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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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七卷，为免费内容。

如果我的欲望必须被规训，那么谁来规训？
如果我的欲望拒绝被规训，那么我会经历什么？
《性权利：21 世纪的女性主义》是牛津大学学术新星埃米娅·斯里尼瓦桑的处女作，尖锐但极具人性地颠覆了我们讨论或避免讨论性问题和性政治的方式，追溯了性在我们世界中的意义，以色情、权力、欲望为表征，对当代女性主义问题进行了阐释、拆解、质疑、思考和深化。这些文章讨论的是这个世界的性政治与伦理，而使它们得以成文的，是对一个与此不同的世界的期盼。
经雅众文化授权，我们选摘了《性权利》一章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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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 23 日，22 岁、从大学辍学的埃利奥特·罗杰（Elliot Rodger）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非自愿独身者”（incel，全称是 involuntary celibate），在理论上男女均适用，但实际上它不是指一般的没有性生活的男性，而是指特定类型的没有性生活的男性：那种深信别人欠他性生活、被剥夺了他性生活的女性所激怒的人。罗杰在他的两个舍友王伟汉（Weihan Wang）和洪晟元（Cheng Hong），以及他们的朋友陈乔治（George Chen） 进入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伊斯拉维斯塔市塞维利亚路的公寓时，挥刀刺死了他们。几小时后，他驱车来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园附近的阿尔法斐联谊会会馆，在外面朝三名女性开枪，致两名女性凯瑟琳·库珀（Katherine Cooper）和薇罗妮卡·魏斯（Veronika Weiss）身亡。罗杰随后在伊斯拉维斯塔进行了疯狂的驾车枪击，在一家熟食店内的克里斯托弗·迈克尔斯—马丁内斯（Christopher Michaels-Martinez）被一颗子弹击中胸腔毙命，他也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学生，另有 14 人受伤。罗杰最终在向自己的头部开枪后，让他的宝马双门跑车撞向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他被警察发现时已经死亡。
在公寓内杀死 3 名男子之后，开车去阿尔法斐之前的几个小时里，罗杰去了星巴克，点了咖啡，并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传了一段视频，“埃利奥特·罗杰的报复”。他还通过邮件群发了一份 10.7 万字的回忆录兼宣言《我的扭曲世界：埃利奥特·罗杰的故事》，收件人包括他的父母和治疗师。这两份文件一起，透露了即将发生的残杀的细节及罗杰的动机。他在《我的扭曲世界》的开头解释：“我只想融入社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我遭到了抛弃和拒绝，被迫忍受孤独与毫无意义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女性无法看到我的价值。”
他继而开始描述他在英国享有特权且幸福的童年生活——罗杰是一位成功的英国电影导演之子，随后是他在洛杉矶享有特权但不幸的青春期，他是个个子不高、不善运动、害羞、古怪、没有朋友的孩子，对变“酷”渴望极了。他写到染金发（他有一半白人血统，另一半是马来西亚华人；金发的人“要英俊得多”）；在游戏《光环》系列和《魔兽世界》中寻找庇护所；在夏令营里被一个漂亮姑娘推开（“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女性的残酷，它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创伤”）；被同龄人的性生活激怒（“为什么一个低级的黑人丑男能搞到一个白人女孩？为什么不是我？我那么英俊，而且我自己也是半个白人。我是英国贵族的后代，他是奴隶的后代”）；连续从学校和社区大学辍学；以及他幻想中的政治秩序，世界由他统治，性被宣布非法（“所有的女人必须像瘟疫一样被隔离”）。罗杰说，这一切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他要发起“对女人的战争”，他要在这场战争中“惩罚所有的女性”，因为她们剥夺了他的性权利。他将把阿尔法斐联谊会当作攻击目标，“那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里女孩最性感的联谊会”，因为这个会里有“体现了女性身上我所憎恨的一切的那种女孩……性感、漂亮的金发女孩……被惯出了毛病、冷酷无情、恶劣的贱女人”。他会向所有人证明他才是“更高一等的人”。
