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试读
 小鸟文学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本文经新星出版社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七卷，为免费内容。

1945 年 1 月，德军从波兰撤退，100 多万德国百姓、50 多万德国军人撤回西欧，造成大量难民儿童。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即难民儿童的后代，其父母均为战中被逐出家乡的德裔难民。逃亡发生那年，父亲 9 岁，之后对此事只字不提，过去的村庄不仅换了名字，连所属国籍都由德意志划归波兰。75 年后的同一时间，父亲病危，女儿重新踏上他们当年的逃亡之路……
《我们遗忘的一切》是一部家族离散史，也是一曲民族心灵悲歌。全书以西里西亚，这个三国交界的三角地带为中心，结合作者家人的经历、重走的沿途见闻，及亲历者的口述，历史的追踪与当下的记述、旅行与纪史结合，动人地重现了德—波—俄关系的矛盾与断层，用双脚重新丈量的方式提供了进入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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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的队伍是在下午五点左右出发的，此时枪炮声已经一阵紧似一阵了。
格蕾特尔·科佐克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远处炮声隆隆，不时有炮弹飞过逃往洛森的车队的头顶，在路边的田野中爆炸。马匹受惊，后蹄蹬地立了起来，爸爸只好更用力地握紧缰绳。
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我的双脚正踩在从玫瑰谷到洛森的乡间柏油马路上。1945 年的一个冬日，我的家人在这条路上开始了漫长的、指向西方的逃难之旅，这条路的终点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小镇，我将在那里长大成人。强劲的风从西边吹过来，风像是要把我吹回东方的故乡。我在顶风行进。我不知道今天会走多远，也不晓得在哪里过夜。
我的徒步之旅不是逃亡，因为我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我身后没有步步逼近的交战前线，没有喷射着怒火的战争恶龙；没有紧追的俄国人，也没有吆五喝六的纳粹镇长。没有什么让我感到不安，我知道我的丈夫和孩子身在何处——他们此时正围坐在柏林温暖的公寓里——我穿着质地优良的冬季徒步服，背着轻便的背包，里面只装了一些旅行必需品。路上也没有积雪。
我走在笔直的乡间公路上，柏油路湿漉漉的，冬天来临后变黄的小草像一群受惊的小鸡一样蜷缩在路边的沟里，路两边的白蜡树和我一同逆风倔强地挺立着。此刻，我身处玫瑰谷和洛森之间的乡间公路，头顶上灰色的天空如此辽阔，仿佛在提醒我人类的渺小与失落。我记得这条公路，我正在穿越回到自己童年的噩梦。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在一片草地上。飞机来了，然后又掉头飞走。我说，下一次它就会发现我们。我们跑啊跑啊，冲到田野上。我们跑得很快。我听到了飞机的轰鸣，是战斗机，它又一次向我们俯冲过来。左边有一条沟，沟旁是树，我们也许可以躲在树下面，可那只是几棵稀稀落落的果树，很难提供什么保护。我知道，这次我们完蛋了。
在噩梦中，我总是在逃亡的路上，有时步行，有时坐马车，四周大多是白雪皑皑的田野，光秃秃的树木，灰色的天空。我在躲避敌人，有时独自一人，有时与家人一起，有孩子，还有我的朋友。我要么找不到他们，要么在为失去他们担心。一切都混乱不堪，而敌人紧随身后。有时是男人，他们追在我的身后用言语威胁我；有时是其他某些充满敌意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梦里并不清楚。梦中的逃亡总是永无尽头。我们都想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哪里是安全的呢？这种逃亡很少在梦中画上完美的句号，即使逃脱了，或者能停住脚步稍稍喘息一下，也还是失去了自己的家。不安全感总是围绕着我，恐惧感从未消失，既害怕被他们再次追上，又忧心自己不得不再次逃亡。
