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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七卷，为免费内容。

《铁路现代性：晚清至民国的时空体验与文化想象》依据晚清至民国的时间顺序，围绕铁路与火车所引起的时空体验和文化想象的主题，通过大量的史料钩沉和文本分析来解读现代性之于铁路的派生方式：时空概念的演变、意识形态的争论、（乘坐在开行的）火车中的身体感受，以及文学文本再现的人物主观经验等。
作者李思逸以铁路为方法、为契机、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钥匙，分析 1840 年至 1937 年铁路进入中国之后引发的冲击与适应，探讨铁路在晚清民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是如何与现代的想象与经验勾连在一起的。
经后浪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一章《沿着语言概念的轨迹：铁路的命名故事》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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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变“火”车的灾难性事故到了民国时期仍有发生。比如 1924 年 1 月 18 日，济南开往青岛的二次旅客快车因车内旅客吸烟起火，烧毁客车三辆，公事车一辆，旅客死十人，伤四十五人。不过与晚清不同的是，民国的这种火车事故已是发生在铁路现代性建立起的框架之内，火车变“火”车不仅是事故，也开始成为故事，披上了隐喻的外衣，担负起象征功能，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中——这就是老舍创作于 1939 年的短篇小说《“火”车》。不过在进入这一文本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考察一下铁路与火车是如何生产，或如何协助生产出更为广泛的新词概念。
作为认知装置的铁路火车
德龄的《御香缥缈录》中有这样一段慈禧太后与铁路官员孟福祥的对话：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辆火车行动的呢？”太后的第一个问题。“回太后回老佛爷，”孟福祥是有口吃病的，因此他的说话是很慢，而且断断续续地不能连贯，“就是车上这些工役们把火车开动的！”
“这还怕咱不知道吗！现在，只要问你，他们究竟是怎样把火车开动的？”
“奴才该死！奴奴才不知道！奴才不不不敢妄回！”
“记得在前一站的时候，”他的答复虽然是这样的令人失望，可是太后偏要问他，“为着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的车子曾经往后面退过，你现在就告诉我，何以这些车轮既能望前面滚，又能望后面滚呢？”
“奴奴才知知知道！回太后！这是那司机的人弄的！”
“那么，他们又是怎样把这个车子停下来的呢？”
“回太后！六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奔到最后的那节车子里去，抓住了那个轮盘，只要他们尽力地抓住，这个车子就停下来了！”
尽管德龄记述的历史真实性一直备受质疑，我们也暂且悬搁慈禧太后此一人物所具有的特殊身份。虽然对话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可这一问一答却正体现了某一时期的中国人面对火车时的困惑：明明身体已感受到，却在知识分类上无法安然面对，只能通过原有的经验知识加以附会。如果孟福祥的回答是“火力”“蒸汽”的缘故，我们是否会觉得这样的回答更加科学？是否会觉得孟福祥更为现代，与我们的距离更加接近？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够给出“蒸汽”“火力”的答案，并非我们比孟福祥更为聪明，也不是因为我们都是火车专家，精通相应的科学技术——仅仅是依靠语言概念和知识经验的积累过程，让“火力”“蒸汽”这些对我们来说不算新奇，甚至反倒有些过时的概念脱口而出。今天火车的动力早已延伸至电力、磁悬浮，衍生出的种类也涵盖动车、地铁等不同类型，我们搭乘高速列车出门旅行，跟随地铁线路上班返校，一切都是这样自然而然，我们并不会一直意识到这种现代技术之物与自然的疏离：物的自然化在日常生活经验里早已大功告成。这并不意味中着火车进化为地铁，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早已由火车所塑造，我们早就已是置身于“火车”之中而习以为常的现代人了。
大多数的地铁线都是为了符合日常所需。不是由我们去选择要不要把它们保留在记忆里：我们是整个浸泡在里面，好像当兵的回忆一样。
