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翊云获奖无数，尽管有人认为李翊云会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华裔作家，但直到上海译文出版社与群岛图书引进《我该走了吗》中译本之前，中文读者和这位华裔作家领军人物之间，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过去这些年，李翊云鲜少与中文世界有直接接触。2021年，她与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崔峤有过一次特别的线上对谈。彼时，疫情改变了李翊云的生活与思考的方式，而她的小说《我该走了吗》正在筹备出版中译本，这将是她与中文读者的“第一次接触”。
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这场对谈透露了许多，关于写作的野心，关于文学的前途，关于抑郁症。
《我该走了吗》中译本出版后，许多读者对李翊云兴趣陡增。今天，译文君就与大家分享崔峤与李翊云的这次访谈：
图片来源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官方微博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

（ID：bjbcaf）

原标题为“BCAF 对话 | 专访李翊云：I found words for something”

专访：崔峤

编辑：徐沛
崔峤回忆起她和李翊云初次在纽约的见面，迎面而来的大作家却像从森林走出来的纯真少女，一身简约黑色，穿着红色鞋子，眼睛是亮亮的。在很多读者心中，透过文字认识的李翊云似乎总有一种孤独的漂泊感和宿命论的悲悯。
李翊云目前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当下国际文学界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李翊云的文学作品还未曾以中文出版过，在中文世界，她更多是因为获得的光环和荣誉被人关注：
2004年， 获得纽约《巴黎评论》年度新人奖;
2005年，首部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
2006年，获得美国笔会海明威奖；
2007年，根据其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千年敬祈》由香港导演王颖执导，获第55届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贝壳奖”；被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评为美国最杰出的 35 岁以下作家之一；
2010 年，获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 被《纽约客》选为最杰出的20位“40岁以下青年小说家”；
2011年，她首部长篇小说《漂泊者》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决选短名单，这是华人作家首次提名该奖；
2013年，担任英国布克奖评委；
2020年，获耶鲁大学Windham-Campbell 文学奖；
2020年，获美国笔会Jean Stein奖；
2020年，获耶鲁大学Windham-Campbell 文学奖；
2020年，获Guggenheim奖金；
2021年，获美国艺术文学科学院文学奖。
众多奖项的肯定似乎对于她生活的影响并不大。当被问及她对获奖的看法的时候，她只是很自然地说：
I FOUND WORDS FOR SOMETHING，这是我写作的意义。
谈到写作时，她脸上开始洋溢出光彩。疫情期间她的创作并未停滞，反而如她形容，更加有“productivity”（生产力）：她不仅出版了新作《托尔斯泰为伴：与李翊云共读〈战争与和平〉的八十五天》（Tolstoy Together: 85 Days of War and Peace with Yiyun Li），还发起了一个每日线上全球公众阅读活动（public reading），为疫情中的读者朋友们提供了一片文学与心灵的陪伴之地。
图片来源于flickr
用英语写作的李翊云，鲜少接受中文采访。BCAF理事长崔峤与李翊云的线上90分钟对谈非常坦诚：从疫情聊到时事、从阅读聊到出版、从教学到家庭，从光辉到挑战。
注：以下对话中，崔峤简称“崔”，李翊云简称“李”。
01
疫情下的
个人生活
崔：一年多的疫情从可知未可知的方面改变了许多社会和个体。可能有更多人借助艺术或文学排解孤单。我过去的一年发现音乐帮助我很多，在信息太多已经不能接受的时候，我发现音乐太重要了。你在这一年多当中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吗？
