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以速度和遗忘为标记的现代社会里，纪录片忠于真实的表达与敏锐的洞察，将影像与自我经验结合所激发的能量成为我们感知自己、他者或社会的通道，进而引发认知、深思与行动。
最近几年，一大批女性纪录片创作者占据主要力量，并从宏大视角的故事跳脱出来，将镜头对准自身与家人等内容、表达对生活的思考与感悟的私影像逐渐涌现，透过记录，发现生活、家庭、父母与亲密关系的多面。
女性创作者们以自己细致入微的观察，细腻丰富的情感，去碰撞与共情不同的灵魂，在创作内容中表达诉求，体现着女性生存空间与存在方式。
但是，女性创作者在纪录片话语体系里中如何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叙事风格？如何让自己的创作让大众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这个性别群体所面临的处境与困难？女性纪录片的优势在哪里？破局之路又在何？
1月14日下午，凹凸镜DOC联合寻麓书馆、大江大海少年影像学院主办的“2023华语纪录片年度关注特别展映”第一场主题论坛，我们邀请范俭、阿烂、袁楠茜、刘雅琴、张杰五位导演，以及叢林主理人查欣佶一起探讨“情感、记忆、私影像：女性纪录片创作的优势和局限？”
以下是文字实录，部分内容有删减。
整理：段昕彤
编辑：沙   丘
排版：裴嫣柔
查欣佶：各位导演的女性创作意识都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决定拍摄的时候就携带了这种情绪还是在拍摄过程中被慢慢激发出来的？
阿烂：对我个人来说，我有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做女性权益相关的倡导，在做女性的生育权，包括单身女性和性少数女性的生育权这件事情上，因此我的产出大多会围绕此来做。
袁楠茜：我在决定拍摄的时候没有太刻意地在女性议题上过多考虑，我主要是希望能有对残障群体的反映和思考，在我拍摄和剪辑过程中，我首先会记住我的拍摄对象是一个独立健全的人，再去考虑她作为一个女性的部分。
查欣佶：作为男性导演去进行女性纪录片创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视角，或者怎么去定位自己的角色呢？
范俭：我大概从2016年拍余秀华开始，就边拍边看女性主义的作品。这其实是一个逐渐去了解和理解的过程。对于我而言，尤其是在当下，我在做作品的时候，会非常自觉地去考虑视角问题。我在拍摄《摇摇晃晃的人间》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懵懂的状态，对于用什么样的视角去拍摄一个大女主是不清晰的，只能先纪录下来。当下在制作余秀华第二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片子能够有一种融合的表达，是一个包含女性主义等的多元的作品。
查欣佶：继续和各位导演聊聊创作团队的部分。在进行女性影像创作的时候，各位都会怎么选择自己的合作团队？团队中的男女比例是怎么样的？还是说会单打独斗？
袁楠茜：我在创作《吹梦无踪》之前，做了七年的剪辑师，所以我对自己片子的设计，包括节奏、技术方面其实都是能把控的。但我的创作环境是，头三年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拍，有时候还是会挺无助的，因为我的拍摄对象是个聋人，她也没什么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跟彼此对话，我的拍摄有一些闭塞，我很希望能有别人从别的视角来看我们，来看我的拍摄。慢慢的这个片子被知道了，我也有了制片，我们会拍一些广告来增加一点儿收入和改善预算，就越来越能感受到一个片子是需要团队的，团队力量确实比个人力量大很多。
阿烂：从性别比例上来说，《这个女人》的团队是一只非常微小的团队，里面男性也相对少一些，我的制片人是男性，有几位男性角色，然后文学策划是女性，声音设计是女性，摄影是我自己。剪辑是我和后期加入的一位男性，整体上来说女性的主创含量比较高。但它不是一个非常刻意的选择，是我经年累月一直在做女性的议题，以及我的女性意识上更希望可以把机会分享给更多的女性创作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我本身就有这样的倾向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追问，为什么商业化的影视行业里，女性从业者的比例会相对较少，为什么女性从业者的资源是稀缺的。资源稀缺是一种结果，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我们亟待去追问和解决的。
刘雅琴：《当我走近你的时候》的摄影是我和我的一个女性好朋友。或许是我们都是女生也是好朋友的原因，我们俩在一起的沟通会非常简单，我只需要告诉她我需要什么景，其余的故事上的情感上的部分，我都不需要过多解释。而我现在在自媒体公司做编导工作，我的男性摄影师和剪辑师就会对故事的主题和关系感到模糊，然后反复问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张杰：我跟其他几位导演应该不太一样，我从《小人儿张》到现在，所有片子除了字幕翻译都只有我一个人。我本身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包括纪录片的拍摄剪辑也都是自学的，可能是习惯不去麻烦别人，我遇到片子上的任何问题，首先想的都不是找人帮忙，是我得怎么样把它学会，弄明白。这种单打独斗会让我的纪录片更属于我，但我同样也很期待着未来能有自己的同伴，能有一个团队。
范俭：提到创作团队，或者提到主创的性别，我感到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在于女性作者越来越多，女性议题的影片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这个行业对女性作者的支持力度是有增长的，这是我有一个很显著的感受，包括各个影展上女性议题影片占比越来越大，越来越能看到女性创作的专门基金会、基金项目等等。我认为这种变化是一种时代的声音，或者说是时代一个很显性的需要，需要让女性的声音更多地表达出来。