让我们在搭地铁的路程中交叉对照的，正是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路线和昨天的路线彼此交错，聚集成生活的团块，而像行事历一般印在我们心里的地图路线图，只能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一个切面，一个同时最具空间向度和时间规律的面向。
1876 年，吴淞铁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运营性铁路。图片来自 Wikimedia
当然，科学技术名词也有自己的知识逻辑，但在日常生活中，它们更为显著的作用是使我们对技术感到安心，泰然处之（Gelassenheit）。只有当技术失灵，或是被干扰、打断时，“人们突然清楚地意识到，技术的‘自然性’并非来自对技术的完全掌握，而是习以为常和常用的结果”。我们可以经常在一些电影场景中看到（实际生活中也会遇到），当飞机或是机车快要失控、遇险的时候，驾驶者像对人一样祈求着机器之物能够“加把劲”“坚持住”，然而危险一旦度过，受到赞誉、被称作英雄的永远是机长、司机等人，而之前的“祈求”也被解释为人在面对绝望时的无奈与非理性的表现——机器、技术不会回应人的祈求或是接受赞誉，在遵照自身规则而不矛盾这一点上，它们远比人更为“理性”。人们之所以很快忘掉技术、器物的危机，无非是因为有一个技术自然化的世界可以回去，其中对技术的泰然处之远胜于对技术的忧虑和怀疑。慈禧和孟福祥的问答正是发生在这一世界于晚清中国的建立之际，他们目击了火车作为物的自然化之起始。他们的对话在身处现代世界中的我们看来，固然显得愚昧、可笑，但这也仅仅是因为我们忘了这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世界”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仿照柄谷行人谈论“风景之于现代性”的句式，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
火车是一种认识性装置，这个装置一旦形成，其起源就被忘却了。火车，似乎一开始就是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其实，这个客观之物，如同主观自我一样，都是在火车经验的自然化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火轮船、火轮机今天已不再使用，格致、气学、火学都已湮灭在历史之中，唯独“火车”这一日常语言概念的幸存，使我们能够重新了解其背后真实的物的载体，相应的认知变化，以及层层堆积、相互覆盖的现代性经验。新与旧、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都深埋在这累积的经验之中，时而历史地壳变动，旧的化石又被视作新的东西挖掘了出来。正是因为经验的含混与覆盖，我们才能既得出现代性、速度、交通技术导致了经验贬值的结论，又同时可以把火车、铁路等技术器物视作新经验的可能源泉。
事实上，铁路现代性派生的语言概念轨迹，并不局限于中自身的专有名词，同样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词语，特别是“时间”。“时间”一词本身出自古汉语佛经译语，表示“立即”“一时”之意，由现代日语借去对译英文“time”一词后，又于晚清传回中国。比如佛经中有“如是时间，经五十小劫”“一刹那时间”等用法，其他古籍中有“时间尚在白衣，目下风云未遂”（《西厢记诸宫调》）、“如果不，时间就打上灵霄宝殿，教他龙床定坐不成”（《西游记》第四回）等用法，都是表示时间极短，即刻之意。不过，“时间”一词在晚清的使用推广也并非一帆风顺，在对译“time”“space”方面，“时间”“空间”当时都有自己的竞争对手——“宙”和“宇”。“空间，时间，佛典译语，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国古义，则空间，宇也；时间，宙也。其语不尽通行，故用译语。”梁启超是从语言使用现象对此加以解释的，不过为什么“不尽通行”呢？要知道，在严复那些享有盛名的译著中可都是用“宙”和“宇”对应“time”和“space”的。
根据黄兴涛的发现，王国维在 1905 年的一篇文章《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正好对严复用“宇”和“宙”来翻译“space”和“time”提出批评，认为不如“空间”和“时间”来得准确。因为严复的译法只能表达抽象、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未能涵盖具体的时间表征。“夫谓 infinite space（无限之空间）、infinite time（无限之时间）曰宇曰宙可矣。至于一孔之隙、一弹指之间，何莫非空间时间乎？空间时间之概念，足以该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该空间时间。”那么，王国维试图强调的具体、短暂、蕴含着速度节奏“一弹指之间”的时间又是指什么呢？虽然今天我们多是将“时间”作为抽象名词来使用，可在 20 世纪初，中国本土汉语从日本引回“时间”一词时，出现过既将“时间”视作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又用“时间”表示时间长度单位——等同于“小时”的现象。