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11日，北京，中国地质大学。（ic photo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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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则新闻既是一个检视高校聘任制度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契机，也足以让外界反思“学术近亲繁殖”的可能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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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兢
责任编辑｜陈斌
近日，一则“高校招聘公示关系”的新闻引发关注。1月18-24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就8名2024年教师岗招聘初试通过人员予以公示。在此次公示的名单中，姬韬韬的博士后合作导师蒋小伟是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邢世平的博士生导师郭华明为水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拟聘为教师的张博爱奇，父亲则是学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张寿庭。
新闻传出之后，舆论场对此看法不一。有网友认为，公示名单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有哪些人与本校教职工有亲属或是师生关系，这是“举贤不避亲”的好事，应当予以肯定；也有声音认为，名单公示也不能打消外界的质疑，尤其是那三个拟聘教师里有两个分别是院长/副院长的学生，还有一个更是与学校处长是父子至亲，无法保证招录过程中没有照顾，也不好保证今后在学校里是否会有优待。
这个新闻与近年来屡屡传出的“艺人考编争议”“央企国企近亲属应聘争议”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因此值得予以进一步辨析，尤其是从“程序合法性”与“结果合理性”两个面向深入探究。
其一，就程序合法性而言，此次新闻的一大争议点在于三位存在师生或者亲属关系的上榜人，拿到的职位都属于“事业编”。既然高校具备公共属性，那么公众就有权监督其人事任免、经费使用。
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2019年颁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显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之间凡存在近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管理岗位，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人员的事业单位聘用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岗位，也不得聘用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内设机构正职岗位”。
从公示名单来看，近亲属关系的只有张博爱奇一名，师生关系则不需要回避。就张博爱奇的情况来看，他与父亲之间不存在“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本人从事的不是学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的“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岗位，与父亲也并非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因此以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而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此次的教师岗招聘在程序上并不存在问题。
通常而言，各大高校都会公示教师岗的录取名单，但不一定就需要公示“亲属关系与师生关系”，这与央企国企近年来提出的“亲属回避制度”存在一些区别。原因在于，高校教师并非向全社会开放的“考公考编职位”，而是需要学历水平、科研能力等过硬资格。无论你是讲师还是教授职位都需要专业性极强的人才，这种高层次的人才不大可能也没必要根据行政能力测试与申论成绩来录取。
其二，就“结果合理性”而言，此次招聘录取名单确实仍然有可议之处。
此次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教师岗拟聘用公示名单中出现了两位院长/副院长名下的博士毕业生，这是不折不扣的“学术近亲繁殖”。学术近亲繁殖，指的是高校留任曾在本校学习过的学生（包括本硕博的任一阶段）。执掌哈佛数十年的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在上世纪初就曾指出，“高校从本校毕业生中选聘新教师虽为自然之举，但非明智之举”。
总体而言，“近亲繁殖”短期内是有利于高校的人事管理与教学科研的。但从长远来看，近亲繁殖容易导致学术研究陈陈相因，高校内部生态僵化封闭，进而影响高校的竞争力。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也在反思高校近亲繁殖现象。比如2023年饶毅就曾点名批评中科院神经所任人唯亲，“十多位研究员都曾是所长或其妻子的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
当代科学研究已经高度细分，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敢说自己可以融会贯通多个领域。如果某个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总是由同一批“徒子徒孙”“繁衍世袭”的话，那么势必影响科学研究的独立性与原创性。一旦缺少“外来的和尚”，这家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就容易把路越走越窄，影响科研创新成果。
不仅如此，“近亲繁殖”还容易滋生学术腐败与“学阀”现象，出现垄断资源、分食名位的恶果，升高一个学术机构的熵值，不利于健康的人事生态。教育部等六部门2020年颁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到，“高校依法采取多元化聘用方式自主灵活用人，统筹用好编制资源，优先保障教学科研需求，向重点学科、特色学科和重要管理岗位倾斜。”
高校教师岗的编制资源总是有限的，教师队伍也有三六九等，有的“青椒”要苦熬“非升即走”，也有的可以享受事业编的铁饭碗待遇。不难想见的是，相较于在“非升即走”制度下苦苦挣扎，一个事业编的待遇是足以让青椒心驰神往的。因此，如果这些新招聘的教师是因为亲属或者师生关系而占住了事业编的坑位，那么其公平性与合理性也是值得予以质疑的。
此次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教师岗拟聘用公示名单，也让外界见证了高校聘用教师时“亲属关系与师生关系”的冰山一角。这则新闻既是一个检视高校聘任制度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契机，也足以让外界反思“学术近亲繁殖”的可能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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