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视觉人类学观察 作者：朱靖江
作为中国中心城市之一的北京，在20世纪曾经历了多次命运攸关的历史性变迁。1900 -1927年，从大清帝国的古老帝都到中华民国初立时北洋政府的共和国首都，北京一度延续着国都的政治使命，而1927-1949年，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中央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被更名为北平，则让这座千年不坠的政治枢纽暂时下野，成为一座怀古思幽、文气馥郁的故都。其间，侵华日军于1937-1945扶持傀儡政权，迫害爱国抗日人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被迫西迁，北平的民生经济与地方文脉更遭破坏。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北京再度成为首都，此后七十余年古城风貌迭经巨变，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很多民俗传统与市井生计也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而销声匿迹，旧时北京的城市面目也随着时代演进日渐模糊。
尽管中国的本土电影据考证起源于北京，系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字景丰）于1905年拍摄的京剧《定军山》片段，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北京并未成为中国的电影制作中心，兴起并繁荣于上海滩的中国电影公司也较少赴北京取景拍片。根据文献记载，在中华民国时期，以北京为主要拍摄地的国产电影不足二十部，且大多拍摄于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前期，如故事片《燕山侠隐》《西太后》《故都春梦》，以及《平津采风录》《奉安大典》《喜峰口战役》《宋哲元双十阅兵》《北京猿人龙骨山》等纪录片。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故事片的摄影师与纪录片的摄制者均为长驻北京，开设“玉亭商行”的电影工作者张玉亭（1895 -1953），但这些影片因战乱等多种原因，皆已损毁或佚失，只存留于历史档案的寥寥记述之中。即便如此，由于帝都景观、历史遗迹与文化代表性，北京在20世纪前半叶仍是众多文人墨客、媒体记者以及旅行家们络绎到访的北方重镇，特别是一些海外电影拍摄者，用影片记录了这座城市在晚清与民国不同时期的风景、建筑、人物和生活场景。这些存续了数十乃至上百年的民族志电影、新闻纪录片或旅行短片逐渐进入博物馆、图书档案馆的藏品目录，并藉由数字化的视听媒介与全球化的互联网传播得以“返乡”，成为我们在当代回望北京历史变迁的景深镜头，在银幕上重新看见一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巍巍大城。
一、紫禁城的黄昏：晚清帝都旧影
如果比较京沪两地电影拍摄的起始点，会发现早在1898年，即有美国爱迪生公司派遣的摄影师在上海拍摄了《上海街景》与《上海警察》等短片。据上海音像资料馆龚伟强先生分析：“《上海街景》的拍摄地点在外滩‘花园桥’（即后来的外白渡桥）南堍的马路上，固定的机位和景别，北向依次拍摄行人、独轮车、自行车、人力车、马车等川流不息的景象，从画面上我们至今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上海作为江南大都市的时代风貌与气息。”作为中国最开放的通商口岸，上海华洋混杂，街景西化，带有鲜明的商业色彩与殖民文化气息，而清都北京带给海外摄影者的第一印象，则是森严的城墙宫殿与衰败的社会景象：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用武力征服的没落帝都。
（一）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及其影像记录