李：我这一年真的是产出效率很高。我感觉这一年大家都特别的浮躁（agitative）、焦虑、不能专心干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专心，坐下来看书、做事情，要保持每天都做事情。加上这一年也没教书，所以我觉得我比以往写的、看的东西更多了。
崔：不会被新闻打扰心境吗？
李：对，去年新闻都很不好，我一般很少看新闻，也就晚上看一看。我不怎么使用社交网络，我觉得这些都特别分散注意力、影响心情。于事无补的事情就不要做。不过，我觉得我也多少会有点受影响。看书不是说持续专心，而是看半个小时就得换一本书。一天就看十本书，五个小时就过去了，早上再写点东西，差不多一天就过去了。
崔：每天阅读十个小时似乎是你从之前到现在一直保持的习惯？
李：对，但这十个小时不是同一本书。只看一本书就会看烦，十个小时多看几本书。因为不同的书，所用的脑子、去思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这几年我一直都在看莎士比亚，也看小说，这两种读物用的脑子是不一样的。我有的时候还能看英文字典看上一段时间。看十本书不能是同样类型的，那样就烦了。得看各种各样的书。所以我觉得还行，能静下心来。
崔：你最近看的十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吗？
李：
《The Collected Stories》, Mavis Gallant
《The Complete Essay》, V. S. Pritchett
《Tolstoy: A biography》，A.N. Wilson
《Shakespeare's historical plays》
《Seven Gothic Tales》, Isak Dinesen
《The Collected Poems》, Wallace Stevens
《A Train of Powder》, Rebecca West
《Elbow Room》, James Alan McPherson
《Witold Gombrowicz's diary》
《Cultural Amnesia》, Clive James
《The Communicating Vessels》, Frederike Mayröcker
《The Book of Errors》, Annie Coggan
崔：你现在还像以前一样控制每天15分钟的上网时间吗？
李：我以前控制，但现在我不控制了。我现在是从一本书换到另一本的时候，在休息一下的间隙，会看几分钟。
崔：这叫“番茄工作法”，每25分钟休息一下头脑。
李：但我估计那五分钟（看社交网络）的东西我没看进去。头脑不怎么转，处在一个放空（white space）的状态里，看完就忘了。
崔：阅读写作都要用眼，疫情之下跟眼睛没有关系的放松是什么？
李：听有声书。因为我发现不可能一天看十小时，加上我的视力不太好。每天走路走一个小时，就听一个小时书，跟看书差不多。听书挺好的，不用眼睛，也能“看”书。
但有些书适合听，有些书不适合。我听的基本上都是篇幅比较长、比较经典的。比如说狄更斯（Dickens），哈里·詹姆斯（Harry James），这些听起来比较容易。
崔：有跟文学无关的，普通世俗意义上的爱好吗？
李：我还做园艺。我喜欢做园艺，一边听书一边做园艺。我以前种很多菜，西红柿、茄子、豆角、薄荷。我现在只种西红柿和各种香料，还有种各种各样的花。 我上辈子应该是农民，看见地就喜欢。我老家很穷的，在山里头。我爸他们家都是农民，我就喜欢种地。
02
全世界的人，在同一天，
来看这15页书
崔：你在童年时肯定想象不到现在过得这种“农民生活”。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反精英的立场，许多话题在不同的方向上被讨论、被误解。你觉得现在的自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吗？
李：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精英，因为我不知道美国的精英是谁，但我也不反精英。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要每天用脑子想东西，不要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但是其实美国给我的感觉不是反精英，而是反科学、反教育。这是很糟糕的。
崔：这是局部现象吧？就像普林斯顿永远都会存在，不会真的把你们反到哪里去。 
李：但是普林斯顿是个bubble（幻象）。你看普通的人，我觉得在美国这种反科学、反学术其实很明显。
崔：你最新的小说也开始写美国的人物。在你常规生活工作之外的体验，你通过什么途径去获得，又怎样找到你的人物素材和灵感？
李：比如生活中，我在这教书，出去剪头发，理发师就会跟我讲很多事情。或者我去做按摩，我的按摩师是从乌克兰来的，她会给我讲她的生活。我感觉我生活中更多的是这种互动、沟通和交流。并不是跟精英交流，而是和更多普通人。
