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李书磊这些话深深震撼了

前两天在公号发了一篇现任中宣部长李书磊2007年接受《21世纪》采访谈文化建设的文章（更多内容见《李书磊：文化建设要“目中有人”》），没想到很多人关注。

作为学者型官员，李书磊早年写了很多文章，也接受过媒体采访，这也是人们深度认识这位学者型官员的绝佳素材。1978年，时年14岁的李书磊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学习，有“北大神童”之称。1985年，21岁获北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导师为张钟，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历史与未来的精神产儿——论新时期青年文体学》。1989年获得北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博士导师为严家炎。其后，李书磊调入中央党校任教，历任文史教研部讲师、语文教研室主任，直至担任党校副校长。2014年，开始从学界转入政界。

从1993年到2003年，李书磊一共出版了9本著作，包括：《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1993年）；《为什么远行》（1995年）；《杂览主义》（1996年）；《重读古典》（1997年）；《文学的文化含义》（1998年）；《1942：走向民间》（1998年）；《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的乡村学校》（1999年）；《我观世音》（1999年）；《说什么激进》（2003年）。

之前读了其中几本，并做了一些摘抄，在此分享给大家。至少对我而言，着实被这些话深深震撼了。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没有对家国命运的大情怀，没有对自身所处阶层的不断自省与洞察，恐怕很难说出这些话。以下为若干摘录：

我特别怀念鲁迅。以异文化的眼光重新发现中国、展现中国人在现代的悲剧进程，表达现代过程中个人的痛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有别于以往的新的主题，正是鲁迅开创了这些主题并达到最高的成就。他有坚信笃守的信仰精神，但又不偏执、不孤陋，他有洞见微隐的大智，又有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大愚，他抓住了深刻的悲剧又以喜剧的觉悟战胜之，他体验到了无以复加的心灵痛苦又保持了平常人的生趣与智者的自嘲，而且他因至情而有至文，他的文字炉火纯青。当然，这些概括都是拙笨、言不及义的，只有在读鲁迅的时候才能心知他的伟大。

鲁迅之外的作家在心智、情感、人格、思想与文才上的平庸令人沮丧。我们受了那么多苦，经历了那么大的悲欢，但我们对自己的经历却没有真正深刻的理解与反观。我们还是被历史所裹挟的盲目者，还没有能将历史，将自身对象化，文学是如此，学术、思想界也是如此。我认为我们还根本没有从19世纪外来文化对我们的致命一击中苏醒过来，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文化意志、文化理性与文化能力。

对于我们的历史，对于历史中的革命与革命文化，如果我们不能平心静气地以公正之心去面对它们，那我们就不能正确地面对我们自己，安排我们自己。即使对那些已被判定为恶的东西，我们也要努力战胜一己情绪去理解它的自身矛盾与复杂性，去理解它的因缘乃至它所包含的善缘，否则我们就仍然走不出它的阴影，仍然有可能撞死在它的上面。宣判只有是公正的才会是严正的，幽灵你只有说透它才会真正驱散它。

对一个阶层最大的伤害往往来自这个阶层的内部，知识分子阶层尤其如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一直有自命清高、顾盼自雄的传统，但同时也是有自我贬低、自我诅咒与自我仇恨的传统的。这后一种传统在现代愈加彰显。

狂热的反智主义是一种极端主义。它一般不会为工农兵所倡导，也不会长久地为工农兵所认同。当然这并不是说“文革”中工农兵没有参与反智主义的行动，事实上，“工宣队”、“贫代表”与“军代表”都是反智主义的工具。然而他们只是工具却不是主导者。主导者还是知识分子自己。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反思“文革”、清算反智主义的时候不要只是一味地控诉直接伤害过知识分子的工农兵，那样既不公允也没有意义；我们要有更深的眼光，要更多地从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精神结构中做些反思：既反省我们为什么总要自己反对自己，也反省我们身上那些确实值得反动的东西。

自李泽厚先生"告别革命"论起，中国学界对革命多有反省与检讨，纷指革命为激进：这或有根据。但这种反省发展到后来却连温和的改良也指为激进，照这样反省下去一切主动的社会变革岂不都失去了立足之地。莫非我们将来只能以磕头作揖为妙？以抱残守阙为高？以枯坐待毙为圣？中国学人的骏骨何以一凋至此！

我希望将来能以从容的心态不是从概念而是从细节事实出发来研究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问题，因为这一研究正应合了一个遥远而激动人心的学术命令：认识你自己。

危险生于人人都有的不足之心，脱险则缘于并非人人都有的知止文明。

我们承认科学能够达成一种理性的认识，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亦可能堕入理性的偏执，亦有可能将人领入“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恶魇之中。

（肯尼迪）他后来被刺身亡，未能继续检讨他萦绕于心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政府或任何国家的政府根据什么情况或理由（如果有这种情况或理由的话）拥有道义上的权利，可以把它的人民而且可能是全世界的人民置于核毁灭的阴影之下？

俯瞰漫长的文化史，“五四”模式乃是文化的一种应急模式，“五四”是中国文化本身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过程。今天中国的生存环境根本改善，我们恢复了泱泱大国的从容，可以更真切地体验、更理性地体察祖国的文化了。我们要抛弃因误读“五四”而导致的民族虚无主义，消除绝对化的“阶级斗争”观念所引发的对中国历史的偏见，打破“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想，特别是要摆脱因迷信西方而带来的自我否定。我们打开心胸与任何文明平等对话，我们是平视而不是仰视。我们要在现代世界重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并让我们的文化变通而久，历久弥新。有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才能真正学习别人的长处。

对某种理想国和乌托邦的绝对信仰和追求乃是人的一种自绝，我们逃避它的唯一理由是我们更倾向于认可我们作为人的弱点，我们要活下去并且过日子。

应该说社会文化这种比较活跃的状态是一件大好事，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与基础，也是提高中国文化竞争力、抵御“文化帝国主义”的必由之路。同时它也是主流话语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千呼万唤的结果，它表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开明与社会进步，我们只能希望、推动它更加活跃而不可作他想。不过，值得遗憾的是，在这种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映衬下，主流话语常常显出较为明显的党八股色彩，常常表现出一种自我封闭、自说自话的倾向，未能与纷至沓来、激荡不已的新思潮、新词汇形成充分的交流与碰撞，并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丰富、壮大自己。各级官员的公开言论常常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官样文章，大报大刊的文字也常常苍白贫乏、欠缺文气与文采，常常是空洞的漂亮话而不是真正的漂亮文章。想起来真是冤枉得很，主流话语引领出来的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却未充分地惠及主流话语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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