最早在北京拍摄城市景观的电影摄影师，或为一位名为欧内斯特·海奇爵士（Sir Ernest Hatch）的英国议员，他于1899-1900年访问中国期间，用摄影机拍摄了“北京的一条街道、从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上看到的风景、河中的船舶、纺纱的妇女”等镜头，这部观光影片曾于1900年9月在伦敦影院放映，引发了一定的反响——尽管在这一时期，八国联军出兵镇压“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才是更具轰动性的国际新闻。1900年6月，随着八国联军与清廷开战，一些外国电影摄影师也随军行动，如日本人柴田常吉、深谷驹吉受吉泽商店派遣，拍摄日本第五师团在津、京两地的军事行动，制作出《北清事变活动大写真》（ほくしんじへんかつど，1900）。尽管该片今已佚失，但柴田常吉等人同期拍摄的50幅图片结集为《北清事变写真帖》，并存留至今。在该图册中，摄影师记录了此次侵华战争的历程与战后场景：登船出征的日本军人、天津战场散乱的尸体、北京朝阳门城楼残破的火炮、惨遭焚毁的正阳门、被夷为平地的肃亲王府、桥头遗存的义和团街垒、八国联军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入城式，以及紫禁城、景山、北海等宫廷景物。如果以上述图册为叙事线索，我们大致可知这部影片的基本内容。《北清事变活动大写真》是日本第一部新闻电影，它所展现的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战绩，特别是列队进入北京皇城的场面，无疑强烈地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军国主义精神，为20世纪前半叶日本变本加厉的侵华战争赋予了影像的煽动力。
图（1）俄国军队在天安门前举行入城式，柴田常吉、深谷驹吉摄
略晚于柴田常吉等人抵达北京的，是英国电影摄制者约瑟夫·罗森塔尔（Joseph Rosenthal）。他受华威贸易公司（Warwick Trading Company）委托，拍摄英军在华的军事行动，但当他于1900年10月抵达北京时，义和团运动已遭镇压，罗森塔尔只能记录一些战争后续活动，如当时的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伯爵（Count Von Waldersee）在紫禁城外举行的入城仪式等。受雇于美国谬托斯柯甫—比沃格拉夫公司（American Mutoscope and Biograph Company）的摄影师卡尔·弗莱德·阿克曼（C. Fred Ackerman）也在同一时期来到北京，阿克曼选择了另一种拍摄方式：他邀请曾经参与战争的美国第六骑兵团（Sixth Cavalry）重演数月之前的战斗场景，完成了一部名为《攻打南大门》（Assault on the South Gate）的短片。从现存的影片截图可见，在高大的北京城墙外，一群美国士兵或卧倒射击，或骑马冲锋，目标是高耸的“南门”城楼（实为北京东便门）。美国电影学者陈立（Jay Leyda）认为该片“可能是第一部在中国拍摄的排演式电影（Staged Film）。”

图（2）电影《攻打南大门》，阿克曼摄
阿克曼于1900年在北京拍摄的影片中，还有另外两部存世。其中之一是一段25秒的紫禁城全景摇镜头，名为《北京紫禁城》（The Forbidden City，Pekin），这或许是最早的故宫动态影像之一。根据影片内容显示，阿克曼应是站在午门城楼北侧，摄影机以东边的协和门作为起点，向北摇到太和门、太和殿、贞度门、弘义馆、崇楼以及后方的景山和北海，直到故宫西侧的武英殿和西华门才落幅结束。这种全景式摇镜头的使用在电影发明早期是一次重要的技术革新，能够让观众看到较之固定镜头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信息。
阿克曼的另一部影片，是拍摄于1900年10月29日的《李鸿章及其随从：展示电影放映机》（Li Hung Chang and Suite: Presentation of Parlor Mutoscope），影片中，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多位随从的簇拥下，从北京衙门的堂屋走到门外，阿克曼本人在其左侧，他请人将一台电影视镜摆放在庭院里，李鸿章躬身观看。据阿克曼回忆：“李鸿章的一个侍从转动放映机的把手，他专心地看着。有几秒钟，他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然后他抬起头来，急切对翻译叫道：‘他们动了！他们动了！’他面带微笑，热情地和我握手，表明他的欣赏溢于言表。”在中国近代史上， 该片可能是唯一存世的李鸿章纪录片，展现了他在北京暮年时代的生活情境，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图（3）阿克曼（右三）与李鸿章（右五）在摄影机镜头前
