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在编辑故事的时候，不太喜欢使用一个词，它叫做“突然”。
因为我相信真实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事儿是突然发生的。
老朋友“突然”断交，多年后再问，是一件没有注意到的小事在对方心里留下了刺；最开朗的同事“突然”自杀，葬礼上才有人讨论，她最后那几天，在所有人办公桌上放了礼物。
我相信所有的突然背后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只是取决于人们能否看到，愿意看到。
今天的这个故事却打破了我的认知。
2005年将近元旦时，一个少年从弄丢身份证到杀人，只经过了48小时。
亲历此事的老民警说，太突然了，那个人（少年）没有前科，没有暴力倾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买水果刀，还要杀人，留下一条那么长的血路。
他说，好像只有突然这种词，才能解释这桩案件为何发生。
或许等你看完这篇故事后，会和我一样沉默，思考这血案背后到底是真的“突然”，还是某种细思极恐，与你我都相关的“必然”。
2005年的时候，我刚工作一年多，被选派到市局的DNA实验室进修，常常需要加班。我总是在深夜里，独自从实验室走回市局的宿舍。
当年广东的社会治安可不像现在，广州火车站派出所的军令状是“火车站‘两抢’每月不超两起”。深夜走在街头，街角阴影中总有几个人盯着你，眼神像某种动物，令人发毛。
但我从来不害怕走这段夜路，因为就在这段路的中间，有我们南区的派出所。
派出所二十四小时亮着灯，门口有两颗大榕树，把灯光切割成斑驳而温暖的影子，洒在路上。
每次我向着宿舍前行的时候，看着远处的灯光，想到灯下有很多警察和我一样在夜晚值班、加班，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心安。
这条路走了大半年，我没想到有天，自己会在这个“最安全”的路口，打开了法医的勘查箱。
2005年12月19日晚，我刚忙完一天的物证检验，正沿着熟悉的道路回宿舍，经过南区派出所门口的时候，发现那里拉了长长的警戒线。市局的张队从我旁边的警车下来。
我远远地和他打了个招呼，张队招呼我过去，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看这个现场。
“案子有点麻烦，有两个发案地点，人手不够，你能不能来搭把手？”
他的语气有点急躁，不像是接到了一个普通的“麻烦”的案子，倒像是谁惹了他。
那时我还年轻，想着反正回到宿舍也只是看书玩游戏，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他。
我帮着他从车上拿了工具箱，又牵好插线板，接上户外探照灯，派出所门口原本昏暗的路面被照得格外亮堂。
我这才发现，这条我回家的路，此刻溅满了凌乱的鲜血。
这是一条长长的血路。
我沿着血路走了两趟，才确定血路的起始位置。那就在派出所值班室门口不到两米的地方。
从这里开始，血路一直往北边的汽车站台延伸，而血滴也从花生粒大，很快变大足有婴儿的巴掌大小。
这些血滴的尾端都被拉得很长，这表明伤者有大血管破裂，但同时又在带着伤以很快的速度在奔跑，向着汽车站方向。
我戴着手套用棉签一边提取血迹，一边沿着血路往前，最后停在了离派出所五十多米一颗榕树下。
伤者跑到这里大约是跑不动了，也可能是昏迷了，榕树下形成了一个大大的血泊。
那年我刚工作不满两年，已经经历过不少的命案现场，一般人受到致命伤后，都会很快失去活动能力，很多时候他们根本来不及流这么多血就已经死亡。
像如此大量的血迹，我还是第一次见。受伤的那个人，真的还活着吗？
我把所有血迹提取好，回到勘查车边时，听到张队正和南城派出所的所长打电话。
听着他们说话，我渐渐拼凑起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信息：在现场泼洒这么多鲜血的伤者，是一名警察。
