书的读书，该工作的好好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是谷雨年度策划《地球来信》的第二篇，以下是王笛的讲述。
日常的重建
一年前，我曾经到成都一个名叫敦壩的酒吧做过分享。以往我们做活动，都是选在公共交通方便的市区，而不会选在离老城区有十几公里的郊区。我原本以为别人会觉得到这里来很麻烦——就像以往我们在高校开读书会，就在一个校园里，这么方便，来的学生可能也只是几十个。但没想到，在成都当晚来了140多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那次分享会是由媒体人张丰和在剑桥大学人类学博士生灵子主持，他们告诉我，没有固定主题，什么都话题都可以敞开聊，只要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都可以讨论。我从晚上七点多聊到了十点多，原本以为差不多要收场了，结果主持人说，我们先中场休息，再开始下半场。
第二天早上，我还要坐飞机回澳门，但是看到大家的热情，我也很开心，我说，“那就舍命陪君子了”。分享会最后开到了凌晨12点多，大家聊得很尽兴，就像回到少年时的读书时光。
我发现，疫情之后，年轻人对历史、对公共议题越来越感兴趣。当人们察觉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会有种迫切感，想从历史中获得答案。因为历史经常能够教育我们，回到历史去看，为什么现实会这样。
王笛在澳门大学办公室
有一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就是我强调的脱离帝王史观，重视普通人，重视日常。大家也开始觉得，不能只讲国家，要讲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不要讲那么宏大的历史、遥远的大趋势。日常是什么，日常就是保证明天能正常出门，家里人生了病能及时就医，普通人能找到工作，挣钱养家糊口。
过去很多人觉得，如果自己普普通通、平平稳稳地过完一生，就是虚度，没有贡献，没有价值，这是对我们普通人的污蔑。
以前人们喜欢听评书，听英雄故事。我们从小到大的历史教育，也聚焦帝王将相，风云人物，向往“大时代”，做大事，波澜壮阔。最早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历史都不研究民众？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我才开始反思帝王史观。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史学观影响不只是历史学家的写作，也影响到每一个普通人对自己的认知。
作为普通人，我们为什么没有价值？每天早上工作，建筑工人修房子，工厂的工人到厂里造零件，社会就是这样运转的。我们出生，接受教育，结婚生子，传宗接代，文明就是这样延续的。
虽然没有绝对的平等，但作为一个历史写作者，我不能灌输一种观念，让普通人觉得自己是平庸的，没有人格，理所当然地得不到尊重。我想告诉更多的人，可能我的钱比别人少，地位没有别人高，但我的人格、尊严，一点都不比别人低。
就像我调研的一家茶馆，2021年的大年初一，茶馆的监控拍摄到一位97岁的老茶客，在早上4点多过来吃早茶。当时因为疫情，茶馆没开。那么冷的天，老大爷就在门口徘徊，不愿意离开。他可能不明白，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还以为是自己来得太早，茶馆还没开门。他已经很老了，去茶馆可能也不会跟别人聊天。但他一定要坐在那里喝茶，这就是他的日常。
在敦壩酒吧的那天，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大家都能聚在一起，中场休息时，年轻人去买饮料，组织者还带来了蛋糕一起分着吃。散场后，我回酒店，剩下的人还要一起去吃宵夜。让普通人能够持续他们的日常，有尊严地生活，能拥有自己的未来，这就是最重要的。
从象牙塔到街头
我经常会想起，1991年，我第一次出国，要先到北京坐飞机，在那里落脚。那个时候没有酒店宾馆，只能住在四川驻京办，第一天没有安排房间，只能睡在走廊上。第二天才住进了一个二三十人住的大房间，都是从四川来的厂长、书记，地方领导。我到美国最震撼的，就是每周可以休息两天，太不得了了。今天的青年人很难体会到当时中美两国的差距，因此，中国走到今天不容易，千万要珍惜。
那个时候和现在很不一样，虽然生活很苦，居住条件不好，1994年才取消粮票。但整个社会都很有活力，大家都肯投资、肯奋斗，坚信明天会更好。
当一个历史学家经常是悲观的，痛苦的，因为我们看得多、读得多。可能别人还没察觉，我们已经开始了担忧。