查欣佶：我们聊聊创作的内容。当我们提女性的创作，我觉得我会很有信心从女性创作者的表达里看到更大胆、更直接、更自由的部分，我不知道大家在创作上会有这样的意识和考虑吗？
阿烂：我对我的影片会有更多自己的态度和表达欲。关于影片具体的内容层面，不管是情感的还是欲望的，都和我对于女性一直以来的关注息息相关，我倾注于表达女性自己的生命经验，她怎么样能做自己，她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困难，未来有可能要走向哪里。
袁楠茜：我拍摄过程中确实还蛮想放弃这个片子，我的经济上确实非常困难，因为洋洋不会固定在一个城市，我去找她拍摄的成本非常高。在中途特别想放弃的时候，她会鼓励我去继续做，我看着她我就会想我也可以不管不顾地疯一下，在我剪不出来的时候，她又会跟我说，让我不要着急可以先去找她玩一下，休息一下，我觉得就非常好，我在片子里也很直接地表露出来我们的亲密和友情，我们就是互相鼓励着对方，我们是在共同成长的，拍摄纪录片对我来说因此有了超越我去拍摄它的意义。
刘雅琴：其实我再去看我的片子，我会觉得有一些的东西我讲得太直白，或者是一些文本技术的层面我没有把握好，但是因为它是我的第一部纪录片，我感觉我有太多东西想要表达，写了很多的旁白去阐发对我妈妈的情感，包括我希望她成为一个独立幸福的人，都是我拍摄的情感意识。当然，现在我感觉那个想法挺天真的，女性似乎生育之后，就很难再成为我口中的独立女人了。
查欣佶：请问范俭导演，目前的女性创作投奖是否有一个标准，特别是欧美的奖项，评委是否会更看重它是否是一个女性主义立场的影片？
范俭：因为奥斯卡的体系，它总的来说仍然是美国电影体系的一部分。自从我2018年成为奥斯卡纪录片评审以来的一系列观察，我越来越发现，女性话题在美国首先是政治话语，其已然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波澜壮阔的女权运动，但是应该说这几年透过奥斯卡的入围的纪录片包括剧情片来看，它似乎形成了一种新的显性话语，这种身份政治有些时候会矫枉过正，比如说，一个团队拍女性，就一定要想办法在拍摄团队中设置女性工作岗位；拍残疾人，就一定要在拍摄团队中找一个残疾人工作者。这是很吊诡的事情，这背后更多是政治的角力。而女性创作者或者创作女性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可能会为了这样一个风向去制作自己的影片，或者去使自己的作品迎合一些欧美希望的主题，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创作是奔着这样的目标去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查欣佶：我之前看了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圆桌，今年有不少女性获奖者，比如说化学的经济的生物的，他们坐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谈到她们在这个行业做那么久，支撑她们坚持下来很大程度上是会有一个行业内的偶像，在座各位是否可以分享一下，你作为一个女性来做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这么一个偶像。
袁楠茜：我一直很喜欢许鞍华，今年她也有非常好的纪录片《诗》，我过去一直都在看她的剧情片，除了喜欢她的影片本身外，我非常喜欢她在创作的时候的状态，推荐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看《诗》这个新片。
阿烂：我的偶像跟电影无关，但是肯定跟女权有关，她是金斯伯格（露丝·巴德·金斯伯格）。这和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女性权益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她很厉害，她终其一生致力于女性新的权益，致力于立法层面的改变，这个也是我的目标。
刘雅琴：我理解的偶像可能是小时候会觉得长大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感觉我现在并没有想要成为某一个人，或者说我一定要拍出一个什么样的片子，我拍摄纪录片的感觉是它给了我一个认识这个世界或者是社会的机会。
张杰：我刚才大脑飞速运转，然后想曾经应该有偶像，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我会从我的拍摄对象身上得到很多力量，每次我在创作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下我这些拍摄对象，想到他们我就会觉得我有什么理由不坚持做完。所以我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做片子，做到一半不做了的情况，不管任何原因我都要做。并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做纪录片的原因，现在我会觉得我更能从这些普通人身上汲取很多力量，我想我们也是偶像。
查欣佶：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类问题，女性电影创作，或者更大一点的独立电影的年轻创作者们可能缺乏一个相互支持的社群，那么在独立制作上怎么去跟更多人建立连接，在座各位能不能给观众做一个经验或方式的分享？
范俭：我觉得还是要跟行业打交道，不只是为你的一个项目去找合作伙伴，找资金，而是要打开眼界去认知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其实时代一直在变，这个时代的变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电影行业。我觉得通过到各种创投，各种影展，你会认识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多的同道中人，这是更重要更经济的。包括把正在拍的项目去做一个片花、写一个提案去报，虽然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但是你会认识很多的人，都是很好的机会。