（二）博顿·霍尔姆斯在北京街头的电影拍摄
博顿·霍尔姆斯（Burton Holmes，1870-1958）有美国“观光电影之父”的称号，早在1892年，他就开始将旅行期间拍摄的照片制作成涂色幻灯片，在美国各州举行巡回演讲。1897年，他首次将电影放映与旅行演讲结合在一起，用这种崭新的动态影像手段吸引观众。1901年，霍尔姆斯从西伯利亚的斯力坚斯克启程，乘船沿阿穆尔河（中国境内为黑龙江）至海参崴，经日本长崎，于8月初到天津大沽口，再从塘沽乘火车最终抵达北京。霍尔姆斯在津-京行程中拍摄了大量旅行照片，并将其编排于《博顿·霍尔姆斯旅行记第九卷：沿阿穆尔河而下·北京·紫禁城》（Burton Holmes Travelogues Volume Nine: Down the Amur. Peking. the Forbidden City）一书，我们从其文字叙事与插图照片中，能够看到八国联军侵华战后天津与北京满目疮痍的城市景象，普通民众奔忙劳作的生活场景，以及外国军队尚未结束的军事占领。他在该书“北京”一章的开篇文字里表述了其旅行拍摄的时代语境：“直到近年，中国的首都北京都是全球大都会中最不知名，也罕有外人到访的城市。义和团起义及其对北京使馆区的围困才将全世界的目光投向这个遥远、古老而神秘的中国都城。多国联军随后对北京的占领打开了长久以来紧闭的大门，揭开了许多事物神秘而古旧的面纱。”
霍尔姆斯是最早用摄影机为晚清时代北京市井生活留影的摄影师之一，在其存世至今的影片中，包括一段时长约为6秒的镜头，霍尔姆斯拍摄了北京一座城楼及附近的街景，可见一辆马车迎着摄影机行驶而来，道路两边的店铺外也有行人走动——该影片存于美国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资料库中，未存录拍摄者姓名，且时间标记为1900年，标题为《北京宫廷后方有马车的街景》（Street with carriage behind Emperor's Palace in Peking）。笔者在《博顿·霍尔姆斯旅行记第九卷》中查阅到同一拍摄角度的照片，图片说明为北京“西北门”（The Northwest Gate），即西直门，得以确认该部影片与照片应为霍尔姆斯同期拍摄，背景中的北京城楼系已被拆除的西直门箭楼。
图（4）上为霍尔姆斯拍摄的影片截图，下为书籍插图，
两幅图像拍摄内容、构图基本一致
盖蒂图片社收藏的另一部北京影片《北京繁忙拥挤的街道》（Busy crowded street in Peking）则明确标识为“旅行电影先驱博顿·霍尔姆斯拍摄”（By Travelogue Pioneer Burton Holmes），该片片长27秒，呈现了一条狭窄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的行人、轿子、人力车等川流不息的景象。霍尔姆斯对北京街头的场景十分着迷，他在其旅行书中写道:“在北京街头摄录影像是一件令人愉悦的工作，我很难想象有谁会在北京感到厌烦。对于一个拥有眼耳鼻可以视听嗅的人来说，借用一条歌舞杂耍广告词：‘每分钟都有事情发生’。那些来来往往的行人本身就足以吸引人几个小时驻足观察，从他们看似单调的棕色身体、蓝色裤子、举在手中的纸扇中看出差异性。街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车辆，半裸的车夫驾驭小马，拉着堆满了军需物资的低矮货车，我更熟悉的马拉客车也更令人震惊，它们有蓝色的拱形车顶，向前延申的雨篷可以为车夫和骡马提供遮蔽，黄色的车轮缠绕着金属条，使得它们能够行驶在早已被其他车轮切割出深槽的道路上。人力黄包车则是古老马车的现代竞争者，半裸的车夫奋力将脆弱的车厢拉过岩石路面的车辙沟，或是穿越深不可测的水坑泥塘，车中的乘客则晃动无助，面色不悦……”霍尔姆斯对北京街头景象生动的文字描写，同样体现在他拍摄的电影与图片当中，如他在《博顿·霍尔姆斯旅行记第九卷》一书中插入大量照片，侧重展现北京在晚清战乱时代破败的城市景观、糜烂的道路质量与杂乱无章的交通方式，一种垂死帝国的腐朽气息弥漫在影像建构的“东方主义”文化景观当中。
（三）阿尔伯特·卡恩拍摄的北京旗人礼仪