2017 年年末，在线讨论论坛 Reddit 关闭了其拥有 4 万名成员的“非自愿独身者”支持小组，这个小组是为那些“缺少浪漫关系和性生活”的人开的。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Reddit 引入了一项新政策，禁止“鼓励、美化、煽动或呼吁暴力”的内容。起初是为孤独和性绝缘之人提供支持的小组，后来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论坛：用户不仅对女性和跟女性睡觉的“非单身者”与“正常人”发泄愤怒，还频频鼓吹强奸。第二个非自愿独身者 Reddit 群组“真非自愿独身者”（Truecels）也在网站政策修改之后被禁。群组的侧边栏上写着：“不鼓励或煽动暴力或其他非法活动，如强奸等。但如强奸量刑应该减轻或强奸应该合法化，以及放荡女人活该被强奸这类发言当然没问题。”
在罗杰杀人事件发生后不久，非自愿独身者就到这个男性空间来解释：女人（和女权主义）最终要对发生的事情负责。但凡有一个“恶毒的贱女人”愿意跟埃利奥特·罗杰搞，他也不必非要去杀人。女权主义评论者很快指出了理应是明摆着的道理：没有女人有义务跟罗杰上床；他对于性权利理所应得的感觉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一个典型案例；他的行为是在这种理所应得的感觉遭到挫败后可预见的反应，虽然十分极端。他们可能还会补充，女权主义远非罗杰的敌人，女权主义更可能是抵制那个让他因为自己矮、笨拙、缺乏男子气概、混种族而感到自己不如别人的体制的主要力量。他的宣言表明，欺负他的绝大多数是男孩，而不是女孩：他们把他塞到储物柜里，叫他“屌丝”，取笑他还是个处男。但是女孩剥夺了他的性权利，因此，必须死的是女孩。
他对于性权利理所应得的感觉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一个典型案例
是否也可以说，罗杰的不可睡性（unfuckability）是女性内化父权制下的男性性吸引力标准的一个征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两件事而变得复杂。第一，罗杰是个讨人厌的人，促使他捅室友和他们的朋友总计 134 刀的，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对自己审美、道德和种族优越性的坚持，以及他身上的另外一些东西，无论是什么，而不是他没能符合异性恋男性气质的要求，女人都离他远远的。第二，多得是没有杀人嗜好的书呆子得到了性机会。事实上，父权制的不公正之处在于，它甚至使那些理应不具吸引力的男性类别都变得有吸引力了：怪胎、书呆子、柔弱的男人、老男人、长着一副“老爹身材”的男人，这是非自愿单身者和其他“男性权利运动者”注意不到的。同时也有性感女学生和性感教师，古灵精怪梦中女孩和辣妈，但她们都身材紧致并且火辣，只是同一标准范式经过微调的变体。［我们能想象《智族》（GQ）登载一篇赞美“老妈身材”的文章吗？］
就是说，罗杰想睡的那种女人——性感的联谊会金发女孩——一般来说不会与罗杰这号男人约会，甚至那些不讨人厌、不嗜杀的男人也够不上她们，至少直到他们在硅谷发迹之前是这样，这是事实。这与父权制所施加的严格的性别规范有关：甲等女都想找甲等男，这也是事实。同样是事实的是，罗杰的欲望——他对“被惯坏的、不可一世的金发荡妇”的色情执念——本身就是父权制运作的结果，“性感的金发荡妇”之所以成为所有女人的代名词也是如此。（男性空间中的许多人高兴地指出，罗杰甚至没有成功杀掉他渴望的那类女人，仿佛这最终确认了他“末等”的性地位：凯瑟琳·库珀和薇罗妮卡·魏斯不是来自德尔塔德尔塔德尔塔联谊会的“性感金发女孩”，她们只是恰好路过阿尔法斐会馆。）在对埃利奥特·罗杰和更广泛的非自愿单身现象的女权主义评论中，已经有很多关于男性应得的性权利、物化和暴力的讨论。但到目前为止，关于欲望的分析还很少：男人的欲望、女人的欲望，以及意识形态对两者的塑造。
过去如果你想对欲望进行政治批判，你总会诉诸女权主义。几十年前，女权主义者几乎是唯一就性欲望——其对象与表达、癖好与幻想——如何受到压迫的塑造这一问题展开思考的。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呼吁我们放弃弗洛伊德的观点，后者认为性欲是“一种沿生理性别的分界线划分的与生俱来的、基本的、天然的、前政治的、无条件的本能欲望”（凯瑟琳·麦金农语）。她们敦促我们认识到，是父权制塑造了我们当前所知的性行为：一种以男性支配和女性从属为特征的实践，其构成性情绪，按照麦金农的表述，是“敌意与轻蔑，或主人对奴隶的兴奋，以及畏惧与软弱或奴隶对主人的兴奋”。对所谓的“反性”女权主义者来说，竟有女人似乎能够在这样的境况之下获得快感，就说明了情况有多么糟糕。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解决方案在于拒绝跟男人做爱和结婚。例如，1969 年由提-格雷丝·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在纽约成立的女性解放团体“女权主义者们”（The Feminists）就是这样，她们实施的一项组规是，只允许不超过 1/3 的成员处于婚姻状态或与男人同居。这一定额表明“女权主义者们”坚信，女权主义“不仅要处理女性想要什么的问题”，更需要“为女人想要什么带来改变”。细胞 16（Cell 16）是 1968 年成立于波士顿的一个团体，该团体奉行性别分离和独身主义，练习空手道。入团的第一步就是读瓦莱丽·索拉纳斯的《灭绝男人协会宣言》，索拉纳斯宣称：
