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风景》
近些年，人们对宏大叙事越来越感到厌烦，更愿意关注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处境。
人类学研究者袁长庚认为，“大”和“小”是辩证的关系。英雄人物的伟业，常常是无数细小条件的汇聚，并不能单单归因于某种超人的天赋或能力；相应地，小人物的琐碎日常里，也能够看到“历史大势”，能够看到历史绵延向前在具体的场景中的显现。
在今天的文章中，袁长庚将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另一本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的《漫长的余生》。它们都属于历史缝隙中的书写，却能够帮助普通人观照自身所处的结构性困境，同时在小人物身上看到回答人生大问题的可能性。

讲述
 | 袁长庚

来源 | 看理想节目《倒霉人生生活指南》

01.
史景迁与《王氏之死》
对于有文史阅读爱好的朋友而言，“史景迁”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大约二十年前，出版界就曾经系统引进过他的作品。他的《前朝梦忆》《康熙》等等一系列作品，不仅是广受读者欢迎、畅销不衰的大众读物，也是高等院校历史系专业学生进入专业领域的基础读物。
在史景迁的作品序列当中，《王氏之死》其实稍显怪异。史景迁的写作优雅流畅，虽然惯用小切口，但入手点常常还算是历史进程中相对热点的人或事。可是《王氏之死》明显偏离了这种常见的风格和问题意识。
据作者自己交代，本书的写作主要依赖三个文本，冯可参主编的《郯城县志》、学者黄六鸿编写的个人回忆录《福惠全书》，还有我们相对熟悉的《聊斋志异》。这三个性质、目标完全不同的文本，都把目光汇聚在明末清初郯城及其周边地区，这就为试图呈现社会风貌的历史学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
全书一开篇，借着上述三个记录者的眼睛，史景迁重现了郯城这个悲惨之地的萧索、凄凉以及随之而孕育的形式繁多的暴力。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郯城不但遭遇过地震、旱灾、虫灾，而且还不断遭受战乱和土匪的侵袭。
居民走投无路，被迫卖儿卖女，甚至会以自己亲人的尸体作为充饥的食物。由于内外破坏力的不断冲击，这一时期的郯城沦为人世间的修罗场，日常生活中弥漫着紧张气息。
第二章“土地”一节，看上去是对地方经济生活的记录，实际上是为了强调人们所肩负的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天灾人祸的冲击放大了政治经济体制对普通人的盘剥，而这种盘剥的结果承受者往往是那些本就脆弱的家庭。
史景迁的目的是通过指明危机蔓延的方向，把关注的焦点引向家族、家庭生活，而这一层生活所遭受的冲击，往往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这也就是为什么，紧接着的第三章会以寡妇为描绘的焦点。这些被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牢牢绑架的女人，一旦遭遇类似丈夫亡故这样的结构性冲击，往往就面临灭顶之灾。
所以，在这一章当中，无论是费尽心机维系家庭延续的寡妇，还是面临夫家兄长想要杀害自己这样荒诞险恶局面的寡妇，本质上都是直接以脆弱的个体之力去承担外力的击打。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人常常引以为豪的“家”，在特定的条件挤压之下，也可能变成交战场或行刑台。
只有知晓这一层含义，我们才能看出第四章“争斗”一节在整个文本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简单说，这一章借助几个故事，反映了社会濒临解体的时刻，家庭制度发生的畸变。所以，《聊斋志异》当中所记录的好打抱不平的乡间勇士崔猛，显示的是社区共同体的溃败。
《风起陇西》
当法制、伦理、亲情统统失去效力的时刻，人们被迫只能靠武力去捍卫自身利益。礼崩乐坏，遍地枭雄，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除暴安良的勇士和勾结土匪抢占地方控制权的恶人，其实只是不同价值取向的个体面对同一种局面时的不同反应。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哪怕是正义之举也要靠私刑才能实现。
前面这些层层叠叠的推进，只为了让这本书真正的主角进场，这个被天灾人祸蹂躏得近乎粉碎的世界，这个即使在私人生活中也要面临暴力直接威胁的世界，就是王氏生活的世界，也是最终吞噬她的世界。
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亿万无名者一样，我们对这个可怜女人的了解少之又少。只知道丈夫娶她的时候，甚至连聘礼都不用拿。史景迁推测，可能因为原生家庭实力太弱，所以王氏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卖给别家，成了童养媳。
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也是个可怜人，只能靠做工为生。结婚之后，她常常被一个人留在家里。除了邻居有一个叫她“婶婶”的小女孩之外，这个被裹了小脚的女人的世界只剩下孤单冷清。