崔：你老公说你十分钟之内，就能让别人卸下防备，跟你诉说他们的故事。
李：这点上我很幸运，我并不是要出去寻找什么东西，但我只要出去就会跟人说话。谁看见我都跟我说话。那我就听着，听着听着就能听出一些事情来。
崔：最初你去爱荷华州的时候，是带着一种人类学的角度。过了这么多年，你觉得这角度还是相关的吗？
李：兴趣还是在那的，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语言。滥用语言对我来说是特别不能忍受的事情。别人说什么，就用什么，也不经过思考，反复地用。语言就像钞票似的，大家都用。谁也不思考语言本身的价值。
我现在很多事情都是从语言的角度去想的。由于我现在日常使用的语言主要是英语，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很喜欢用一些big word（假大空）。他们用完了我就会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词的含义，而只是不加思考地拿来使用。
语言是很能洗脑的。举个例子，在我看来很滑稽的，美国左派的一个表达是：没有safe space，一点点事情就会说I do not feel safe。这些小孩他们在说safe的时候，事实上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safe，什么叫做不safe。这就是滥用语言——他们在使用时根本不会去思考。我对这种滥用语言很反感。
我现在用英语写作，对语言的要求很高。我对英文使用的要求比对中文的使用要求更高一些，因为要追求语言表达的精确性。我不喜欢人们用语言用得这么漫不经心。这也是我不用社交网络的原因。在社交网络的环境中，人们就是在重复别人的用词/网络词汇，很少有人在意精准性（precise）和独立的思考。
图片来源于dailybest
崔：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你还是相信语言和文学的前途以及用处对吗？新世代其实已经被社交网络影响得非常厉害了。你认为他们会像以前的人一样，怀着敬意去阅读严肃文学、艺术作者电影么？还是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
李：我不是那么的乐观，也不是那么悲观。这种严肃文学或者艺术，向来都不是大众的，是小众的东西，可能也不会走向灭亡。我比较相信数据，可能在1600年有1%的人关注和研究艺术和文学，也许现在这个比例也还是1%，但这1%还是一直在那的。不过我不相信这1% 会变成10%，10%那就有点过于乐观。但我相信这1% 也是有意义的。要不然我们为什么去博物馆，去看书、听巴赫，这些都是当年那1%传下来的。
崔：让你来选，你的哪部作品在这个维度上可以留给下一代人？
李：我这还真没想过。
崔：现在想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李：最直接的答案，我觉得可能是Where Reasons End 。
崔：这本书让我看到头皮发麻，经常会感觉不敢看，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阅读体验。能够看进去的人，会有一个时机去真正地懂它。这个作品真的太特别了，而且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
李：对，但我不会想100年后谁会看我的书。我没有这么的有野心（ambitious）。
崔：你经常鼓励自己的学生要有野心——不是通常所谓的野心。
李：但我不是谦虚。我要是谦虚，我就会说我写得很一般，要努力。我觉得我写得是挺好的。有些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很大的份量。有的作家，一辈子写10本书，10本书都是一样的。我想我的每一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本书都是往前走的。对我来说这是更重要的，比一辈子都写同样的书更重要。
崔：你要出的这本书确实是不一样。何伟（ Peter Hessler）和我说，他的女儿9岁，也在读《战争与和平》。我特别好奇他女儿读《战争与和平》是什么样的感觉，一个9岁的孩子到底能不能看进去这本书。
李：9月份的书主要是一个疫情项目（pandemic project）。《战争与和平》因为我每年都看，但我发现大家静不下心来，那我就带着大家看。如果你知道这一天大家都看这15页，全世界的人都看这15页，大家能够联系起来，我觉得是个挺好的事情。所以今年9月15号我还要再做一次85天的《战争与和平》公众阅读活动（public reading）。
托尔斯泰为伴：
与李翊云共读《战争与和平》的八十五天