女性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性欲消除，让自己完全冷静、理智、自由，比她能想到的还要轻易……当女性超越了自己的身体……由生殖器构成自我的男性就会消失。
细胞 16 的创始人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Roxanne Dunbar-Ortiz）的观察与索拉纳斯相呼应，“经历过完整的性场景，随后因为选择和反感，成为独身主义者的人，是最清醒的人”。
虽然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的所有激进女权主义者都认为性是一种父权制建构，但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女性的欲望必须与她们的政治观点保持一致的想法。如艾丽斯·埃科尔斯在她关于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的研究《敢做坏女人》（Alice Echols，Daring to be Bad）中详细描述的那样，自称“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将跟男人做爱和结婚视为一种合理的欲望，同时对大多数女人来说，这也是一种战略需要——为了获取政治权力或单单只是生存——而不是父权思想灌输的征兆。女人需要的，不是从对异性恋婚姻的虚妄欲念中解放出来，而是异性恋婚姻能够以更平等的条件被重新构想。由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和埃伦·威利斯于 1969 年成立的激进女权主义团体红袜子（Redstockings）的宣言坚称：“女性的屈从不是洗脑、愚蠢或精神疾病的结果，而是持续的、日常的来自男性的压力造成的。我们不需要改变自己，而是要改变男人。”因此，在红袜子和其他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应该拒绝“个人解决方案”（personal solutionism）， 即认为革命的可能性包含在细胞 16 和“女权主义者们”等团体的分离主义做法当中。对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此类激进主义预设了一种虚假的划分，女人被分成了“真”女权与蒙昧无知的女性，后者在她们与男人的关系中背叛了革命事业。在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看来，所有女性都参与协商与调和的行为，真正的解放需要结构性的转变而非个人的转变。据报道，一位著名的红袜子曾在一次会议上宣称：“革命之前我们不会离开保留地！”（她们选择这个比喻，或许可以表明，像大多数激进女权团体一样，红袜子绝大多数都是白人。）
此类激进主义预设了一种虚假的划分，
女人被分成了“真”女权与蒙昧无知的女性
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同样担心，反性的女权主义者在驱除父权的狂热中，会成为否定女性情欲的同谋。这并非毫无依据。埃伦·威利斯回忆，提-格雷丝·阿特金森在参加一次红袜子的会议时，以“非常高人一等的”语气说，性欲“只存在于我的脑子里”。不过，虽然她们坚持女性性欲是真实的，但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对捍卫异性恋界限之外的欲望的合法性又兴趣索然。她们认为异性恋婚姻既是实际的需要，又是本能的渴望，并指控女同性恋是“性战场”的逃兵，在疏远主流女性。一位退出红袜子的女同性恋注意到，这个团体“在谈及女同性恋时，就没那么支持女性了”。