派出所的值班警察老何，何永豪，在派出所门口被人刺伤，此刻正在市中医院ICU抢救，生死未卜。
我终于反应过来，为什么张队在整个勘查过程中都显得格外阴郁，似乎凶手和他有仇一样，原来凶手真的和他、和我有仇。
这根本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街头打架斗殴，而是在派出所门口杀警察的挑衅行为。
张队告诉我，他之前并不认识老何，但南城派出所他还算是熟悉。这个派出所距离汽车站最近，流动人口多、犯罪率高，烂摊子也多。
能在这里干下来的警察，要么是能干，要么是听话，不会想着走。而老何毫无疑问两样都占——他岁数都三十七八了，还在这所派出所值着通宵的夜班，甚至是值班组长，没有职务，却肩负最多的责任。
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会在12月19日出现在值班室里，出现在歹徒的刀下。
这起案件有两个现场，另一个在逆着血路再走五百米的位置，一个公交站旁。勘查完自己的部分，我赶去那里和另一组人会和。
我到的时候，他们正把一具尸体搬离现场，现场遗留了一大片的血泊和无数乱七八糟的足迹。
根据老何追逐的方向，这名死者遇到嫌疑人，应该比老何要早。
勘查相机了记录下了死者的样子，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左边额头上有一道三厘米的疤痕，穿着黑色防风夹克，深色裤子，手上还戴着一双皮手套。
他身上的致命伤集中在前胸，有十几处，左手的手套被刀划开，虎口处有一个大大的口子，那是他试图抢刀形成的割伤。
皮手套，典型的摩托车司机装束，我四下环顾，在公交站边发现了一辆孤零零留在那里的红色男装摩托车，车头的盒子上方还有几滴鲜红的血迹。
原来这里，就是血路的“源头”。
看完现场，物证连夜送回实验室处理，现场碰头会就聚在案发的南区派出所会议室。
侦查警察初步调查得知，公交车站旁的死者叫韦金，二十多岁，广西人，是个长期在周边搭客的摩托车佬。
案发当时，路对面正好有两个摩托车佬，他们目击了案件的整个过程。
据他们说，当时他们正在一起等客人，突然有个穿着深色套头衫的男人走过来，跟韦金说了几句什么，韦金似乎被惹恼了，大声骂他“痴线（神经病）！死开！别阻住我做生意。”
两人拉扯了一下，接着，套头衫男子突然掏出刀对韦金一段乱捅。
韦金很快倒地，接着凶手似乎又注意到了人群中的某个人，持刀向他冲去。那人见势不对，拔腿就跑，两人一前一后追逐着离开了现场。
两个摩托车佬没敢跟上去，但派出所门口的监控，记录下了案件的后半段过程。
被追的男子跑过镜头后，值班的老何穿着警用大衣从派出所门口的值班室里冲了出来，拦在了帽衫男子前面。
他赤手空拳，在派出所门口扯住了男子持械的右手，但男子反手就在他大腿上捅了一刀，推开老何，继续追杀。
老何踉跄着跟着他们追了几十米，最终力竭，倒在了路旁的榕树边，失血昏迷。
视频里的凶手穿着黑色的风衣，拉起的兜帽遮住了大半张脸，看不清面容，只有手上的尖刀在视频里格外显眼。
韦金的身上和车头盒子里，加起来有二百多块现金，他的手机也还在裤兜里。显然，凶手不是为财。
而且，凶手伤人后，甚至没有确认韦金的情况，就突然开始追杀另一个“路人”，被警察阻止都不止步。
目标明确、杀意坚决，他很可能是跟被追的人那个人有仇，在捅了韦金后，决定破罐子破摔，一起报复。
现在最可能知道凶手是谁的，恐怕正是这个被追杀的人。
第二天早会的时候，被追的人身份就查清楚了，他是韦金的同乡，叫做韦亮，也是个在周边活动的摩托车佬。
但是去他住处的民警扑了个空，邻居反映韦亮之前十二点左右回来过，很快就骑着摩托车出去了，侦查员在出租屋等了一晚，也没有等到他回来。
主持会议的副局长发了火，让加紧速度查，老何躺在ICU生死未卜，案件侦查如果没个进展，谁都没脸去医院看望。
负责这个案子的是重案队队长李队。他三十岁出头，留着板寸，严肃起来很有压迫感。他从九十年代初入警，历过九二悍匪的大枪战，也办理过很多重特大的杀人案件。他是那种官再大都会亲自上阵的警察。
