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讲清了大清灭亡真相

思想的碰撞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有良知有深度有温度

编者按：空间新书栏目推介最新上市的好书，本期推荐谌旭彬的《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栏目之前推送过的新书，感兴趣推送新书的出版社朋友可以后台留言。

要说这几年让人眼前一亮的高分历史好书，谌旭彬的《秦制两千年》《活在洪武时代》一定是常常被读者们提起的。豆瓣8分以上，万人想读，数千人评价，这两本经常上荐书榜、畅销榜的好书读完，不少人便开始期待作者的新书。今天，为大家揭晓谌旭彬令人期待已久的重磅新作：《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50余万字巨著，采用半编年半专题形式，结构独特，犀利独到，可以说终于把大清灭亡的原因讲清了。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节选

文/谌旭彬

好在，时代终于有了一些变化。

1861年，因洋人不肯跪拜而誓死不肯接见外国公使的咸丰皇帝，终于死在了承德避暑山庄。与之一同死亡的，还有他那“以夏制夷”与洋人决战的政治理想。恭亲王奕与总理衙门启动了改革，徐继畬也重新进入朝廷的视野。1865年，徐奉旨抱病入京，成了“总理衙门行走”。

此刻的徐已是年逾七旬的老翁。奕看中的，已非他的具体办事能力，而是希望通过起用他来向外界传递一种改革信号。当然，除了给朝廷充当改革风向标，徐也可以为核心决策层提供知识与智力方面的支持——曾几何时，《瀛寰志略》让徐继畬成了清帝国知识界人人唾弃的臭狗屎；如今，总理衙门不但要重新起用他，还决定重印《瀛寰志略》，将之定为京师同文馆的教科书之一。

为了让徐继畬的见识在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1867年2月，在奕的支持下，朝廷又任命徐继畬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与该任命相配套，奕刚刚发起了一项改革，要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二馆，招收科举正途出身者入馆学习。奕很希望由徐继畬来主持此事。毕竟，徐正是一位科举正途出身做到封疆大吏，同时又热衷西学和洋务之人。

总理衙门的推荐让《瀛寰志略》的影响力略有扩张。在1858年责备徐继畬“长英国志气，灭中国威风”的曾国藩，于1867年重新读起《瀛寰志略》。据曾国藩的日记，从该年旧历十月起，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本书上：初六“阅《瀛寰志略》十六叶”，初七“阅《瀛寰志略》三十六叶”，初八“阅《瀛寰志略》廿叶”，初九“阅《瀛寰志略》十四叶”，初十“阅《瀛寰志略》十九叶”，十一日“阅《瀛寰志略》十六叶”，十二日“阅《瀛寰志略》十三叶”，十三日“阅《瀛寰志略》十七叶”28……曾国藩的这场阅读持续了数月之久，是真当成知识在吸收，而非走马观花随便一翻。

时代变了，曾国藩们也变了。

但徐继畬在京师同文馆的改革几乎没有进展。他试图贯彻恭亲王的期望，将同文馆从一所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语言的翻译人才培训学校，转型为一所可以传授国际法、世界地理和西方天文历史知识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29。可惜的是，这种期望在招生阶段就碰了壁，引来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朝野舆论的集体攻击。结果是，恭亲王在朝堂上赢了与倭仁的论战，清帝国知识界的主流舆论却与倭仁站在了一起。京师同文馆始终无法招到合格的学生。

唯一的“幸运”，是徐继畬这一次并没有被深度卷入舆论旋涡。年过七旬、老而多病的他，只是在发挥人生的余热，充当改革的风向标，已非改革的启动者。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已失去了批判的价值。那位对《瀛寰志略》极为不满的李慈铭，因同文馆改革而在日记里痛骂总理衙门，说他们是在“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提到老迈的徐继畬时却已不屑展开，仅云“至于继畬，盖不足责尔”。

从昔日《瀛寰志略》刚刚出版“即腾非议”，到如今主持京师同文馆却“不足责尔”，中间隔着二十余年的时光。这漫长的时光，已将“热血未寒，寸心不死”的徐继畬，蹉跎成了批判者眼中不值得批判的无用之人。无力于时局的他也只能“日唏嘘，不自得”32。1869年，眼见同文馆仍难有起色，徐继畬终于决定放弃，以年老多病为由辞职返乡。四年后，徐悄然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耐人寻味的是，徐继畬留下的那本《瀛寰志略》，虽然国内反响以负面居多，引起的国际关注却相当正面。日本在1859年和1861年两次翻刻该书；如本文开篇所述，该书还直接促成了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1867年决定赠给徐继畬一幅华盛顿画像。