另一组表现清朝末年北京城市生活的电影资料，系由法国银行家和早期民族志影像行动者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1860-1940）在1909年拍摄。卡恩是一位具有全球视野和“文化救险”（Cultural Salvage）意识的犹太商人，1908年11月，他从法国瑟堡起航，开始周游世界之旅，并于1909年1月抵达北京。当时，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刚刚去世，宣统帝溥仪登基不久，清廷统治已摇摇欲坠。卡恩和他的司机兼摄影师杜戴尔特用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记录下帝制被推翻前的北京城市景观。在这些影像资料当中，可以看到北京巍然高耸的城墙，北京民众在墙外冰冻的护城河上滑冰娱乐，而代表了西方文明与技术的铁路就修建在护城河外，最终如利剑一般插入古城的核心。卡恩也拍摄了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正阳门箭楼。他甚至登上城楼，俯拍北京城外的正阳桥与大栅栏商业区。卡恩还拍摄了几名男子站在路边的一口深井旁摇动辘轳汲水，以及一座道观外的集市上，人们手擎纸扎的蝴蝶熙攘往来的场景，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北京市井生活。
在卡恩存世的影像作品中，最有意义的一部短片拍摄于北京某条胡同的宅院门外。一名满族男子走出门后，先驱散了坐在台阶上的儿童，再和附近的一名游商讨价还价。这时有位朋友路过，两人互相打千（清代满族男子的一种礼节，其姿势为屈左膝，垂右手，上体稍向前俯）致意，并凑近交谈。此时再有一名男子走了过来，与宅院主人互相鞠躬作揖，略作寒暄。当这三名男子各自离去之后，又有两名女子在门外相遇，互相行“蹲安礼”（满族女性旗人礼仪，行礼女子单腿下跪，双手放于自己左腿之上，整个过程略微低头以示谦逊，上身保持直立）。尽管卡恩拍到的只是不足一分钟的镜头，影像中的几个人物却在真实的场景之中，按照男女亲疏的关系，互相请安，礼数周全，显示出晚清时期北京旗人的社交礼仪。而这些以满族文化为主体的礼仪行为随着清帝逊位，满人失势，最终被现代中国人放弃与遗忘。
正是在北京、东京等地的奇异见闻，令阿尔伯特·卡恩对于20世纪早期既丰富多彩又脆弱易逝的人类文明产生了影像记录和文献保存的兴趣。从1909至1931年，他先后派遣了十多名摄影师，如法国人斯特凡·帕赛（Stéphane Passet）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他的文化摄影计划，共拍摄收集了大约72000张彩色照片，4000张立体照片以及超过120小时的电影胶片，这一系列带有抢救民族志（Salvage Ethnography）色彩的照片和纪录电影，被卡恩称为“地球档案”（Archive of Planet），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珍贵的民族志影像资料，北京影像则是其中最早的档案文献之一。
图（5）阿尔伯特·卡恩拍摄的旗人女性礼仪
二、北洋时代的民俗影像：西德尼·甘博与《妙峰山朝圣》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在1912-1927年之间，北京仍是中华民国政府施政的首都。美国社会学者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1890-1968）为这一时期的北京留下了很多重要的影像资料。早在1908年，甘博就曾跟随父母访问过中国杭州，他于1917年自浙江出发，沿长江逆流而上，至四川省阿坝等多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考察活动，并拍摄有大量照片。1918-1919年，甘博以北京为基地，在中国各地从事调查工作，并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北京分会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他还在燕京大学担任教职，并在北京开展社会工作，后出版《北京：一项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1921）一书。此后，甘博于1924-1926年、1927-1928年以及1931-32年在华从事教学与社会调研，其间拍摄了5000余张黑白照片、600余幅手工上色的彩色幻灯片，以及21盘16毫米电影胶片，是迄今所知最早在华从事影像民族志调查工作的西方学者之一。