黄兴涛根据日本学者松井利彦的研究，指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乃是现代日语用“时间”对译“time”一词时，就存在抽象概念与具体小时并用的双层含义。“从日本幕末兰学时期编译《厚生新编》一书起，表示时长的时间单位汉字词之‘时间’（意即小时）即已问世，明治之前和之初，独立使用、表示时长的非时间单位名词之‘时间’也已出现。前一用法，因 1872 年铁路的开通而迅速传播开来。”由此推论，王国维认为严复译法中所缺失的具体时间表征，那能表示短暂、即刻的意味，不恰恰是铁路火车所带来的具体时间单位内的现代性体验吗？“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一自火轮车迅驶，游人省唤渡头船。”“巧同缩地哄人游，斜日西沉尚未休。”“风樯阵马不及追，瞬息已经数十里。”在晚清中国，还有什么能比铁路火车更能给人以直接的快捷、迅速、时间短暂的经验感受呢？难道不正是铁路火车带来的这种速度和短暂即刻的时间，才让人们更愿意用能表征“一弹指之间”这样短暂、具体时间状态的“时间”一词对译“time”吗？
唯独“火车”这一日常语言概念的幸存，
使我们能够重新了解其背后真实的物的载体
斯蒂文·埃里克森（Steven Ericson）对日本铁路的研究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提到火车对精确时间的需求引入了一种现代性的新时间观念：“在终点，火车也许会整点出发，但是在中转站，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就未必会是整点。这就引入了非常新的时间观念，一个更为精准的“分钟”概念，这是以前日本人从未有过的。在铁路到来前，人们管理生活的最小时间单位是半小时。突然，铁路要求将这个最小单位减少到分，对于铁路使用者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不论是佛典、古籍中的“时间”这一传统经验借助铁路火车这一现代器物得以复活，并融入新的经验，拥有了现代性的身份特征；还是铁路火车这一现代性经验融入传统语言概念“时间”中，保存并扩大其含义，都再次说明，传统和现代不仅不是相互隔绝，甚至也不能用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来简单处理。传统和现代本身就是不同经验层次的累积与覆盖，通过对语言概念的挖掘，我们才得以看到彼此的交错与偶合。而“时间”，不论是其在古汉语里表示立即、片刻，还是在晚清民国曾被当成时间单位使用，或是在哲学等领域作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其本身就包含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物与经验，同时亦在具体的物与经验中被重新塑造。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曾说：“要想对一个社会事实有适当的理解，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即从外部把它当成一个物体，一个包含了有意识及无意识的主观认知的物体。对此我们都有所了解，毕竟不可避免地生而为人，我们生活的事实更像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而非在旁观察的民族志学者。”不论现代性的概念如何被挪用变换，其相关的历史事实、身体经验总是无法否定的；尽管我们只是在策略上将其“当成”一个物体，可只要置身其中——毕竟我们不是清醒旁观的民族志学者——策略就会和经验发生重合，经验也有可能成为新的策略。
概念的象征化：《“火”车》
老舍 1939 年的短篇小说《“火”车》对铁路火灾事故予以隐喻化的处理，其既和我们有关“火车”、“火”车的概念辨析相互呼应，且本身就是有关语言概念演变为故事叙述的生动例子。某种程度上，老舍这篇小说的诞生可看作铁路火车命名故事的完结宣言——或者说，它是以文学特有的反讽方式对概念认知的“正确”过程开玩笑。小说讲述的是除夕夜行进中的火车上，二等车内萍水相逢的张、乔两位先生因为大年三十同在列车上的“缘分”，结交聊天、喝酒抽烟，醉酒的张先生无意间引燃了隔壁几个蛮横的军人放置在车上的爆竹，从而导致了一场惨烈的火灾。
张先生醉酒抽烟当然是这场火灾的直接原因，但车上抽烟的不独他一人，尚有很多；蛮横的军人不按规定放置的爆竹可算诱因，可火灾发生时他们都已疲倦，倒也老实地睡着了；小说中唯一受到处罚、丢掉工作的看车夫老五恰恰在这个时候去餐车寻觅酒食去了，如此将责任全部推给他似乎也说不过去；车站的管理人员也逃不了干系——这也恰是情节最奇特之处，刚起火不久的火车进入第一个小站时，站上的人们虽然“微见火影”却“疑是眼花”，“全不想说什么”直到“心中那点火光渐息”，重新感到“天下极太平”；如果用更加现代的视角怪罪于制度不健全，也并非不可以，当火车驶入最后一站，已是“全车烧起，烟浓火烈”成为“最惨烈的火葬”，可站上的站长、办事员、书记、闲员等都只能干瞪眼，因为站上并没有救火设备——即使有也于事无补。我们似乎找不到该为这场火灾而被怪罪的具体对象，尽管什么都又像是要负上一定的责任。“事后检尸，得五十二具；沿路拾取，跳车而亡者又十一人。”在老舍不露褒贬、不陈善恶的叙述下面，与其说是悲悯或同情，更像是展现一种关于这场火灾根本的无谓以及因此痛苦死亡的无意义。为什么老舍要写一个发生在除夕夜、无意义的火车火灾故事？
