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流量不答应,大清必须赢

©文/言九林编辑:瑞秋的春天

☄  按:原来,李鸿章去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不是因为大清战败,而是因为欧美各国实在受不了经济萎缩的压力,只好集体恳求大清与日本和好。
甲午中日战争让慈禧太后心心念念的六十大寿庆典化为泡影,也正式宣告晚清三十年自强改革彻底破产。北洋海军苦战之后全军覆没,日本陆军人均仅消耗了8颗步枪子弹便击溃了清廷陆军。[1]遗憾的是,战败带来的震荡局限于体制内人士和关心时务的知识分子。清帝国的底层民众大多对这场战争无感,许多人甚至以为大清才是战争的胜利者。

一、清军在版画新闻里所向无敌
浙江余姚人蒋梦麟(1886~196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以为中日甲午之战,是以大清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因为他看到的画片,就是这么画的。
蒋梦麟回忆:
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2]
这段回忆是可信的。因为类似的版画,迄今仍留存于世,可以见到。2014年5月份,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与大英图书馆合作,在其网站上了举办题为《绘画中的日清战争锦绘·年画和公文书》的网络特别展。展示了甲午战争期间制作于中日两国的235件版画,其中179件为日本画家作品,绝大部分为锦绘;其余56件出自清末中国画师之手(56件中有雷同者)。[3]
这56件藏于大英图书馆的中国版画中,有一幅《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极可能便是蒋梦麟提到的那张让他印象深刻的画片。这幅《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右下角注明出品者是“仁川必胜斋石印”,左上角注明作画者是“嵩山道人”,作画时间是“光绪甲午季秋”,画面内容是战败被俘的日军士兵,由清军以绳索捆绑、囚笼关押,送去砍头处决。与蒋梦麟当年所见画片——“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核心元素基本一致。[4]
展出的中国版画里,未发现与蒋梦麟记忆中的“夜壶炸弹击沉日军战舰”相关者。不过,这些版画,与蒋梦麟所见画片的主旨相同,全部是在宣传清军大胜、日军大败比如有一张题为《朝鲜水战得胜捷图》的版画,表现的是清军水师大败日本海军。版画署名“梅州隐士制”。左上角题记注明:“倭逆无故称兵犯顺,占据韩京,肆行狂悖,欺害华商。凡我朝野诸君,无不同深义愤……”(“义愤”后似仍有文字,但已受损不可复见)。[5]
还有一张《海军大胜图》,极力表现“日本海军遭到大清水师痛击”。版画署名“望平东馆主人识”。上中部题记写道:
倭逆无端开衅,不遵公法,击伤运船。朝廷震怒,立饬海军大队铁甲前往助剿,开仗于惊涛骇浪之中,烟雾腾空,杀声震雷。轰沉倭逆铁甲三艘,兵轮数艘,溺毙倭逆无数。飞电传来,共相欣喜。兹将倭逆败北情形,绘图贴说,俾天下怀忠义之气者争先快覩,略纡公愤。他日水陆并进,不难一鼓荡平,倭逆之亡指日可待。[6]
陆战方面的情形也差不多。有一幅《高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全图》,将日军在陆战中的“惨状”刻画得淋漓尽致。画中,狂牛角上绑有利刃,背上负有灯笼,直冲日军而去,日军士兵或瘫软在地,或仓皇返身逃跑,清军将领左宝贵端坐骏马之上,一派指挥若定状。[7]另一张版画《宋刘二帅克服九连城》里,清军占据着战场上的绝对优势,左上角题记注明:“天津来电云:倭逆攻九连城,宋刘二帅假退五十里,用引虎入牢之计埋伏地雷火炮。十月初四轰死倭兵二万。”[8]
关于台湾战场的描绘尤其夸张。版画里,不但日军在台湾被刘永福等人率领的清军打得屁滚尿流,且连后来的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1837~1922),也遭清军捕获,受审后被浇上火油活活烧死了。表现桦山资纪被捕受审的版画,题为《刘大将军擒获倭督桦山审问》。画作署名“上海吴文艺斋”,并有题记说明:
厦门各商号来信云及,倭总督桦山氏彼(原文如此)刘军擒获。倭奴见主将彼获,随即恳请西国大员向刘帅恳,情愿出五百美金赎回。刘帅不允,定要和约见还,方可赎回耳,倘和约不还,将倭逆审明首级示众。[9]
表现桦山被浇火油活活烧死者,则是一幅署名“小芳陆士勋”的未命名版画。画中题记写到:
