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截止今天，我已经等了一个女孩整整一年。
她叫康不医，经历和职业都很特别，如果一定用某个关键词概括，只能说“太难了”。
她曾挑战了国内最难的两个学科，先学医，再学法律；
而她所从事的医疗律师行业，也是律师这一行中相当难的一个分支。他们专门处理医疗纠纷，跟医生、医院打官司。
作为一个医学生，康不医在法庭上最常面临的情况，是她把自己的同学、老师对簿公堂。
但她仍说，这还不是最难的。
“我面临的绝大多数当事人，手中唯一的证据，就是亲人的尸体。”
为了说明这有多残酷，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一位50岁的女儿，决定切开77岁母亲的尸体，就为了确认，自己到底是不是杀害母亲的真凶。
在以往的绝大多数律师故事里，案件结束，确认真凶，就是故事结束。
但在医疗律师的故事里，这仅仅是一个女儿慢慢学会如何接受死亡的开始。
为了等到故事真正的结局，我和康不医一起，等待了整整一年时间。
直到半个月前，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结局，并一起记录下这个故事。
2023年的年初，是一个特别冷的冬天。律所众人纷纷病倒，我也不例外，早早告假回家，打算提前进入春节休假模式。
大年二十八的早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尊敬的律师”，女人的声音听起来沧桑又卑微，“我妈妈前些日子住院，医院把她强行出院，导致她死亡，这种情况，可以告医院吗？”
患者对医院的治疗不满，想要向医院索赔，这种医疗纠纷的案子之前我接过几个，都没能做完。
几次失败的接案经历告诉我，患者死亡，家属往往悲愤交加，容易把问题都怪到医院身上，这时候一定不能只听委托人的一面之词。
打电话的女人姓徐，我耐心安抚了徐大姐一阵子，引导她先告诉我，她妈妈去世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徐大姐告诉我，那是妈妈出院第二天，早上她看妈妈的精神很好，就给妈妈把胃管拔了，喂了点稀饭。但等到午饭时候，发现妈妈已经躺在床上“没动静了”。120到现场就告诉她，人已经走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能拔胃管直接喂食呢，这极易导致年迈的患者窒息。
电话里传来女人的声音像是哭哑的，我不忍心再苛责她缺乏医学常识，但还是不得不告诉她，患者出院已经有日子了，无法确定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你一定要告的话，可能必须先通过尸检确定死因。”
徐大姐连声说好。
我挂掉电话后不放心，又发微信重申：“尸检是要把遗体解剖，提取脏器，确认死因，而且这个死因查出来可能还是跟医院无关，你确定要做尸检吗？”
徐大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五六十岁，老一辈人总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肯定很难接受把自己的母亲剖开检查。
没想到，徐大姐回复我：“要！！”
似乎怕我不了解她的决心，她还加上了两个感叹号。
“我想，不管打不打官司都鉴定一下，妈妈到底怎么走的，是不是我呛死的。”
我愣了一下，原来她知道自己的喂食有风险，原来，这不是一起单纯的索赔的官司，而是一个女儿，她想要知道自己的妈妈是不是被自己害死的。
医院医务科春节放假，我嘱咐徐大姐，先冷冻保存遗体，春节后去医院封存病历。
和其他官司不一样，医疗诉讼最重要的证据一般是病历。如果类比刑事案子，病历就像现场和口供，而律师就像警察，要提前调查病历里有没有问题，搜集更多证据。
封存病历的工作，本来家属去就够了，但我担心徐大姐被医院为难，决定陪她一起去。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女人一上车，我的心凉了半截。
她的打扮、衣着，都不像是一个能承担得了医疗纠纷成本的人。
身份证显示她刚五十，但是白头发和硕大的眼袋使得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衰老10岁。黑羽绒服像个大口袋把她包裹起来，露出一张没有太多表情，甚至有些迟钝的脸。