长大以后，我有时会鼓起勇气在梦中停住，不再逃跑。战胜恐惧需要巨大的努力。但有时我能成功，我停下逃跑的脚步，转过身来和他们拼斗。突然间我的手里有了一把刀，我可以战斗了。在梦的尽头，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幸存下来，但至少拼过的感觉真好。我不只是一个逃亡者，我不只是一个受害者。
这些噩梦从未有过皆大欢喜的结局。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梦中的经历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讲给我的故事很相似，我在梦里看到的是你们逃难的场景，你和妈妈逃难的场景。妈妈四岁时从东普鲁士逃出来，她也一辈子总是梦到那番场景。尽管如此，我对自己会梦到你们的噩梦还是难以置信。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安全无忧的西部德国的孩子，怎么会在梦中重温你们的噩梦？我童年的最不幸的经历，不过是你因为割草机事故受伤，不得不终止自己在汉堡保龄球馆的工作罢了。
噩梦也会遗传吗？那时我觉得自己的想法荒谬而可笑。但今天我明白了，心灵创伤会延续，逃亡和战争可以连续影响几代人，我们的父辈、祖父辈甚至曾祖父辈的战争会铭刻在我们身上。噩梦也会。
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安全无忧的西部德国的孩子，
怎么会在梦中重温你们的噩梦？
快到洛森的时候，一辆车在我跟前停下，司机询问要不要搭车。我道了谢，说自己宁愿步行。司机看上去有些惊讶，挥了挥手，踩下油门开走了。这里有很多友善的人，但停下来问我是否想要搭车的总是小微轿车，SUV、豪车、家庭面包车很少这样做。小微轿车总是菲亚特的熊猫牌或是欧宝的 Corsa 牌。
洛森是一个小市镇，实际上只能算是规模稍大的村庄。它有一条主街和一些小巷、步行道，镇里有一所农业学校、一座教堂，居然还有一座城堡。镇内有一个火车站，你哥哥曼弗雷德从那里乘坐火车去布里格的皮亚斯特高中上学或者学舞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年他从未误过一次火车。可我去年夏天的第一次尝试就以失败告终。在这样的小城中，如果火车站位于主街的另一端，那么走到那里的路可能会很长。这个市镇比那些村庄更荒凉，主街两侧的房屋前竖立着房屋出售的广告牌。房屋就这么明目昭彰地在镇子中心地带破败下去。房子大多是灰色的或者灰褐色的，偶尔间杂着一些颜色柔和的，如紫罗兰色、薄荷绿、杏色，以及颜色俗艳的房子，如天蓝色、柠檬黄、草绿色。所有这些，像一碗放进了各式各色佐料的燕麦粥。那些色彩艳丽的房子以其耀眼的勇气触动了我，它们发出无声的呐喊，表达着人们对抗忧伤的渴望。
在维基百科中，洛森从前的名字是 Lossen，有两个条目，一个是波兰语版本，另一个是德语版本，两个词条对历史的叙述迥然不同。波兰语条目几乎没有提及 1945 年之前的历史，即该地区由德国人居住的那几百年。1189 年，一位名为日罗斯瓦夫的主教首次提及这个地方，然后该词条直接转到了 1945 年，洛森该年被并入波兰。对 1945 年发生的事情，该词条也只字未提。德语条目则详细介绍了该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其德裔居民背景、人口数据、行政演化、教堂建设的情况。对 1945 年洛森并入波兰后的情况，该条目则鲜有提及，也同样没有提及 1945 年当年发生的事情。没有彼此认可的历史，没有共同的视角，每一方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津津乐道于己方的历史独白。德国人和波兰人背对着背，禁忌话题仍然无人提及，即使在事情发生七十五年后的今天。