魏源的《海国图志》引发的国际观感，则是另一重景象。1895年，以慕维廉为首的二十名来华传教士，联名写了一封抗议信给总理衙门，请其转交给光绪皇帝。信中称，现在民间的教民冲突如此之多，与“新刻之《经世文续编》及《海国图志》等书”有很密切的关系，书中有许多污蔑、诋毁之语，比如说传教士用人的眼睛炼银之类，读书人信以为真，再编成“俚词”在底层民众当中流行，许多人“误怀义忿”，生出种种缺乏事实依据的愤怒。他们希望光绪皇帝下旨将《海国图志》等书中的不实文章“铲除禁止”。总理衙门拒绝响应这种要求，他们的回复说：《海国图志》不难查禁，但消灭谣言的最佳办法是“自修”，若自己“无可议”，又何须担心外界诽谤。

点出这种区别，当然不是要苛责《海国图志》。魏源与他的著作自有其不朽的历史价值。只不过，同为“开眼看世界”，《海国图志》确实有许多不如《瀛寰志略》的地方，后者对文明的体察与叙述更为客观也更为理性，不但在努力“开眼看世界”，也在努力“正眼看世界”。

遗憾的是，时代愿意“开眼”，却未必愿意“正眼”。徐继畬带给清帝国知识界一个全新的世界——被视为海外蛮夷的蕞尔小邦，已是地球上大部分陆地与海洋的主人；号称中央帝国的大清却只统治着亚洲大陆的一小半，这亚洲又只是世界四大洲（当时的划分）之一而已。新知识、新世界，很自然地带来了新问题：

在这个星球之上，中国的真实地位究竟在哪里？中国如何适应它在西方地图上发现的那些国家构成的国际新秩序？为什么中国这样拥有古代真理的大国，在有效的体制和军事力量上，却落在西方小国的后面？

每一个问题，都深深地触及清帝国知识界根深蒂固的自信心，引发他们心理上的抵制与排斥。不愿回答，也不愿解决问题时，最好的办法便是解决掉那个提出问题的人。时代不喜欢徐继畬打开的那个世界，不愿承认那个世界是真的，所以时代主动将徐继畬和他的《瀛寰志略》淘汰出局了。

（节选完）

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文/谌旭彬

这本《晚清改革五十年》能够正式出版，殊为不易。认真说起来，本书的写作其实始于2010年4月的一个下午。在苏州街的银科大厦，一位媒体前辈问前去毛遂自荐做历史频道的我：你认为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你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我不假思索回应说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搞历史者别的做不了，疑今察古鉴往知来总是可以做的。这批旨在总结晚清改革教训的稿子，便是从彼时开始撰写。当年对未来的乐观而今看来已是笑谈，当年对晚清改革的理解，也随着阅读渐广、年岁渐长及现实的反复教育而有了许多变化。最终结集而成的，便是这部超过了五十万字的《晚清改革五十年》。

分享一下本书写作过程中生出的几点感想。

第一点感想是愚民教育虽然有助于维持统治，但在变革时代，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康熙皇帝当年亲自下场论证“西学源于中学”，且胁迫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也集体参与论证，导致后世许多清代知识分子信以为真视为真理。当恭亲王奕䜣决定向洋人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时，这些被漫长的愚民教育桎梏了见识与逻辑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便纷纷跳了出来，有人抬棺死谏，有人正面互怼，让亲眼见识过洋人坚船利炮的恭亲王不胜其烦又无可奈何。庙堂之上这类人很多，导致许多改革无法由总理衙门这个中枢机构直接推行，只能仰仗曾国藩与李鸿章这些地方督抚先将生米（改革）煮成熟饭。江湖之中这类人也很多，导致张之洞身为湖广总督却拿他们毫无办法，只能对领头者施以“被精神病”的处置。

第二点感想是不但要开眼看世界，还得正眼看世界。开眼看世界很容易，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世界的互相连接，想要关上大门闭上眼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晚清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开眼看世界的人虽然很多，正眼看世界的人却太少，而且但凡有人正眼看世界，便会遭到知识圈与文化圈的集体排斥和攻击。徐继畬的命运如此，郭嵩焘的命运也如此。正因为整个社会敢于正眼看世界的人太少，敢于将正眼看世界的感受诚实说出来的人太少，才会发生冯桂芬将改革主张深埋起来的事情，才会出现刘锡鸿这种内心认知与公开发言完全相悖的两面人，才会有报纸媒体为了取媚用户不惜扭曲甲午战争的胜负真相，将清军描述成战无不胜之师。