整个人灰扑扑的，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
一场医疗诉讼，光尸检的费用、诉讼费、鉴定费就要四五万，这还只是刚性成本，没算我的律师费。
而徐大姐背的包是某个药店赠送的无纺布袋子，上面印着药店的广告，价值2元人民币。
我也要靠当律师养活自己，这么一看，实在是不得不担心我的委托人的付费能力。
徐大姐还没坐稳，就在连声道歉：“您好您好，律师，对不起还麻烦您。”
我的话噎在了口边，转而默默发动了汽车。
车载系统滴滴地提示副驾驶系安全带，她手足无措，连安全带怎么系都不知道，还是我一只手握方向盘，一边空出一只手帮她把卡扣卡上。
我的手擦过她的身体，她双手抱着她的袋子，小心翼翼地往后靠。我闻到一股类似菌类的腐败气味。
那个袋子里，大概是她母亲留下的所有材料。
车上，我再次问起徐大姐母亲的情况。
徐大姐告诉我，母亲的身体很好，就是有些老年痴呆，“老和我打架”。
她六岁丧父，是母亲一手把她拉扯大。结婚后她曾短暂地搬走，后来离婚，又回到了母亲身边。
可是因为母亲的病，两人最后是这段时光似乎并不和平。
老年痴呆会影响记忆和智力，患者可能会认不出自己的亲人，甚至把他们当陌生人攻击。我见过很多家属，不爱的不愿照顾，爱的受不了冷淡，最后结局都是把亲人送进养老院，眼不见心不烦。
徐大姐没有这样做。即使一直“打架”，她也没有抛下妈妈。
“她住院的这段时间，我俩特别好，我就可高兴了。”
“妈妈就一把骨头，特别特别的轻，我一个人就能抱起她。”
一个50岁的女儿，独自为77岁的妈妈伺候病床，徐大姐说起这一段时，语调是轻软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她不觉得医院嘈杂混乱，只记得妈妈病倒没有力气攻击她时，她们曾那样彼此依赖、温存。
妈妈住院19天后，出院第2天，在家中猝然死亡。
这对母女亲密无间的时间，似乎只有这么21天。
徐大姐从兜子里掏出一沓材料，迫不及待地想要向我证明母亲的死医院有过错。
“我有拍照，出院前两三天，妈妈一不输氧，血氧就掉到83，她们是因为用5毫升流量把妈妈血氧撑到95，说合格了，让妈妈出院的。”
“妈妈出院前一天突然发烧，其实那就是不好了，但医生为了让妈妈第二天出院，用药达到退烧假象，其实炎症和风险没有消除，就这样让妈妈出院了。”
徐大姐滔滔不绝地说着，我的神经却始终紧绷，就像警察听口供一样，捕捉其中的事实证据。
医生用药降烧没有问题，不能恶意揣测人家的动机，至于炎症有没有消除，还得看病历。
徐大姐说着抹起了眼泪：“不怕你笑话，我这几天都没洗漱，一想起妈妈我就哭。”
她回忆起妈妈去世当天的景象：“我都跪地下求医生上个‘砰砰砰’（我猜她想说的是心脏起搏器），打个强心针，他们说没有意义，说我这是浪费医疗资源！”
我眉头一皱。医学上的“死亡”，需要心肺复苏满30分钟，患者仍无生命体征恢复，满足一系列死亡的临床标准，才能宣布死亡。
让徐大姐母亲出院的医院，和患者去世当天120出车的医院不是一家。听徐大姐的说法，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没有进行任何救治，直接宣布死亡。
如果大姐说的属实，这里确实有程序问题。
她边说边比划：“医生走了，我还是拿吸痰器给妈妈吸痰，还吸出一点点来。妈妈好像还睁眼了，我觉得妈妈肯定还有救。”
我问徐大姐，真能确定阿姨当时睁眼了？
她摇摇头，呆呆地看着我。那个家里只有两个人，母亲去世了，就剩她自己了，她甚至无法证明那是不是自己的幻觉。
“后来人都僵了，我自己怎么救啊，我就给她按压心脏，从早上按到下午2点，我自己怎么也救不过来。”
整整6个小时，可能按了上千下。
我能想象，徐大姐不一定知道什么死亡标准、治疗程序，她觉得医院有错，更多是无法接受母亲的死，无法接受医生面对母亲的死过于冷漠。
可我是学医出身，我也知道，对医生来说，冷漠是种自我保护。医生每天见太多生死，如果每次都和家属共情，谁都受不了。
双方互不理解，小矛盾越结越深，有时候就会酿成医闹。
我觉得，医疗诉讼和其他诉讼不一样，它不是冲着谁“赢”谁去的，无论谁赢，生命都不会回头；我最希望的结果，是谁都不曾犯错。

之前几次做医疗纠纷，每每跑医院封存病历，氛围都非常紧张。
想想也知道，患者家属觉得医生害死了人，医生觉得患者家属不识好人心冤枉人，一边是人命，一边是半生的职业生涯，调取病历的现场，不打起来都是好的。