崔：你在中国的时候就一直在读《战争与和平》，包括托尔斯泰（的其他作品），去了美国也在读。虽然你到美国之后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但托尔斯泰是属于少数能够贯穿你早期成长历程的一个例子吧？
李：对，他是特例。他确实写得很好，不同的年纪去读会有不同的感受。某一些作家的作品你只会在特定的一个年龄特别地迷恋，到了另一个人生阶段就不再读了，这时候你的成长和这个书就分开了，不在一条路上了。托尔斯泰一直在我前进的这条路上。我觉得我和他分开到两条道上的这一天是不可能到来的。
03
怎么写，
我想到了
崔：你会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的中国女作家吗？
李：没有想过。
崔：它会是你的某种目标吗？因为中文的难度和限制，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不能被欧洲国家所熟悉，但你的英文作品没有这个限制。前几年，诺贝尔奖也颁发给了几位女性作家，但我阅读你的作品时从来不觉得女性这个身份会是一个“优势”，你其实在躲避这些标签。你讲的不是某一个群体，而是一些人类共通的问题和情感。
李：得奖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得奖对我来说是次要的（Secondary）。 我觉得写东西的快乐就在于我在写东西，而不是说发表之后，得了奖，多少人看。这些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但在根本上不会改变我跟我作品的关系。比如说，昨天跟一个朋友打电话，他问我你今天怎么样？我说我特别高兴，因为我写出了一句话，I FOUND WORDS FOR SOMETHING。就因为我读了一遍后觉得这句话写得特别好，我特别特别地高兴。这是我写作的意义。
崔：这让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觉得你像个森林里的小女孩一样走了进来，特别天真。你刚才这段描述的表情就像是在森林里找到了宝贝一样开心。
李：对的。我对一些世俗的想法（worldly thoughts）就没什么兴趣。我也没那么大精神，所以就不去想了。
图片来源于John D. &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崔：作为作家，如果你需要写一段话来概括你的工作，你会如何向那些没有读过严肃文学的、或者你的作品的人介绍自己呢？
李：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但也太难了。三个关键词的话，一个是严谨，我写东西、说话或者是想东西都比较严谨。严谨是我的一个目标，听起来我很像个科学家。不自恋是我的另一个特点，我对我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对周边的事物很感兴趣。第三个我可能没法用一个词来表达。人总会有盲点，即使最聪明的人也会有。我写东西就会尽量地使我的盲点越来越小。所以我不是那么的固执己见（opinionated）。我希望写东西能够绕过我的盲点，看到一些之前看不到的东西。
崔：小说写作不要中规中矩，也不要整齐划一。但这跟你刚才说的严谨并不是矛盾的。
李：对，不矛盾。严谨，是指语言上要严谨。每一句话都要有它的意思。每句话都要有含义（meaning）、有意义（sense），也要清晰（clarity）。这三个是我教学生时经常说的。
崔：写作的时候既需要天马行空的部分，也需要技巧、需要打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李：一次在加州，有人跟我说退休之后也要当作家。我当时就在想，不是会写字就是作家。比如说，一个人从来没学过音乐、没有弹过钢琴，说他退休后要当一个钢琴演奏家。我认为你如果不是一辈子都在钢琴前努力练习，是不可能在退休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著名的钢琴家。作家也是一样的。当然，你有最好的技巧都不一定能成为最有名的钢琴家。
崔：即使你有灵感和素材，也不一定能写出好东西。这都不是必然的。
李：对，写东西就像做实验似的。我是属于对待写作比较务实型的（pragmatic）。你得投入这么多时间，一天读十个小时、花时间去想，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东西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一辈子都在学习。你不能说会了之后就不学习了，还是要学的。我从小被教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崔：你的小说作品在中国还未出版，之前唯一出版的是为孩子们推荐世界文学经典的《吉尔伽美什的故事》。我知道你的《我该走了吗》要出中文版了，有些网友也翻译过你的作品，但像你之前说的，他们在语言的选择上是很难和你有默契的。以前别人问你出版中文版的事情，你都以个人原因拒绝了。