桦山氏者,倭将之巨擘也。少时游学泰西,精于测算制器等学,又深究西国军律营制,故回国后倭主即授以水师提督之任。自去年称兵犯顺以来,凡军旅之事皆桦山一人主之。其趾高气扬藐视台湾,大有一口吸尽西江水之意。不料自遇我刘大将军,而后大小数十战,无不悉坠术中,不及两月,伤亡以五万计,遂慷慨登岸,不胜愤然。一日,仅带倭军数十人,意欲探视道路,为进兵计。正巡行山径间,突有生番自丛莽中啸聚而起,以毒箭踣之,生擒而献诸刘营。将军命以棉絮渍火油,周裹其身,燃火烧之。凡忠义之士无不拍手称快。所谓桦山氏以疫死者,则倭奸之代讳之也。[10]
总之,在这些版画里,无论陆战、水战,日军都不是清军的对手;每次战役,都被英勇的清军打得落花流水。
二、朝廷对真实信息实施管制
值得注意的是,展出的这56幅中国版画[11],全部出自民间商家
比如,绘制《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的“嵩山道人”、绘制《朝鲜水战得胜捷图》的“梅州隐士”,虽生平信息不详,但都是长年给上海小校场的年画店铺供稿的民间作者。今人之所以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因为较之文人画,年画被认为上不了台面,故当时作年画的文人多不署真名。[12]
另据唐权对这些版画的梳理与研究,“就风格而言,这50余件版画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属于有传统色彩的年画,从作品的题记可知,其制作者或是批发者有‘吴文艺斋’‘筠香斋’‘文仪斋’‘沈文雅’等,皆是上海旧校场年画的知名店铺。另一类则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画面构成,都酷似《点石斋画报》中的时事画。不难想象,这两类作品都是与清末上海的文化市场密切相关。”[13]简言之,这些描述清军“战胜”日军的版画,全部来自上海的民间文化机构
这些上海的民间文化机构,究竟是受了不实传言的误导,还是有心刻意造假?
从版画题记里的“天津来电云”、“厦门各商号来信云及”等文字判断,这些文化机构是有消息源的。但是,这些消息源并不完全可靠。战争期间,清军拒绝外国记者随军采访,也拒绝外国武官随军观战(日军为塑造“文明之师”的形象反其道而行之),报刊往往只能依赖自己聘请的“访事人”(大略相当于记者或线人,不属于报馆的正式员工)和朝廷邸报里的信息,来报道前线战事。
这些“访事人”缺乏专业训练,送回的信息常充斥着“我愿意相信事实是这样,所以事实是这样”的道听途说。朝廷邸报也常因前线将领的不实战报而失真。为了掩饰劣迹和邀功请赏,甲午战争初期的前线战报,大多存在着杜撰战斗情节、夸大乃至捏造歼敌数据等情况。如清廷上谕中对“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褒奖是“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14]。该上谕的依据,是方伯谦报告中的“倭船又来追赶……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15]。但当日的实情却是济远舰“挂白旗及日本海军旗逃跑”[16]。清廷上谕对陆军将领叶志超在牙山战役中的褒奖,则是“连获胜仗,毙倭贼二千余人,该提督偏师深入,以少击众,克挫凶锋,深堪嘉悦”,“加恩著赏给该军将士银二万两”[17]。《申报》与《点石斋画报》等遂依据这些信息,刊登(绘制)了诸多关于牙山大捷的报道[18]。当时的实情却是清军在牙山惨败。
清廷实施的信息管制政策,也是民间报道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的重点管控对象是电报局。战争期间,电报局不被允许向外界传递任何与战争相关的信息,任何人都不能在电报里写入前线战事的实情,尤其重点禁止民间以暗码传递消息[19]。这种信息管制,既是为了防范军事情报被日军间谍侦知传递(后来李鸿章赴马关谈判,清廷中枢与驻日使馆的往来电报便被日军破译,形同明文),也是不希望民间知晓前线清军的败绩而发生恐慌与愤怒的情绪,进而引起社会不稳。这种管制让《申报》难以及时从可靠信源获取信息,在战争初期过度依赖道听途说,与《点石斋画报》等媒体一样误以为清军所向披靡,正在朝鲜痛击日军,报道严重失真。[20]
信誉受损的《申报》,后来不得不公开刊登启事,向用户解释为何会出现假新闻,以及之后将怎样解决,其中便提到了清廷的信息管制。启事全文如下:
倭奴犯顺以来,夺我藩封、侵我口岸,狼奔豕突,顽梗难驯。本报以事关军国重情,人皆先睹为快,用是不惜巨费,遍嘱诸埠访事友,一有战务,立即传电告知,俾从速列入报章,布告薄海内外。乃日前接烟台电报局来信,谓近奉督办之谕,凡事之涉于争战者,一概不得为人传达,以免泄漏军情。阅日又有天津访事友书来,称某日有极要事机,携费至局中传电,局中人既已收取,翌日仍复退回,谓无论中西各人,除商报外,苟有涉中日事宜者,决不代递。本馆揆时度势,断不能再发电音,而下笔之时又自觉忝颜,不敢动辄捏称接得某处某处中西各访事人来电,致以无稽谰语摇惑人心。祗得于日本、高丽、烟台、天津及南北洋各埠,逐一添派妥实友人,悉心侦访,闻有军务,即刻飞函,庶几信不愆期,事皆核实,用副诸君子赐阅之盛情乎。[21]
