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爷叔一般风光逼人的他，晚年却在贫困凄凉中度过

思想的碰撞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有良知有深度有温度

《繁花》的爷叔，让我想阿爸……

文/阿达

《繁花》热映，第一集就把我的魂勾住。不为别的，乃因“爷叔”这个角色。

这是一个堪称经典的镜头：当爷叔将阿宝铸造成了宝总，让他懂得派头、噱头、苗头的重要性，还告诉男人应该有三只钱包，第一只是你实际有多少钱，第二只是你的信用，看你可以调动多少人家钱包里的钱，第三只是人家认为你有多少钱。上完这番课后，爷叔带阿宝去量身定制几套西服。在爷叔对裁缝非常苛刻的要求下，终于等到了阿宝穿上西服的那一刻——

在和平饭店的高光里，阿宝将很有派头的挺括西装穿上身。当爷叔看到阿宝穿上得体西装潇洒转身变成宝总的一刹那，他的眼睛湿润了，前世今生的种种涌上心头。一个大特写，寓意极其丰富，凝聚了千言万语与无数历史。爷叔泪湿，我也泪湿。因为，爷叔让我情不自禁想到了阿爸。

《繁花》剧照图源网络

爷叔这个角色的年龄与阿爸相近，阿爸生于1910年，在《繁花》发生故事的1993年到1994时，是阿爸留在世上的最后两年。他没能赶上像爷叔一样做“老法师”的时代，倘若他稍微再年轻一点，身体稍微再康健一点，肯定希望看到他的子女稍微恢复一点他年轻时的样子。

我之所以和爷叔“共情”，是因为我把爷叔想成了阿爸，把自己想成了阿宝。当年的十里洋场上，阿爸在美国洋行里当高管，风光逼人，肯定像年轻时的爷叔。于是我由此及彼地揣度：在《繁花》的彼情彼景里，假如阿爸看到他的儿子（我）也能穿上挺括的西装，再现一个曾经的他，该是多么欣慰啊。

可惜阿爸没能活到《繁花》呈现的好时日，也没能看到我穿上挺括的新西装。但是看看《繁花》里的镜头，想象一下“可能的我”，虽然有点自作多情和自欺欺人，却也暗合了影视剧的心理补偿功能——角色代偿。看剧的最大吸引力，不就是因为身临其境吗？

其实这些年来我常常梦见阿爸。据说随着年纪变大，更容易记起早年的种种，我看来是老了。

我怎么能不老呢，如果阿爸还活着，已经114岁了。我这个最小的儿子都拿到老年卡了。他老人家1910年9月26日出生于宁波，1994年4月13日亡故于上海，经历了三个朝代。他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一度意气风发。可是他的晚年，差不多是在贫困凄凉中度过。当我们全家兄弟姐妹都过上好日子时，他已经无缘享福了。

所谓“子欲孝而亲不待”，我们兄弟姐妹每想起父母终老于贫困时期，而无福消受子女的敬孝，都觉得心痛不已。

阿爸是我们全家的偶像。记得当年家里墙上高挂着一张阿爸双手插在派克大衣里的神气照片，大家都说像极了周总理。从穿着到神情以及照片的历史陈迹，完全是民国风范。可惜父母去世后，不知哪位兄姐收藏起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竟然遍寻不着，我为此怅然不已。

如今唯一找到的阿爸比较接近“年轻”的照片，已是阿爸落魄以后的壮年留影，就是本文题图上的那张。不是穿着西装，而是中装了。这大概是能找到的阿爸最年轻的照片了。其它的都是老年时和子女们的合影，比如这张父亲去世前一年的合家欢。

1993年春节全家福留影

这张合家欢，看上去，我辈都好年轻啊，从穿着上看，已经有了一点“改革开放好日子”的模样。只是阿爸依然穿着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蓝色中山装，那个当年十里洋场的“洋行帅哥”，经过艰难岁月的洗礼，早已消失和认命了。

我有点想象不出：当年面对他的洋行老板美国“长脚”（阿爸用“长脚”指称他身高接近两米的美国老板），阿爸是如何和他打交道的。究竟是美国长脚的中文好，还是阿爸的英文好？否则怎么谈业务和交流感情？阿爸说，美国老板用“刘备”指称他，而不叫他真名刘成章，因为他熟知中国的《三国演义》，觉得用刘备称呼阿爸更朗朗上口。

