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有专家称“延迟退休不影响年轻人就业”，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年头没受过义务教育就能当专家了吗？
其实，都不需要初中，小学足矣。因为这个问题连四则运算都不用，加减法就够用了。就业岗位总量是现有岗位的存量和未来变化的增量构成的。存量部分是恒量，老的不退，小的就进不去，简单的此消彼长。怎么可能“不影响”呢？至于增量，由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决定，与延迟退休没有直接关系。
好奇之下，查了出处。还真是专家说的，出自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彭希哲教授的谆谆教诲。复旦大学，张维为大师的同事、人口学专家，翟振武会长的同行——就是2014年预测放开二胎人口峰值增长4000万的那位……
原来如此，非常理解。
哪有“完全不同的就业市场”？
“延迟退休”的话题热过几次，一边是蠢蠢欲动想要推，另一边是民意汹汹硬扛。拉扯几次，没推动。这次彭专家出面把简单的加减法做成复杂的理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他给出的理由太牵强了。
彭希哲教授提出：两个群体（年轻人和退休人员）几乎在完全不同的就业市场。只要采取灵活就业政策，让有条件的行业和地区先实施延迟退休，让市场和个人自行选择，而不是官方强制安排或许可行。
彭教授的话说得比较绕，我来翻译一下。所谓延迟退休，本质上是延迟发放养老金。对很多人而言，该退的还得退，但是退了不能休。按照他的设想，老的卷铺盖走人后不用给退休金，退而不休的老人自己到市场里找饭碗就行。彭希哲教授不担心老的再就业会抢了年轻人的饭碗，因为他认为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就业市场”，老的小的各干各的。想象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真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就业市场”吗？除非外力强行隔离，否则是不可能存在这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的劳动力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一直在动态变化，今天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就业市场”，过不了几天就高度混同。
比如说，二十年前的门卫保安，大部分都是中老年。因为年轻人中高学历的进外企、进大厂，低学历的进富士康，门卫保安这种收入低、劳动强度不大的岗位就成了“养老岗位”。但是现在不同了，很多安保公司招人的年龄红线都直接划到三十以下了。年轻人进不了大厂也打不了螺丝，愿意干保安了，企业乐得挑年轻力壮的。
反之亦然，大叔们被迫抢小朋友饭碗也是有的。比如外卖员本来是公认的青年为主的就业岗位，这两年却涌入了不少中年人，甚至引发了“45岁以上停止派单”的谣言。以至于平台不得不出面辟谣，强调18岁-58岁都可以申请成为外卖员。看看身边的外卖员，不难发现很多皱纹大把的新面孔。
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确存在不同年龄段的细分市场，但是这种细分并非静态隔离。只要供需关系发生变化，老老少少打成一片是很快的。彭教授有什么底气认为把退而不休的老人塞进劳动力市场，就不会去抢年轻人的饭碗呢？他们不去抢饭碗，难道靠喝西北风养老吗？
延迟退休的受益者只有“优质老人”
没有新增就业岗位的存量市场里，彭教授让老的“退而不休”一定会造成就业市场“驱狼吞虎”。直接祸害两拨人，一拨是被迫“退而不休”的老人，另一拨是就业能力不强的就业市场弱势年轻人。
被迫“退而不休”的老人不必说了，从此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他们“新征途”就是对一群年轻人职业之路的“占道”。“退而不休”的老人已经过了职业黄金阶段，再就业多半是下沉。会计干保安，保安干快递，层层下压，最后承压的倒霉蛋就是那些就业能力不强的弱势年轻人。
弱者更弱的劳动力市场，势必造成更为严重的长期失业问题。这本该是任何社会都要竭力避免的。一旦形成这种局面，以中国家庭关系的紧密性，一定会出现那样的场景：18岁的孙子失业在家，啃老68岁的打工爷爷。这是经济悲剧，更是人伦悲剧。
学历较高、就业能力较强的“优质青年”也不可能从延迟退休中受益。因为他们憧憬的高端岗位腾不出来了，职场前途受滞。延迟退休的老同志会在位子上待更久，这些“优质青年”即便能准点进职场，升迁的速度也会大大放缓。
延迟退休的唯一受益者只有体制内的“优质老人”。体制外的“优质老人”都不在其列。马云、马化腾退不退，和哪一年领养老金没啥关系。董事会让他走，他就得走。民企、私企的高管都是如此。而1954年生人的彭教授就不一样了，多干一年、少干一年，文件几行字能差不少利益。
不得不感慨，如果搞定延迟退休，体制内“优质老人”的人生就圆满了。年轻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获得了快速晋升的机会。老来还能获得收获一波“延迟退休红利”，高位待机延长。一头一尾赢两回的双赢，妥妥的人生赢家。但是，其他社会成员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公平吗？这种不公平的机制，也是造成我国社保不到二十年就出现了严重缺口的直接原因之一。
人家搞了100多年后才出现的困境，
我们仅仅20年就要面对了？
必须承认，彭希哲教授的视频讲话，除了“延迟退休不影响年轻人就业”的结论外，还是有不少干货的。