袁楠茜：我其实可以补充一下，《吹梦无踪》是我的首部作品，我剪了片花投创投，国内的比如广州国际纪录片、first实验室等等，这些创投会它们真的不仅仅是找钱和找赞助，它会有很多的工作坊，包括做提案培训、帮助主创人去理清脉络的，尤其是对刚开始接触纪录片创作者来说，也会有很多的曝光机会。
观众：请问范俭和阿烂导演，在拍摄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的时候，怎么样规避风险，以及怎么样能够更好地更安全地将它们放映和分享出来？
阿烂：首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个风险没法规避，只能说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安全的保护自己和保护拍摄的对象，以及对于你这个片子未来有什么样的考虑。你在拍摄过程中可能已经遇到了阻碍，它到放映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阻碍，只能去选择一些相对安全的方式跟观众见面。
范俭：我补充一句，其实做很多题目都有风险。有的时候我认为做的过程要大于做的结果，就是做的过程本身意义就已经非常大了，至于做出来的结果以及结果的传播，我觉得可以慢慢来。
观众：想问几位导演一个纪录片与时间的关系的问题。我其实一直很好奇纪录片是否一定要用几年的时间来衡量，或是几个月也能做出好的影片？
刘雅琴：我大概拍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剪的话可能也是三个月左右，所以我这个片没有拍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会觉得家庭影像，在拍摄之前我已经和我的妈妈有很长时间的情感了，我不是从头开始，我开机是延续了之前的情感，可能再阐发出新的情感，在这些情感里我去捕捉事件。
观众：想请问阿烂导演，我们在女性影像创作中应该怎么去谈论性和欲望这一类比较私密的话题，会不会有所冒犯？
阿烂：首先我想说性的话题女性从来不是避而不谈的，女性关起门来谈的可欢了，对吧？咱们作为女同胞私底下相互是知道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只能关上门来谈？我们到底能不能谈？是谁不让我们谈？我们能谈到什么程度？能用怎样的方式谈？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影视行业和项目中有核心的女性创作者，有机会去讲女性的故事、经验、感受、想法、欲望、期望，都是女性慢慢接近女人和性，作为真实个体活着和存在被尊重、正视的开始，哪怕只是开始，这需要我们一起去努力、看见、承认、支持。
观众：请问范俭导演，在拍摄女性的过程中，会不会有性别身份差异而导致导演身份攻击性增强的情况？有没有具体处理这类情况的方法？
范俭：放在具体的语境里，其实只要端起摄影机，不管是对于女性主人公还是男性主人公，还是一个对小孩，都可能产生攻击性。而放在具体的关系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我跟于秀华会在拍摄之外经营很长久的情感关系，或者说私密关系，我会花很多时间在拍摄之外，我们的关系的建立会减少那样的一种攻击性。
再放得具体一点，我跟余秀华的拍摄关系里，她没有反馈我有较强的攻击性，而且到了一定时间之后，她还会问候一下说你会不会继续拍第三部或者第四部，她跟我调侃这样的话题。我觉得要看具体的关系的处理，很大程度上要看你创造者的一个个性，情感状态以及这种控制力，这个很重要，本来你的个性就是主导型的，或者说你的共情力极强，让对方感觉舒适的，这样这都会看具体的人，因人而异。
观众：当我们举起摄影机去入侵到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公共空间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担忧受到威胁和反击，这些情况确实很危险，想问导演们怎么去处理或者规避这种风险？
阿烂：我不想只从摄影机或女性创作者这种层面讲，我觉得更多的是整体的性别文化和女性在这个结构性不平等当中所需要经受的，非常日常的体现在影视行业的现实，作为女性主创来说，它只是一个切面，当然怎么样回避或者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个办法也非常多也非常具体，但是我觉得更核心的办法是我们要一起努力，让我们的性别文化和女性的处境能慢慢的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是比较终极和有效的解决办法。
张杰：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不能说不危险，只是说我到目前为止比较幸运，包括今天应该有一位导演也在现场，其实作为女性，可能我们或多或少会在拍摄过程，他不一定是你的拍摄对象，也有可能是周边的人，对我们的骚扰。其实不仅是我们的工作，你在生活中也能碰到，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没有看起来那么弱小，至少在拍摄过程中，不让自己受欺负，当你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出来，并且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的创作跟范导有一点点相似，我会在拍摄前给跟他们建立一些私密联系，让自己更安全一些。
阿烂：我想补充的是当提到女性安全空间怎么样做更安全，遇到危险怎么办的时候，从我的角度来说，不是要让更多的女性更好的保去保护自己，而是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没有任何办法去让骚扰的人，让创造危险的人停止那些举动。对，必须反复的问那些问题，而不是要反复地讲女性怎么去保护自己。
凹凸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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