李：这本书就是讲的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可以试试翻译这本书。 我们现在觉得慢慢地也可以考虑了，就是要看看这本书在中国怎么样。
崔：我特别喜欢的A Public Space这本杂志在疫情期间怎么样了？你很难得担任了杂志的董事。
李：我这本书（Tolstoy Together: 85 Days of War and Peace with Yiyun Li）就是他们出的。整个Tolstory Together就是由A Public Space来操持的。我们看完《战争与和平》之后，就有了一个姐妹项目，请不同的作家来读书，都还挺好的。
我不喜欢用“社群“（community）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A Public Space更像是一个有相同爱好的小群体，不同的作家会选择不同类型的书，并不全是畅销榜单上的。我们最近一起读了邱妙津的《鳄鱼手记》的英文版。领读的是一位男同性恋作家。我们的选择真的非常多元，带着大家一起阅读、一起交流，我觉得挺好的。我们现在也在出不同的书，我也在为别人编辑一本书——Ada Zhang，她的爸爸妈妈是中国人，但她出生长大在美国，才二十多岁。我现在就是教她怎么写、怎么改、帮她编辑。
崔：你和《纽约客》编辑多年共事的经验怎么样？
李：我挺喜欢我的编辑的，她是个英国人，一起工作好多年了，互相了解。比如我有时候会说是不是句子太长，要删一删？她就会替我删掉一句。但我又说是不是还是太长？要不删掉两句吧。我们之间就像比赛一样，看谁能在不改动原意的情况下删得更多。她经常到最后跟我说不能再删了，再删就不通顺了。
崔：别人都是不愿意让编辑删，你是反着的。
李：主要是多年的合作，她知道在哪里加一句话，我知道怎么去写这句话。这就是相互理解，知道彼此的风格了。
04
20岁，
应该先工作几年
崔：你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在教学上，在普林斯顿，你在教学工作里对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李：我不再像以前那么严厉了。可能也是年纪大了一些，会发现你讲太多也没有用。二十岁的小孩，没有生活经历，就是不能理解。所以我觉得三十岁的我有点拔苗助长，会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理解这个事情。但我现在四十多岁了，想法就变成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因为太年轻了。对学生会宽容许多。
文学不像科学，你学会之后就能做实验，做编程了。这个专业是需要熏陶的。可能我说的十句话里，学生就记住一句。但可能十年之后，这句话会对他有帮助。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都告诉学生，但他们听多少是他们的事。“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这句话。
崔：你觉得在艺术行业，除了才华和辛苦努力，运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吗？当你发现某个学生有潜力，但在未来发展上并不一定很好的时候，你会怎么去鼓励他们？
李：你说的对，写得好的不一定成功，成功的不一定写得好。出版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如同时尚一样。我现在在普林斯顿的学生都是本科生，我不建议他们20岁就决定自己一定要当作家。我觉得20岁应该学学什么是好的文学，然后先工作几年再想，积累点生活经验和经历。我写东西的时候也是三十多岁才开始写的。
崔：你的学生最终的发展和你最初的判断吻合吗，还是出入很大？
李：当年在加州教书的时候，有一个从阿富汗来的学生Jamil Jan Kochai。他是生在阿富汗，成长于美国，家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需要出去打工。本科也是很一般的公立学校。他当年申请我那个项目的时候，材料也不全，但我就看他写得特别好，我就要求录他。他上研究生的时候，周围的同学都觉得他写得太乱了，不容易懂。那个时候他也年轻，才二十多岁。我当时就跟他说：听我的，就这样写。
然后我帮他在A Public Space上出版了他第一篇文章，还帮他找了个经纪公司，把我自己的经纪人介绍给他。他前几年还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了。这个学生是位让我很有成就感的学生。因为他没有任何背景和条件，如果我不帮助他，他可能真的就放弃了，我最起码把这个孩子带出来了。
崔：他写的是跟阿富汗相关吗？
李：对，他写的就是在塔利班那个时代下，普通人的生活。
崔：你都带学生看什么书呢？
