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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一个奇迹
探索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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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曾被《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先后主导或参与大熊猫、藏羚羊等多个濒危动物的保护工作；是第一个来华开展野生动物研究的西方人。｜Wikipedia
“哪种动物要是死了比活着值钱，那它的处境一定非常危险。”
1980年，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来到羌塘发现，曾经数以千万计的母藏羚羊和小藏羚羊急剧减少，总数不过2000头。
追踪后发现，偷猎者杀死藏羚羊，把皮毛买给走私者，运往印度北部。在那里羊绒被织成又轻又暖的披肩，叫作“沙图什”(shahtoosh)，每件都能卖到几千美。
但1990年以前，售卖这款披肩的商人一直向欧美消费者宣扬，制造披肩的原料来自山羊、西伯利亚鹅的羽绒。
而夏勒却将谎言揭穿——做一条披肩至少要杀死三只藏羚羊——上世纪90年代每年大约有2万只藏羚羊被杀死了。
西藏藏北高原上的公藏羚羊。｜GEORGE B. SCHALLER
这篇全球首个揭露“血腥沙图什”的文章彻底断送了藏羚羊生意，也让盗猎者将其拉入“黑名单”。
但乔治·夏勒的拯救并未止步于此。
当老外决定拯救大熊猫
1933年，乔治·夏勒生于德国柏林。‍‍‍‍父亲是一位德国外交官，母亲则是美国人。
二战期间，他们全家被派往丹麦，“我似乎变成了一个内心被流放的人，养成了与人疏离的、沉默寡言的性格，”他提到在多个国家旅居的经历。
夏勒回忆说，战争结束后他们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常常在美国军队驻扎的大楼外等待，“当有士兵出来倾倒餐盘里吃剩下的食物时，我赶紧抓些烤饼、面包片和其他一些七零八碎的吃食，这是我们一家人的饭。”
好在大学生活拯救了他。在阿拉斯加大学期间，夏勒意识到“博物学研究者的天命”。
1952年，他得到了一个鸟类研究助理的工作，在阿拉斯加的科尔维尔河北上，记录了62种鸟类。从此他投身到了另一个世界。
70年代，夏勒的研究《塞伦盖蒂平原的狮子》(The Serengeti Lion)和《大猩猩的一年》(The Year of the Gorilla)在国际引起轰动。前者获得了197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彼时，他将目光锁定在了遥远的亚洲。
1979年，中国社会走出困境。这一年，以大熊猫作为机构标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向中方发来联合研究大熊猫的计划书，中国同意合作。
乔治·夏勒被选为外方专家，进入四川，开始为期4年的熊猫研究。其实早在多年前，夏勒就多次托人致信中国机构，提议合作研究大熊猫，但一直没被通过。
夏勒博士(右一)以及WWF创始人彼得斯科特爵士(右二)合影。｜WWF
但令乔治·夏勒没想到的是，实践远比计划艰难。
中西矛盾
光是要不要在保护区里，建一个占地800平方米的大熊猫研究中心？这个问题就争吵了3年。‍‍‍‍‍‍‍‍
时任中方林业部干部王梦虎坚持，建研究中心是第一步。但世界自然基金会却反对，他们认为重点应放在野外研究上，大兴土木搞建设浪费钱。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争执。
1984年，野生大熊猫“珍珍”误入研究营区，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用甘蔗、肉块、米粥尽情投喂，还把它放进工作人员住的木屋，全然不顾野生大熊猫的危险。
夏勒发现，珍珍展示出越来越明显的攻击性，还追着人到处跑，这对营地工作人员和珍珍都很危险。‍‍‍‍‍‍
研究营地很快就被游客包围了，珍珍也被圈养在了营地里。
夏勒和外方同事几次劝诫，致信北京官员，要求释放珍珍回归野外，但这一决定需要卧龙、成都、北京的官员花好几个月讨论。

大熊猫“珍珍”误入研究营地。｜WWF
他将这段时期的工作形容成京剧的《三岔口》，“一对结拜兄弟在黑夜中相遇，互以为对方是仇人，拼个你死我活。直到客栈老板拿出灯火，他们才发觉原来是朋友。”
经过不断磨合，夏勒的加入才得到接纳，中方获准把竹子标本送出国分析，双方的配合也更加密切。
1998年，夏勒将他在中国的大熊猫研究纪实录命名为《最后的熊猫》，他用悲悯的描述让世界让世界重新认识到中国大熊猫。
他在书中写道：“如果失去熊猫，它的演化将宣告中断，它的名字很快就跟博物馆里尘封的档案中其他数千种灭绝物种一样，只会留下一个佶屈聱牙的学名。”‍
夏勒与大熊猫｜WWF
夏勒在拯救大熊猫上付出的努力，让他获得了进一步研究中国濒危物种的机会。
青藏高原上的杀戮
1984年，夏勒成为最早获批正式进入青藏高原开展动植物研究的外国人，这个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地方有种魔力吸引着他。“在我眼中，青海和西藏是世界最美的地方。”‍
但美丽的背后蕴含着杀戮。
1992年，夏勒首次解开了藏羚羊被大肆杀戮的原因，它们的皮毛被制成了披肩，远售欧美等国。夏勒的“发言”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一濒危物种。‍‍‍
此外，夏勒还注意到青藏高原上另一不起眼的小动物——鼠兔。很长一段时间，鼠兔被认为是草场退化的元凶，我国青海西藏等地实施了大量的“灭鼠计划”。‍‍‍‍‍‍‍‍‍‍‍‍‍‍‍
夏勒对此表示担忧，“鼠兔种群是过度放牧和草原退化的标志，而非起因。”他说，鼠兔、人、牲畜和牧场共同存在了几千年，彼此间生命相连，没有恶意相连。
不仅如此，在对青藏高原长达30多年的考察研究中，夏勒又让另一濒临消失的物种再度引起重视——它就是雪豹。
1971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刊登了人类首次拍到的雪豹照片，这是乔治·夏勒在尼泊尔拍到的。
彼时，夏勒发现青藏高原上雪豹的数量十分稀少。雪豹一直是人类狩猎和捕杀的对象。在国际裘皮市场上，雪豹皮毛有着极高的价格。雪豹的骨头也是非法走私集团的目标。
这些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借由乔治·夏勒的研究展现在了全球读者面前，人们才意识到它们的生存困境。
直到86岁，夏勒依然奔波在青藏高原上。‍‍‍‍‍‍‍‍
乔治·夏勒在青海省鄂姆措湖边。｜新华社
避免最坏的结局
今天地球上已经没有人类未曾踏足的处女地了。但这不意味着发现时代随之终结——因为，还有另外一种探险家。
他们的目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理解自然，避免最坏的结局。乔治·夏勒就是其中一员。
不同物种之间有天然的隔阂，比如人类其实永远无法抵达大熊猫的世界，正如夏勒所说：“年复一年，在熊猫的脸上，是熊猫的面具。”但我们仍然可以像夏勒一样在林间享受这份神秘。
“你们不能把熊猫分割成不相干的生命片段……把科学忘掉，叫理性闭嘴。尝试发挥直觉、敏感、同理心，把它们当作真实的生命。”夏勒认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最坏的可能，拯救更多的物种。
撰文： Arvin
编辑：Ar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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