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这种恐同倾向，一反常态地与反性女权主义者不谋而合，许多反性女权主义者将女同性恋视为“认同男性的”、对于其他女性的性威胁。当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开始大声主张她们的性别身份与政治立场的一致性时，是在将女同性恋主义框定为一种政治团结问题，而非一种与生俱来的性取向。1971 年在华盛顿特区成立的激进女同性恋团体“怒”（The Furies）宣称：“女同性恋主义并非性倾向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选择问题，是每个想要……结束男性至上主义的女性必须做的选择。”因此，反性女权主义者独身主义的情况被重新提出来作为女同性恋主义的支持论据，尽管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随着政治上的女同性恋开始被视为妇女解放运动先锋，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像曾经指控反性女权主义者一样，指控她们相比政治对抗，其实对个人转变更感兴趣。政治上的女同性恋则反过来指控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在为男性权力提供支撑。
类似的模式也在英国上演。1970 年，首届全国妇女解放运动会议在牛津的拉斯金学院举行。一开始，英国的第二波运动在智识上和政治上都由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萨利·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和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占主导，她们认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是女性解放的核心，而男性左派则是重要的盟友，即使不够完美。一些女权主义者提出异议，建立了分离主义的妇女之家和团体。但直到 1977 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那些将男人而非资本主义视为最主要敌人的女权主义者之间才出现了一次决定性的割裂。在召开于伦敦的第九次妇女解放运动会议上，希拉·杰弗里斯提交了一份题为《革命女权主义的需要》（“The Need for Revolutionary Feminism”）的论文，她在其中指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女性受压迫的基础是男性的暴力，而非资本主义的剥削，并指责她们提出诸如让社会提供儿童照料这样的“改良主义的”要求。“妇女解放运动是且应当被视为一种威胁，”杰弗里斯说，“我看不出把它搞得像男女混合的特百惠直销会，让参加的男人煮咖啡有什么用处。”少数发声的英国女权主义者聚集在杰弗里斯周围，组成了像利兹革命女权主义小组（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 Group）这样的分离主义团体，该团体因其小册子《政治女同性恋主义：反对异性恋的理由》（“Political Lesbianism：The Case against Heterosexuality”）而出名。在接下来一年于伯明翰召开的会议上，革命女权主义者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废除妇女解放运动在此前会议上提出并致力的六项要求，理由是“我们向父权制国家——向男人，我们的敌人——提出任何要求都是非常荒谬的”。该提案被从全体会议的议程中删除——革命女权主义者声称这是有意的。它最终被朗读出来时，遭到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反过来，这又导致革命女权主义者以打断其他发言者和唱歌来抗议。两派人随后激烈地争吵，讨论男性性暴力是“男性至上主义”还是如阶级压迫等其他社会弊病所产生的症状，以及女同性恋的性行为是否应该得到女权主义者的特别保护。会议进行到后来，喊叫声中几乎听不清任何发言；麦克风被从发言者手中夺走；许多女性在沮丧和厌恶中离开。伯明翰会议是全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在 20 世纪 70年代和 80 年代的展开，这些战线变得更加分明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反性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关注色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英国的革命女权主义者也是，对一些女权主义者来说，这就象征了整个父权制。（反色情女权主义者延续了女权主义恐同的主题，总体上也带着恨意反对女同性恋虐恋，她们认为这是对父权制动力学的重述。）许多女权主义者发现对色情问题的过分关注令人不安，其中最著名的数埃伦·威利斯，其原因与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反对激进的独身主义类似：也就是说，这可能正中了压抑女性情欲倾向的下怀。但许多女权主义者也想与支持女性的路线保持距离，后者认为大多数女性理想的状态是单偶制的异性婚姻。威利斯穿行于支持女性和反性女权主义这两级之间，引领了后来被称为“支持性”或“性积极”的女权主义发展方向。在她 1981 年的经典文章《欲望视野：妇女运动是支持性的吗？》（“Lust Horizons: Is the Women’s Movement Pro-Sex?”）当中，威利斯提出，支持女性和反性女权主义都强化了保守的观念，即男人渴望性，而女人只是忍受性，这种观念的“主要社会功能”是限制女性在卧室之外（或街巷）领域的自主权。威利斯写道，这两种形式的女权主义都要求“女性接受以一种虚假的道德优越感来替代性快感，接受以对男性性自由施加限制来替代真正的权力”。威利斯和其他支持性的女权主义者从同时代的 LGBT 权利运动中得到启发，坚持认为，女性本身就是性的主体，她们的同意行为——说“是”和“不”——在道德上具有决定性。