知道韦亮也是摩托车佬之后，李队找来负责打击抢劫和飞车抢夺的“两抢”专业队伍，铁骑队。他们平时就是装扮成摩托车佬，负责追捕在车流缝隙里逃窜的飞车党，对这些人的习惯最熟悉。
果然铁骑队不孚众望，下午的时候，他们就在城中村的一个黑网吧找到了韦亮。
韦亮当时躲在网吧的最里面，戴着耳机，斜躺在电脑椅上睡觉。警察把他叫醒的时候，他显然也吓了一跳。
前一天的追杀，把韦亮吓到了，他怕凶手摸到他住处去，所以根本不敢待在家里，又舍不得花钱住旅馆，就想着在网吧里躲两天。
他一口咬定，自己根本不认识凶手。
韦亮说，他跟韦金是在省城认识的老乡。他本来是来广东打工的，认识韦金后，韦金跟他说做摩托佬自由，想干就干，没人管，于是他买了辆二手摩托车，跟着韦金开始了搭客生涯。
案发这天，他摩托车坏了没法出车，就去找韦金聊天，出现在现场纯属偶然。
李队一眼看出韦亮没说实话。
死者韦金在铁骑队是挂了号的。他有两次案底，一次是打架，一次是抢夺。韦亮虽然查不到案底，但跟着韦金都混了三年，要说完全干净，显然不大可能。
他们说的“想干就干”，恐怕不是说可以自由上下班，而是说警察管不了他们。
我经常在汽车站见到这种摩托佬。因为一直没买车，我大约是整个局里出没汽车站最多的人。每个周末去搭车回家时，都会看到带着摩托车头盔的搭客佬像苍蝇一样，嗡地一下子围上来。
不管你多坚定地拒绝，他们都会一路跟随你从出站口走到路边，不断地询问你去哪里。白天还只是烦人，到了晚上，他们可能就会从单纯的揽客演变到翻脸抢劫。
我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抢夺行为，那次我从面包店出来，一个男子在路边打电话，忽然一声摩托车的轰鸣，一辆男装摩托车贴着马路边呼啸而过，男子手里的电话就被摩托车后排的飞车党抢走。
等被抢手机的男人从地上爬起来时，那辆抢夺走手机的摩托车已经消失在车流中。
作为法医，那年头我一礼拜总要接两三个伤情类似的受害者：大面积膝盖擦伤，还有肘部擦伤，再加上手上或肩膀上有抓痕，那多半就是被飞抢的受害者。
飞车党来去无踪，就算真被抓到了，大部分还是因为案值小处理不了，往往是抓了又放，就算判个一年半载，出来还是干老本行。
那时候太乱了，警方有限的精力都放在“大案”、“要案”上，很难顾得上这些烦人的小贼。就连我自己，能做的也只是出门尽量不背包，手机和钱包用手捏着塞在裤兜里。
只是我总觉得，这不是小事。一个地方让人不敢背包出门，很多事情似乎就悄悄改变了。
韦亮韦金俩兄弟的遭遇，可能就是他们干飞车党惹来的事。而老何从值班室里冲出来的那一刻，显然从未考虑过，自己要救的是谁。
案发第三天，张队告诉我老何醒了，让我一起去医院看看，给老何验伤。
我们去的时候，老何还躺在ICU。
手术记录显示，凶手那一刀，正好贴着大腿内侧刺进去，扎破了股动脉和股静脉，送去医院的时候已经失血性休克。要不是抢救措施得力，输血及时，多半现在我们就是在殡仪馆和老何见面了。
前一天的抢救过程中，总共输了10000cc的血浆，当时血库里一时凑不够那么多血，局里连夜安排了几十个值班的兄弟，紧急去医院献血，总算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
流淌在那条血路上的血，被他们用接力的方式，补回了老何的身体里。
老何的精神还很萎靡，脸色略微有些发白，嘴唇上干裂，腿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身上插满了各种输液管道，心电监护仪在旁边一直发出轻微的滴滴声。
我解开他的伤口，比着尺子拍照，一边问老何，有没有看清楚凶手长什么样？
老何语气无奈地说，他也没看清楚，应该是个国字脸的年轻人。
我告诉他案子另一个被害人叫韦金，老何皱了皱眉头，犹豫地问我，是不是额头上有疤的摩托车佬？
我惊讶地点点头。车站附近这帮摩托佬，整天来去无踪，自己人都不一定分得清，老何竟然能对上号，不愧是派出所的老警察，大概没少跟他们斗法。
老何想了想，又说，最近车站附近广西的摩托佬和贵州的，因为搭客抢生意，打过几次群架，每次都是自己去把人弄回所里。
韦金是广西的，“这次会不会是贵州那帮人来寻仇？”