第三点感想是晚清的五十年改革中，与列强对抗的心态太重，与文明拥抱的心态太少。

诚然，这场改革本身就是外部环境刺激的结果，危机感是晚清改革最核心的驱动力。没有庚申之变，就没有洋务自强改革；没有天津教案和马嘉理案，清廷也未必会在1876年对外派驻公使；没有《里瓦几亚条约》事件，清廷也未必会允许李鸿章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外部环境的刺激，必然引起清廷对列强的不满，必然让清廷中枢生出“雪耻”之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就一场改革而言，其终极目的绝不应该只是为了“雪耻”，绝不应该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对抗，还应该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拥抱那些先进的技术文明，拥抱那些合理的制度文明，将之纳为己用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遗憾的是，在晚清漫长的五十年改革中，在清廷中枢里几乎见不到这种意识。1884年之前，每一次关于改革问题的高层集体讨论，无论是恭亲王的奏折，还是慈禧太后的懿旨，抑或是地方督抚的呈文，总是以洗雪庚申之变的耻辱为改革的终极目标，拥抱先进的技术文明（如枪炮轮船）与制度文明（如近代化公司），反退化成了实现雪耻这一目标的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最终发展成了1900年的“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

五十年改革史中能生发感想的细节很多，远不止此。如满洲本位意识在改革过程中一直阴魂不散；如转型时代对掌舵者见识的要求其实远远大过权术；如坐而论道的批评者一旦直接参与改革事务很快便会转变立场，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言。

对过去展开反思，往往源于对未来有所期许；追问“我们从何处来”，其实是为了回答“我们向何处去”。希望本书在这方面，能够为有所关心的朋友稍稍提供一点助益。

内容简介

1861年，咸丰皇帝逃往承德，并死于避暑山庄。为了壮大国力，摆脱面对西方的弱势局面，在慈禧和奕䜣的带领下，大清王朝开启了自上而下的变革之路。

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通过总理衙门的创设、同文馆的建立、近代海关系统的引入、洋务军工企业的创办、外交使团的西行、广学会的成立、废除武举、昆明湖里练兵等事件，大清并未走向愿望中的强大，而是一步步走向了帝国的灭亡。

在1861-1911这五十年里，有许多历史人物值得关注和研究，如缺乏理政常识的太后、连汉献帝都不如的光绪、被逐离政坛的恭亲王等权谋与争斗不绝如缕的清廷高层；还有深埋改革主张的冯桂芬、选择性“开眼看世界”的斌椿、时代的出局者徐继畬、身陷教案的曾国藩等有挣扎但又怯懦的官僚士大夫；同时也有挑战君权神圣的严复、要做陈涉的“官二代”谭嗣同等图变图强的有识之士；也有在天下观与国家观的碰撞时，作为惨淡时代中流砥柱，但又困于传统礼教之中难以自拔的乡绅；以及生活本就已经支离破碎、濒临崩溃的底层民众。

本书的主题，是晚清的改革与转型。具体而言，是咸丰十一年到宣统三年的改革往事。

本书采用了半编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所谓半编年半专题，指的是书中内容虽以时间先后为顺序来排布，但并未将所有事件皆罗列其中，而是自每一年中选出一项与改革关系最为密切的事件，围绕该事件做集中论述。自1861年算起，至1911年清廷灭亡，晚清改革持续了五十一年，书中共论述了五十一桩与改革有关的事件。这样做的好处是，纵向上可以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改革演化脉络；横向上方便观察每一桩具体改革事件的缘起与成败；整体上有助于回应这样一个问题：这场绵延了半个世纪的改革，其终点为什么会是辛亥革命？

按笔者的理解，晚清改革的终点之所以是辛亥革命，是因为这五十年的改革并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条倒U型曲线。其分水岭，也就是倒U型曲线的顶点，是1884年的甲申易枢。这条倒U型改革曲线，正是晚清五十年改革最后以辛亥革命收场的主因。半编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当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这条悲剧性的曲线。

为什么大清的改革五十年，每一步都走在灭亡的路上？本书于细微处透视王朝灭亡真相，自切片中剖析大清改革历程，可以说终于把大清灭亡的原因讲清了。

名家推荐

旭彬多年来主持腾讯历史频道，主编的“短史记”系列选题视野开阔，行文轻松，喻义无穷，曾是我追踪阅读的栏目。旭彬个人著述量大质高，几乎出一本热一本，毫不夸张地说，早已成为新一代历史类写作台柱子之一。以这几年出版的《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为例，史料丰沛新鲜，思想深刻，行文老练，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各界具有共同阅读兴致的历史类读物，实属难得。

旭彬的新书《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主要研究描述1861—1911年这50年间中国的改革进程。从大历史角度看，这50年虽然为时不长，但确为殷周以来3000年最为关键的历史节点。集中精力研究这段历史，弄清这段历史的起承转合与前因后果，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学术工作。旭彬的这部巨著，将编年与纪事本末诸多体裁综合运用，50个年份中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着落，或者单独叙述，或者放在某一主题下述及，纵横结合，详略得当，引证翔实，叙事张弛有度，相信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历史学家，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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