但这一次完全不一样。
急诊的女医生刚把急救病历找给我们，徐大姐拿到手里，先是瞪大眼睛凑近仔细看，接着毫无预兆的，一滴泪狠狠地砸在病历上。
她迅速用手擦拭掉，生怕给人脏了地方似的。
“是俺妈的，是俺妈……”说着，大姐终于伤心地哭出来。
在人来人往的急诊大厅，她像一个孩童找不到母亲似的，肆无忌惮地、毫无尊严地哇哇大哭。
医生默默地没有说话，但再带她去复印病历的时候，说话都轻了很多。
徐大姐含着眼泪，一直在跟她道谢，谢谢她带我们来病案室，谢谢她帮我们打印病案。
医生点头回应，脸微微偏开，似乎不愿面对。
从医院出来时，我们要付停车费，徐大姐特别坚决地拦住我，说她的事情不可能由我出钱，一定要替我付这几块钱的停车费。
我要送她回去，她也不肯，坚持要在公交车站下。
我放她下车时，她絮絮叨叨地跟我说，她妈妈的抚恤金还要过几个月才能下来，她会去找人借钱，凑到尸检的费用就尽快给我。
自己已经这么艰难，真的还要打官司吗？
我不忍再劝，带着病历回家，当晚就开始检查。
如果病历里就能暴露问题，也许就不用尸检了。
和徐大姐说的“俺妈身体可好了”不一样，病历显示，老人有2型糖尿病、脑动脉狭窄、肝功能不全、低蛋白血症等等基础病，因肺炎被收入“全科医学科病区”。
入院时，老人已经意识淡漠5天，医生查体“睁眼状态、问话不答”，但“表情痛苦”。
CT显示，老人入院时是典型的磨玻璃样影像。病毒入侵肺部，引发了海啸一般的炎症反应，造成老人昏迷。但更严重的是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2023年的第一天，老人出现了第一次危急值记录，氧分压降到了42.3mmHg，这说明老人体内严重缺氧，已经属于一型呼吸衰竭。
我清楚地记得，也是在这一天，城市的另一端，我刚刚发完烧开始刀片嗓，一把一把地吃药，嗓子还是疼得要命。
当时我都想过去医院，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千万别去，这时候的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医护人员都是带病上岗，大家实在忙不过来了。
而就在那个混乱的病房里，老人身体里的炎症反应正在不断恶化。
病历显示，5天的时间里，医护用了帕罗韦德，又联合全身应用激素减轻炎症反应。胃管、呼吸机、氧气面罩都用上了，最终还是下了病危通知书。
我不知道徐大姐收到病危通知书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只能在病历里看到，她没有放弃治疗。
奇迹就在病危通知书下达的第二天出现。
第五天过后，老人的各种指标开始陆续好转。最后一次ct是出院前一天，可以看到老人肺部阴影部分范围明显缩小。
一切看起来皆大欢喜，整个治疗过程没有任何错误判断。仅从病历，我也想不到患者会在出院后第二天死亡。
老人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越来越怀疑和大姐的喂食有关。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她能接受吗？
出院时的医患沟通记录单上，徐大姐签上了“同意出院”。我盯着“与患者关系”处看了很久，“母女”，两个字她写得紧紧的，像是两个人依偎在一起。
再一次，我萌生了劝徐大姐放弃尸检的念头。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徐大姐的微信：“我借了好多人，都知道我之前贫困的情况所以不太好借”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复她，沉默了半晌。
她好像生怕我埋怨她，详尽地解释她这几天借钱的经历。
“亲戚说回老家了要等过了正月十五才能回来”
“昨天问社保能不能提前把以前的发给我，但陈经理病了下周一才能回来。”
她还刷刷发来20多张截图，都是她和别人借钱的聊天记录。
有人提醒她：“医患官司能不打就别打，不看好结果，输了白贴钱。”
她回答说：“对的，可能赔钱”
“但我不能让妈妈不明不白就没了，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好好的人回家两天，在我手里就没了，我的责任太大了”