支持女性和反性女权主义都强化了保守的观念，
即男人渴望性，而女人只是忍受性
自威利斯开始，支持性的女权主义观点一直在获得诉诸交叉性的女权主义的支持。父权压迫是受种族和阶级影响的，对这一点的思考使女权主义者不愿制订普遍的解决办法，包括普遍的性政策。平等进入职场权利的要求，对白人中产女性来说更有共鸣，因为她们历来被期待留在家里，而黑人劳工阶级女性对此则没那么有共鸣，因为她们一直都被期待与男人一同工作。同样，在性关系中自我物化，对于凭借其白人身份已然遵循女性美貌范式的女性是一回事，对于黑皮肤、棕色皮肤的女性或跨性别女性又是另一回事。诉诸交叉性也加深了女权主义者对虚假意识思维的不安，所谓虚假意识，即认为与男人做爱、结婚的女人已经内化了父权制。大家普遍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相信女性说的话。如果一个女人说她很享受在色情业工作，或享受收费跟男人做爱，或享受参与强奸幻想，或享受穿细高跟，甚至说她不仅享受这些事情，而且认为它们是解放的，是她的女权主义实践的一部分；那么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信任她。这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主张：一个女人讲述她自己的经历，给了我们强有力但并非不可辩驳、相信确实如此的理由。这也是，或者说主要是一种伦理主张：一种太随意地贩卖自欺欺人的概念的女权主义，可能会支配本该被它解放的主体。
到目前为止，威利斯在《欲望视野》中提出的观点依然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不对女性性欲进行道德化，坚持这些欲望实施的行为只受到同意界限的道德约束的女权主义一直是潮流所向。性不再在道德上构成问题或不成问题：相反，它只关乎想要或不想要。在此意义上，性的规范就跟资本主义自由交换的规范一样。重要的不是什么条件产生了供求关系的动力学——为什么有些人需要出售他们的劳动，而另一些人则购买劳动；重要的只是买方和卖方都同意转让。不过，说性积极代表了自由主义对女权主义的收编，就有些太轻飘飘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和男女同性恋活动家，为将性从羞耻、污名、胁迫、虐待和不必要的痛苦中解放出来，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对这一计划来说，重要的是强调，外部对性行为的理解是有限度的，性行为可以拥有不被公众视角所理解的私人含义，有些时候，我们必须相信某一次特定的性行为是可以的，即便在我们无法想象它有什么可能性的时候。因此，女权主义便发觉自己不但在质疑自由主义对公共与私人的区分，也在坚持这种区分。
然而，如果对性积极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趋同视若无睹，不管多么无意，都太不真诚了，这两者有一种共同的不愿审视我们欲望形成过程的倾向。第三波女权主义者说，性工作就是工作，并可能是比大多数女性从事的体力劳动更好的工作，这是没错。性工作者需要的是法律和物质上的保护、安全和保障，而不是救援或改造，这也没错。但是，要理解性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体和心理行为被买卖，以及为什么付出劳动的绝大多数是女性，而支付报酬的绝大多数是男性——我们肯定要对男性欲望的政治形成做出解释。并且，我们肯定也要对其他形式的女性工作给出与之相关的解释：教书、护理、照料、母职。说性工作“只是工作”，是忘记了所有的工作——男人的工作、女人的工作——都从不只是工作：它也是有性别的。
威利斯在《欲望视野》中总结道，对她来说，“不言而喻的是，自主同意的伴侣有权利选择他们的性癖好”，女权主义中“不应容许威权式道德主义存在”。然而她接着又说，“一场激进的运动必须让视野……超越选择权，继续关注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何要选择我们所选择的？如果我们拥有真正的选择，我们会选择什么？”这对威利斯来说似乎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逆转。在阐述了将我们自由选择性偏好的权利（无论它是什么）当作不动点，不应受到道德审问的伦理理由之后，威利斯告诉我们，一种“真正激进的”女权主义追问的问题，恰恰可能是引发“威权式道德主义”的问题：如果女性能够真正自由地选择，她们的性选择会是什么样？有人可能会觉得威利斯在一方面往前推进了一步，另一方面又后退了一步。但或许，她对两个方面都有所推进。她告诉我们，女权主义的任务是：一方面，将我们自由做出性选择的权利当作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正如“反性”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一直在说的，也要看到为什么这样的选择在父权制下几乎谈不上是自由的。我的意思是，在我们急于实施前者的时候，女权主义者可能会忘记后者。