“访事友”是《申报》在各地重要城市口岸聘请的“准记者”。这些“准记者”与上海报馆之间,高度依赖电报联系。中日战争爆发后,清军在海、陆两处战场节节败退,清廷随即针对电报局启动了信息管制,“凡事之涉于争战者,一概不得为人传达”,中日之间只有商务信息可以用电报发送,“苟有涉中日事宜者,决不代递”。《申报》无可奈何,只能加派记者四处探访,改用传统信函来传递信息。
讽刺的是,清廷对电报局的信息管控,只能阻碍本国百姓获知前线的真实战况,并不能真正起到对日信息保密的效果。据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披露,两国正式宣战前,日本方面就已经破译了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赴朝将领袁世凯、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间的往来密电。后来的马关议和期间,更是靠着破译清廷往来电报完全掌握住了谈判的主动权,在谈判桌上取得了最大利益。[22]
据陆奥宗光的秘书官中田敬义披露,破译清廷电报者是时任日本电信课长的佐藤爱麿。1886年北洋海军前往日本长崎港维修,清兵与日本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冲突中,清廷使用的一份密电本意外遗失,被日军获得。1894年6月22日,对清廷开战前夕,陆奥宗光给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送去了一份信函。这封信函原本是以英文起草,后由日本外务省的工作人员译成日文,再由中田敬义负责译成中文。汪凤藻拿着这份日本人送来的中文文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随即将其发给了总理衙门。佐藤爱麿手里有中文原件,然后又能截获电报信号,二者互相比对,再以之前意外获得的清廷密码本为辅助资料,很快就破解了清廷密电码的编排规律。[23]
甲午之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小心翼翼地将破译清廷电报一事隐藏了起来。陆奥宗光1895年底写成的《蹇蹇录》也延迟了三十年才公开。清廷直到灭亡都不知道自己在1895年已被日本政府看了个精光。
这场电报泄密事件看似技术事故,实则可视为清廷拒绝开放、拒绝拥抱变化造成的恶果。早在1869年,传教士丁韪良便试图将电报技术输入清帝国,在总理衙门供职的某翰林却不屑一顾,认为“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24]。直到清廷先后经历了1874年日军侵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和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事件,每一次都因为没有电报,导致前方与中枢之间信息传递太慢,而坐失良机损失巨大,才半推半就同意李鸿章建设电报线。可即便如此,也还是拖到1883年才勉强允许电报线进入通州,信息到了通州之后,须由人骑马传入城内。直到1898年,清廷才允许电报线直接接入总理衙门。那时已是甲午战争结束的三年之后。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清廷内部不可能产生佐藤爱麿这样的电报人才。于是,也就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提醒汪凤藻与李鸿章,要他们在使用日本人提供的有线电报时,千万不能将日本人提供的中文文件直接发给总理衙门。
在对国内民众封锁消息这方面,清廷有着极为敏锐的主动意识和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但在对外敌实施信息保密方面,甲午年的清廷还完全是个门外汉。
三、报纸为取媚民众搞畸形报道
除了信息管制之外,舆论环境也在“迫使”《申报》与《点石斋画报》不断扭曲自己的报道。早在1880年代的中法战争期间,《申报》就已见识过清帝国知识界对不符合心理预期的新闻报道,将会采取怎样的措施。该报主笔黄式权回忆道:
自越南用兵,与法开战,他报皆讳败为胜,以掩一时之耳目。美查则雇一俄人随法营探报,备录无遗,而无识者反谓偏袒法人,几以《申报》为集矢之鹄矣。是时与之相角者有《沪报》,《沪报》专用笼络阅者之法,《申报》独守正不阿,自石浦沉船,基隆失地,华军之儒弱不任事,几于道路皆知。[25]
读者不认同《申报》对中法战争的报道,是因为《申报》说前线清军不敌法军,与他们的心理预期不符。那时节,《申报》的读者主要是识文断字、关心时务的官绅与商贾。他们对清廷自1861年启动的洋务自强改革,集体怀抱着一种强烈的自信,本能地不愿意相信经过了20余年的自强改革,清军在法军面前仍是不堪一击[26]。于是乎,说真话的《申报》就被扣上了“偏袒法人”的大帽子,成了众人攻击的对象。可想而知,《申报》的订阅量也会因此受到冲击。