他回顾了公立养老制度的发展历程，指出了这套体系满打满算只存在了140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正确的。
他还指出很多搞“即收即支”型养老金制度的国家，和我国一样也存在资金缺口问题。这也是正确的。
但是，这些正确的事实，却很难导出我们的社保到了非要延迟退休续命的结论。我们的社保基金是2000年才正式设立的，彭教授反复强调的人均寿命大幅延长等长期因素，并不是构成社保资金缺口迅速扩大的直接因素。人家搞了几十年、上百年才出现的困境，我们仅仅20年就要面对了？这显然不正常。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国民养老金制度是1959年《国民年金法》确立的。第一次调整退休年龄是相隔27年后的1986年，把退休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1岁，微调1岁。又过了二十年，2006年日本把法定退休年龄正式设定为65岁，但是要到2013年才实施。
也就是说，日本的国民养老金从确立到入不敷出不得不大幅延迟养老，足足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期间经受了泡沫经济破裂、“失落的二十年”、深度老龄化的三重打击。
日本国民养老金平稳运行期约为30年，缺口放大的加速期约为20年，资金缺口问题的出现远远迟于我们的社保，问题恶化的速度也远远低于我们的社保。
日本国民养老金也是“即收即支型”的养老福利，但是日本国民养老金没有退休待遇悬殊的“多轨制”。法定缴纳的“人头费”差距不大，从2008年开始维持在1.6万日元的月缴费水平。领取标准也很平均，2020年以来基本上维持在每月6.5万日元上下水平。从退休首相到普通国民，都一样。首相村山富市在接受采访时特意讲到“我和邻居们的养老金是一样的”，百岁老头还自己骑车买菜。
当然，这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民养老金体系经历半个多世纪，最终也扛不过深度老龄化、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但是，半个世纪后日本已经成为全球最发达的富裕国家之一，有厚实的经济基础寻找解决养老问题的新办法。公立养老之外的其他社会养老机制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成长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也有退休待遇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退休时机构发放的退职金上。日本官僚在退休时会得到一笔丰厚的退职金，远高于企业退职金。最高级别的官僚退职金高达1亿日元（最高级别的官僚是各省常务次官为代表的顶级公务员，首相等民选官员不在其中，他们任职期长短不一，计算标准也不同，拿不到那么多）。
对公务员的高薪养廉、长期激励，是日本国民普遍认可的，视之为行政管理必要的支出。这一支出列入政府年度预算，在人事费用中单列，而不是由国民养老金负担。
试想，如果这些高额退职金是从国民养老金中支出，日本的国民养老金的健康期会缩短多少年?日本国民又会有怎样的反应？
中国的退休待遇多轨制远比日本官僚公务员的退职金要复杂得多，也庞大得多。除了公务员，还有事业单位人员，乃至国企高管，都是“退休待遇”体系的对象。这些“优质老人”高质量养老到底花了多少钱、由谁埋单的，彭教授提都没提。
正如彭希哲教授指出的，“即收即支”型的公立养老金制度存在天然缺陷，无法适应人口老龄化、经济低增长的发展趋势，这的确是全球共通的问题。但是，彭教授“忘了说”，“即收即支”型的公立养老金制度要高度公平、高度透明，才能撑得久一些。“即收即支”型的公立养老金制度机制性的先天不足，是我国社保缺口的“远虑”。退休待遇相差悬殊，“优质老人”太多、奉养过厚，远远超出社保的承受能力，才是社保缺口的“近忧”。
特定人群合理的退休优遇不是不可以，但是资金出口要清晰，不能打包在社保基金里搞成了一笔糊涂账。只有该出钱的出了钱，才能算得清到底该出多少钱。拿别人的钱买自己的单，花多少都是心安理得不心疼的。
结语：轻言“延迟退休”是不负责任
总之，今天中国社保的资金缺口问题，先要解决“近忧”，而不是拿人口结构等“远虑”遮掩目前的真问题。拿国民缴纳的社保费去给“优质老人”的超国民待遇埋单才是“近忧”，造成了社保运行的健康期大幅缩短，加剧了资金缺口增长。
即便将来我们最终不得不用“延迟退休”的方式给社保续命，社保的公开公平依然是重要的前提，否则很难获得国民的普遍理解，会激化社会矛盾。比如法国这两年因延迟退休问题引发的持续动荡，就有养老金待遇过于复杂、不同社会成员利益失衡的因素影响。国家芭蕾舞团的演员45岁就领全额养老金，铁路工人意难平之类的。以当前的经济形势、社保公平性受普遍质疑的现状，不应轻言“延迟退休”。
目前我国的社保基金资金缺口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但是庞大的政府财政为后盾，应该不至于成为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有合理调整机制的时间和空间。
彭希哲教授们应该认真思考的解决方向，直面问题症结，而不是打着自己赢两次、赢三次的如意算盘，变着法、换着花样把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说出“延迟退休不影响年轻人就业”的蠢话，对得起在职的高收入和退休的高待遇吗？
（免责声明：本文为经济学教授据公开资料做出的客观分析，不构成投资或者购买建议，请勿以此作为投资或者购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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