我答应回去就把这个消息转告给李队他们。这时，医生过来告诉我们不要说太多话，耽误病人休息，我们匆匆结束了话题。
因为他和凶手有拉扯，我们把他的指甲剪了下来，准备送到实验室去试试看能不能做出嫌疑人的DNA。
临走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老何，忍不住问，咋就冲上去了？
老何抿了抿有些干燥的嘴唇，低声地说道：“我就在那里，没想那么多，就冲过去了。”
我忍不住想，如果当时我在那里，会不会冲上去？
新警培训的时候，教官总是强调不打无准备的仗，赤手空拳、把自己置于险境当然是不值得鼓励的；但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呢？
有时我们还没有武器的能力，先有了一身警服的责任，或许，我也会一样冲出去。
DNA检验并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一个是提取技术有限，一个是数据库刚刚全国联网，根本没有足够的比对资源。
我把老何认为是抢地盘的观点转告了负责案子的李队，但李队表示不可能，他说，要是抢地盘结仇的话，韦亮没有理由不说对方的身份，显然这个事情还有隐情。
直到这天下午，再次开碰头会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李队不同意老何的观点——韦亮松口了。
昨天下午开始，李队把韦亮整到了留置室。
最开始，韦亮还是悠闲地吐着烟圈，装出一副谁也不服的样子。李队把他晾了一晚上，然后告诉他，再说不出新东西，就把他放出去。凶手不是正在外面追杀他吗，用他来钓凶手，不管他的死活就好了。
听到这话，韦亮终于松动，开口要了一支烟，抽到一半就全部交代了。
他说自己和韦金，还有另外一个同乡，在案发三天前，就在汽车站，以拉客为借口，起哄偷走了一个男的行李。
在这之后，他就听到风声说有人在附近“找”他们三个，推测可能是这个外乡人。所以他最近连车都没敢骑，还让韦金也躲两天，但韦金没听。
“我也不确定拿刀的是不是他，那天偷走东西的时候也是晚上，没看太清楚。”
他知道这是违法的事，所以一直不敢说出来，“都是韦金干的，我只是在边上起起哄。”
他还强调说自己只干过这一次，韦金以前喊他去他也都没去。
他这套春秋笔法在警察眼里根本没用，说是盗窃，其实从法理上来说，这就是抢夺，如果考虑到这帮人平时身上也带刀的话，甚至可能构成抢劫。
但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给韦亮他们定罪，而是找到那个还在外面游荡的持刀伤人者，这种身无分文、又身怀利器的人，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尤其他还已经背上血债。
曾经在山西、河北一带疯狂流窜犯案的杨新海，起初也只是奔着抢劫钱财而去，但背负人命之后，想着杀一个是死刑，杀两个也是一样之后，就彻底疯狂起来，手下几乎没有活口，先后杀害67人。
要避免这个凶手变成杨新海那样，我们就必须得赶在他下一次犯案前就抓到他。
韦亮给出了一个关键信息：那天他们抢夺男子的包并分赃后，就顺手把行李包丢在了东头堤围上的草丛里，他记得，包里还有个身份证。
当我开着勘查车抵达堤围路的时候，李队他们已经带着韦亮提前在路口等着了。
东头堤围在城区边上，距离汽车站只有两公里多一点，周围都是工业区。勉强能通行两辆小汽车的堤围路上没有路灯，一旦天黑，少有人经过。
靠河的那边植被茂盛，从路边到真正的河面，有十多米的缓坡和低洼河滩，河堤下的杂草甚至能长到超过成年人的身高，是最好的遮蔽。
一些心怀恶意的摩托车佬，就瞅准这个地方，除了在这里分赃之外，也会把一些外来打工者载到这里实施暴力抢劫，遇到女的，除了抢钱也会劫色。
有的人，则会从猎物转化成猎人。同样不止一个摩托车佬被骗到这个路段后，被人抢车抢钱。
成为法医之后，我才知道，“案件高发地带”这个词是有原因的，物理的遮蔽实际上隔绝了法律，而没有法律，人的动物本性就会被无限放大。