我走在洛森的主街上，空气中充斥着褐煤燃烧后的气味，浓重而刺鼻，这是东欧地区冬天特有的。突然间，新鲜酵母糕点的甜味和香味扑面而来，像童话中那个捕鼠人吹奏的迷人笛声一样抓住了我，唤醒了我对过去的回忆，对苏联的记忆。那时，和物质丰富过剩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气味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更了不得的意义。我记起自己在列宁格勒读大学的岁月，那是苏联，东方帝国，那里的气味就像那里杂货店的霓虹灯招牌一样粗糙而简单：牛奶、肉、面包、鱼。
那时的商店总是臭气熏天，你需要鼓足勇气才能走进去。商店入口扑面而来的总是裹挟着变质牛奶与臭鱼的气味，或者，最糟糕的是肉类柜台那里略带硫黄味道的臭味，这些气味总是与刺鼻的廉价洗涤用品味混在一起。饥肠辘辘与嫌恶在彼此交战。我本能地警告自己，有这种味道的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人必须吃饭啊，你必须压抑自己的嫌恶才能搞到一点吃的。我想起了在集体农庄市场买到的橘子的香味。苏联的商店系统像一个黑手党组织，我们这些来自西方的大学生是无法厕身其中的，你要有工作单位，还要仰赖关系。我们时常在空荡荡的商店排队，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农贸市场上的东西虽然价格高昂，但还承受得起，因为我们用卢布换了硬通货。一位来自乌兹别克的女小贩，围着花色头巾，身前是一堆堆成了金字塔状的橘子。我要了一公斤。当我剥开橘子，手指伸进多孔橘子皮的瞬间，水果像爆炸一样释放出香气，我流下了眼泪。我想起哥哥去列宁格勒郊区的宿舍来看我。那是一座十四层的楼房，因为建筑工人将竖井修歪了，电梯无法使用。来自芬兰湾方向的刺骨冷风从窗户缝吹进屋子，个头堪比煤球的蟑螂在屋里爬来爬去，我看到了哥哥眼中的迷惑与不解：你在这个鬼地方做什么？我记得那时自己对美是那么渴望。在为数不多仍然开放的教堂中，其中一座成了我的避难所，成了我在苏联灰冷的日常生活中的绿洲。我忆起教堂中香火和蜂蜡的气味，半明半暗中的圣像，唱诗班老妇人富有穿透力的歌声，单调而高亢。
对苏联面包店的记忆则迥然不同，它们散发着怡人的麦香，苏打面包或酵母的气味迎面扑向你，就像此时此刻，我站在洛森的主街上，面前就是一个面包店。如同跟随捕鼠人的笛声，我走进了面包店，从腰包里掏出兹罗提买了一个甜点，然后重新走回街上。结果和昔日并无二致：闻起来香，吃起来未必如此。
没有彼此认可的历史，没有共同的视角，
每一方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津津乐道于己方的历史独白。
你们在米歇劳度过了逃难的第一个夜晚，村庄位于玫瑰谷以西仅十公里。到达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你们身后传来前线的隆隆炮声，暗夜中能看到枪炮的光亮。也许你已经在马车上铺的干草上睡着了，也许无法入睡，因为天太冷了。逃难的人们分散住进了村里的农庄，人们松开马匹喂它们饲料。你们一家大概是睡在某个人家厨房麦草铺成的地铺上，没人知道奶奶那一夜是否入睡。你们希望明天不用再赶路，就在这里停下来，等待，然后返回玫瑰谷。在接下来的四十个夜晚，你们每晚都会燃起同样的希望，即使在那之后很久依然如此。可到了第二天早上，纳粹冲锋队的人喝令你们继续前进。有些人跑回玫瑰谷给牛挤奶，然后跑回来重新加入逃亡的队伍；有些人则自此断了联系。但你们一家人继续向西走，走过 Böhmischdorf、Groß-Jenkwitz、Herzogswaldau、Grottkau、Woiselsdorf……
在到达米歇劳之前，玫瑰谷的村民们先是穿过了耶申，这是一个只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一条街道贯穿整个村庄，比玫瑰谷还要小。它现在的名字是耶西乌。