我不知道她说的“责任”是什么，是家里人会议论吗？一时冲动，我说：“现在谁让你担责任，你家孩子吗，你把联系方式给我，我跟他说说。”
我本意是想和年轻人沟通好沟通一些，让家里人劝劝她，没想到大姐告诉我，她儿子还不知道姥姥去世的事情，她家里任何人都不知道——她家里除了她也没人了。
我心里什么地方抽搐了一下。
半个月，本不是太长的时间，但中间嵌着一个阖家团圆的新年。过年孩子来走动一下、哪怕打个电话，也该知道老人已经离世了。
微信的对话框，我打了删删了打，想问问刚刚过去的新年她是怎么过的。
最后对话框还是空空的，发不出一个字去。
沉默半晌，我只能说：“大姐，你准备好了，就跟我说吧。”
第二天下午，徐大姐直接给我转了16000元，备注请法医来做尸检。
我最后一次问她：“你确定要做了吗？”
她回复：“确定！！！”
我再三强调，即使尸检官司的胜率还是渺茫，但她似乎根本不在乎，她真正想要的就是尸检本身，她想知道母亲的死因。
尸检不是随便做的，钱凑够了，摆在面前的还有一个难题。
一般尸检是由患者和医院共同委托，类似于双方争执，一起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人来裁判。但徐大姐对医院极端不信任，担心医院会篡改尸检报告，坚持要排除医院，单方面委托尸检。
哪有法医会接个人的委托，我跟大姐掰扯了几个回合，有天她突然告诉我，卫健委已经答应帮她委托。
我说怎么可能，立马打电话给卫健委核实，没想到，电话对面的男人真的说，可以来聊聊。
“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委托书的格式，你们可以自己准备吗？”
我连声说可以，挂下电话时，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理论上来说，卫健委当然有权利委托法医尸检，但情理上，对方为什么愿意趟这个浑水、冒这个风险呢？大姐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
管不了那么多，我立马就要接上徐大姐去盖章。
车都开到她家楼下了，她却迟迟没有出现，电话只说自己要去买点东西。
我等她等得焦急，对卫健委来说，这就是管闲事，人家随时可以反悔不帮你，你还在不紧不慢的买东西。
我隐隐有点生气时，大姐终于敲了敲车窗，出现在我面前。
她的怀里挎着两篮子草莓，玉雪可爱，冬日下尤其鲜艳，散发着甜香。
原来，她刚刚是去买草莓了，给我的。

大姐今天穿着一身连帽的长款卫衣，艳紫色的，拉链直开到小腿处，很难想象会有人将这种款式、这种颜色的衣服穿出门来。短发因为太久没有修剪，过分长了，显得发型怪异。
更让我注意的是，她今天的呼吸声格外大，大部分时间都张着嘴用力喘息。
我问大姐怎么了，她说她职业病犯了，这两天正在住院。
她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她年轻的时候是某某集团的毒理分析师，干了十几年，工作原因吸入了很多有害粉尘，落下这个毛病。
这个集团的名字，在本地如雷贯耳，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市的半边天。毒理分析师这个级别的岗位，现在的985研究生都不一定能进得了，她怎么会混成现在这样？
我满心困惑，来不及细问，车已经到了卫健委楼下。
也许是打扮略怪异，大姐进门的时候被保安拦住了。还是接过我们电话的武科长亲自打电话让保安放人。
我很担心大姐的形象会给武科长留下不好的印象，可武科长没有一点异样的表情。我们坐在办公室里，一起听大姐自述：
“我就是想查查，是不是我给俺妈呛没的、饿没的，到底死因是什么，我实在责任太大，折磨太大……”
她说着说着，急促地喘了起来，我连忙安抚她坐下，代她介绍了后面的话。
武科长听完情况，又给大姐讲解了一遍所有的风险，看着大姐的眼睛问她，确定吗？
大姐抓着武科长的衣袖，喘不上气来，一直点头。
武科长于是让大姐坐下歇会，带我去给委托书盖章。走出房间一段距离后，武科长轻声问我：“这个大姐怎么……”
他像是不好意思说出那几个字，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
我解释道：“她家里就她和她妈，她妈一走，也是打击太大了。”
武科长点了点头，像是想叹气的表情。
武科长刷脸，我自制的委托书上，终于敲上了卫健委的红章。