抢夺分赃的时候，韦金和韦亮就是“猎人”，他们并不会刻意记下自己啃剩的骨头渣丢在哪里。韦亮只记得他们是从路口拐上河堤路没走二百米，站在路边分赃的，行李顺手就扔了。
“那是一个穷鬼，包里没太多值钱的东西，都是衣服，除了一个身份证，就两百块钱。”
在这种杂草丛生的地方，幸好要找的是一个目标明确，体积很大的行李包，要是别的小东西，基本就不大可能找得到。
队里组织了十几个人沿着河堤路，慢慢地搜索，很快就在离路边不到两米的缓坡草丛后，发现了那个蓝黑色的手提行李包，包的拉链已经被拉开，旁边还散落着几件T恤和短袖衬衣。
T恤和衬衣的领口都有明显的磨损痕迹，甚至T恤和衬衣上还有一两处细小的破口，行李包里的衣服也基本都是旧衣服。
我戴着手套，把包里的衣服和牙刷毛巾之类杂物一件件拿出来，最后在行李包内袋的一个透明塑料袋里，发现了韦亮所说的身份证。
塑封的身份证上清清楚楚地显示，唐泽军，1979年6月13日出生，贵州人，照片上是一个长着国字脸，梳着着偏分发型的男子，微微带着笑容。
我拿着身份证问站在一旁的韦亮：“是不是他？”
韦亮皱着眉头看了好一会儿，最后点了点头：“应该是他，不过现在他是短头发，看着比照片里凶。”
我看着照片里那个嘴角含笑的男人，却想像不出对方凶恶的样子。
也许因为曾经被唐泽军追杀过，作为“猎物”，韦亮眼中的唐泽军，怎么看都像野兽一样凶猛。
有了名字和照片，接下来就是怎么找到这个人。
为了两百块和一包旧衣服就寻仇，我们分析唐泽军可能比较穷，身上携带的现金不多，他又没有身份证件，多半没有一个正经的落脚点。
铁骑队在路面寻找，派出所挨个清查通宵营业的网吧、日租房，交警沿途留意各个桥底的流浪汉。
城区几乎所有的警力都动了起来，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98年，两个警察被枪杀的时候。
但这个案子里的焦虑，除了为了老何，又有一丝说不明的意味——我们不想看到唐泽军再一次铤而走险。
晚上我经过南区派出所门口的时候，警戒线已经撤了，地上的血迹也早就清理干净。
那天夜里跑过这条路的人，一个在医院，一个在警局，还有一个穿着黑色风衣、拿着刀，消失在了黑暗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广州的天也在降温。我们担心，天气也会成为唐泽军犯罪的催化剂。他太穷了，这种风吹草动，都会击溃他活下去的希望。
李队曾跟我提过一个案子，有个人被抢光了钱，来派出所报案，从派出所走出去不到两小时，就拿砖头敲晕了路人抢走财物。
被抓到的时候，他脸色十分平静地说，我总得吃饭吧，不能饿肚子。
人在饿着肚子的时候，根本不会在意善恶，受害者与施暴者的转变，往往不过一念之间。
在确定凶手身份后的第三天下午，情报技术人员在排查出入辖区的监控时，发现了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子，在案发当晚徒步从城区高速路卡口钻进去。
那里是通往深圳的封闭高速路，只允许汽车通行，沿途都是工业区，有的路段甚至是高架桥，普通人根本就不会往里面钻。
模糊的摄像头里根本确定不了这个男子是不是唐泽军，不过这个线索显然不能放弃。李队他们开着车从那个卡口出发，沿着路一直追过去，最后在距离深圳只有三十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这个人。
那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子，就靠在高速路边的绿化带休息，李队他们停车走过去的时候，对方只是扭过头来望了一眼。
仅仅是一个对视，李队就确定这正是自己这几天苦苦找寻的唐泽军。他们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去。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到他们把人按住，上了手铐，对方都几乎没有抵抗。
甚至有一个瞬间，李队都怀疑自己抓错了人，作为一个杀人犯，这个男人连本能的挣扎和抵抗都没有。