一个戴鸭舌帽的家伙和我搭话，一脸狐疑：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重走父亲当年的逃亡路。
徒步？
徒步。
一个人？
一个人。
现在他看起来明显友善了些。这里的人比较善待疯子。
村里还有人记得那时候的事情吗？他想了想，用手指向另一边的场院和房屋。那个农庄的老太婆已经死了很多年啦，旁边那个农场的老太婆去年夏天死的。你去找玛利亚吧，他最后说，右手边最后那所房子。你按门铃，她会给你开门的。
很快，我就坐在了玛利亚的厨房里。厨房的天花板低矮，有一个煤炉，屋里暖暖的。玛利亚的丈夫坐在厨房里的长凳上，一动不动，如同昨天就已经去世了的样子。厨房的小窗上透进微弱的光。屋里闻起来像有炖洋葱的味道，角落处的瓷砖炉子上放着炖锅，餐桌上放着一本电视指南杂志。
那家伙所言不虚，玛利亚听到门铃后马上打开了房门。她穿着拖鞋和马甲，风将她浓密的灰白头发吹得立了起来。没说上两三句，她就将我让进了家里。
玛利亚的老家位于乌克兰西部的沃里尼亚。她们一家是在 1945 年夏搬到这里的。人们让她们在奥珀伦下车，然后从那里步行前往耶申。
你们自己去挑一所房子吧，有人这么对她们说。
可那些德国人都还在那里呢。当时，耶申的大多数村民并没有为躲避苏联红军而逃难，有些人则是跑出去几天后又重新返回了村子。玛利亚一家和一户德国人一起住了一年，一家波兰人和一家德国人，德国人住在楼下，玛利亚和她的家人在楼上。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时的玛利亚只有六岁，德国人家里的女儿和她同龄。这个德国女孩有很多漂亮的玩具、洋娃娃和洋娃娃屋，她送给了玛利亚一个。因为总是一起玩，她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这家德国人被赶走时，玛利亚伤心地哭了好几天，以至于妈妈不得不带她去看医生。
玛利亚脸上洋溢着小女孩似的微笑。她嘴里的牙齿已经不多了，毕竟已经年过八十。七十五年过去了，她仍然想念她幼时的德国玩伴。即使在东西隔离的铁幕年代，她们依然保持着联系。时至今日，玛利亚依然不允许别人说一句德国人的坏话。
那战争呢？是德国人入侵了波兰。
玛利亚惊讶地看着我。她的故事和内疚无关，只有友谊。
纳粹的罪行，大屠杀又怎么算？
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说过德国人的坏话。
我们那时候都是穷人，玛利亚的丈夫在黑暗中突然插话道。这听上去像是一个理由。
玛利亚的叙述中，坏人不是德国人，而是俄国人。他们强征牛和谷物，晚上到村子里掳走德国女孩。那时的村子里只有女人、孩子和老人；而男人们，他们既有德裔也有波兰人，还没有从战争中回来。一个炎热的夏日，女人们正在用镰刀割麦子，而孩子们正用铁链敲打谷穗，俄国人来了，抢走了麦子。俄国人，总是俄国人。
玛利亚再也没能回到家乡沃里尼亚。她的兄弟去过一次，但父亲当年建的房子已经不在了。
玛利亚说，他们毁了鸟巢，这样鸟儿就不会飞回去啦。
她的故事和内疚无关，只有友谊。
村民们逃难的第三天。马在落满积雪的道路上挣扎着前进，有时会有马匹滑倒，它们很多都没有钉马掌。那些跌倒的马匹，人们会帮着它重新站起来。路边的沟里散落着家畜的尸体，向人们发出不祥的警告。
你们分散住进村里农民的农庄里，这样马匹得以在马厩里歇息，你们则可以在人家的厨房里暖和下身体。你们沿途受到了热情款待，路过村庄里的人们热心慷慨，他们也许已经预感到自己不久也将不得不在冰天雪地中跋涉吧。那干吗还要吝啬家里的东西呢？反正它们很快会落入俄国人的手里。
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会遇到许多乐于助人的人。格蕾特尔·科佐克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将帮助别人视作理所当然、顺理成章，而我们也坦然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在农舍里，女主人们准备好了热气腾腾的饮料或汤，那时也还有足够的面包。
