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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引发了热议。在演讲中，米莱大肆抨击了集体主义和左翼福利国家制度，认为这些实践无法解决问题，反而是问题的根源。米莱以阿根廷为例：“请相信我，没有人比我们阿根廷人更有资格来证明这两点。我们在1860年采纳自由模式时，35年间我们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大国。而当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拥抱集体主义时，我们目睹了我国的公民如何陷入系统性的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了第140位。”
在演讲中米莱以工业革命期间经济迅猛发展作为证据：
“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始终是约0.02%，也就是几乎没有增长。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工业革命爆发，年复合增长率达到0.66%，照这个速度，要使人均GDP翻倍，需要大约107年。现在，如果你观察1900年到1950年之间，增长率加速到每年1.66%，意味着人均GDP翻倍不再需要107年，而是66年。
如果你观察1950年到2000年之间，你会看到增长率又提高为2.1%，这意味着仅需33年，我们就可以使全球人均GDP翻倍。这一趋势远未停止，迄今仍在持续发力。如果我们观察2000年到2023年之间，增长率再次加速到每年3%，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短短23年内使全球人均GDP翻倍。
也就是说，当你观察从1800年到今天的人均GDP时，你会看到工业革命之后，全球人均GDP增长了超过15倍，这意味着增长的繁荣使全球90%的人口摆脱了贫困。我们应该记住，1800年时，大约9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这一数字在2020年大流行疫情之前降至了5%。
结论显而易见：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绝非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我们结束全球饥饿、贫困，乃至极端贫困的唯一工具。上述实证证据无可置疑。因此，既然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无疑在生产方面更为优越，左翼理论就转而攻击资本主义的道德问题，称其不公正。他们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而集体主义是好的，因为集体主义是利他主义的，当然，是用别人的钱去利他。”
米莱得出结论：集体主义导致经济衰退，自由主义才是繁荣之路。
“如今，国家不需要直接控制生产资料就能控制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印钞、债务、补贴、控制利率、价格控制和管制等工具，来纠正所谓的市场失败，他们可以控制数以百万计个人的生活和命运。……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邀请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重回繁荣之路。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对私有财产的无限尊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而集体主义所产生的贫困并非幻想，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是我们阿根廷人非常了解的现实。我们经历过这一切。我们经历这一切是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自从我们决定放弃让我们富裕的自由模式以来，我们就落入了一个不断下行的螺旋，我们每天都变得越来越贫穷。所以，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警告你，如果那些通过自由模式变得富裕的西方国家，继续走这条通往奴役之路，这就是将会发生的情况。
阿根廷是一个实证示范，无论你有多富裕，或者拥有多少自然资源，或者你有多少的技术熟练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或者你的中央银行有多少金条，如果采取阻碍市场自由运作、自由竞争、自由价格体系的措施，如果你阻碍贸易，如果你攻击私有财产，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贫困。……”
从这里可以看出，米莱是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哈耶克的信徒，他在采访中毫不掩饰对哈耶克的崇拜，认为哈耶克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极小政府+高度自由化+高度私有化”的改革理念，正是源自哈耶克和奥地利经济学派。
米莱要裁减一切不必要的政府机构，上任之初就把阿根廷政府机构从25个裁减到8个，支持高度私有化，甚至包括监狱、医疗、器官交易、代孕等方面；放开政府对经济的监管，扬言要撤销央行、废止阿根廷比索，全盘美元化，所有国企全面国有化……
米莱唯一违背自由主义的主张是反对堕胎，阿根廷是拉美首个堕胎合法化的国家，米莱主张对堕胎法进行全民公投，考虑到阿根廷民众多数信仰天主教，大概率堕胎法会被民众取消。
很多人把米莱称之为“阿根廷的川普”，其实二者除了在“反建制”一点上类似外，在政策主张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米莱是一位经济学者，主张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上一以贯之；而川普总是批判这个批判那个，说人家是“假共和党人”（RINOS，Republican In Name Only），其实川普理念跟传统的共和党右翼相去甚远，除了减税。传统的共和党人支持自由贸易和小政府，而川普则支持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川普没有啥成体系的东西，而是被极右翼民粹红脖子和福音派所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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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米莱所讲的并不是什么理论创新，而是复古和回归，回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上去。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推崇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作用，主张小政府，无为而治，尽量不干预市场运行。
看不见的手出自《国富论》论中的名言：“我们的晚餐并不出自屠夫、啤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他们在通过资本创造价值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增进公共福祉，而是追求一己私利，但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让整个社会为此受益，其程度往往比他们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更好。”