它是以文学特有的反讽方式对概念认知的“正确”过程开玩笑
我们刚才似乎只检查了情节内部，与火车空间有关的人、物等因素，漏掉了一个隐形的重要责任者，即阴历除夕本身。想想开篇那老舍特有的谈话式味道的倒装句：“除夕。阴历的，当然；国历的那个还未曾算过数尔”。除夕，不只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其本身就含有新旧交替、辞旧迎新的意味；而除夕作为一个独特的时间指标，也是与整个小说中火车所创造的新式空间、簇拥着的各式新派人物及相应的生活方式相区别的、唯一的传统中国的载体；而随着叙述情节的层层递进，我们恍然发现，原来“阴历除夕”才像是这场火灾的真正元凶。正是除夕，忙了一年本该在三十歇班的老五又要临时跑车，因此一路上的抱怨难免不和其对工作的懈怠有所关联；是除夕，所以上车的七八个军人才会抬着巨大的爆竹，“准是给曹旅长送去的”；是除夕，本来萍水相逢、彼此世故的张、乔二位先生才会有“大年三十交的朋友，前缘！”“好，我舍命陪君子！”这样的对话；又是除夕，好像都看见起火的火车“火舌长曳，如悬百十火把”的站员们，却又“全不想说什么”，开始“群议如何守岁”，“乃放炮，吃酒，打牌”，仿佛“天下极太平”；因为除夕过年，事故调查员各方面请客，应酬很忙，只等“宴残事了，乃着手调查”；而“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这一感叹或祈愿，更是反复出现在火灾发生之前的叙述者画外音之中。也许，作家设置除夕这一时间境况的本意并不重要，因为在叙述进程的推动中，中国人过年的这一传统习惯一点一滴地与一场无谓的火车灾难纠葛在一起，好像在新旧交替之际发生这样一场“火”车之灾也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就这样有意无意之间，传统倒成了灾难本身的替罪羊。我们在此见证了一个微观层面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对立的创建过程，火车变“火”车，从物与经验进入现代中国的叙述与象征层面。而在此过程中发生的意外或灾难，该责怪的往往都是旧与传统。比如小说中，一切人、物都与火灾脱不了干系，哪怕是阴历除夕，可唯独火车本身是无罪的。暂容我们不解风情地追问一句，为什么老舍的这篇小说不去怪罪火车本身呢？
王德威将《“火”车》视为一篇带有隐喻性质的小说，认为车厢中的故事暗指当时的中国社会，而“火车”也成为老舍对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紧张情感的症候——“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里，任何努力终归徒劳，这甚至无关战争”。更有俄国学者将小说中的借喻性形象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做了更直接的对应：发生火灾的火车是暗喻当时的中华民国，管理火车的人员是指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而火车上的个别事件则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未尝不是一种阐释，但老舍毕竟不是茅盾，况且就算其中蕴含着对历史现实的反映及讽刺，硬要说它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分析也略显牵强。因为老舍的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是其总有“传奇的气味”，即它首先讲的是一个有关火车变“火”车的故事。故事的叙述总是把偶然的经验与物罗织成一种必然的象征及符号。如同卢卡奇（Lukács）的经典论述：“关键的问题是，小说中的‘偶然’意味着什么？没有偶然，所有的叙述都是僵死而抽象的。如果排除掉意外，没有作家还能描绘生活。另一方面，在作家对生活的再现中，他必须超越各种粗糙的意外事故，将偶然提升为必然。”看车夫老五本该休假的时候上班是偶然，在火灾发生时前去餐车是巧合；张、乔二位在车上相遇本身就具有偶然性，而张先生醉酒抛出的火柴恰好点燃爆竹更是极为巧合；军人抬爆竹上车是偶发事件，排长因为疲倦空洞而发脾气拒绝老五将花炮搬到上面的请求亦是偶然；其他等偶然与意外不消多说。而正是老舍以逼真的细节、变幻的节奏、紧凑的叙事，将火车上的这些种种巧合与偶然，转化为一场无谓、无意义却又必然发生的灾难，才让其本身拥有了多层内涵以及不同的象征意味。不过任何一种蕴含必然的叙述或象征本身仍旧是众多偶然经验中的一者。1924 年济南至青岛的火车火灾是历史上偶然的事故，而《“火”车》讲述的故事却带有一种必然的象征。这并非寻求一种新的反映论，或试图在历史与文学中建构某种对应关系。只有在把握了偶然与必然的关联之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并引入塞尔托有关“文学是对历史的理论表述”这一论点，因为“文学的虚构使历史可以被思考”。