根据美国杜克大学档案人员的初步整理，甘博留下的电影素材包括他在天津、北京、保定、妙峰山、上海等地拍摄的影像内容，“描述了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生活，尤其关注手工艺者和农民在其生计领域使用工具，还有一些影片展现了武术表演，灌溉技术，以及‘平民教育运动’的庆祝活动、街头游行等。” 在这些电影资料当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作品，为甘博摄制于1925-26年的纪录片《妙峰山朝圣》（Pilgrimage To Miao Feng Shan），这部经过甘博本人剪辑制作的完整影片，表现了华北乡村民众对于道教神灵碧霞元君的传统信仰、祭祀活动与民俗展演，是有关妙峰山朝圣活动摄制最早的民族志电影。

图（6）甘博（左）与友人在妙峰山考察
妙峰山位于北京门头沟区，为中国北方的民间信仰中心之一，其朝圣花会始于明代崇祯年间，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会期半月，来自全国各地数十万善男信女，几百档民间花会汇聚妙峰山，朝顶进香，酬山赛会。甘博对这一民间信仰保持了长期的兴趣，他先后于1924-27年间三次参加了妙峰山的朝圣，并在返回美国之后，制作了这部具有重要人类学价值的电影。《妙峰山朝圣》在影片开始时以字幕方式，对这一华北民间信仰活动进行了简介：
“（妙峰山）平时只是一个沉睡的，甚至被遗忘的圣地，直到每年农历四月，才因为朝圣活动而恢复生机。大约有五万朝圣者来到这里向圣母致敬，并祈求来年的健康与幸福。”影片记录了信徒们从四面八方赶往妙峰山的行程——其中也包括甘博本人，以及他的几位美国友人。除了能雇佣滑杆的富裕人士，大多数朝圣者徒步前往，如果肯花费100个铜板（约13美分），就能找到背夫，将你的行李一路背到碧霞元君庙的大门外。行走在妙峰山古道上的香客队伍蜿蜒如长龙，他们翻山越岭，也会在小山村里歇脚，此外，沿途还有很多寺庙，可供香客们礼拜与休息。根据甘博的统计，大约有上百个香会担任寺庙的助力，他们修补道路，也为香客们提供免费的茶水、米粥和休息点，其他的香会则修补茶杯、水壶、向寺庙贡献香烛、坐垫、拂尘，或者表演音乐等娱乐节目。
甘博在《妙峰山朝圣》片中展示了香会会众挑着插满小旗的木箱登山的场景，香会期间也是积德行善的好时机，很多乞丐坐等香客施舍，也有人化妆成囚犯的样子，为修庙建寺等善举向香客们化缘，还有虔诚的还愿者在山路上十步一叩首，或者背着马镫，四肢爬行以示当牛做马。在娘娘庙的院子里，所有人都要点燃纸钱香烛，向主要的几尊娘娘神像跪拜，香会的会首还焚烧黄纸符表，以禀报诸神，他们已经完成了酬神的表演：如“狮子老会”（Old Lion Society）的舞狮、“五虎棍会”（Five Tiger Stick Society）的舞棍与舞剑，还有大刀、花枪、单刀的演练以及一些武术对战表演等。当朝圣结束之后，香客们头上戴着花朵、蝙蝠、蝴蝶、老虎等装饰品下山返乡——参加朝圣的几名美国人也簪花而归，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即结束在头戴花帽朝着摄影机微笑的甘博本人身上。
图（7）《妙峰山朝圣》中的舞狮场景
《妙峰山朝圣》第一次以生动的影像内容，展示了完整的妙峰山朝山与香会内容，拍摄手法娴熟，剪辑观念成熟，以文字影像结合的方式进行清晰的文化表述，兼具现象描述与学术思考，是一部非常难得的早期民族志电影，在世界影视人类学历史上，应具有更显著的意义。此外，这部纪录片也与同一时期中国学者顾颉刚等人开展的妙峰山民俗研究相互印证，体现出甘博作为一名社会学者独具的学术视野与超前的影像表述能力。
除《妙峰山朝圣》之外，甘博还在1926-27年拍摄了35分钟左右的北京电影素材。既包括紫禁城、北海十三陵等名胜古迹，还记录了很多北京传统手工艺，如制陶、纺线、编织、锯木、卖水、纸扎、钉马掌、养骆驼等，延续其在《北京：一项社会调查》中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对于我们了解近百年前北京市民的生计方式，具有重要且直观的影像文献价值。
三、古城之声：福克斯有声电影新闻中的北京街景
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之后，改称为“北平”的北京尽管丧失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却依然吸引着许多寻古访旧的海外来客，紫禁城、颐和园、天坛、长城等古代建筑都是旅行者青睐的拍摄对象，褪去政治光环的市井生活也落入电影摄制者的视野之中。