《大红灯笼高高挂》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女人，一个任由他人摆布操弄的女人，却在公历1671年，与人外逃私奔了。
关于这桩出轨事件的细节，史料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我们连那个让王氏心动，不惜奋而越轨的男人的名字都不知道。事实上，这次勇敢的外逃很快就不了了之，尽管史景迁分析了她们可以选择的逃逸路线，但最终王氏还是返回家乡，藏身在村庄附近的一座道观里。
这件事最终因为一位来道观里上香的村民的发现而暴露，也就是从此刻开始，王氏的生命进入倒计时状态。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获知妻子已经返回的丈夫任某气冲冲赶到道观，恼羞成怒之下诬陷撞见此事的村民高某是藏匿王氏的帮凶之一。高某恼怒之下，当众给了这个昏头的丈夫两个耳光。任某因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复仇行动。
那年深冬的一个夜晚，任某趁王氏入睡之际，将妻子掐死在床上，并且试图把尸体丢弃在仇人高某家门外。在搬运尸体的过程中，任某因为无意间撞见更夫，仓皇逃窜之际弃尸荒野。
第二天，王氏的尸体被村民发现。史景迁的描写是：因为酷寒，在她死去的脸颊上保留着一份鲜活的颜色。
就是在第五章的后半部分，史景迁以近乎超现实主义的笔法，描写了王氏在颠倒迷狂的睡梦中走向死亡的过程。这是一个狞厉、血腥、扭曲的梦境，而梦境中的荒诞和暴力也只是对王氏一生所承受的伤害的一种隐喻而已。
《红高粱》
如果不是因为碰上了一个秉公执法的官员，丈夫任某的复仇诡计几乎就要得逞。但即便是这位明察秋毫的青天大老爷，在给任某定罪的时候还是非常“周全”地考虑到他是家中独子，一旦死去就会造成家族绝后这个特殊情况，给他留了一个活命的机会。
王氏的悲惨故事，除了结尾部分近似于狗血的拙劣设计之外，通篇是令人绝望的悲剧。史景迁在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说这些危机是‘小的’，是就整个历史记录的脉络而言。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这些危机有绝对、攸关生死的重要性。”
02.
一方墓志铭与《漫长的余生》
另一本书是罗新的《漫长的余生》，这本书同样讲述了一个女性一生的故事，只是故事的色调和戏剧性与《王氏之死》完全不同。
罗新是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的学生，专攻中古史。近年来，因为常常参与公共讨论、推动旅行写作，他才逐渐为公众所熟知。查阅罗新的学术履历，他早年间的著作，比如《王化与山险》，可以说是扎扎实实、质量上乘的史学专著，一般读者如果没有相应积累，应该很难进入。
对照之下，《漫长的余生》无论是在论点还是在行文上，对普通读者都要友好很多。
据罗新在后记中的交代，这本书的写作可以上溯至多年前读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时所萌发的灵感，灵感的来源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出土的一方不足千字的墓志铭。
墓志铭所记载的是一位身世传奇的宫女王钟儿。王钟儿年近六十的时候出家为尼，法号慈庆。而《漫长的余生》一书，就从慈庆法师的死亡开始说起。
据墓志铭记载，王钟儿出身于南朝刘宋的一个下层官僚之家，长大之后嫁给门当户对的丈夫，本应过着平静的市民生活，没想到因为战争，在三十岁的时候被北方政权掳走，沦为平城宫宫女。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本应在皇宫底层饱受各种倾轧的她，却又阴差阳错地被卷进高层政治斗争，成为历史进程的见证者甚至参与者。
所谓“漫长的余生”，指的就是王钟儿三十岁后在北魏皇宫的生活，之所以说“漫长”，是因为她活了八十六岁。人生的后五十六年，就是被各种连她自己都无从掌控，甚至无从理解的力量裹挟着前进。
《漫长的余生》这本书的主轴是墓志铭所载王钟儿的生平，这短短的几百字之所以能够被罗新延展成一本书，是因为他把单薄的时间轴展开，补充了北魏时期相关的政治、社会材料。
坦白说，一方墓志铭，所能呈现的仍然只能是这个女人一生中非常有限的片段，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仍然孤零零地站在罗新所描绘的时代图景的深处，沉默无言。
但是《漫长的余生》提供了另一种能够让无声者也可以发言的策略，那就是尽可能地详述钳制个体命运的结构性、制度性力量。这个力量越是强悍，越是可以玩弄个体于股掌之间。
《刺客聂隐娘》
从这个角度说，王钟儿和史景迁笔下的王氏也有共同之处。唯一不同的是，王钟儿被命运狠狠摔进尘埃，但又被高高举起，但是一千多年后的王氏，却被迎面而来的巨手扼死在寒冬腊月。
因为篇幅所限，请原谅我无法展开文本细读。但是我比较有信心的一点是，这份文本的优美，以及这优美背后对生命的悲悯，本来就无需画蛇添足式的评论或导引。
罗新在后记里面说到，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同样“漫长”，之所以漫长，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写法是否具有学科的意义”。既然如此，又联想到史景迁的历史写作曾经被批评缺乏深度和严肃性，我想借着“倒霉人生”的主题谈谈，为什么我们要阅读这样的作品。
03.