拿着委托书回来，我看见徐大姐孤零零地缩在卫健委的公共椅子里，因为呼吸不畅，紧紧地贴着椅背，一片纸似的单薄。
她就这样，闯过了尸检的最后一关。

可能因为拿到了委托书，大姐的心情受了极大的鼓舞，回程的路上，她又跟我讲起了妈妈。
她说过母亲在的时候她们总是打架，但这是她第一次告诉我，她们打架也是因为一起“官司”。
原来，徐大姐33岁时从那家知名企业被病退，落下一身职业病却没有拿到补偿，她一直想跟企业打官司，但妈妈“用命拦着不让我告单位”。
我问为什么？徐大姐说，她母亲觉得“告单位告集体，是要被天打雷劈的”。
徐大姐说，妈妈一直教育她，“单位集体给多少就拿多少，有饭吃饿不着就行了”，“不能给单位集体领导们添麻烦”。
但凡她要去打官司，妈妈就想尽办法阻拦她，打她骂她，甚至用大便抹她的脸，卡着案子的诉讼时限离家出走，还说要“为单位集体拖住我”。
确实有些老人，一生坚持无私奉献，以“损害集体利益”为耻，但是徐大姐说的这也太严重了，根本不像精神正常的人能做出的事，倒像是老年痴呆影响智力的结果。
徐大姐似乎不明白，老年痴呆后期的人，言行已经完全不由己了。在她的心里，已经把妈妈的患病行为解读成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她打官司”。
我惴惴不安地想，这样，她会觉得委屈吗？妈妈不站在她这边，不心疼她的病。
我没有问出口，徐大姐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
“俺妈最后老年痴呆那几年，我想给她送养老院去。有一次我都找好地儿了，跟她商量，她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自己悄悄就哭了。”
“俺妈低着头，眼泪鼻涕一大滩落到胸前，我才知道她哭了。她一哭，我也舍不得了。”
“我昨晚梦见妈妈，我妈那个遗体搬到院子里了，一会儿搬到家里了，搬到家里出水儿了，我急死了在梦里联系着怎么处理，醒来这嗓子也哑了。”
即使那样误会了妈妈，也并不影响她惦记、在乎妈妈。
我不禁想起了医学界的一个永恒问题：如果老年痴呆症会让病人“变了一个人”，那么，原来那个熟悉的人哪去了呢？是像精神分裂患者的另一个人格一样，被藏在大脑的某个角落吗？
如果徐大姐的妈妈“还在”，看到徐大姐那样误会自己却又爱自己，会怎么想呢？
我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徐大姐的母亲去世时，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所有这些谜团，现在唯一能解开的，只有老人的死因，而唯一的线索，是殡仪馆中那具冰冷的遗体。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可是在这一刻我想，如果阿姨在天有灵，希望她不要让徐大姐看到坏的结果，不要让她再误会、遗憾。
2月中旬，终于到了尸检的日子。
按照法医的安排，我们需要先到卫健委办理相关手续，再到殡仪馆进行尸检。
按规定，家属有权利观看监督尸检的过程。徐大姐决定亲自走进解剖室的时候，我们都没再劝。
进门前，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就想知道是不是我把妈妈呛死的。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
当天因为尸体解冻情况不佳，尸检没有顺利进行。第二天我开庭，徐大姐独自去看的尸检。
回来时她什么也没有跟我说，只是嘱咐我记得把解剖费用转给法医，“还请张法医费心查到全部原因，缝合时细密结实些”。
等待尸检结果的日子里，我尤其的不安。
打官司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输，但这尸检如果老人真是窒息死的，徐大姐能接受吗？越接触她，我越心里没底。
我跟法医嘱咐，出结果先跟我说一声，我实在是怕结果对于当事人是一个打击。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尸检报告。