反正，在阿姆（妈妈）的嘴里，美国老板是没有名字的，只有“长脚”的代称。而且阿姆说老美长脚基本不会中文，看来阿爸的一口“洋泾浜英语”还是蛮流利的，至少可以和老板对答如流。

当年“刘备”的名号，可是在沿海港口城市的皮货店里大名鼎鼎的。据阿姆生前和兄姐的回忆，那时无论在香港或海外的皮货店里，只要是吉利洋行出售的皮货，标签上有“刘备检验”的字样，那就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好货。“吉利洋行的刘备”名声在外，相当于是“品质”的代名词。

（顺便说一句，当时生女儿时，我就孤注一掷的决定：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一律叫刘备。这是对阿爸最好的纪念。）

曾经问过阿爸“铸造品牌的秘诀”，阿爸的回答很简单：有些皮货，很难确定是一级还是特级货，我的法则是，遇到可上可下的情况，一律降级处理。也就是说，一张介于特级或一级之间的皮货，在其它皮货行里，很可能就处理成特级了，而到了老爸手里，一律处理成一级，以此类推。试想一下，识货的顾客岂有不趋之若鹜之理？

我又问阿爸，你的“长脚”老板会同意吗？这不是损失利润了吗？阿爸说，也和老板争论过，争吵过，但最后“长脚”还是听他的，估计看到不菲的业绩，薄利多销，总账还是大赚的。

阿爸对往事的回忆总是轻描淡写，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该刨根问底，多多追问诸多细节，勾勒出一幅“民国时期洋行清明上河图”。

阿爸的经历，让我强烈感觉到民国时期的个人上升渠道是畅通的。他一个“小宁波”，早早到上海滩闯荡学生意，做过很多行当，甚至当过远洋轮伙计，他说有一次掉进海里，不识水性的他被工友救起，惊魂未定之余从此下决心离开远洋轮。然后就进了皮货行，做着做着就做到了管理层。

一个仅有高小文凭的小宁波，就靠着勤奋和聪明，成长为一个美国洋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月薪300大洋。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造就的？我看到过一些研究民国的专家罗列的当年人们的收入状况，说当时的警察“月规钿”（月薪）是8元，而一个娘姨（保姆）和车夫的“月规钿”只有2个大洋。有人写到鲁迅先生当年如何了得，也是说他每月有300多大洋。那阿爸当年的收入就是和这个大文豪大教授一个级别喽。

记得阿爸去世后，母亲和经历过民国生活的兄姐们，偶尔会在饭桌上聊起“曾经的好日子”，说他们住在法租界陕西南路的一栋别墅里，两三张巨大的圆台面每天转着“流水席”，各路远远近近的乡下亲戚和友人聚在家里，名正言顺地吃着咱家，父亲还要为他们一一介绍工作，帮助他们成家立业。为此阿爸有“孟尝君”的雅号。

不过这些穷亲戚大部分都很不争气，后来过的都是贫困生活。新政后阿爸失业，管不起他们了，可是逢年过节，穷亲戚们还是照例空着手牵家带口前来蹭饭，像我这种没过过“好日子”的小辈，看到他们反客为主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并不舒服，然而习惯于“食客三千”的阿爸，根本不顾母亲的勉为其难，看到穷亲戚们前来拜访就很高兴，一个劲地“吃啊吃啊冒客气”。

在阿爸阿姆的描述中，当年阿爸的美国老板基本上是和蔼可亲的，有时还会跟阿爸聊他喜欢的《三国演义》。在真实的世界里，所谓雇佣和被雇佣者的关系，剥削和被剥削者的关系，并不是如今意识形态简单粗暴解释的“对立关系”，而是经常“温情脉脉”的。从人际关系的细枝末节上去剖析当年的“阶级关系”，或许更为准确。

我都没有细细问阿爸，你在洋行里的具体头衔究竟叫经理、襄理、还是工头、那摩温？反正在文革初期，他是差一点因为“洋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影响到我们子女的前途。

可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是个人命运总会因为某个细节而发生似乎与时代背景有所差异的某些结局。话说当年我的一位姐姐因为成分问题入不了红卫兵，压力山大，全家也都为成分问题忧心忡忡。这时阿爸开始了对“旧时老同事老部下”的紧密追寻和书面求证，结果给他找到了包括“老董”在内的几位洋行伙计。他们给阿爸写书面证明，说他在洋行里并没有任何帮助美帝老板的剥削行为，而是和工人一样在劳作……