驾驭马车让奶奶费力劳神。她要照顾婆婆、瘸腿叔叔和你，暗地里独自为战事中的丈夫与儿子担心，还要操心远在村中的农场和牲口：它们肯定饿得在叫唤，奶牛因为没人挤奶肯定也憋坏了。玫瑰谷的村民们仍然确信他们很快会回家的。人就是这样，往往沉溺于过分的自信而无法自拔。总有什么阻止我们看清自己的命运，无法了解自己的实际境遇究竟有多么糟糕。
逃亡路上的每一天都让他们离玫瑰谷更远一些。每天早上，人们都被催促着继续赶路、前进，好为后续来到的人腾地方，俄国人正追在身后呢。
俄国人。追在你们身后的那些俄国人究竟是谁？关于他们，你们了解些什么？在你们的想象中，他们是什么样子？
俄国人来了，我们就逃。
你们曾听到过奥得河对岸轰鸣的炮声，在黑暗中看到过炮弹爆炸时的闪光。那是肆虐的战争恶龙，那是战斗的前线。他们就是俄国人。只要战事一起，俄国人就会杀过来。俄国人就是战争。奶奶的名字奥尔加是一个俄罗斯名字，可她对俄国了解多少呢？一个波兰男人和一个乌克兰女人曾在你们的农场中打工，两人有时会在夜晚时分唱起忧伤的歌曲。他们是强制劳工，纳粹称他们为外籍工人。玫瑰谷的村民们从未亲眼见过那些“俄国人”，可他们抛家舍业、离乡背井就是为了逃避那些“俄国人”。在村民们的想象中，这些俄国人是怎样的？他们知道自己究竟在逃避什么吗？
俄国人来了，我们就逃。
也许俄国人就是你小时候大人们用来吓唬孩子的怪物吧。奶奶会在你拒绝喝粥时威胁说：不吃粥，俄国人就会来的。现在，俄国人来了。当时纳粹党的鼓噪宣传让你们知道了些什么呢？在他们嘴里，俄国人是低等斯拉夫人、半亚裔部落、亚洲洪水、红色野兽，是残忍、嗜血、野蛮、未开化的种族。你们那时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吗？纳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将之描述为蒙古人式的愤怒，对草原的渴望，游牧民族骨子里对人性的仇恨，颠覆欧洲的企图。这些来自奥得河对岸广袤森林、向你们步步逼近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你们在聊天中很少提及奥得河以东的村庄，却永远对布里格、洛森、科彭和弗罗瑙这些地方念念不忘。奥得河东边的土壤是沙质的，不像西边这样肥沃，那里几乎没有村庄和耕地，大多是森林。你们可曾去过东边，去过俄国人蜂拥而来的那个地方？
在七山后面的这个小村庄里，人们也许对这些知之甚少，可听到的那些内容，已足够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寻仇的俄国人心存恐惧。玫瑰谷人是在逃避复仇的俄国人，村民至少对德国人在东边干下的勾当有所耳闻，他们晓得德国人摧毁了那里的一切。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曾说过，俄国战役的目的是减少三千万斯拉夫人口。玫瑰谷人怎么可能指望人家的怜悯？
唯一了解俄国人的，是你的父亲赫伯特。1945 年春天时，他正在布雷斯劳，负责赶马车向前线战壕运送弹药。转年夏天德军投降后，他又被送往距此一千公里以东的哈尔科夫某处森林中的战俘营，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在那里伐木。爷爷被俘的地区如今在乌克兰境内，不过爷爷那时候分不清俄国人和乌克兰人。他被释放回德国后从未说过俄国人的坏话。你告诉过我，爷爷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在战俘营里，爷爷会在夜晚的篝火边唱歌，看守们会因此在吃饭时给他多盛上一些，这个德国人可不能死，他们说。就这样，“俄国威胁”混合着“俄国灵魂”，这些相互矛盾的内容写入了我们家族的历史。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俄国从未在我心中有过一个整体统一的形象。俄国是我们的宿命，是一个位于东方的大国。1945 年 1 月苏联红军开始射击奥得河对岸的那一刻，我们家的生活与命运就此改变。俄国是一个致命的危险；他们是残忍的，他们杀戮、掠夺、强奸；他们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你们为逃避他们而背井离乡向西逃亡了五百公里。与此同时，俄国人是有灵魂的，他们会被你父亲的歌声深深打动，那些俄国看守在自己挨饿的时候还会分一份面包给他。