李：我下学期教两门课，一门是进阶写作（advance writing）。我会介绍我很喜欢的Sarah Shun-lien Bynum （何舜连），她也是当年《纽约客》20位青年小说家之一。另一位介绍的是我的老师 Elizabeth McCracken。此外，我还想把我的学生Jamel Brinkley介绍给我的学生。这三位是不同的年代，一位是我的朋友，一位是我的老师，一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安排能让我的学生接触到不同年代的写作作品，比较多元。
崔：你会推荐中国作家给你的学生吗？
李：我之前和我的作家朋友任碧莲 （Gish Jen）有一个想法。我们俩都特别迷《红楼梦》，所以想写一本关于《红楼梦》的书，用英语写给美国读者看。到现在都还没来得及写。
崔：你还给鲁迅《阿Q正传》的英文版写过后记。
李：我写的时候没有特别高大上地表扬鲁迅，有一个翻译就对我特别的不满意。她觉得我批判了鲁迅，但我也不是批判鲁迅，我只是说鲁迅不是所有作品都写得好，有的好、有的不好。
05
生活再难，
还得往前走
崔：记得你以前说过，你的孩子要等到15岁了才能去读《漂泊者》（The Vagrants）。那他现在16岁了，阅读书单是你推荐的，还是他自己去找？
The Vagrants
李：他特别喜欢看《三体》，特别喜欢看刘慈欣，也看刘宇昆的作品，还有特德·姜。他不会看我的作品，会看经典的侦探小说，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他看的跟我看的差别特别大。他也看了托尔斯泰，我也给他推荐了《战争与和平》。他看什么书，我也管不着了。让他自然而然地发展就好了。
崔：你会去强化他对中国的了解吗？他以后要学什么方向的专业？
李：这些东西都在那儿。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可以去，但我不会强求他。他肯定是理科。但他很喜欢语言（language），喜欢各种各样的语言，所以以后也可以去学语言学（linguistic）。
崔：文学、音乐、电影，这三者的关系你是怎么看的？尤其是后两者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门槛会更低一些。最近在听什么音乐？
李：我在电影方面是外行，因为我对visual（视觉）不是那么地敏感。但我是听音乐的。我觉得音乐是最好的了解你的情感、以及想法的媒介。音乐在我看来在结构上和小说是相通的。我听柴可夫斯基，就喜欢听他的结构（structure）。他是如何从第一乐章（movement）过渡到第二乐章的，有哪些元素从第一乐章里保留了下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会开始想我的小说，想我应该怎么借鉴他这些东西，音乐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我最近这几年在听马勒（Gustav Mahler）。 不只是马勒，还有听柴可夫斯基、听巴赫，是听他们的一辈子。从作品整体中去读懂他们，你能知道柴可夫斯基第一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是不一样的，他的想法变了，写东西的方式变了。我就是喜欢想“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每一本书都是这样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完成品。
李翊云童年（图片来源于The Economist）
崔：你前几年的抑郁症现在好一些了吗？
李：好一些了。还是因为意识（awareness），你知道这个问题，你就会注意一些。所以我会比较注意睡眠的健康，吃的健康，每天做瑜伽。精神问题都是很难彻底解决的，就是需要每天都管理。
崔：你身后的画颜色和构图很特别，能讲讲那幅画吗？
李：那幅是我儿子画的，是Vincent画的。
崔：Vincent去世这几年，除了出版的那本书 （Where reasons end），有找到一种方式继续跟他对话吗？
李：这个事情总是在那的。像我之前说的，我比较务实（pragmatic）。生活再难，你还是得往前走，不能永远停留在原地，就是这样了。
鸣谢：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BCAF），中国唯一专注于当代人文艺术发展的公募性基金会和文化智库

www.bcaf.org.cn
- END -
《我该走了吗》
[美]李翊云 著

张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群岛图书
微信公众号推送机制更新

为了确保能第一时间看到上海译文推送

点亮文末
“🌸在看”

或进入公众号主页将上海译文设为“⭐️星标”
更多资讯，点击关注
👇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