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主流位置在1929年遭到重击，被主张政府干预市场和管控的凯恩斯主义、计划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学、福利社会主义等流派所取代，但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一直薪火不绝。
奥地利经济学派像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一直坚持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早在1920年，米塞斯就质疑计划经济是否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的短文，从根本上怀疑甚至彻底否定了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由此引发了“兰格经济大论战”。
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古典经济学派学者纷纷改弦易张，主张政府管制和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主流之后，唯有哈耶克坚持扛着自由主义大旗不倒，并在1944年写出了那本令他家喻户晓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认为，只要政府试着以政策来控制个人的自由（如凯恩斯和罗斯福主张的新政），类似于苏联和德三的后果也可能发生在英美（或世界任何其他地方）。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本来就是应对经济危机的短期应对措施，类似于急救针，长期实施会趋于无效，陷入滞胀。当时反对凯恩斯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凯恩斯无言以对，以至于说出了那句名言：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在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由于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用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出现滞胀之后，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美国的里根主义、撒切尔夫人的改革重新强调市场的作用，放松政府的管制，国企私有化、减税，里根和撒切尔的改革使得英美走出经济滞涨的泥潭，迎来了一波高速增长。
大国的改革开放其实也大体相似，很多人认为大国经济增长靠的是凯恩斯主义举国搞基础建设，其实不然。大国经济的腾飞始于放松管制，走市场化之路和加入国际分工。投资、外贸和消费三驾拉动经济的马车中，外贸是第一推动力。
里根主义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大体上跟米莱的主张类似，只是米莱的主张要更为激进一些。这也是阿根廷经济已经陷入崩溃的局面，通货膨胀高达80%以上，近几十年来阿根廷政府已经多次破产和债务违约，4600多万阿根廷人中贫困率已经超过40%，阿根廷人已经没啥可以失去了，所以他们选择了激进的米莱。米莱在阿根廷第二轮选举中得票率超过55%，领先左翼竞争对手11%，为近年来优势最大的当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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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莱在演讲中提到“市场失灵”，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典范，而市场失灵也被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用投资来拉动经济。罗斯福的新政、德三的国家资本路线均与凯恩斯主义类似。不过近年来对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成因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解读。1929年经济危机本质是一场金融泡沫引发的经济危机，这种金融危机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可以视为对市场的一种出清行为，政府不进行干预，市场也会逐步复苏。
然而，英美和西方各国采取高关税、保护自身产业以邻为壑的措施恰恰加剧了经济危机。当时西方各国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强行割裂只是导致大量工厂破产，经济局势进一步恶化。
而导致德三上台的魏玛共和国大通胀则是英法两国对德国索取了过高额的一战赔款，导致德国经济大量失血而陷入严重的通胀。所以，这并非“市场失灵”，而是西方各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扰动导致一场金融泡沫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正如里根总统在就职演讲上所言：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者，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罗斯福的新政和德三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只是暂时掩盖了问题，拖延了危机的爆发，并未解决问题。罗斯福的新政在1937年开始就完全失效了，1937年至1939年的这段时间里重新停滞了，甚至是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在这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激增到了20%，上百万人突然就失去工作了，美国的市场需求几乎每天都在减少，股市又一次从高走低，又是一次大萧条即将来临。
这背后的原理也很简单，就是投资拉动经济，只有短期效果，长期实施会挤压消费，造成需求疲软，出现滞涨。如果不是小胡子在欧洲开战带来大量的战争需求，美国早在四十年代就陷入滞胀之中，凯恩斯主义昙花一现也不会成为后来的主流经济学了。
德三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与之类似，老马早就分析过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造成需求不足引发经济危机。小胡子为何反犹？为何对外发动战争？其实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路线难以为继，只能对外转移矛盾。
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概念是“政府失灵”。在经济学假设中，政府是中性的，大公无私的，实则不然。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也自身的利益，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往往是低效的，达不到理想效果。
凯恩斯主义不能长期施行，但为何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对于投资拉动经济和管制经济乐此不疲呢？因为官僚制度下，天然倾向扩大自身的权力和机构，在市场上进行寻租获得利益。
秦晖先生说过“尺蠖效应”：尺蠖是一种虫子，一伸一缩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很多国家的改革也是如此，无论是收还是放，最终都只是政策制定者也就是权力所有者得利，只有有利于他们的改革才能进行下去。这其实就是一种“政府失灵”。
