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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贰期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获封诸侯，秦人“立国”，与其他诸侯“通聘享之礼”，开启了发展的新征程。秦第十五代国君穆公是第一个敢于直窥中原、决心东进的强人，为秦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立志改革图强，使秦国迅速崛起，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进一步实现东进目标。惠文王时，秦国采纳张仪“连横”策略，大破六国“合纵”，统一天下指日可待。公元前247年，嬴政即秦王位（时年13岁），公元前230年，秦国发动了为期10年的统一战争，“六王毕，四海一”，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的措施，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有“百代都行秦政法”之说，秦始皇也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然秦的暴政和沉重的赋税、徭役，使人民处于无法生活的境地，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引发了全国性的反秦斗争，盛极一时的秦王朝仅存在15年就灭亡了。
图1商鞅方升（上海博物馆藏）
商鞅方升又称商鞅量，外壁三周及底部背面均刻有铭文，左壁刻“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这段铭文告诉我们，此量器是秦孝公十八年（前344）商鞅下令铸造的，他当时的官职是“大良造”，大良造既是最高军功爵，也是最高行政长官，等同于中原各诸侯国的相邦。文中的尊即是寸的意思。
商鞅原是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境内）人，名卫鞅，曾到魏国为官，谋求施展才能，但未得重用。得知秦孝公下诏求贤，便到了秦国，向秦孝公谈治国良策，终于受到秦孝公重用，在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推行新法，史称“商鞅变法”。新法的推行，使秦国兵强马壮，国富民康，秦孝公为此封卫鞅为列侯，并把攻打魏国获得的商于等15个城邑赏给了他，封号为商君，于是后世就称卫鞅为商鞅了。
商鞅变法的一项内容便是统一度量衡，这是保障税收和便利商品交换的重要举措。据记载，当年秦孝公督造了尺、斗、升、权、衡等度量衡器，然而目前发现的仅此方升，故弥足珍贵。铭文中写道“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这意思就是十五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为一升。这是将当时的数学成就，应用在了度量衡上，非常便于按照尺寸，校准、复制量器，专业术语称之为“以度审容”，这里的度即为长度，以度审容就是以长度来描述容量。今天小学生都知道长乘以宽再乘以高等于体积，可是在2300年前能这样计算，就是一件了不得的科学成就了。据专家们研究，商鞅方升是世界上现存最早采用以度审容这种科学方法的量器。
方升上的“重泉”二字同“十八年……”字体一致，是一次刻成的，“重泉”即今陕西的蒲城，这说明该方升最初是颁发给重泉地区使用的。100多年后的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秦王嬴政称始皇帝，他实行的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中，就有统一度量衡。当年除在各地公示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外，还在政府颁发的度量衡器上刻有该诏书。由于是以秦的度量衡的“值”作为全国各地度量衡的标准值，于是商鞅方升的底部背面就加刻了始皇二十六年的诏书：“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在刻写诏书的同时，又在方升的右壁刻了一个“临”字，临是秦国一个郡县，在今河北邢台临城县东，这说明商鞅方升从原来的“重泉”改颁发到“临”作为量器的标准器。同一件方升，经历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秦国，铭刻了两个法令，这也就更凸显了它的历史价值。
图2商鞅方升侧部与底部
秦度量衡的“值”究竟是多少呢？首先说“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秦尺，但可以通过商鞅方升弥补这一问题。上海市标准计量管理局用工具显微镜测定方升口径内边长12.4774厘米、宽6.9742厘米、深2.323厘米，从而得出它的容积为202.15立方厘米。方升自铭16.2方寸为一升，由此就可以得出商鞅方升每立方寸的容积是202.15÷16.2=12.478立方厘米。将12.478立方厘米进行开立方计算，便推算出战国秦一寸等于2.32厘米。秦统一后的度值和商鞅时期相同，于是，我们称秦的一尺是23.2厘米。古书讲当时有人身高八尺，若按现在的度值，那个头比姚明还高，实际上只是1.86米。