尽管黄式权说《申报》之冤“大白于天下”后“销数益畅旺”,但该报的拥有者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却从中看到了虚构的鸡血远比真相受欢迎,也远比真相更容易挣到钱。他随后投资创办了《点石斋画报》,并在总结创办缘由与成功经验时,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近以法越挑衅,中朝决意用兵,敌忾之沈,薄海同具。其好事者绘为战捷之图,市井购观,恣为谈助,于以知风气使然。不仅新闻,即《画报》亦从此可类推矣。爰倩精于绘事者,择新奇可喜之事摹而为图,月出三次,次凡八帧,俾乐观新闻者有以考证其事。[27]
“好事者绘为战捷之图,市井购观,恣为谈助,于以知风气使然”,指的是美查观察到民众很喜欢购买阅读表现清军大胜法军的图文报道。“择新奇可喜之事摹而为图”,指的是美查乘中法战争之机创办《点石斋画报》,绘画内容的取向一是“新奇”,一是“可喜”。所谓“可喜”,大约正是指点石斋在战争期间绘制的那些表现清军英勇无畏、战无不胜的版画。
对《申报》来说,甲午年的用户环境,与十年前的中法战争并无多少区别
战争的中后期,《申报》通过编译英文、日文媒体,刊载的多是清军战败的消息,即被人指责为“助敌”。1895年3月,《申报》广告版甚至刊登出了《胜倭确信》的文章,相同的内容连登两天,当是某爱国士绅个人出资,将其耳闻且愿意相信的“倭兵……尸积如山,伤者无数”的消息广而告之[28]。《新闻报》是《申报》的竞争对手,其经营者斐礼思呼应这种“民意”,命“主笔房日撰一论,昌言日军败绩,捏称清军胜局”,甚至造出清军以“夜壶阵”戏弄日军的假新闻——该新闻称,“(清军)以箬帽絷缚于便壶口上浮之海中,以远望之,俨然人头挤挤,引诱敌军开枪开炮”。结果便是该报深受市场欢迎,“各报贩易于脱售,未午即均已告罄。越日增印若干,而销数亦如之”[29],很快就挤进了上海报纸的前三甲。
市场压力之下,《申报》与附属于申报馆的《点石斋画报》,也在报道中日甲午战争时,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面貌。一面是《申报》常报道清军战败的消息,另一面则是《点石斋画报》里全是清军大胜日军的图文:
以平壤战事为例,起初不明真相,《申报》的报道也失实;而一旦发现西文报纸登载日本电讯,知道平壤已经失守,该报立即转述 。反观《点石斋画报》,读者所能看到的,从《牙山大胜》、《海战捷音》,一直到《破竹势成》、《大同江记战一、二》等,全都是“捷音”,不见黄遵宪所说的“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的狼狈败退。[30]
同属一家报馆,内容上却南辕北辙,核心原因仍是为了取悦用户。在当时的上海,《申报》还有一个比《新闻报》更强力的竞争对手《字林沪报》,该报相当于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中文版,常翻译外国电讯,内容的及时性与真实性较高。作为一家严肃的新闻媒体,《申报》无法在《字林西报》等英文媒体不断刊登前线真实消息的情况下,仍继续刊登“清军大胜”的假新闻;《点石斋画报》则不然,它既非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刊物,用户的文化层次较之《申报》也要更低,更乐于追求感官愉悦而非理性思考。所以,对经营者而言,《申报》需要调整报道,向真相靠近;《点石斋画报》却大可继续让清军所向无敌。
事实上,《申报》的调整也有玄机。如前文所言,它在甲午年的竞争对手,既包括比较追求内容可信度的《字林沪报》,也包括完全以迎合读者口味为要务的《新闻报》。《申报》既不愿丢失“求真”的那部分用户,也不愿放弃“求爽”的那部分用户。于是,其新闻报道的行文,便常呈现出一种非常古怪的面貌。比如下面这则短讯:
昨日日本神户来电云,大约日本之兵,已在高丽社神地方开仗。未几,又接长崎来电云,廿一日有高兵攻撃日本兵,高兵败北。又云韩京全被日兵占据,高王已与拘禁无异。按此电来自东沪,所谓韩京全据、高王坐困,纯是张大之词。今者中国水陆雄师,长驱直进,扶危戢暴,定霸取威,当不难计日而待也。[31]
简讯的前半部分,是在报道消息源传来的新闻,也就是“求真”。简讯的后半部分是编辑的增补,先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断言这些消息源不可信(若真不可信,这篇简讯也就不必登了),然后又畅想了一番清军即将碾压日军。这种“狗尾续貂”,显然是在照顾读者的情绪,以满足他们“求爽”的需求。
类似的处理方式,也见于清军战败之后的和议。分明是屈辱的城下之盟,在《申报》配发的评论文章里,却成了大清皇帝超越古今的英明与仁慈。该评论文章写道:
吾于张邵二星使衔命赴倭商议和局,而窃见中国大皇帝之量符覆载,非尺见咫闻者所得而窥其万一也。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饷糈之厚、兵卒之多,与倭国相较,虽三尺童子亦知其非我敌。以皇上之英武、枢府之赞襄、疆帅之宣勤、将士之协力,何难奋扬威武、戢彼凶残?惟不忍两国生灵屠戮之惨,故欲以玉帛化干戈,人非木石,谁不闻而感颂![32]
以“求真”为第一要义的新闻媒体《申报》尚且如此(《字林沪报》似也有类似操作[33]),《点石斋画报》等非新闻媒体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这些刊物明明有《字林沪报》《申报》的信息源可用,却始终不愿以版画如实报道清军的败绩,不愿意说出“大清军队不行”这个事实,反继续大力宣传“清军各种大胜日军”。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朝鲜水战得胜捷图》《海军大胜图》《高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全图》《刘大将军擒获倭督桦山审问》等一系列与真相背道而驰的时事画。
其中,最令人瞠目结舌者,莫过于关于《马关条约》的版画报道。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签订“和约”,是因为清军在海、陆两个战场均遭遇了惨败。即便不知道这一事实,仅就李鸿章须“屈尊”前往日本这一点,也可知此行绝非光彩。但版画的作者们自有诀窍来处理这种屈辱。比如一幅题为《迎迓李傅相前图》版画中,文字内容竟是这样:
中日失和已有一年,各埠生意清淡。故泰西诸国从中劝和,特来电音恳请傅相至东瀛议和。倭主派外务大臣伊藤引舆迎迓。[34]
原来,李鸿章去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不是因为大清战败,而是因为欧美各国实在受不了经济萎缩的压力,只好集体恳求大清与日本和好。
注释[1] 清廷陆军与海军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见本书前文《1878年:废除武举受挫》《1886年:以昆明湖易渤海》《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与《1893年:关东铁路夭折》四章。本文不再赘述。[2]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41页。[3] 唐权,《清末版画中的甲午战争》,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9月9日。[4] 《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mages/zoom/16126.d.4/16126.d.4_(22)_B20102-45.jpg[5] 《朝鲜水战得胜捷图》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mages/zoom/16126.d.4/16126.d.4_(25)_B20102-48.jpg[6] 《海军大胜图》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mages/zoom/16126.d.4/16126.d.4_(19)_B20102-42.jpg[7] 《高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全图》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mages/zoom/16126.d.4/16126.d.4_(13)_B20102-36.jpg[8] 《宋刘二帅克服九连城》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mages/zoom/16126.d.4/16126.d.4_(39)_B20102-62.jpg[9] 《刘大将军擒获倭督桦山审问》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mages/zoom/16126.d.2/16126.d.2_(12)_B20102-78.jpg[10] 版画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mages/zoom/16126.d.4/16126.d.4_(7)_B20102-30.jpg[11] 全部版画展出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ndex.html[12] 张伟:《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崛起、发展及其演变》,收录于《历史文献》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页。