1929年，美国福克斯公司旗下的电影新闻机构“福克斯有声电影”（Fox Movietone）派遣摄影师来到北京，拍摄了最早一批有声纪录短片。其中较为完整的一部名为《带着同期录音摄影机在北京游荡》（Stroll in Peking with Metrotone）。它的第一部分“在中国首都短期旅行中邂逅的奇声怪影”（Strange Sounds and Sights Encountered on a Jaunt Through the Chinese Capital），展示了集市中密集的人群以及含混不清的喊叫声，如果仔细看，很多人手中都拿着几支木棍，拴着画眉、黄雀等鸣禽，应该是拍摄于京城的某个鸟市。该片第二部分的标题为《一家给学童开设的流动餐馆》（A Travelling Restaurant for School-Children），一群孩子围着一辆餐车，争相将手里的盘子递给打饭的摊主，一个幼儿端着饭碗正在吃饭，画外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这小孩儿还真吃，呵呵。”片段三名为《盲人音乐家的街头爵士乐队》（Street Jazz Band of Blind Musicians），展现四名盲人乐师在户外表演音乐，四人分别演奏三弦、二胡、笛子和小鼓，合奏一首民间小曲。最后一段影片的标题是《不付房租的中国理发师》（Chinese Barber Pay No Rent），拍摄了一名理发师在街边为顾客剃头，顾客还很爱讲话：“什么地方人呐？一天挣二十块钱够挑费吗？哎，给咱们一人一块；剃干净点儿”，剃完之后，他还拍着光头笑着说：“啊，剃挺好！”画外又有人搭腔：“乐！乐！使劲乐！”尽管全片只有两分钟，却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城热闹喧杂的市井气息。
图（8）北京民间艺人的有声电影文献
与这些新闻影片同期拍摄的，还包括以下几段影音素材：
其一，小贩收购洋酒瓶。影片拍摄于北京城区的一条胡同内，左边是传统的四合院，右边则是一幢西式风格的小楼。一名小贩一边吆喝“酒~瓶子卖，报纸卖，烂铁玻璃卖……”一边走向画面前方。当他走到洋楼门外时，一位仆人打扮的黑衣男子拿着几个酒瓶走出来，和小贩讨价还价。“就这几个瓶子？卖多少钱啊？”“五毛钱一个。”“不行，卖不了，给一毛钱一个得了。”“一毛钱一个少了点儿。”“不少啦。这还一破的。”纯正的老北京口音直到现在都亲切入耳。摄影师还让收酒瓶的小贩站在摄影机前，分别以全景和特写镜头拍摄了他吆喝叫卖的画面与声音。
其二，钉马掌与锯木：摄影师拍摄了一匹骡子被钉掌的过程，骡子嚎叫不已，钉掌匠手法娴熟，摄影师身边的中国助手不时请求围观群众“劳驾，往恁么点儿”；另一个场景是在某处古建筑外面，四名工人分作两组，一上一下，手持双人木锯，将巨大的木料锯成木板。摄影师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工人劳作的姿态与此起彼伏的锯木声，也拍下了工地旁边“北天佑澡堂”的门牌以及络绎不绝的行人。
其三，京剧表演。摄影师在一进院子里拍摄了几出京剧折子戏，笔者可辨认出《捉放曹》《二进宫》等剧目，此外还有一出花脸与武老生表演的武戏。现场的同期录音记录了演员们的唱段，以及乐师们的演奏，这或许是最早的京剧同期声影片之一。
其四，剃头议价。一位剃头匠挑着担子，拨着特有的招徕工具“唤头”（铁制如夹子，两个尖叉似合非合，用铁棍插在尖叉中间拨动，即可发出悠长的共鸣声），走入一个院门，随即有一位唐山口音的男子走过来和他商量剃头的价钱。有趣的是，这个镜头被反复拍摄了四遍，由于二人均非职业演员，每一次对话内容都不太一样，特别是最后一次，唐山口音的顾客或许厌倦了重复之前的讨价还价，直接对剃头匠说：“今天的天气好啊，咱俩一会儿逛天桥去。你挑着挑子可以去吗？”剃头匠回答：“可以去啊，咱就走吧。”二人随即出画，令母语观看者颇觉意外，且妙趣横生。
Fox Movietone 是最早将同期声电影拍摄运用于新闻报道之中的电影媒体之一，自1927年至1963年，该机构拍摄了7500万英尺的有声电影新闻资料，覆盖了20世纪中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很多美国电影院，都会每周两次播放Movietone 出品的新闻电影，除了时事报道之外，还包括世界各国的传统习俗等社会、文化信息，本文所例举的北京系列影片，即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不仅为当时的海外观众开阔视野，也为当代的中国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影音文献。特别是现场同期声的加入，给这些早期纪录影片带来丰富的社会语境与鲜活的生命气息，留存了近百年前的“北京之声”。
四、最后的北平故事：
《北平一家》的知识分子生活