秦统一后的量器出土较多，仅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收藏有铜升量两件、铜斗量四件和陶半斗量一件，且均进行了科学测定。这些量器上都刻有秦始皇诏书，其中两件铜斗量还刻有两诏，即加刻了秦二世元年诏书。这几件秦量的量值不完全一致，每升分别为194毫升、198毫升、205毫升，误差最大的一件是210毫升，但它们都在秦法律准许的误差之内。根据秦朝法律《效律》的规定，“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赀各一盾”。二十分之一即5%，它们的误差都没有超过5%。赀就是缴纳罚款，《说文·贝部》中提到，“赀，小罚以财自赎也”，赀一盾，就是交纳买一个盾牌的钱。根据对现在所发现的秦朝量器的计算，秦朝的一升应为200毫升，相当于现在的0.2升。
最后说衡。现在人们常说，“要衡量一下得失”，“要权衡利弊”，其实，这衡量、权衡就是古代称量物品重量的器具。对于“衡”，你可以把它认定是一根又平又直的木棍，或者铁棍、铜棍，至于它的粗细和长短，就要看准备称量物品的体积和轻重了。在衡的两端还要各挂上一个圆盘，使用时，用一个带尖的物品顶在衡的正中间位置，使衡悬起来，这时的衡一定是平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平衡。称重物品时，在其中的一个圆盘上放入物品，在另一个圆盘上放入砝码（也叫权），根据物品的轻重，人们调节权的数量和大小，当衡又完全平了，就说明圆盘上权的重量和另一个圆盘上物品的重量是相同的。由于每一个权上都标有重量单位，只要把权上标的重量数字加起来，就是那件物品的重量了。目前发现最早的衡器实物是战国时期的，距今2400年左右。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秦朝的铜权，上面铸有凸起的阳文“八斤”二字，还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制作精美，保存完好。经过实测，它的重量是2053.5克，实测后推算，每斤折合257.925克。南京博物院、天津历史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陕西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多地都收藏有秦朝的铜权，经过实测，每斤折合分别为249克、249.4克、250克、250.2克、252.2克等。现在大家通称，秦的一斤为250克。
“汉承秦制”，两汉时期度量衡的量值同秦朝是一样的。
秦朝法律规定，官府对度量衡器每年至少矫正一次，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和统一。校正的时间也很有讲究，要在春分或秋分时节，因为温度变化较小，更容易保证度量衡的准确性，而且规定了误差的限度。如果一斗的误差在半升以上，要罚该官府啬夫一副铠甲的钱；一斤误差在3铢以上（当时一斤为384铢），就罚买一个盾牌的钱，秦朝严格禁止缺斤少两，可以说具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
图3八斤铜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先讲一个不寻常的故事：1975年11月，在湖北云梦县城西郊一个叫睡虎地的小山包，村民们利用冬闲时间，正在那里平整土地修建排水渠。偶然间，有两个青年农民看到，有一段水渠底部是青黑色泥土，与其他地段完全不同。他们好奇地又上前仔细看了看，很快联想到以前参观考古工地时，看到过密封古墓使用的就是这种叫“青膏泥”的黑色泥土，于是他们猜测，在这青膏泥下会不会也有墓葬呢？这两个小伙子立即抡起锄头，在青膏泥上刨了下去，仅仅两锄深就看到了椁木板，这里还真有古墓。他们赶忙跑到县文化馆报告，考古工作者很快就来到现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发掘清理了12座秦代墓葬，出土了漆、木、陶、铜等不同材质的精美文物370多件，其中被考古人员编为11号的墓葬中，出土了1100多枚竹简，而且字迹都很清晰。经过专家们辨认、识读，有600多枚竹简书写的都是秦朝的法律内容，不仅大大填补了历史空白，甚至对某些历史问题，要以此予以重新认识，这一发现很快就震惊了我国学术界、新闻界。
竹简的主人是一名叫“喜”的秦代基层官吏，他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去世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和商鞅方升一样，也经历了秦的两个历史阶段。喜多年担任与刑法有关的低级官职，办了很多案子，他非常敬业，将工作中接触到的法律文书，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竹简上，并把这些竹简视为宝贝带入墓中，放在自己的头部和身旁。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00多年后，他的宝贝成了全社会的宝贝，一个小人物成就了大贡献。