我们在此见证了一个微观层面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对立的创建过程，
火车变“火”车
我们可以读出《“火”车》蕴含着对传统的批判与揶揄，或是接受其反映、讽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却很难有阐释出其对物的思考、对技术进行反省的可能。事实上，火车在老舍笔下亦非完全被动供人驱使的“死”物，反而是一再用拟人、借喻的手法对此加以描绘，比如“车悲鸣，客轻叹”“跑，跑，不喘气，飞驰”等。当我们问《“火”车》为什么不去要求火车本身为火灾负责时，如果这一问题显得愚蠢，那并不是我们对文本本身提出了过分而可笑的要求，而是忽略了具体历史经验施加于其理论表述对象——文学文本上的感受。因为这一发问也可以被阐释为在质疑这篇小说为什么不具有某种现代性的批判，对技术、器物本身的反思。对比来看，在西方语境里，铁路、火车事故尽管往往也是人为引发，但在叙述象征层面常意喻现代性和技术的阴暗面——破坏、邪恶的那一面，而这也是为我们所广泛接受的。依据这种西方语境中的现代性论述策略，我们去怪罪铁路、火车器物本身，对技术展开批判显得如此理所应当、自然而然。如果我们觉得两者在认识论上有高低、优劣之分，无疑是因为我们已经默认了某一种现代性论述作为参照。从更广阔的范围上来看，一个合理的解释也许只是物与经验的显现方式在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总存在着差异。因此，我们并不是要依照某种论述为现代性找寻对应的历史对象，恰恰相反，从火车到“火”车这一具体的变换历程——无论是基于历史经验还是文本叙事——才是在晚清民国语境中创造现代性论述、铺展各种想象的资源和前提。
除此之外，老舍在这篇小说中对火车的描写在整个晚清至民国的文学作品中都是独树一帜的。一方面，作家大量使用短促有力的句子，配合繁多而有力的动词制造出一种配合火车运行的节奏感：
快去过年，还不到家！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轮声这样催动。可是跑得很慢。星天起伏，山树村坟集团的往后急退，冲开一片黑暗，奔入另一片黑暗；上面灰烟火星急躁的冒出，后退；下面水点白气流落，落在后边；跑，跑，不喘气，飞驰。一片黑，黑得复杂，过去了；一边黑，黑得空洞，过去了。一片积雪，一列小山，明一下，暗一下，过去了。但是，还慢，还慢，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车上，灯明，气暖，人焦躁；没有睡意，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车外，黑影，黑影，星天起伏，积雪高低，没有人声，没有车马，全无所见，一片退不完，走不尽的黑影，抱着扯着一列灯明气暖的车，似永不撒手，快去过年，还不到家……
而这其中很多简单句，都是以主谓语句型构成，呈现出“物＋动词”的形象。除了开篇的“火车开了。车悲鸣，客轻叹”，中间段落描写火灾场景时更为明快：“……玻璃碎，风入，火狂……车疾走，呼，呼，呼，风；拍，拍，拍，爆竹；苟先生狂奔……车出站，加速度。风火交响，星花四落，夜黑如漆，车走如长灯，火舌吞吐。”事实上，通过这种形象鲜明、结构紧凑的叙述，小说中非人的“物”无意间获得了与人一样的阐释地位。所以在上一段有关火车奔驰的画面中，我们很难说叙述者是采取了何种主体视角进行描绘（乘客？观者？），因为从观察视角的进入，对乘客的心声渲染，和作为运动着的火车是同时交融在一起的。一般意义上人的主体地位和物的客体地位已经被打散了。
另一方面，整篇小说描写火车的基调也极为独特：一直在抱怨“车走得多慢！”。晚清有关火车的文本作品中，不论态度是抵制或者接受，谁也无法否认其速度之快的事实。到了民国新感觉派作家那里，仍然是称颂机车速度之快，甚至将其视为现代性的象征加以膜拜。唯独到了《“火”车》这里，似乎是已被速度宠坏了的旅客在“快去过年，还不到家”的心境中埋怨着火车跑得太慢。只有当速度成为习惯时，慢才得以被察觉。现代性并不是只有和速度、快感联系在一起，感觉到慢，因为慢而焦躁、不耐烦，恰恰是身处现代性之中的明证。小说中，火车不再是新奇的代表，而是日常生活中平常使用的物品，甚至会遭人埋怨。在这个世界里，现代器物、技术的自然化过程已经完成，快速、加速是理所当然的，慢才是不自然、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慢的感受在文本中一次次出现无不在提醒着——铁路尚有加速的可能；其实火车本可以更快；如果不是这么慢的话，火灾也许就不会发生。从“火车”到《“火”车》正是认知概念向象征修辞转化的过程，在其中的我们亦不知不觉进入铁路所带来的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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