至于国家资本主义、战略性产业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等集体主义政策和举国体制的鼓吹者，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政府并不是上帝，不是全知全能的。产业创新朝那个方向发展，并不是政府能够决定的，而是市场上试错试出来的。
《黑客帝国》中AI在获胜之后为何保留人类，电影的解释是作为电池，供应能源。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AI从不犯错，所以失去了成长和创新的可能，创新跟试错是无法分开的，在科技革命浪潮成功之前，没有谁知道正确的方向，只能去四处尝试，这就是创新和进化的真谛，而举国体制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个方面失败的例子很多，例如苏联在电子科技革命上在晶体管和电子管路径选择上失误，最终导致苏联军事科技全面落后被美帝压制，间接导致了阿富汗战争失利，引发苏东剧变。
国家资本主义和举国体制只有在后进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时，有现成的科技路径可以学习模仿时才有一定的效果，一旦没有模仿的对象需要创新则失去效果。
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学家们举的例子是对大飞机等产业进行补贴，后期占据产业链之后获得垄断收益可以弥补之前补贴。但这其实也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一种经济战争。
从博弈论的角度而言，只在第一步其他国家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有效，一旦所有的国家都采取类似的策略，则跟军备竞赛相似，两败俱伤，均付出大量的补贴而市场份额依然不变，从经济的角度而言是双输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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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莱的演讲中其实还牵涉一个问题：国家或者说政府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说米莱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会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原则横行。一个良好的市场，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政府对市场公平性的监管，对契约的执行。很多时候，所谓的“市场失灵”，例如假冒伪劣横行、三角债、老赖遍地，恰恰是政府不作为所致。
这就形成一个悖论：良好运行的市场需要一个小政府，对市场不干预不扰动，不与民争利；但又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严格执法、公平公正，维护市场秩序。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在《国富论》之后，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讲市场的伦理。市场伦理是什么，以同理心为基础，孔夫子当年也说过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讲过伦理理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何同样是类似的制度，拉美和美国发展迥异？因为天主教并不适合市场化和市民社会，而经过改造的新教伦理契合商品社会，拉美左翼横行，一直觉得自由市场是邪恶的，富人是为富不仁的；而新教觉得资本赚钱是光荣的，创造财富是光荣的。所以北美哪怕资源贫瘠，也能后来居上超过拉丁美洲。
政府是由民众组成的，民众有什么样的认知和共识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理论界形成的一些共识：国家的作用，国家是必要的，维护正常的秩序，否则就是地狱，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
但是国家又可能成为利维坦，侵犯民众的权益。假借大义名分，类似于黄宗羲《原君》中的分析，最初人们推出君王，是希望他们天下为公，抵御自然和人为的灾害维护秩序，但后来的君王把天下视同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对百姓的盘剥视为产业的利息，这就是民贼违背了本意。
福利国家，例如免费教育和对底层民众的救济，是必要的，这也是十九世纪以来左翼进步运动的功劳。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个问题大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进行过大讨论，而且得出结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福利制度不能超出经济发展的水平，否则只会导致共同贫穷。只是西方选举制度下，政客为讨好选民，承诺超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福利政策，最终导致寅吃卯粮，经济崩溃。
过犹不及，左翼进步运动福利国家制度演变成为政治正确，就是过头了。大多数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过头，特别是阿根廷，几十年来在“庇隆主义”的过左政策毒害下，已经从发达国家跌入不发达国家行列。
前文分析过，庇隆主义其实就是德三的国家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那一套。庇隆曾经在1938到1940年间在阿根廷驻意大利大使馆任武官，受老墨、小胡子经济思想影响较大，他的经济政策及讨好工会和底层民众而上台跟小胡子如出一辙。庇隆主义当下在阿根廷依然有较大号召力，米莱战胜的竞争对手就是庇隆主义政党候选人，矫枉需过正，所以米莱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实是对阿根廷的一次纠正和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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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莱能否成功？这得看他的经济政策能否推行下去。庇隆主义在阿根廷依然有较大的影响力，他的竞争对手获得了44%的选票，如果那些贵族化的工会、公务员群起反对米莱，导致其政策无法执行，阿根廷依然还需要等待下一次轮回。
米莱上台后宣布的一系列全面经济改革方案，包括减少对工人的一些保护、废除租金价格上限并取消对某些消费品的价格控制等。此外，该法案还试图将工作试用期从3个月延长至8个月，减少解雇时的补偿并缩短孕产假等等，米莱下一步计划将阿根廷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
1月24日，阿根廷上百万人游行反对米莱的改革计划，主要是受保护的工会、被裁员的公务员和一些福利受到削减的团体。
米莱的经济改革法案在多个方面受到挑战，目前有针对相关法案的60多起诉讼正在进行中。经济改革法案中涉及劳工改革的一章已被法院冻结，等待阿根廷议会审查。
面对抗议和反对，米莱宣布将坚持改革措施，去年12月米莱政府就已发出警告称他的改革方案将采用一系列极端措施，其过程必将是痛苦的，但阿根廷的经济将回到繁荣。问题是，阿根廷民众等待经济形势好转的耐心能持续多久。
如果米莱的政策能够推行下去，熬过最初一段改革的阵痛，取得像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改革一般的经济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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