图4睡虎地秦简《效律》
这批竹简的内容可分为；秦律十八种（包括《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徭律》《军爵律》等）,《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语书》《日书》《编年记》等。法律部分的那些竹简，用现代法学观念看，包括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军事法、经济法等许多方面，其中一些法律内容都堪称是世界之最（如世界最早的必须见义勇为的规定、最早的法医检验记录、最早的防火规定、最早的惩治贪腐法、最早的麻风病诊断记载等）。而《为吏之道》，则是关于处世做官的规矩，相当于现在的一种手册。在《编年记》中有逐年记载的秦灭六国之战的大事及墓主人喜的生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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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律十八种涉及农业、仓库、货币、贸易、置吏、军爵、手工业等方面，涵盖面非常广泛，现以其中的《田律》为例讲几句。该律条规定，每年二月（农历）到七月间，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大家知道这个时间段正是动、植物繁殖生长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禁止捕捉幼鸟、幼兽和砍伐树木，非常有利于动、植物的生息，用今天的观念讲，是一种对环境、对大自然的保护，这和我们现在每年6月至8月的休渔期非常相似，可以被誉为最早的环境保护法。
律令中有很多条款，都是专门为官吏制定的，例如在农作物生长期间下了雨，要立即报告雨量多少和受益田地的顷数；如有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或其他虫害等灾害损伤了禾稼，也要报告受灾顷数，距离近的县，由走得快的人专程递送报告内容，距离远的由驿站传递；又如对官营手工业的产品，要进行质量检查，产品要是被评为下等，管理工匠的官吏就要受罚；律令中还规定粮仓因为漏雨烂坏了粮食或者粮仓有了三个以上的老鼠洞，粮仓管理者都要受罚，既要罚钱，还要按照损坏数量赔偿粮食。这么具体，这么严格，那些当官的谁敢不尽职尽责呢？
这批竹简在农田水利、粮食贮存、工商管理、物资账目、官吏任免、军队训练、战场纪律、战后奖惩等方面，都有细致的法律条文规定。必须强调的是，在此以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完整古代法律命令是唐朝的《唐律》，而秦朝的法律早就失传了。可是不知从谁开始，给秦朝戴上了一顶“严刑苛法”的大帽子。这批竹简的出土，大大填补了秦朝法律的空白，对研究秦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官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自然而然，对“严刑苛法”这样一个说法，也值得进行重新考量。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的乐章中，又增添了华美的法律乐章？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先后于公元前220、219、218、215和210年五次大规模出巡，除第一次巡视地区为陇西（治所为今甘肃临洮）、北地（治所为今甘肃庆阳西南）两郡外，其余四次均为被兼并的东方六国之地。秦始皇出巡的目的在于显示权威，慑服以六国旧贵族为主的不满势力，借以强化和维系空前庞大的秦王朝的统治。秦始皇在前219年出巡时，特意在泰山进行封禅大典，“封”是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禅”是在泰山下的小山梁父辟土祭地。只有举行了祭天、祭地这两种祭祀仪式，才被认为是“受命于天”。秦统一以前，泰山属于齐国管辖，秦王嬴政无法实现“受命于天”的愿望，这次如愿举行了自古相传的封禅大典，向天下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受命于天”了。
为了宣示自己的盖世功德，秦始皇在巡视途中，先后在峄山（今山东峄县境内）、泰山等七个地方进行刻石，对自己大肆颂扬。现仅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存有残石，而又以琅琊刻石保留字数最多，且字形也更完美，书体为秦篆，相传为丞相李斯所书。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琅琊刻石刻写了近500字长文，且多为四字一句的韵文，如“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现仅残存13行86个字，而这残存的13行中只有右数两行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所刻留下来的，内容是最后两名从臣的姓名和官职。其余11行是前209年秦二世东行至此（李斯随从），在原来的刻石旁复刻诏书，镌刻诸大臣从者姓名，并赞扬始皇统一六国的伟业。由于长时间受到空气中酸性物质的腐蚀，琅琊刻石的字迹，已严重漫漶。