我急忙翻阅到结论页，上面赫然写着：被鉴定人符合因呼吸系统感染致呼吸衰竭为主的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对其全身体表及各重要器官进行检验，未见明显的机械性窒息征象，舌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未见骨折，喉头无水肿，气管、食管腔内未见异常；故可排除因机械性窒息而死亡。”
我赶忙给大姐打电话。
怕刺激到她，我先问她身体怎么样。她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还行。”
我让她缓着些，然后放慢语速说：“大姐，是这样，鉴定结果出来了，多脏器衰竭，和你没关系。”
“多器官衰竭？”
“就是老人身体器官负荷不了了，不是你呛死的，也不是你护理的问题，和你没关系。”
我看不见在电话另一头的大姐的表情，只知道电话里寂静了很久，最后传来一个字、一个字，像哭号一样的声音：
“我心疼啊——”
长久的自责卸下后，亲眼看着妈妈被解剖的痛苦席卷而来，这四个字，装满了我的耳朵，拉坠了我的心。
真相大白，老人是器官衰竭死亡，要不要告下去，又成了一个问题。
与徐大姐母亲的案子相关的有两家医院，一家是前期治疗的医院，一家是当天出救护车的医院。
出救护车的医院，实际问题出在“没有抢救意义”、“浪费医疗资源”那些话，伤害了徐大姐的感情，也不符合医学伦理。
再是，哪怕人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也应该进行抢救，处于临床死亡期的病员是可能复苏的，抢救30分钟后呼吸、心跳、血压仍不能恢复，才能宣告死亡。医院没有实际抢救的行为，情理上法理上都说不过去。
我问大姐对他们有什么诉求，大姐说，只想要他们一个道歉。
这个道歉和尸检结果无关，但是也并不好要。
我见过有的医院，推诿逃避，宁可掏出几万块赔偿，都不肯道歉，本质上是觉得道歉就是认错，认了错后患无穷，还不如赔钱“安抚”。
我已经做好准备，如果实在不行，就抓住他们没有抢救这个小辫子，一定给大姐把这句道歉要到。
可就在我和卫健委的武科长说起这件事时，对方却主动提出，愿意帮我们和医院从中说和。很快，他告诉我医院愿意道歉。
得知这个结果，徐大姐告诉我，不用真的让这家医院跟她见面了。对方有这个态度，她已经原谅了。
说实话，听到她答复时，我长舒了一口气。
认识徐大姐以来，她一直那样固执，要尸检、要跨过医院，没有一件事我能说服她，也没有一件事她能放过自己。
直到这一次，在武科长和医院的善意面前，她似乎愿意放下一点点、原谅一点点了。
可是对于前期治疗并让老人出院的另一家医院，“放下”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看到尸检结果后，徐大姐认为，让母亲出院的这家医院存在失职。
老人死于器官衰竭，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综合的死因，可能只是天人五衰，到时间了；也可能是之前病毒感染导致的炎症没有好全，如果再多住会院好好调理就不会这样结果。
而徐大姐坚信是后一种情况。
“她们匆匆赶我妈妈出院的，那高个护士，只要是她班就说早出院，自己家去养着，剩下的炎症就吸收了；那胖年轻女医生更是，主任说后天出院，她就让人通知我们第二天就出院。”
“这两人都年轻，还在三甲医院，未来如果对待老年、没有关系的病人继续这样，从医一生会坑害多少人？”
徐大姐认为医院把母亲出院就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任何一家医院也不可能因为未知的风险，让人永远住院。医院有“出院标准”，只要患者达到出院标准，我们就认为医院已经尽力，不用对出院后的结果负责。
而这起案子复杂就在于，出院标准写的是“炎症减轻可以出院”，但减轻到什么程度、老人的状况是否符合，就属于争议点了。
就像离婚案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时候就只能上法庭了。
医疗纠纷比较特殊，法院也不懂医，判定医院是否尽责，要找的是医疗鉴定机构。
鉴定机构需要和医院共同委托，我于是联系了医院。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很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而我们解剖时，尸体已经保存了一个月了。
其次，尸检还是我们单方面委托的。在法律上，单方鉴定不被法院认可的不在少数。