1948年，从日本侵略者铁蹄下获得解放的北平仍未恢复元气。这一时期，由MCMXVIII国际电影基金会出品，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执导拍摄的纪录片《北平一家》（Peiping Family）是一部带有微观社会学视角的民族志电影。影片记录了生活在北京城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生活，其中，男主人武兆发教授是一名生物学家，当时任教于北京某大学，女主人黄月华女士，曾与丈夫共同开展科研工作，后因家庭负担繁重，辞职承担了主要的家务劳动。他们育有七女一子，生活虽然清贫，却依然保有知识分子的体面与尊严。
这部影片在开篇部分勾勒出20世纪40年代末期北京的城市景观：古老壮丽的故宫、错综复杂的胡同，以及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和小商贩。镜头随后转向了武兆发家中的花园，他们的六女一子正在玩一些传统游戏：跳绳、抖空竹、踢毽子、抓羊拐等，直到母亲来招呼孩子们回屋学习。胡同里来了耍猴人，一家人出门看猴戏表演，武兆发教授却在家中实验室里制作供教学之用的显微镜切片，这也是当时学者们不多的谋生手段之一。武家的午餐以蔬菜为主，影片的画外音介绍了中国人在餐桌上敬老爱幼的家庭伦理与生活礼仪。孩子们在饭后去北海公园乘船游览，武教授夫妇却在考虑如何为女儿的学业支付学费，甚至不得不变卖首饰。《北平一家》最后的段落展现了武教授一家为父母（实为其邻居）祝寿的场景，如制作寿面、寿桃，晚辈向长辈行礼，老幼其乐融融等，影片以老人带领孩子们去天坛游览作为尾声，并指出：天坛能够令中国人缅怀往昔的荣光，或给予他们面对未来的勇气，但徒有勇气并不足够，正如武教授夫妇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认识到的，只有越来越多的国人接受教育，惟其如此，无知与恐惧的古老壁垒才会被打破，中国也将在当今世界得到恰当的国际地位。
图（9）《北平一家》中两个女儿游览北海公园
《北平一家》之所以在民族志电影史上具有一定价值，主要因其拍摄对象从抽象的“中国人”变为实有其人的武兆发教授一家，以他们的生活展演诠释中国人在现代社会中的行为模式与观念变迁。尽管这部影片有搬演的成分，但在同一时期的国际民族志影片中，依然属于文化细节总体可靠、人物形象自然可亲的佳作之一，展现出北平知识阶层的主流价值观与代表性生活水准，也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认知程度。
结语
英国电影学院（British Film Institute）的一位策展者在有关北京的电影展映主页前言中写道：“上千年来，北京一直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核心。虽然它的大部分古代建筑被保存了下来，但近几十年的城市改造运动，让老城的大片区域丧失了原貌。因此，这些来自20世纪上半叶的电影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消失的过往。多亏了这些摄影师先驱，我们可以见证清朝晚期到中华民国的日常生活，从城市的使馆区、宏伟的故宫到水运繁忙的大运河，或者在前门大街上漫步。这些电影摄影师通常只是业余爱好者，却为我们游历这座壮美宏城提供了新鲜视角：或探幽北海公园的宫殿和白塔，或与度蜜月的情侣徒步长城，或沿着大运河乘船至上海。这些北京影像虽带着西方拍摄者的视角，但他们大多数满怀热忱，而非惫怠导游的陈词滥调。” 从1900年第一个美国摄影师在紫禁城拍摄了全景摇镜头，到1948年《北平一家》中的孩子们泛舟游于北海公园，20世纪前半叶的北京经历了太多苦难风雨，却始终坚守着一座古老都城的尊严，用它残缺的城墙、荒凉的宫殿与艰辛却蓬勃的市井生活，延续着中国文化的血脉，且步伐坚定地走向共和，走向现代化。在那些破碎、褪色、残损甚至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老旧影片中，我们能够看到北京一个世纪以来的城市改观与社会变迁，特别是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一代代人们，在影像存续的历史记忆中，传承着勤劳朴素且豁达幽默的老北京文化，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引发我们的泪水、欢笑与共鸣。
（本文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年第十一期）
致历史尘烟中的老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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