图5琅琊刻石，高1322厘米、宽65.8—71.3厘米.厚36.2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王哲/摄）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第二次出巡返回咸阳时，“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秦始皇欲得到周鼎，和他在泰山封禅，在政治目的上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向天下人证明他是“受命于天”。相传，大禹铸有九鼎，象征九州，后来相继迁于商、周王室，并被认为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物。随着周的衰亡，天命既失，迁于周的九鼎便沉到泗水了。泗水流域是原来楚国的境地，楚人对秦怀有复仇心理，秦始皇欲在泗水捞出失传多年的周鼎，进一步增加他“受命于天”的可信度，平息楚人乃至六国人民的愤慨。然而，九鼎沉入泗水原本就是传说，秦始皇自然是没有达到目的。有意思的是，那些对秦始皇不满的人，借此做了些讥讽性的文章，在山东嘉祥有汉代人刻的《泗水捞鼎》画像石，画面上人物众多，有奋力在水中打捞的，有在岸上指挥、等待的。只见人们用绳子将大鼎拴住，正通过滑轮将大鼎拉出水面之际，突然铜鼎中的一条龙将绳子咬断，拽绳子的人都跌倒在地，大鼎再次入水。岸上那穿冠服的手指水面，无可奈何，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秦始皇。画像石表现的内容是“得而复失”，这寓意多么深刻！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用武力灭六国，仅区区十年，就宣告成功，然而占领土地不等于万事大吉，制度的统一和完善，人心的真正归顺，才是更难的。

说起秦兵马俑，大家一定不陌生，或者听过它们的故事，看过它们的图像，也许还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现场参观过。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不仅下到过兵马俑坑里和它们近距离接触，反复端详俑头、俑足，而且向馆里的专家有多次的讨教，所以我的感受比大家更强烈，记忆也更深刻。现在，就利用我这点“优势”，跟大家作一些交流。
首先说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现在有些人讲“已经出土8000件兵马俑”，甚至在某历史教材中也曾这么写，这是错误的。秦兵马俑分布在三个俑坑中，占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对大家震撼最大的是一号俑坑，它是最早被发现、发掘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俑坑中的兵马俑是一种“方阵”布防，由前锋、主体、侧翼和后卫组成。二号俑坑是1976年被发现的，面积仅为一号俑坑的一半，这个坑里的军阵更精彩，也更经典，它由战车、骑兵、步兵和弩兵共四个兵种混合编组，冲锋陷阵，最容易发挥威力。三号俑坑的规模最小，只有520平方米，于1976年5月被发现，坑内仅有一辆四匹马拉的战车和68件陶俑，主角是一位“三星上将”，已全部进行了发掘。这个坑很可能是所有地下大军的统帅部，同时它还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考古史上唯一发现的古代军队指挥部的完整实物形象。限于时间、人力、科研等多种原因，现在仅发掘出土兵马俑2000个左右，其中修复好的近1200个，所谓共有8000个兵马俑，是根据陶俑、陶马排列密度的一种推算，尚未成现实。
图6秦陶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再讲一个秦俑的色彩问题，你看到过彩色的秦俑吗？现在留给我们印象的都是黑灰色的兵马俑，实际上在秦始皇去世时，秦俑是有色彩的，而且非常鲜艳，如一位跪射俑穿着绿色长衣，外套黑色的铠甲，而铠甲上缀着的甲丁和连甲带则是朱红色的，衣领、袖口和头上的发带，也都是朱红色，下身是天蓝色的裤子，足穿黑色的鞋。由于身份的不同，兵马俑衣服颜色搭配也不完全一样，例如还有红裤子、绿裤子和粉紫色裤子，这些颜色，也正是秦朝时期着装，流行绿、红、紫、蓝四种颜色的反映。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从秦俑身上看不到这些颜色了呢？这与它的绘制方法有关。秦俑属于彩绘陶。它们是在出窑以后才进行绘画的，为了增加颜色附着力，工匠们先在陶俑表面涂上一层大漆（漆树的汁液，很黏稠），然后仔细地用铅白、朱砂、石青、土红等矿物质颜料画出粉红色的脸和手、黑白分明的眼珠、黑眉毛、黑胡子……一个个不仅形象逼真，还光彩夺目。然而长时间的地下埋藏，且填土潮湿，生漆底层老化严重，失去了黏附力，从陶俑上脱落了，将颜色层也带了下来，与填土、淤泥连在了一起。