重要的是强调，外部对性行为的理解是有限度的，
性行为可以拥有不被公众视角所理解的私人含义
当我们把同意看作对伦理上可行的性行为的唯一限制时，我们就被推向了对性偏好的自然化，在此前提下，强奸幻想就成了一种原始事实，而不是一种政治事实。但也不仅仅是强奸幻想。想想“性感金发荡妇”和东亚女人可睡性最高，相对而言黑人女性和亚洲男性没有可睡性这些说法，以及对黑人男性性能力的盲目痴迷和恐惧，对残疾人、跨性别者和肥胖身体表现出来的性厌恶。这些关于“可睡性”的事实都是政治事实，不是说谁的身体被视为在性的角度上可睡（在此意义上，黑人女性、跨性别女性和残疾女性都太有可睡性了），而是谁的身体能给那些跟他们睡的人带来地位。这些事实是一种真正关注交叉性的女权主义应当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的。但是，脱离了威利斯对于关注矛盾性的呼吁，性积极的视角有可能使这些事实中立化，只将它们看作前政治的既定事实。换句话说，性积极的视角不仅有可能掩盖厌女症，还可能掩盖种族主义、残疾歧视、恐跨和其他压迫性的体制，这些体制都可以借由看似无害的“个人选择”机制潜入卧室。
“Grindr 上的美好肉体大多是遮着脸的亚洲男人。”我的一个同性恋朋友说。第二天，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 Grindr 开始了一个叫“我擦？”（What the Flip？）的网络系列短视频。在三分钟的第一集里，一个相貌英俊、一头蓝发的东亚男人和一个衣着讲究、长相好看的白人男性互换了 Grindr 个人简介。结果不出所料地残酷。现在用着亚裔男简介的白男几乎无人问津，有人找他时，也是那种满嘴说着他们是“米饭皇后”（只喜欢亚裔男人的其他族裔的男同性恋），喜欢“擅长做 0”的亚裔男的男人。当他无视他们的信息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汹涌的谩骂。与此同时，亚洲男人的收件箱涌入了大量仰慕者。事后谈起，白男表达了他的震惊，而亚裔男无可奈何但强作轻松。“你可能不是每个人的菜，但你一定会是某个人的菜。”白男无力地说，随后他们抱了抱彼此。下一集是一个肌肉明显的瑞恩·高斯林型男人跟一个长相漂亮、圆胖身材的男人交换简介。另一集则是一个女性化的男人跟一个肌肉男互换简介。结果都没能出人所料。
在“我擦？”中，明显的讽刺是，Grindr 本质上鼓励其用户根据粗暴的身份标志将世界划分为可行的性对象和不可行的性对象——从性关系的“底线”与“要求”来思考。Grindr 这样做直接地加深了歧视的常规，我们的性欲原本就已经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了。但线上约会——尤其是 Tinder 和 Grindr 的抽象界面，把吸引力压缩成一些基本要点：脸、身高、体重、年龄、种族、风趣幽默的个人标语——可以说是集目前的性关系形态中最糟的东西于一身，并在屏幕上将其制度化了。
“我擦？”的一个预设是，这是一个男同性恋特有的问题：男同社群太肤浅、太肉体法西斯主义、太爱评判了。我生活里的男同性恋总是在说类似这样的话；他们无论是实施者还是受害者（多数人认为自己两者都是），都对此感到难受。对此，我不以为然。我们能想象像 Bumble 或 Tinder 这样以异性恋为主的约会软件，创造出鼓励直人“社群”直面其性种族歧视或肥胖恐惧症的系列短视频吗？如果多半不可能，并非因为直人不是肉体法西斯主义者或性种族歧视者；而是因为直人（或者我是否应该说，身体健全的顺性别白种直人）并不习惯去思考他们的性行为有什么问题。相较之下，即便长相英俊、皮肤白皙、富有、身体健全，男同也都知道我们跟谁做爱，如何做爱，是一个政治问题。