[13] 唐权:《清末版画中的甲午战争》,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9月9日。[14] 《附译署来电》,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一日戍刻到。《李鸿章全集··24··电报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15] 《济远航海日志》。转引自戚其章《中日甲午海战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16] 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17]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1页。[18] 《申报》1894年8月1日刊文《牙山战记》称,“华兵精神百倍,无不一以当十,鏖战良久,日兵辙乱旗靡,遂即退回。惟统领叶志超军门,当两军相见之时,一马当先,蓦受枪弹,以致所伤甚重,遽陨大星,诚可惜也”。该报道未明言信息来源。另有《牙山大捷图》,图中文字称:“牙山为叶聂二军门驻守之所。倭逆以四千余众来攻,我军只二千余名,各奋神威,以短兵相接,斩获倭首二千余级。倭逆知势不敌,急调据韩城之兵接应。然兵锋既挫,依然败北而逃。是役也,我军以少击众,死伤无几,倭兵已死伤过半矣。他日雄师大集,倭人知其死所乎。”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mages/zoom/16126.d.4/16126.d.4_(16)_B20102-39.jpg [19] 《申报》1894年7月30日刊文《禁传暗电》称:“目下中国各电报局出一新章,凡暗码之电,概不传递,盖虑有意外之事也。”[20] 陈平原,《图像叙事与低调启蒙——晚清画报三十年》,《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第7期。[21] 《实事求是》。《申报》1894年8月28日。[22] (日)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0-51页;第148-149页,第152-153页。[23] 吕万和:《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密电码是怎样被破译的》,《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24] 丁韪良:《同文馆记》。收录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172页。[25] 黄协埙:《本报最初时代之经过》,收录于《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1923年编,第26页。[26] 士绅们的这种自信,可参见本书前文《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27] 《点石斋画报》初集甲册序文。[28] 《胜倭确信》,《申报》1895年3月5日、3月6日。[29]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页。[30] 徐沛、周丹,《清末民国画报上的战争叙事与国家神话——以中日军事冲突的图像表征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0期。[31] 《高事要电》,《申报》1894年7月25日。此节分析,参考了曾庆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申报>的失实报道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32] 《论和议有可成之机》,《申报》1895年2月9日。[33] 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此略有描述,见该书第117页。笔者未曾查阅《字林沪报》。[34] 《迎迓李傅相前图》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mages/zoom/16126.d.2/16126.d.2_(10)_B20102-7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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