图7绿衣俑复原图（齐吉祥供图）
发掘一号坑的时候，由于时间、经验、科学水平等方面的限制，人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些色彩，但在发掘二号坑时，就加强了对这些色彩的保护，而且是作为重点科研课题来进行的。近年来，通过运用科技手段，成功地将一些色彩保留在了秦俑身上，当然由于岁月的原因，没有原来那么鲜艳了。
接下来谈一点我的感受，看到这些兵马俑的时候，首先使我震撼的是，我从中感受到秦的强大。这些兵马俑、这些军阵，是当年秦军的缩影，真切地再现了那兵强马壮、所向披靡的威武雄师。我眼前浮现出，他们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驰骋疆场，战胜一个个强敌，甚至一次消灭45万赵军的悲壮情景。这些兵马俑的制作，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秦的强大：一个陶俑重100—300千克，要制作8000个兵马俑，至少需要200多万千克泥土，足足可以堆成一个小山，仅是把这些泥土调和、炼制成能够雕塑用的泥巴，就需要不少人工，再把这么多泥巴，雕塑成惟妙惟肖、形象逼真的兵马俑，又是多么巨大的工程？没有雄厚的财力，没有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没有庞大的工匠队伍，能成吗？所以我认为，仅仅是兵马俑的制作，就反映了秦的无比强大。
秦兵马俑使我震撼的另一个原因，是高超的制造技艺和了不起的工匠精神。
这些俑是怎么做成的呢？首先分别制作头、手和躯干，然后再进行组装套合。最难做的是俑头，当时的做法是先用模子做一个粗胎，塑造出人的后脑勺，再粘贴上耳朵、头发、帽子、胡须，接着就是细细刻画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还要雕塑出人与人不同的脸庞、不同的神态。从身份上讲，有将军、武士；从年龄上讲，有老将、壮士、新兵；从地区上看，有山东兵、陕西兵、甘肃兵……这些不同，工匠们都塑造得清清楚楚。秦俑博物馆的同行们，由于有机会反复观察，他们根据陶俑的容貌、装束，就能判断它们的籍贯，说出它们的职务。陶俑身上的铠甲也雕塑得一丝不苟，就连衣褶的飘动都能感受到。在我仔细端详俑头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它们的发型，不仅一丝一缕清晰可辨，而且发型还多种多样，因人而异。特别是我在端详一个俑足时，看到鞋底上的针线眼，都雕塑得整整齐齐、清清楚楚，要说这鞋底是着地的，没人看得见，但工匠们仍然兢兢业业地雕塑。这些俑用泥巴雕塑好后，先要慢慢晾干（不能暴晒），然后再入窑用火烧，窖里的温度要在1000摄氏度左右，火候不到，就烧不“熟”，会形成胎体疏松、色泽不一等不良现象。因为陶俑、陶马的体腔都是空心的，最薄的地方只有一厘米左右，温度过高、火候过旺，就会出现裂纹、变形，甚至爆裂，当时没有温度计，控制火候，全凭经验。
一些兵马俑的身上，有刻画或戳印的文字，它们或是工匠的名字，或是制陶作坊的名字，当时有一个“物勒工名”的制度，要求工匠在自己的作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表示对作品质量负责。
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中，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死是灵魂的空间转移，人死后灵魂会到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所以死后要把生前拥有的一切东西带入地下，所谓“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十五年》)。据史书记载，秦王嬴政从13岁继位后，就开始在今天西安临潼骊山脚下为自己修建陵墓，前后经营37年之久，直到他去世时，陵园还没完全竣工。埋葬秦始皇遗体的地宫，象征当年的皇宫，四周有许多陪葬坑，目前已发现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文官俑坑、马厩坑、铠甲坑、百戏俑坑等，它们象征着秦始皇出行时的乘舆、游乐的苑囿、为他起草文书的“大秘”、供他娱乐的演员和兵器库等。而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约1.5千米处，象征的是驻扎在京城外的军队，即守卫京城的宿卫军。它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秦军的兵种、装备、军阶、军阵编制以及战略战术思想等，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使我们对秦国军队的认识有了一个全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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