当然，将我们的性偏好置于政治审查之下会带来危害。我们希望女权主义能够审视欲望的来源，但不应有荡妇羞辱、假正经或自我否定：不要告诉个体的女性，她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不能在同意的界限内享受她们确实想要的东西。鉴于任何对欲望批判的开放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威权道德主义，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是在论证一种“恐惧的性积极”，就像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论证“恐惧的自由主义”一样——也就是说，一种由对威权方案的恐惧所驱动的自由主义。］但将欲望重新政治化也有风险，这将鼓励一种应得的性权利的话语。谈论那些在性领域遭到不公正的边缘化或排挤的人，可能会引出这些人拥有性权利的想法，他们的权利被那些不愿与之做爱的人侵犯了。这种观点令人颇为恼火：没有人有义务与任何人做爱。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也是埃利奥特·罗杰，以及将其奉为烈士的愤怒的非自愿独身军团拒绝理解的。在现已解散的 Reddit 小组，一条标题为“非自愿单身者强奸女人应该合法化”的帖子解释说：“没有饥饿的人该为偷窃食物而入狱，也没有性饥渴的人该为强奸女人而入狱。”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假逻辑等价，透露了存在于父权制核心的暴力的错误观念。一些男人出于政治上成问题的原因被排除出性领域——或许其中包括一些被驱使着在匿名论坛上发泄绝望的男人——但在他们的不幸变质为一种愤怒，怒火指向“拒绝”跟他们上床的女人，却不指向塑造欲望（他们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的体制时，他们就越过界线，进入了道德的丑恶与混乱之中。
我们希望女权主义能够审视欲望的来源，
但不应有荡妇羞辱、假正经或自我否定
丽贝卡·索尔尼特在她敏锐的文章《男人向我解释洛丽塔》（Rebecca Solnit，“Men Explain Lolita to Me”）中提醒我们，“除非别人想跟你做爱，否则你不能与其做爱”，正如“除非别人想跟你分享他们的三明治，否则你不能分享他们的三明治”。吃不到别人的三明治“也不是一种压迫”，索尔尼特说。这个类比阐明了问题，但同样让问题变得复杂。假设你上小学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告诉你，其他孩子都相互分享三明治，但没有人分给她。再进一步假设，你的孩子是棕色皮肤，或者胖，或者是残障者，或英语说得不怎么好，你猜测这可能是她被排除出分享三明治的活动的原因。突然间，说其他孩子都没有义务跟你的孩子分享三明治似乎就不充分了，尽管这可能是事实。
性不是三明治。正如没有人会真心想要出于怜悯的性交（mercy fuck），肯定不想要来自种族主义者或恐跨者出于怜悯的性交——虽然你的孩子不希望别人分她三明治是出于怜悯，但我们不会认为老师鼓励其他学生分三明治给你女儿，或建立一套平等的分享政策是一种胁迫。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公民的性偏好与实践进行类似的干预，譬如鼓励我们平等地“分享”性，可能会被认为是十足的威权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提议为每个人提供有保障的“最低性生活”，类似于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不论年龄或身体状况；傅立叶认为，只有当性剥夺被消除之后，浪漫关系才能真正自由。这种社会服务将由“多情的贵族”提供，傅立叶说，他们“知道如何将爱情让位于荣誉的要求”。］当然，这些干预措施的形式很重要：例如，残疾活动家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在学校开展更具包容性的性教育，许多人支持能够保障广告和媒体内容多样性的法规出台。但认为这样的措施足以改变我们的性欲望，将其从歧视的习惯中完全解放出来，就天真了。虽然你可以合情合理地要求一群孩子包容地分享他们的三明治，但你不能对性采取同样的做法。在一种情况下可行的做法，在另一种情况中则未必。性不是三明治。实际上它跟任何其他东西都不相似。没有任何一件事如此因政治而撕裂，又那么私人，不可侵犯。无论好坏，我们都必须找到办法就性本身去看待性。
在当代女权主义当中，这些议题多联系跨性别女性进行讨论，她们通常面临来自同性恋顺性别女性的排斥，后者同时又主张严肃地将跨性别女性也视为女性。这种现象被跨性别色情片女演员、活动家德鲁·德沃（Drew DeVeaux）命名为“棉天花板”——内裤的棉。如许多跨性别女性所注意到的，这个表述里包含着深切的悲哀。“玻璃天花板”意味着对女性基于其工作而获得晋升的权利的侵犯，“棉天花板”描述了一种权利的缺乏，但这并不是任何人有义务给予的。然而，单单对一名跨性别女性、一名残障女性或一个亚洲男人说，“没有人必须要跟你做爱”，是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忽略。不存在“每个人都有权享有他想要的”那种应得的性权利，但个人偏好很少只是个人的——不要屌，不要娘，不要胖子，不要黑人，不要阿拉伯人，不要亚裔，不要印度人，猛男寻猛男。
在 2018 年给 n＋1 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女权主义者、跨性别理论家安德烈亚·朗·朱（Andrea Long Chu）提出，跨性别的经验与我们惯常想象的完全相反，“表达的不是一种身份的真相，而是一种欲望的力量”。她说，做一个跨性别者，不是“关于我是谁，而是关于我想要什么”。她接着写道：
