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一共两张成绩报告单:二年级到四年级在农村（滁山大队小学和刘公庙小学），没有成绩报告单。
四年级第三学期（凡是不懂第三学期的就年龄不够老，或没在北京上海之外待过）在南昌北湖小学，有第一张成绩报告单：50 年前今天：小学成绩单
而今天标注1974年1月16日发的是五年级上学期成绩报告单。
五年级下学期没有成绩报告单，毕业时学校忽视这一环节，那时去哪个中学是个问题，全班对于学校的决定可能不满意（两个班去十九中、只有我们一个班去28中），在冲突的边缘，但双方互相瞪着眼之后没有进一步。
班主任老师讲课很好，就是脾气很大。对一件事情冤枉错了人，去青山湖劳动的那天，有人在他水壶放了土，他一直怨恨我的一位特别会说笑话的同桌朋友，迁怒于我，在报告单有反映。
出墙报是小学在南昌三个学期回味最有趣的。当时我们不仅出班上的，而且出年级的。到了五年级，我们出全校的。进校门两块很大的黑板，我们出。年级所在一层楼的，我们出。班上的，也是我们。四块黑板是我们5、6人的“天下”。不在于内容（“批林批孔”），而在于形式，显然老师放手让我们几人发挥。发挥在于设计版面，和图画、写字。我们几人中，我的能力最弱，他们几人的字和画都比我好，两位特别好，一位在小学五年级就达到可以给大人出字帖的程度，非常好。我可能设计可以参与（但非主导），写字是凑数。‍‍‍‍‍‍‍‍‍‍‍‍‍‍‍‍‍‍‍‍‍‍‍‍‍
现在很难理解为什么老师选我们几个人。当然，这几个人认为是自己走到一起。我们那时不按成绩入学、而且居住相当交叉。北湖小学当时可能大多数是工人和基层职员家庭。班上男同学里面只有我们几位的父母有大学生。固然我们几位有一家的母亲对我们很照顾，给我们讲《水浒传》，我们也以学图画而交换某些活动，实际无一以这些课外活动成为谋生职业。所以，不排除老师看了家庭背景，有意让我们参加墙报，以便交朋友。当然，这是人老之后的猜想，当时都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告诫自己的父母：你们当年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几个同学交友“特慎”。‍‍‍
我的小学和中学同班都有参加团体和个案的违法之徒。那样的环境有一个好处，丰富个人经历，知道中国的一些复杂性。老师认为我们不应该用他们的语言，恐怕在彼时彼地不一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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