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美政经论坛（第14期）于线上举行。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经交往对两国及世界均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加强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人大国发院设立了中美政经论坛，旨在搭建跨学科的学术与智库平台，定期组织团队深入挖掘关键问题和核心问题并发布中美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邀请学界同仁进行讨论碰撞，助力学界对美国及中美政经关系的学术研究与讨论。百度、北京日报、中国网、陆想汇、学说科技等多家主流媒体平台联合线上直播。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刘青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轶出席本次论坛并致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助理教授刘洋执笔报告。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蔡从燕、凌斌、王江雨、支振锋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轶在致辞中表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下，中美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不但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事关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当今世界迫切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元首会晤形成了对未来一段时间稳定与发展中美关系极具指导意义的“旧金山愿景”，这些都为2024年稳定中美关系提供了有利的起点和良好的氛围。中美关系涉及各个方面，法律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人们对法律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有着越来越深的认识。这不仅要研究法律领域中的中美攻防；更要把美国对华战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来评估哪些法律相关问题具有战略层面的重要性。从研究“法律战”走向研究“战略中的法律”。因此，本次论坛举办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论坛第二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助理教授刘洋发布题为《美国对华战略与法律》的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展开：
一、对华战略的选项
二、对华战略的表现
三、战略与法律：国家能力与体系能力
四、关于应对的思考：以经济安全竞争为重心
一
对华战略的选项
拜登政府在2022年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文件中对我国的战略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投资于美国国内实力的基础；二是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网络合作；三是与中国竞争。此外，美国在报告中总结了对华总体战略是要在竞争中战胜中国，承继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基调，即强调竞争。其实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已经预测过中国的经济实力会在本世纪中叶超过美国，并在制定对华战略时是基于经济权力可能会在中美之间发生转移的前提来考虑的，继续保持合作。但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基本战略是不接受中美经济实力地位的变化，延阻中国在2035年左右在经济上超过美国。问题是，如果中国经济实力将要在二十年内超过美国，美国为什么将竞争作为对华战略的核心？美国改变对华战略的表述,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美国还有其他的未公开表述的战略意图，创造决定性介入因素导致中国出现重大变化；二是加速灰犀牛步伐、催生黑天鹅事件，等待介入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根本变化；三是美国没有办法改变这一趋势，但在战略表述上不得不采取强硬态度。解释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变，有助于分析美国的意图，从而判断其真正战略。
二
对华战略的表现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投资方面，美国大力投资本国市场，提升自身能力；包括和盟友、伙伴进行结盟；强调结合投资和联盟，来实现美国在技术、经济、政治、军事、全球治理领域的能力提升。
在结盟方面，美国一方面试图通过条约、协议等形式组织围绕中国周边，在其所谓的“印太地区”的多个领域形成伙伴安排，既有经济领域，比如印度经济合作框架，也有安全领域的合作。除此之外，推进结盟的另一个手段是通过制裁等手段来强化其盟伴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差别，尝试塑造中国与规则的紧张关系。一是人权类制裁；二是海洋方面的法律争议。从而使把欧洲国家等国家和地区拉拢到美国这边来，防止欧洲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进入美国同盟竞争的步调，孤立中国。    
在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介绍，主要是体系性的多边规则的竞争。在世界各地，书写道路规则和塑造全球事务关系的竞争正在各个地区展开，涉及经济、技术、外交、发展、安全和全球治理。美国明确提出了在多边和国际法层面的对华竞争。美国要维护现有的体制和现有体系规则，意图阻止中国对国际体系进行合理改革，阻止国际关系向更公平、更民主化的方向发展。美国在竞争领域的政策繁多，除了在规则上要对中国进行拦阻竞争；另一方面是要限制要素流动，限制中国从美国和其他的地区获得关键的竞争力要素，比如资金、物资、人才和技术。美国近年来对华法律动作在这个领域集中而密集，例如国会近年来颁布了《科学与竞争法》《芯片与科技法》《通胀削减法》《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美国商务部、财政部针对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手段，司法部针对科技人才的“中国行动计划”以及其他针对人才交流的限制等。
三
战略与法律：
国家能力与体系能力