“俄国威胁”混合着“俄国灵魂”，这些相互矛盾的内容写入了我们家族的历史
1986 年高中毕业后，我和姐姐第一次去苏联，这是我们从小就梦想的。在家乡，汉堡以西的小城韦德尔，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对俄罗斯哪怕有一丁点儿兴趣。但我们姐妹俩却对苏联有一种迷恋。为何如此？当时的我们还不能明白。
我姐姐十几岁的时候开始读海因茨·G.孔萨利克的小说《斯大林格勒的医生》《俄罗斯交响曲》和《针叶林的爱情之夜》。她坐在旧沙发中，一边看一边流泪。我打开她的屋门探进头去时，几乎每次都会看到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我们一起读《日瓦戈医生》。当我们去探望外婆时，总是先跑到客厅的橱柜前，那里面放着一个播放电影插曲的八音盒，是奥马·谢里夫扮演的日瓦戈医生穿着雪白的俄罗斯罩衫走在波浪般起伏的麦田中那一段。然后我们俩为以后谁继承这个音乐盒争论不休。我们不明所以地被俄罗斯迷住了，沉醉于一种既憧憬又战栗的浪漫情感中。
前往苏联的八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玫瑰谷，八年后我和姐姐在东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火车站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夜行列车，去苏联，寻找你们被追赶、被驱逐的缘由。
那是我漫长求索的开始。当时，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在寻找什么；我已经上路，可不知道为了什么，也不知道去向何方。我没有想到这条路会带我走回玫瑰谷，带我走上寻根之旅。只是在这个旅程开始的时候我绕了一个大圈，先是跑去了遥远的东部腹地。我学习俄语，这种柔和悦耳的语言一直让我着迷，听着它的发音，如同懒洋洋地泡在花香浓郁的温暖浴缸里那般舒适。我跟着著名翻译家斯维特拉娜·盖尔学习俄语。她从不讲解语法，认为人应该通过耳朵和心，用自己的直觉来学习语言，像孩子那样。她给我们听童谣，让我们跟读，即使我们还不理解童谣的含义；她还要求我们背诵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尤金·奥涅金》中的章节。我学会了对我们家族施暴的人的语言，恶人的语言。这是爷爷在战俘营里面听到的语言，也是奶奶 1945 年夏天在地道里被强迫劳动时听到的语言。我总是想去俄罗斯，想居住在那里，想沉浸在如温暖浴缸般舒适悦耳的语言里，去感受这个国家，好像我肩负着去促成民族和解、缔造和平，你们那代人未能创造的和平的使命。我学习俄罗斯文学和历史，到东方旅行，长达数月住在那里，包括苏联解体的那年夏天。乌克兰独立时，我正在离基辅不远的某个小村庄给我乌克兰好友的奶奶拍照片，她面容慈祥宛如我的奶奶和外婆。后来我又在莫斯科做了四年的记者。这一切经历，我隐约感到和我的出身有关。可是直到辗转了千里万里，时间流逝了十几年后，我才再一次走进玫瑰谷。
我兜了一个多大的圈子啊，从俄罗斯到玫瑰谷，从西伯利亚到西里西亚。大概因为俄罗斯不仅是这片地区的地理中心，还是一个决定周边一切的强权吧，但也许仅仅只是因为我无法选择一条直接去玫瑰谷的路线。那样一切会变得太复杂，那么早地走进波兰也许会让寻根之旅开始得过于艰难。
年近四十时我才开始跑步。夜跑的时候，如果是在秋天，天色在傍晚就已经暗淡了下来。跑在宽阔的林间道时，头上的天空依然明亮，可两边的树木间已是一片黑暗，林间小径也几乎无法辨认。从林间空地转入树林，人就潜入了无尽的黑暗中。我独自一人，除了自己跑步的喘息声，以及脚下树叶的沙沙作响，听不到其他声响。偶尔从树林里传出动物的叫声，或者一头鹿横穿过小路，一只松鼠或一只乌鸦在林中窸窸窣窣。猎人来到森林里，敏捷地躲在狩猎小屋中。跑，有猎人，快跑！在黑暗中跑步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有些像逃亡，跑步的人像是在逃脱黑暗，逃脱身后正追逐的人。我环顾四周，什么也没有；但收回目光时，心中马上升腾起恐惧，对追逐自己的、并不现身的未知事物的恐惧。这令人心惊胆战，同时也让人乐此不疲，就像小时候玩老鹰捉小鸡，一个孩子追过来，我们四散跑掉。逃脱，不被人撵上的乐趣，一次又一次，奔跑，逃脱，惊恐间杂着快乐。那是对黑暗的恐惧，对战争、死亡的恐惧。
