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的存在是结果，而非原因

作者 | 南风窗记者肖瑶

作为中国特产，彩礼在全国范围内的接受情况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划分。一部分人认可并自动适应其规则，适应不了的，抱怨几句了事，但打心底里仍然不觉有他。另一部分城市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不论男女，都可能对“娶老婆要花钱”这种等式嗤之以鼻——这不就是物化的变相说法？

改革开放至今，城市化与市场化高速发展45年过后，当下正处适婚年龄的一代人，被人口流动划分为多块群体。不同区块的人的成长环境，所接受的教育理念，以及社会经验，可能都大相径庭。因此，对于彩礼、嫁妆这种以金钱缔结婚约的传统形式，自然不乏抵触和反感者。

在经济发展趋缓与城乡差距的背景下，对彩礼的抱怨更多来自需要娶妻的男方。彩礼偏高的地区，往往都是男女比例失调较为严重的乡村地区，农村的“光棍难题”也常常被提出来讨论。

造成失调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村镇本身的落后与贫乏，不具备家族遗产继承资格的女性成年后更多选择出走务工，加上外来人口稀少，留在当地的男性自然找不到媳妇。

民间有自己的解决方法，比如一个家庭在出嫁女儿时提高对彩礼的要求，再用收回来的礼金作为儿子迎娶别家女儿的彩礼。如是一来，彩礼的流通结构更是越来越固化，形成一种内部稳定的交易机制。

这便很好理解婚姻作为家庭结合的基本性质。中国式婚姻，家族结合的存在感远远大于感情本身。从古时的媒妁之言，到如今大量摆在台面上来商榷的金钱与资源置换，在乡土基层，婚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今天，哪怕是同在大城市的两个年轻人谈婚论嫁，如果提到彩礼，用的说法也常常是“我们家那边”，而不是“我家”，更不是“我”，背后站着一整个地域文化单位。

对彩礼的批评和讨论，近年来开始甚嚣尘上。先是官方出手打击高价彩礼，到最近甚至开始提出离婚后能否退还彩礼。

但对于不论哪一种人群，批评彩礼或是接纳彩礼的个体，对彩礼的令行禁止，恐怕都难以起到理想效果。只要婚姻仍然被当做两个家庭的结合，只要仍有人将它视为繁衍和抵御风险的必要手段，而非那些形而上的情爱，彩礼就仍然有其生存滋长的土壤。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一次次晓之以理，指出彩礼在当下中国的存在仍有合理性与必要性。它让一些婚姻原本自带的交易缔结关系，有了一份外化的实体形式，维持了某种契约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