在战略层面，首要的思考问题是法律在国家竞争能力和国际体系的方面可以起到什么作用。目前法学领域研究较多的是外交法律工具，以法律为工具，丰富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例如，美国对我国进行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我国就需要探索并完善相关反制裁法律体系，从而保障各领域的国家安全。虽然这个领域的成果在近年来迅速涌现，但我们应当重视对国家竞争能力和国际体系这样根本问题的研究。
因此，战略与法律的关系不限于法律是实现国家政策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从长期竞争的角度来看，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对国际规则的角逐。以及国家体制的变迁：通过法律进行国家建设，使国家在竞争的外部环境下转化强化相应的国家能力。
四
关于应对的思考：
以经济安全竞争为重心
因此，建议我国总体的应对策略是以经济安全竞争为重心。应对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改变美国的竞争策略；第二，长期竞争的重心是国家能力，加强高水平开放；第三，加强外部环境的开拓。
目前，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议之后，双方对中美战略竞争已经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预期，中国和美国会进入长期的竞争关系。在长期竞争就需要长期积累能力和优势。其次，在面对美国在破坏规则的情况下中国应当从以下方面考虑。第一，在安全层面控制冲突，使美国维持对华战略中经济领域竞争的中心性；第二，加强美国“友岸”的多元化；第三，在中美合作领域有建设性地通过双边安排建立信任和稳定性。最后，在对美战略中要对根本性问题保持警醒，在长期来看，不能排除美国从对华走向脱钩，从接触性竞争走向遏制性竞争。
论坛第三单元，各位专家就如何看待美国对华战略与法律，以及美国对华战略与法律对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影响和中国该如何应对发表自己的见解。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蔡从燕首先高度赞扬了报告对于国际法学者思维的补充和启发作用。随后，蔡从燕教授从四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观点。第一，中国面临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美西方问题，从国际法理论角度来看，需要关注西方共同体结合的动力，并且应当同欧洲国家在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对话。第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拓展到对美或更广泛的国际层面上，这与现在的法律特别是国际法相关的涉外法治体系相关。第三，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主题将会聚焦于国家安全，因此中国应在国家安全法应用、加强其程序性和透明度层面投入更多关注。第四，中国在运用法律手段与美国进行博弈时应加强指向性，否则这些法律反而会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凌斌对全球体系下的中美竞争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一，中美竞争是体系间的竞争。与美苏二元对立的竞争关系不同，中美关系是互嵌式的，彼此依赖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体系间竞争。第二，中美竞争的方式是合作竞争。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领导者，为维护其总体利益和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运转，美国需要与中国建立合作竞争式、互嵌式的关系；另一方面，合作竞争关系促使美国加强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成员的控制，出于中美竞争的复杂性，美国必须采取长期主义的竞争战略，以期与中国进行持久的内力比拼与国家能力建设。同时，美国必须基于其国家优势在竞争过程中选择竞争方向，这是目前美国的优势所在。第三，中国需从国际视角出发应对中美竞争所带来的挑战。在体系间竞争的大前提下，中国首先需要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国际体系。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中心主任王江雨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第一，中美之间的底色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国应当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现状，这才能对美国及其他国家有较为客观的认知。第二，在分析美国政策时，我们需要着重分析细节，而不是分析美国自己推出的政策文件中所宣称的政策框架。第三，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多边主义的践行者，倡导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想要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秩序，是需要有可持续、可预见的章法，否则很难去找到跟从者。第四，在中国的叙事方面，一定程度上和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但更大程度还是和国家自身有关。例如，良好的治理体系以及强大的硬实力可以提升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可接受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从大历史视野谈起，肯定了中美关系研究的重要性。随后，支振锋研究员介绍了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大变局，第一次大变局是农业革命，人类社会从游牧社会转变为农业社会；第二次为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大变局；现在是第三次大变局，人类步入数字时代。数字时代最大的问题是集成性，综合性的强度与程度均大幅度增加。其次，他还提出了法律人要在结构性和操作系统量级的变革里找到法律变革与法律理论变革的空间。最后，他谈到了大国立法的全球效应。这需要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真正落地，将国家能力与人类理想相结合，在结合过程中找到法律和法律理论变化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创新的空间。
文稿来源：人大国发院
微信编辑：张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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