他们两个人夹着唐泽军的双臂，把他架上车，这时，黑衣男子才说了第一句话。
“有没有吃的，我快饿死了。”
原来，他只是太饿了。
在抓到唐泽军之前，局里上下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非常危险的定时炸弹，抓到人之后，我们才发现自己猜错了。
审讯的过程非常顺利，唐泽军在吃完三个面包，又喝了两瓶矿泉水之后，就交代了所有事情。
唐泽军来这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进厂打工赚钱。
村里的五叔穿着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整天在村里晃荡炫耀，说是从广东打工回去的。每个月能攒下来两千块钱，一年就是两万多。
这样的数字，在唐泽军老家的山村里已经是轻易不敢想象的。父母念叨着唐泽军，说他好歹也算是上过初中的人，会认字，那么多老乡都出去赚到钱了，他也该出去看看。
本来就不想困在家中种田的他，终于下定决心外出，12月初的时候，他问五叔要到了工厂地址，再三确定那边厂里缺人，随便都能进去之后，他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开往南方的列车上，人流并不拥挤，很多时候甚至可以整个人平躺在硬座上睡觉。但唐泽军并不敢真正休息，他听说，车上有贼会趁乘客睡着的时候扒窃，于是他一路上都抱着自己行李包打盹，手都没松开过。
唐泽军从汽车站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上七点多，车站就像是一个拧开的水龙头，似乎一直在从里面涌出人流。
他背着包站在汽车站门口，打量着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道路，正思考着该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一群摩托车佬一下子围了上来。
他们有的操着粤语，有些说着普通话，甚至海有人带着熟悉的贵州口音。不同的口音吆喝着相同的话语，“靓仔，去哪里？要坐车吗？”
唐泽军连声拒绝，直到走到车站马路对面，那些摩托车佬才散开。
身边没有陌生人了，他放下行李，准备歇一下，这时公交站牌后面又绕出来两个人，正是韦亮和他的同乡韦金。
他们操着浓重广西口音的普通话，询问他去哪里。唐泽军警惕地盯着这两个陌生人，没有搭话。
这时候，另一辆摩托车从后面开过来，状似不经意地停在他旁边，车上的摩托佬自顾自地从口袋掏烟出来，“正好”带出了几枚一元钱的硬币。韦金和韦亮喊了一声“捡钱咯！”就猫下身子捡钱。
唐泽军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个套路，他下意识地退了一下，想低头捡起脚边的硬币，结果韦金抄起地上放着的行李就跳上了摩托车。
随着一声摩托车轰鸣，韦金带着唐泽军的行李包消失在了车流中。
唐泽军追了两步，意识到自己再也追不上了，回头一看，韦亮也骑着另外一辆摩托车从另一个方向跑了。
唐泽军一个人在马路边坐了很久。他没想过报警，因为从小到大的生活中，他从来没有真真正正接触过警察，他也不相信警察能帮到他。
最后他决定走路去工厂问问能不能安顿下来。当天晚上，他走到了电子厂门口，门卫听说他来找工作，没有地方落脚，给了他一件大衣，让他在门卫室边上猫了一晚上。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醒了，他把大衣叠好还给保安，一直在保安室边上站到上班时分。
门卫见他可怜，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人事主管。
但电子厂却没有接纳唐泽军，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他的身份证也被一并抢走了。
前段时间厂里刚被劳动局和税务局联合检查过，要求所有的员工必须要登记身份，统一按规定缴纳社保，从银行发放工资，检查组刚走，厂里的人事根本不敢顶风违规。