不知后来阿爸所在的上海手表厂是否派人去核实过，总之很快确定了阿爸的身份是“工人”（是否也与解放后阿爸一直是手表厂的工人有关？），于是我们这些差点成为黑五类的子女都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成份”这一栏上填上“工人”二字了，子女们于是逃避了“成分歧视”。

唉，真实的生活才是历史的真实，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命运各不相同，哪怕是文革时代，也会有不少漏网之鱼。有时候“小环境”的重要性大于“大环境”。

阿爸后来的职业在上海手表厂，故此享受工人待遇，不至给子女带来成分麻烦。

记得很多对我家情况的“知情者”在文革结束后经常问到，大家都知道你家阿爸是洋行高级职员，怎么会变成工人的呢？我们也无法准确回答。其实历史上很多事情都是具体细节组成的，假如阿爸在洋行的管理中对底下的工人非常苛刻，甚至狐假虎威，有谁会写那纸证明呢？况且阿爸也确曾一直在一线工作的，他对皮货知识的熟练掌握，变得如此“识货”，还不是因为自己就是“工人”吗？也许他的聪明才智加上洋泾浜英语，被美国老板赏识，才升职的。

当年的美国老板并不是对下属都凶神恶煞的，很多情况下是可以和他“论理”的。阿姆（我们祖籍宁波人都这样称呼母亲）曾经说过一个细节，说阿爸被美国老板“长脚”派到香港去工作，一去就是很长时间，阿姆按捺不住了，抱着儿子（我大哥）就去找“长脚”论理，结果“长脚”招架不住，连忙安排阿姆和我大哥坐轮船去香港和阿爸团聚。

这才是真实的雇佣和被雇佣者的关系。哪里有那么多的阶级斗争？听老一辈回忆以前地主和佃农、资本家和工人间的关系，很多都不是你死我活的，而是人情味浓浓的。

还有一个“难忘的细节”是经常被我们兄弟姐妹在饭桌上用来调侃的。那就是：旧政权倒塌前的某一天，美国老板“长脚”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亲手将14根金条交到阿爸手上，让他坐黄包车将金条送到某某路某号某家。阿爸自然执行如仪，绝无半分他想。他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任何炫耀或遗憾等情感，只是在述说往事。

可是我们这帮“穷小囡”因为父亲后来的收入断崖式下降，物质生活日落西山，听了这个故事，就情不自禁调侃阿爸：你要是坐着黄包车逃掉了，这些金条就是你的了。美国长脚自顾不暇，到哪里去找你？阿爸和阿姆就笑骂我们这帮穷小囡穷得昏头了，哪能这样“烂污三鲜汤”？

大哥好命，经历过“万恶的旧社会”，他所留下的旧照，都是小小年纪西装革履，一副“和国际接轨”的模样。描述起在上海法租界的童年生活，都是“三个娘姨做家务，黄包车拉去上学”的图景。下面这张照片不知什么时候存在我电脑硬盘里的，今天找出来一看，大哥那时的样子（中间那位），就是我想象中的“民国少年”。时代感不单从穿着上，哪怕从神情上，也能窥探一二。

大哥（前中）年少时的留影

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没有西装短裤穿，阿姆把大哥的西装短裤改缝后给我穿，那“全毛哔叽呢”就是挺括，穿上去立马神气很多，很多年我都穿着它，心里美气。

由于家境窘困，有时候我们还在饭桌上无端责怪老爸，当年美国老板派你去香港，蛮好不要回来了，干嘛要急着回上海？如果留在香港多好！说不定我们现在一个个都在海外留学呢，香港归英国管，凭我们这些子女的聪明劲，考上剑桥牛津也不是不可能。阿爸阿姆就笑我们幼稚：那时候的香港哪里可以和上海比？谁愿意呆在那个又热又潮的鬼地方？

阿爸去世后，我们在饭桌上，还听到了阿姆说的一个“隐情”：当时阿爸在香港的住所附近，住着很多年轻漂亮的舞女，经常和阿爸亲热的搭话。阿爸那时年轻潇洒，如果长期单身，岂能坐怀不乱？所以阿姆一改温柔形象，奋不顾身抱着大哥去和美国长脚交涉，终于很快与阿爸在香港团聚。原来如此。

呜呼，上海，香港，这两个与我家牵系紧密的城市，因为一个选择，家族命运就被命定了。

又从电脑里找到一张“退休工人刘成章”的照片，照片上的阿爸质朴、淡然，已经看不到任何“美国洋行里的高管”的往日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