何谓结构性暴力？
2022年2月21日，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保罗·法默（Paul Farmer）病逝。法默一生致力于对健康、发展、社会公平的探索。他的民族志细致地记录了海地艾滋病问题的社会病理，由此出发，他的学术生涯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都放在如何帮助这个加勒比小国应对种种因天灾人祸而带来的社会苦难。
2004年法默在人类学顶级刊物《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上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关于结构性暴力的人类学思考》（An Anthropology of Structural Violence）。在这篇文章当中，法默对何谓“结构性暴力”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对社会学有所了解的朋友，在听到这个概念时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想到政治经济制度层面所形成的压迫。但是法默认为，结构性暴力是一种对主体性的抹除和摧毁，这种破坏是系统性的，但常常也是间接的。破坏指向三个层面：社会的、历史的、生物的。
《悲情城市》
法默以海地的材料说明，当人们挣扎在生存线上，不断被各种暴力伤害，以至于完全丧失维持生存福祉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常常表现出某种遗忘状态。忘记自己所在的社会网络，忘记自己的生命历程，甚至会忽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状态。
法默的这层洞见与史景迁和罗新讨论的问题看似没有什么关联。但我想，面对不可抗拒外力的王钟儿和王氏，揭示的是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绝对不对等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们和法默所记录的那些苦命的海地人之间也并非毫无对话的可能。
如果史景迁可以想象王氏停止呼吸之前所经历的那个诡异阴森的梦境，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穿越时空，我们可以站在两位女性的生命现场，观察到她们身上被擦除的意识吗？她们能意识到自己被结构性的力量所裹挟、塑造吗？
或者，我们也可以问自己：当我们面对历史的苦难的时候，能意识到那些历史的、社会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力量吗？当我们面对自身所处的逆境的时候，可曾保持最低限度的清醒，去厘清周遭的社会结构、去还原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去关爱我们自己的生命福祉？
有些微观历史的支持者和爱好者会认为，《王氏之死》和《漫长的余生》的意义就在于唱反调，在大历史粗糙的骨架上增添血肉，让历史有温情、有温度。让我们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在具体的一个个生命的视野里，重新理解往昔岁月。
我丝毫不反对这种辩护和论证，但我认为，意义不止于此。
还原历史现场的“社会”背景，重建具体生命的喜怒哀乐，既是对历史的尊重，是一种历史视野的不断完善，同时也是一种对当下处境的提示。提示我们始终要理解一个人在某一时刻的处境是或长或短历史的沉积，是社会结构中诸多力量运行的结果，也是一种具体的、甚至可以在生理意义上观测和评估的状态。
《尤里西斯的凝视》
反过来说，作为芸芸众生，我们或许无力扭转外力、无力对抗结构，但至少应该保持对自我处境的理解，理解我们所有人都是具体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在具体的位置上承受着社会的压力，而这种承受常常表现为具体的、身体意义上的状态。
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样简单的“个体-结构”辩证法，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以我多年来跟学生们交流的经验来看，大多数人在陷入困境时都不会从这样的角度理解自我。
时至今日，我们还常常可以听到所谓“点儿背不能怨社会”的主张。事实上，我们可能低估了绩优主义、竞争文化对社会观念的影响。这种低估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常常把自我的逆境归咎为个体的不幸甚至是个体的无能。这种自责机制往往连带着启动无止境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也就往往会将人拖入更加难以挣脱的泥淖之中。
所以，在我看来，这是微观史学，是关注个体生命的研究的价值所在。让“社会”浮现，让历史滚滚向前的巨大惯性浮现，让以血肉之躯去承载外力的“生命”浮现，让个体和世界之间关系的本相浮现。这种种浮现，种种看见，是负责任的反思的起点，也是有所指、有所为的关爱的起点。
在佛前青灯照耀下闭上双眼的慈庆法师，被歹毒丈夫扼住喉咙甚至压断肋骨的王氏，她们或许比那些英雄和伟人更能让我们从历史中学到智慧，那是一种游走在“有限”和“无限”之间的智慧，它提示我们：
不必把无限的重负都扛在一己的肩头；不要只对不仁的外力报以有限的批评；不必把无限的宽容都留给抽象但蛮横的规矩或道理；也不要对具体而柔弱的生命只报以有限的理解和同情。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倒霉人生生活指南》第3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
音频编辑：山楂、林深
微信内容编辑：布里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封面图：《刺客聂隐娘》
转载：请微信后台回复“转载”
商业合作或投稿：[email protected]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