而且这已经是十二月下旬，再过不到一个月，厂里就要停工过年，陆陆续续已经有人提前回家了。管人事的说让他回家补办个身份证，过完年再来，保证要人。
唐泽军点头哈腰地谢过厂门口的保安，低着头离开。
他的口袋里仅剩二十多元零钱，根本就没钱回家，家里也没有安装电话，身在异乡，他连个借钱的人都没有。
唐泽军在郊区游荡了大半天，想找个工作，但无疑都吃了闭门羹。晚上的时候，他饿得受不了了，用兜里仅剩的零钱，在夜市的宵夜档上买了一份五块钱的素炒粉。
吃完炒粉之后，他在那里坐了很久。旁边一桌的客人，在他吃饭的时候，一边喝酒一边吹嘘自己最近搞了多少钱。
面对警察，唐泽军已经无法复述对方说了什么，只记得好像不是啥正经生意。而这让他觉得愤怒，吃香喝辣的都是“那样”的人，他只有被欺负的份。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只剩下猎人和猎物这两种角色，我无法苛责唐泽军想成为一个恶人的选择。
虽然这时候，距离他来到省城，甚至不到48小时。
唐泽军的计划并不激进，他只想找到那两个摩托佬，要回身份证。
他的身上仅剩二十多元，买完一碗炒粉后，又花了两块五，从摊位上买走了一把水果刀。
期间他再买了几盒饼干作为干粮。
他回到汽车站附近，向每一个摊贩和清洁工描述着韦金的样貌。但大多数人都不理他。
偶尔有摩托车佬问他，找脸上有疤的人是啥事，唐泽军怕这些人和韦金是一伙的，也不敢说自己的真实目的，只是说有事。
他在车站附近徘徊了两天，饿了就吃几块饼干，渴了就喝汽车站洗手间的自来水，晚上就找个避风的墙角猫一晚。
饥渴困苦，锻炼他的杀心。
被抢后的第三天，唐泽军在距离车站不远处的一个公交站旁边，撞见了正在路边坐着歇息的韦金。
他站在旁边看了好一会，最后确定没有认错人才走上前去，问韦金自己的行李在哪里。
他把手放在口袋里，握着刀，告诉对方：“钱我不要了，你把包和身份证还我。”
韦金抬起头瞅了他一眼，可能是唐泽军的声音太小，也可能是样貌不够凶恶，韦金没有怕他，反倒是站起来一边把他推开，一边大声地骂他。
唐泽军掏出了口袋里的刀，逼上前去，再一次问道：“你给不给？”
韦金察觉到了危险，但他第一时间没有选择求饶认怂，而是退向自己的摩托车，想着赶紧溜掉。
眼看对方又想偷溜，唐泽军冲上前去就是狠狠的几刀，他也不知道自己捅到了哪里，只知道韦金当时就软倒在地。
恰好走过来寻找老乡的韦亮看到了这一幕，认出了唐泽军，抬腿就跑。
唐泽军楞了一下，反应过来对方就是前几天抢他的另一个车匪，于是拿着刀追了过去。
晚上的街道并不明亮，唐泽军看见韦亮越过一颗大榕树，往一个开着门的院子里面钻，然后一个穿着深色大衣的男子冲了出来。
他还以为这也是韦金的同伙，下意识地就把刀捅了过去。一刀扎进去，他才察觉这个人的个头明显更高大，不是前几天抢劫自己的人。
但是人已经捅了，韦亮又跑得更远了，他想也没想，拔刀就继续追赶韦亮，那才是他真正的仇人。
这时候韦亮已经窜进小巷子不见了。唐泽军拎着刀，茫然地在巷子里转了几圈，也没找到人。
唐泽军才开始害怕。他不懂法，但知道害怕警察找，也怕逃走的韦亮来报复，于是想到了逃跑。车站有人说过，深圳那边不管啥时候都有很多打零工的机会，所以他想去深圳。
就像来广州时一样，他不知道目的地是什么样的，他只是往有生机的地方，拼命地跑。
唐泽军没钱坐车，也不知道国道怎么走，想起自己下高速的地方，有一条直通深圳的高速路，于是他计划沿高速路一路走去深圳。
他在高速路上走了两天一夜。等到李队找到他的时候，他的饼干早就吃完，路上没有水喝，已是又饥又渴完全脱力的状态。
他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铤而走险去侵害别的无辜者。他说了一句让我铭记至今的话——
“冤有头债有主，我遭人抢了，回头我去抢其他人，我还算人呐？”
李队问唐泽军知不知道自己捅了警察，他茫然地摇了摇头。那天晚上太暗了，他认不出南区派出所，更没看清身穿警用防寒服、显眼标记只有袖章的警察老何。他还以为老何是保安。
他两天一夜，走了快一百公里，到了虎门。