我为什么进行性别重置：为了八卦和恭维，口红和睫毛膏，为了能在看电影时哭，为了成为某个人的女朋友，为了让她付账或帮我拿包，为了银行出纳和有线电视工作人员仁慈的沙文主义（benevolent chauvinism），为了远距离女性友谊在电话中的亲密，为了在洗手间补妆时像基督一样两边各站一个罪人，为了性玩具，为了让自己觉得性感，为了被 T 搭讪，为了探听到该小心哪个女同性恋这类秘密，为了超短牛仔裤、比基尼上衣和各种各样的裙子，还有，我的上帝，为了乳房。但你现在开始明白欲望的问题了：我们很少想要我们应该想要的东西。
朱清楚意识到，这一宣告有可能支持了反跨女权者的论点：跨性别女性所认为的女性身份就是传统女性身份的外在，并且将两者混在了一起，因此强化了父权制的支配力量。许多跨性别女性对这一指控的回应是，坚持跨性别与身份有关，而非与欲望有关：关于已经成为一个女人，而非想要成为一个女人。（一旦你将跨性别女人只当作女性看待，抱怨她们巩固了性别刻板印象，就开始显得招人怨愤了，因为你很少听到有人抱怨顺性别女性“过度女性化”。）与此相反，朱的回应是坚持跨性别女性源于一种想要拥有她们目前无法拥有的东西的欲望：不仅是某种形而上的“女性”类别的抽象成员资格，而且是一种文化所建构的、压迫性的女性气质的具体外在——超短牛仔裤、比基尼上衣和“仁慈的沙文主义”。在朱看来，跨性别女性的身份认同获得尊重并得到实际支持的权利，是建立在“强迫欲望符合政治原则没有任何好处”的前提下的。她说，这才是“政治女同性恋主义作为一个失败的方案真正的教训”。换言之，真正解放的女权主义，需要的是完全去除激进女权主义对欲望进行政治批判的企图。
性不是三明治。实际上它跟任何其他东西都不相似。
这一论点是双向的。假如欲望必须被免于政治批判，那么排斥和边缘化跨性别女性的欲望也应如此：不仅是对某些类型身体的色情欲望，还有不与那些“错的”女人分享女性身份的欲望。如朱所表明的，身份与欲望的二元划分肯定是错误的；无论如何，跨性别者的权利不应以此为基础，就像同性恋者的权利不应建立在同性恋是天生的而非选择的这种观点上（这说的是谁是同性恋，而非同性恋想要什么）。但完全放弃对欲望进行政治批判的女权主义，对那些大概是最需要女权主义的女性所遭受的排斥与误认的不公待遇，也给不出什么解释。
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停留在一个矛盾暧昧之处，让我们既能够承认没有人有义务对任何人有欲望，也没有人有权利被欲望，又能够承认谁被欲望、谁不被欲望依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通常被以更为普遍的支配与排斥的模式所回答的问题。对比显著但不令人意外的一点是，男性往往以主张对女性身体应得的权利来回应在性领域中的边缘化，而那些抗议他人在性领域中边缘化她们的女性，谈的不是权利，而是赋权。或者说，如果她们的确谈到了应得的权利，也是被尊重的权利，而不是对他人身体的权利。也就是说，黑人、肥胖者和残障女性中的激进自爱运动（radical self-lovemovements）实际上是在要求我们不将性偏好视为完全固定。“黑即是美”和“大即是美”不仅仅是赋权的口号，也是对我们的价值观进行重估的建议。林迪·韦斯特（Lindy West）描述了她研究肥胖女性照片的经验，并自问在客观上认为这些身体都很美会是怎么样的状态——这些身体此前让她充满了羞耻和自我厌恶。她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感知问题：一种侧眼观看某些身体的方式，有自己的，也有他人的，慢慢邀请和诱导一种从厌恶到欣赏的完全转变。激进自爱运动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有性的权利（没有），而是是否有义务尽我们所能，改变我们的欲望。
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认识到，固定不变的性偏好这个观点本身是政治性的，不是形而上的。出于一种好的政治策略，我们将他人的偏好视作不可侵犯：我们理所当然地对谈论人们真正想要什么，或某个理想化版本的他们可能会想要什么保持警惕。我们知道，威权主义就潜存于此。在性领域当中尤其如此，一直以来都有人援引真实或理想的欲望来作为强奸女性和男同性恋的借口。但事实是，我们的性偏好可以改变，也确实在改变，有时是在我们意愿的作用之下——虽不是自动的，但也不是不可能。况且，性欲望并不总是干脆利落地遵循我们对它的感知，一代又一代的男女同性恋都证明了这一点。欲望可能令我们惊喜，将我们引向一个我们从未想过要去的地方，或者引向一个我们从未想过会对之萌生欲望或爱意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况或许是基于我们最好的期盼——欲望可以与政治为我们做的选择反其道而行，为自己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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