对方是全国能排上号的三甲医院，拥有着独立的法律事务部，团队化处理医疗纠纷，诉讼经验相当丰富，不可能看不出这些问题。他们完全可能直接拒绝鉴定。
没想到，对方没有提出异议，还表示鉴定机构可以由我们选择。
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武科长一样，他们于心不忍，愿意陪大姐走到最后一步，看到真相。
我们和医院分别将病历和陈述意见寄到鉴定机构，接下来就是听证会。
听证会的意义类似开庭，患者和院方一个原告，一个被告。患者及律师需要提出自己认为的疑点，院方给出反驳意见；专家结合双方意见，确认争议的焦点，再对问题做出判断，类似法官。
听证会得出一个大概结论后，鉴定机构会出具一份具有法律意义的鉴定书，确定医院诊疗过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对结果负多大责任。
接着，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份鉴定书去法院立案、开庭。法官会以鉴定书为准，根据法律斟酌赔偿的数额。
医患双方参与听证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法院参考鉴定结果审理、判决，这就是医疗诉讼的整个流程。
我把听证会的通知发给大姐看，她发来了六七个视频。
每个视频只有五六秒，画面凌乱，拍的似乎是仪器，又不知道是什么仪器。她说，这是妈妈要出院时她保留的“证据”。
她有些结巴地嘱咐我：“你也挺忙的，天儿热了，自己多注意喝点儿温水，别热着啊，有时候天忽然变冷了，自己也别感冒了。反正是吃什么的吃好你辛苦了，我这也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儿，我就先把那些图片什么找出来。”
这些视频什么都证明不了。我没有忍心告诉她。
听证会定在上午。此时离老人去世，已经4个月零10天。
医院来了三个人，医院的法务、主治老人科室的主任及主治大夫均到场。
房间不大，一张长桌，两位专家坐一边，医方患方坐另一边。
发言的主治大夫扎着马尾，不施粉黛，看起来就像刚从学校毕业，但语气坚定，声线稳定。她介绍了患者的诊疗过程：
患者因“意识淡漠5天”收入我院全科医学科……入院后给予拜复乐联合比阿培南抗感染治疗……
我很清楚，治疗过程医院确实没有过错，立刻提出了出院标准的问题，要求专家分析出院前一天拍摄的CT，证明老人的炎症达到出院标准。
没想到，他们讨论了一会，没有拿出CT，反而是拿出了一份文件。
“根据诊治指南第十版，住院患者出院标准如下：病情明显好转，生命体征平稳，体温正常超过24小时，肺部影像学显示急性渗出性病变明显改善，可以转为口服药物治疗，没有需要进一步处理的并发症等情况时，可考虑出院。”
“该患者完全满足上述出院条件。”
听到最新版指南规定，我的心一下凉了。我竟然不知道，就在那个特殊的冬天，大家都阳了，出院标准也有了调整。
我低头迅速查了一下，最新版指南发布于2023年1月5日，老人出院于指南发布后的第8天，死亡于指南发布后的第10天。时间上完全适用于新的指南。
新的指南标准对炎症减轻的程度并没有要求，唯一存在争议的CT也不用看了。
我嘴里还在说着，请专家鉴定其他诊疗过程有没有过错，其实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如果出院标准没有问题，其他诊疗过程更不可能有问题。
听证会最后结论，医院诊疗符合规范。
到这里我们已经不用再走鉴定、诉讼了，因为不可能胜诉的。
我最后争取到的是，医院的法务承诺，即使没有鉴定报告证明医院过错，他们也愿意给徐大姐1万元的人道主义赔偿。
听证会后，我偶然发现自己和医院医生竟然是同一趟高铁，他们主动提出捎我去车站。一路上，我们竟然聊了起来。
我们聊的还是那个冬天。对徐大姐来说，那是19天，对主治医生来说，她是整整两个月没有休息一天。
那一年的冬天，作为医生，她自己是最早病倒的。本该回家休息，但那几天里，门诊涌入了十倍于往常的病人。她不得不带病上班，接下了这位老人。
老人发烧的时候，他们医护也在轮着发烧。
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还有更多病人要进来，要住院。照顾这个，就要舍掉那个。