我没有想到这条路会带我走回玫瑰谷，带我走上寻根之旅。
我自幼胆小怕事，整个童年都生活在对战争与俄国人的恐惧中。俄国人就是战争，战争就是俄国人。我知道我们和俄国人之间有一堵墙，就像你们那时候和俄国人隔着一条奥得河一样。尽管我知道，那堵墙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俄罗斯人的伤害而建，但在我童年的想象中，奥得河和柏林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柏林墙并没有减轻我的恐惧。
没有什么情绪能像恐惧那般影响人的行为和性格。如果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焦虑恐惧，这一点在她很小的时候就会露出征兆，如此说来，焦虑恐惧很可能是先天的、遗传的。甚至在襁褓阶段，不同婴儿对陌生事物已经会做出迥异的反应。容易恐惧焦虑的婴儿往往会变成焦虑的孩子，随后成长为容易焦虑却格外能干的成年人。恐惧也许是很好的内驱力，恐惧焦虑的人总是倾向于必须做得更多、更好才有安全感。
我是一个焦虑的孩子。妈妈不在身边时，我就会害怕，妈妈也担心失去我这个她们期待已久的孩子。这孩子活不长，性情忧郁的奶奶在我出生后不久如此预言道。家里人给我取了中间名罗特劳特，那是我妈妈去世的妹妹的名字。那是一次事故，大人们当时没能看管好她。去世时，她只有三岁。她们竟然给我取了一个死去的孩子的名字，这不能说是一个好兆头，我长成了一个焦虑的孩子。我怕黑，不敢在冬夜离开明亮、温暖的客厅，不敢独自去自己的房间里拿东西；我害怕经过走廊时身后的灯光熄灭；其他孩子热衷的电影院也让我畏惧，因为害怕那宽大、黑漆漆的放映厅，而电影画面似乎是我的噩梦；每周日播放的连续剧《作案现场》中瘆人的片头曲让我害怕；我担心撒哈拉沙漠会蔓延到德国北部，因为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叫《扩张的沙漠》的节目，可那明明讲述的是非洲的事情；我担心爸爸会被红军旅绑架，尽管你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说，他们不会抓你这样的小人物。然后，我继续担心那些红军旅的人会不会搞错，把你误认成一个重要人物。
不过，与对战争的恐惧相比，上面的一切又显得不值一提了。对战争的恐惧让我难以入睡，然后又伴我入睡。我央求妈妈把门留一道缝，不要将厅里的灯关掉，但这没什么用。我在寂静的夜晚仔细倾听着，听窗前白桦树的沙沙声，听远处每隔二十分钟驶过的有轨电车的隆隆声。我要小心提防着，那条战争恶龙是否仍在睡觉，我可不能入睡呢，我必须小心翼翼地监视它。
晚上躺在床上，我的脑子里会盘桓着“休战”一词，它散发出浓烈的恐怖气息，每当它出现的时候，我的恐慌便油然而生。休战，让人感觉仿佛战争仍未结束。我知道联邦德国和苏联之间并未签署和平条约，这是你讲给我的，双方只是处于休战状态。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十年，可休战毕竟只是休战啊，比停火也好不到哪儿去，它暗示眼前的和平不过是暂时的、临时的，那些坦克车还停在战场上，一旦一声令下，明天一早它们就可以再次投入战斗，而你会被征召入伍。你一直自认为很走运，从未被征召入伍，也没有服兵役，更别提亲历战争了。你唯一的一次触碰武器，是那次试了下汉斯叔叔的猎枪。停战，意味着战争没有结束，只是短暂的中断。我那时最大的恐惧是那头战争恶龙并未被击败，它只是打盹休息、积蓄力量；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它会再次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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