只差一点点时间，他就能走到有打零工机会的深圳了。
我印象很深，审讯中，李队问了唐泽军一个很“常规”的问题。他问唐泽军为什么不报警。
唐泽军反问：“有用吗？我在车站那两天，看到好几个被偷东西的，还有一个被飞抢的。如果报警有用，他们怎么会一直在那里，一直没有被抓？”
我们无言以对。看起来最小的飞车案，击溃的是最重要的民众对社会的信任。他们不敢背包上街，不敢和陌生人说话，他们恐惧自己被打、被骗，甚至恐惧自己饿死、冻死。
唐泽军不会在派出所前那条路感到安全。他永远觉得，自己只能孤身走上那条血路。
唐泽军被判死缓，两年到期之后改成了无期。韦亮和另一个同伙因为抢夺罪，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我记得，那年唐泽军落网10天后，正好是元旦，2006年的元旦。
那些年的元旦，我们总在加班。饭堂过年，元旦都不做菜，值班的大家就围在一起打边炉，就是白水锅底，煮鱼片、肉丸。
老何出院之后因为伤到了股神经，稍稍有点瘸，我安慰他说好好锻炼以后肯定会恢复得更好。老何倒是看得很开，他说10000cc的血呢，能从阎王爷那里把自己抢回来，已经是走大运了，只是腿脚有点小毛病，算不了啥。
第二年，全市给所有警察统一配发了八件套，这样在执勤外出的时候，不至于徒手应对突发情况。
这年的春天，南区派出所把门口两颗大榕树的树冠整个削掉了，派出所外墙也刷成了显眼的蓝白色，门口加了警灯，晚上的时候，从很远的地方就能一眼看到。
也是这一年，广州主要道路开始禁行摩托车，07年市区全面禁行摩托车。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珠三角各个城市不同程度地开始了禁摩。
各地开始整顿摩托车搭客行为，从对从业者建立白名单，到统一发放马甲。不规范的摩托佬逐渐被逐出行业，没有人需要再担心搭车被抢。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止是车站周边，整个城市的案子好像都没那么多了，元旦没人打边炉了，我们会回家吃个饭，再回来加班。
当年唐泽军遇到的问题，现在都不再是问题，身份证能够异地办理了，通讯也变得方便了，如果真的没钱回家，救助站也能给你一张无座或者硬座的火车票让你能顺利返乡。
那些年代似乎只在很小的地方留下了记忆——广东人还是不爱佩戴首饰，不爱拿高档包包上街。
网上打趣广东人爱穿拖鞋汗衫，但我很喜欢巡逻时，在街头看那样的情景。他们很轻盈，手里握着奶茶而不是包带，走路时说笑着、张望着，好像，正要回家。

刊发这个故事的时间，距离案件发生，正好过去了17年。又是一年元旦，小刀曾经的身边常事，已经变成了一个久远的“故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有一组数据也许可以回答：
1999年，全国经检察机关起诉的恶性案件如暴力、杀人、抢劫、放火、爆炸、投毒、强奸等等，共计16万余件。
2019年，这个数据是6万件。
人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2000年是8年，相当于初二；今年是9.79年，大部分人都能读完初中了。
但有一个数据几乎没有变化。2005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414人，负伤4134人。
2022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308人，负伤3470人。
世界在变好，有人在努力。祝各位新年平安快乐，早点回家。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卡西尼

插图：大五花
本篇1127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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