徐大姐的妈妈在医院住了19天，已经是最久的了，他们真的担心她，想让她好全了再出院；但也真的担心医院门外，还没能入院的那些病人。
老人出院前发布的指南，这并不是巧合，而是那时全国医疗系统都在超负荷运转，国家不得不调整指南，保证医生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做下去。
在当时的背景下，医院也好，医生也好，真的尽了全力，我们无法再苛责。
主治医生有些委屈地说：“接到医疗纠纷通知的时候，我都根本不敢相信，是她要告我们，当时给她交代医嘱，她嘴里一直跟我说谢谢、谢谢的……”
我轻声说，也许，她不是真的怪你们，是不知道怪谁好，母亲对她太重要，乃至她一直没法接受母亲已经走了。
“可能，怪罪医院能让她好受点。”
医生沉默了半晌，点了点头。

我联系了徐大姐，告诉她这就相当于判决结果了。医院有难处，但真的没有错处，于情于理，我们都不能再让医院背黑锅。
我们聊了一个半钟头，徐大姐从开头试图跟我争辩，到最后完全是自顾自地控诉着医院，甚至声嘶力竭地、动物一样地哭了起来。
“我不要医院的钱，既然医院没有错，那我就不要他的钱！”
她想要知道她妈妈本可以不死，她想要把失去的悲伤转化成恨。
我知道，如果可能，她更想要妈妈活着。
我静静地听徐大姐哭完。那天结束后，我退给了她1万元的鉴定费，告诉她，我不会再跟进这个案子了。她让我留下些当代理费，我没有要。
我希望她放下。
也许是出于一种补偿心态，我还要来了她说的和单位的那个工伤赔偿的诉状，同样仔仔细细看了几遍。但她带病被开除是近20年前的事情了，诉讼时效已经给这个案子判了死刑，我也无计可施。
半年后，徐大姐给我发来消息，她把母亲火化了。
她还是没有放弃和医院的医疗纠纷，也没有放弃和单位的官司。两起案子，对方都曾提出赔偿或抚慰金，但她不要，就要一个判决结果。
我觉得，她似乎也不在乎能不能赢，只是把这两起官司，当成了新的人生支点。只要官司没打完，她就可以继续战斗下去。
在我写下这篇文的时候，我发现，老人的尸检报告扫描版一直躺在我的桌面上。
我劝她放下，可是我的心里也一直在挂念。
这是我完整跟过的第一起医疗纠纷案，在后来的时间里，我接的医疗纠纷越来越多，渐渐发现，原来去医院封存病历可以这么难，原来卫健委可以不委托尸检，原来法医可以不接委托……
这时候，我才越来越意识到，这个案子有多么珍贵。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职责外的能力，管自己可以不管的闲事，只因为看到了徐大姐的痛，只为了告诉徐大姐一个答案，为了陪她看到答案后，放下。
时隔半年，我重新联系上徐大姐，发现她把微信名字改成了“莫愁”。
她说她在搬家。房东不让她住了，给她留的时间很短，她在收拾妈妈的东西。
那几天正在下暴雪，她给我发来一个40秒的视频，是她坐在公交前排拍摄的，视频里她没有说话，背景音只有公交上的播报：“请各位乘客坐稳扶好，下一站是……”
近20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她将要在这场雪中，最后一次回到和妈妈留下回忆的出租屋。
大雪纷纷扬扬，前方的马路一辆车都没有，公交也开得很慢，雨刮在极力摆动，前面的路被积雪铺满，远远望过去，洁白一片，好像掩盖了一切。
这个故事，康不医写了整整一年。
上一次差点要写完的时候，她收到徐大姐的消息，得知对方还没有放弃起诉医院，一下觉得写不下去了。
花了半年时间，她才意识到，那是沮丧。因为她和许多人在这个案子里花了那么多的努力，不是为了胜诉，只是为了让徐大姐放下。
徐大姐还在上诉，似乎说明他们的努力毫无意义。
但是，当重新点开大姐的语音，听到大姐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地关心着她时，康不医才发现，不是这样的。
他们尽了所有努力，可是对徐大姐来说，她的妈妈就是回不来了。她仍然需要独自面对母亲去世后，生命的空白。
就像医学一样，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而剩下的，只能交给时间。
这结果并不能否认，她们曾在那个冬天，给了彼此最大的善意。那一点点温暖，在这大雪中，如此珍贵。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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