过去的2023年，是我接受媒体采访最多的一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采访。虽然是被动的，但我还是愿意去表达，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面向公众表达的机会。有些话憋在心里也很难受。我们应该怎么认识社会现实？怎么去看我们自己？面对这么多年轻人，作为长者，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去年读书日，艺术家王亥邀请我和香港大学的张隆溪教授，在成都的玉林街头做了一次读书分享会。张隆溪教授70多岁了，年纪比我还大。我们三个成都人，摆了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就在街边谈哲学、美学、历史。
那条街上都是小店铺，餐馆、修车行、理发店，足疗店，但我们做这个活动一点都不觉得跟这个环境有违和感。边上围着很多年轻人，听口音，有些是从外地来到成都的。还会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凑过来看热闹。
我对“街头”这个概念很重视，我们就把学术引到街头，不一定要在干净、安静的会议厅，营造什么高大上的氛围。不管别人能接受多少，至少我们做了这件事。
在我们旁边，是王亥办的两个小书店，一间是“三联思想库”，集合了20世纪499本思想著作。很多现实问题，我们在阅读里也能找到答案。
我觉得大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种浪漫化的想象。觉得是一个黄金时代，我们可以看很多书，很自由，有很大的空间。但其实那种自由是跟前面十年“文革”相比较而言的。我们当年没有网络，只有纸质书。相比之下，现在读书的选择比当年的我们多得多，绝大部分有价值、有思想的好书都能找到，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找借口。
另一间书店，王亥计划叫“王笛街头书店”，我没有同意。现在主要售卖我的《历史的微声》以及我在书里提到的文学、政治、社会学、人类学各个领域的图书。两家临街对望，夹在几家中医馆、按摩店、快递站之间。
这个书店只有15平米，书目就是我从儿童时期、中学到现在的阅读史。我希望普通读者在读历史的时候，首先应该意识到，你是站在什么角度，是代入了统治者的视角，还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的“捍卫战”
还有两三年，我就要退休了。我的朋友们也会说，现在应该是我放松的时候，为什么过得比我42岁时刚到德克萨斯A&M大学的时候还紧张。那时候压力很大，我一边教书，一边写书，如果书写不出来，在“非升即走”的体制下，就要走人。即使这样，我也每周都会去看电影、钓鱼，一钓就是大半天。现在这些活动都取消了，总有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现在我在澳门大学，除了给学生上课、开会，处理学校里的事，其他时间，都是在家里写作。夏天的时候醒得早，凌晨四五点就睡不着，我就起床，泡一杯咖啡，坐在窗边的书桌上，写到天慢慢亮起来。早上八九点，才开始洗漱、吃早饭。圣诞节放假或是在国内过春节，我都是照常，没有节假日的概念。
说句实话，到了这个年纪，我现在躺平，不写任何东西，也可以活得很好。又不评职称了，工资都不会再涨。但就是想写。
王笛在图书馆
疫情还没结束时，我基本都会想办法从澳门来到内地，做调研，接受采访，开讲座、分享会，不放弃表达的机会。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我所捍卫的“日常”。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也不那么乐观的世界，我们普通人只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首先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记录抵制遗忘。
过去，历史记录的权力一直掌握在精英手里，但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你有自己的朋友圈，有公众号，可以拍短视频。以往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只要人们想表达，就有渠道。任何人，哪怕一个不识字的人，都可以给现代社会留下我们的痕迹。
很多人一味批评短视频，觉得碎片化，浪费时间。也有些人会说，短视频不真实，有夸张的、有美化的。那文字就没有了吗？我一直在指出一点，我们的历史有多大的真实性，我们的引以为自豪的二十四史，里面有多少帝王想让我们看见的东西？所以普通人记录的意义不言而喻，我们有责任，让历史不被遗忘。
我认为，短视频是不亚于文字的记录方式，这里面有普通人的生活记录，也有对社会的期待。现在我们来看，习以为常，但这些东西积累下来，能为以后的历史研究者提供一些研究资料，就是一个社会的真实写照。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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