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2023年9月18日直播“对话阎焱”）
2023年的秋天，我前往安徽安庆开启文旅的宣传直播，在那里，我与老朋友阎焱做了一场对谈。他作为安庆人，对安庆不仅有着深厚的感情，身上也能明显的体现出安庆人的那种文人气质，所以我特别邀请他与我一起，聊聊安庆，聊聊人生。
俞敏洪：今天我将会跟我边上这位看上去慈眉善目、实际上思虑深邃的阎焱老师一起对谈。阎焱老师是著名投资基金赛富基金创始人，也是我北大师兄，他是1984年到北大社会学系读硕士研究生，我是1980年进的北大，他进北大的时候，我已经马上要从北大毕业了，如果不是病休一年，就已经从北大毕业了。他上大学的时间比我早，1977年就上了大学，相当于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考得非常不错，考上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以后，他觉得自己思想要进一步丰富，要用思想改变社会，有点像鲁迅弃医从文一样，他弃掉了本科的专业，考上了北大的社会学硕士。1986年毕业以后，又考上了美国普林斯顿国际经济的硕博连读，尽管最后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不是因为他学习不好，但他确实完成了非常好的学业准备、知识储备、眼光训练。
阎焱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以后，在世界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到美国著名投资保险集团AIG工作了几年，对世界有了充分的认知和了解，后来有感于中国的发展和机遇，回到中国成立赛富投资基金，在过去20多年中，你应该投了上百家中国公司吧？
阎焱：四百多家。
俞敏洪：尽管也有投资失败的案例，但阎焱的投资水平确实比较不错，支持了大量公司的发展，从小公司变成大公司再变成上市公司，通过投资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做了很大的贡献。
除了投资以外，他也算是一个思想家，平时很喜欢特立独行的思考、探讨、漫谈，跟我的关系一直不错。尽管现在的社会对资本投资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我们深刻的认为，一个市场或者经济，如果没有投资的加持，企业很难以最快的速度成长起来并反哺社会，为社会的经济繁荣做贡献。
现在阎焱跟我一样，垂垂老兮，但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或者说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今天我们就放松地聊聊个人发展，也给现代一些年轻人提供我们个人发展的样本，也许有些方面大家也可以稍微学一学。你是在安庆出生、安庆长大的吧？
阎焱：我是在安庆生、安庆长，我小时候是在安庆一中，当时叫916中学，是毛泽东主席1957年9月16号视察过的唯一一个中学，所以文革的时候就改名叫916中学了。
俞敏洪：你是1957年出生的，比我长几岁，你完整的经历了那个年代，但在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就考上了那么好的大学。你的父母在那个年代是做什么的？他们对你的人生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你的兄弟姐妹对你的人生成长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阎焱：我父母亲都是离休干部，算是老干部。我父亲是河北人，我母亲是皖南人。
俞敏洪：正宗红二代。
阎焱：严格意义上算。我父亲是从北方来的，所以有股北方人的豪爽。我们家有五个儿子，我是老四，从小就天天打架，但我父亲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他们司空见惯了，并不觉得打架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他不太管。在我经历了这么多以后，现在再回想起来，其实我父亲他们并没有给过我们什么教诲，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了我们自由，给了我们发展的自由，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
俞敏洪：从你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孩子稍微调皮一点，甚至有时候哪怕是跟别的孩子稍微有点冲突并不可怕，反而可以借机培养孩子一种相对更加豪放的个性，给孩子更加自由的生长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对不对？
阎焱：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老革命在战场上见惯了死伤，他对你打架打破了皮、磕破了头，不当回事。
俞敏洪：你父母怎么到了安庆呢？
阎焱：他们是南下，从部队南下以后就到了地方。
俞敏洪：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受到冲击了吗？
阎焱：那肯定冲击了。
俞敏洪：这种冲击对你们的成长有什么影响呢？
阎焱：特别好，父母不在，没人管了，我们家弟兄五个，呼啸而来，呼啸而去。
俞敏洪：五个兄弟，有几个上大学？
阎焱：1977年我们家考上三个。
俞敏洪：1977年600多万人，总共录取10万人，你们家一下就考上3个。
阎焱：对，其实我们家不太讲究学习，基本是靠小聪明。
俞敏洪：你是怎么样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考上大学呢？肯定得爱学习才行。我是1978年考的，我觉得1978年的高考题目就已经挺难了，1977年考的时候也不会容易，尽管那时候出题不那么正规，不像现在这么讲究科学性。
阎焱：我中学的时候一直参加专业的体育运动队，没怎么学习，但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个好处，安庆整个地区文风很盛，这是一个历史传统，大家都觉得学习文学、数学是最基本的，所以大家从小的家教和周围的环境都比较爱学习，而且我比较会考试。
俞敏洪：这也是一种能力，你到今天依然是“不学无术”，就是会考试，在美国读到博士，连美国人都懵了（笑）。
阎焱：我其实读书很多。文革的时候，大家都被抓起来了，学校也停课了，没人管，我们几个小孩就把图书馆的窗户给撬开了，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很多禁书。我记得那是11、12岁的时候，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遵从俄罗斯文学，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国文学、西方文学都属于禁书，但我们那时候看《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红与黑》。
我那时候从半地下室的窗户钻进去，就在里面看一天，后来有一次，窗户被人发现了，就从外面把窗户关上了，我们出不来了，后来猛敲窗户才被救出来了。那时候恰好是文革给了我们这个环境，没人管，所以你爬到图书馆里可以看很多别人没法看到的书，而且人小的时候，越是禁书越愿意看，看到全身哆嗦，生怕别人看见你、抓你。
俞敏洪：所以你今天身上还有“流氓气”（笑）。
阎焱：此言甚也。但我想说，安庆这个地方，至少从我成长来看，文风很盛，注重学习。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小地方，因为安庆在交通上是一个死角。
俞敏洪：当时除了长江里每天会来一班轮船，就没地方去了。往北都是山，往南是大江，也没有桥。
阎焱：安庆不通火车，那时候我们唯一出去的途径就是小火轮，大轮、小轮。到南京要坐一天一夜的时间，现在汽车开三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老师、家庭从小都告诉你，好好读书、走出去。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要坐飞机。
俞敏洪：那时候你都不知道飞机是什么样子。
阎焱：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第一个志愿是要当飞行员，所以报了南京航空航天学院，结果我去了以后才知道我那专业不是开飞机的，而是造飞机的。
俞敏洪：你到南京航空航天学院学的什么专业，是理工科吧？
阎焱：我学的是飞机系，搞飞机设计的，绝对理工科，完全理工科。
俞敏洪：尽管你后来转向了文科，你身上理工科的基因还是比较浓的。1978、1979年，当时中国有顶级的飞机设计专家给你们上课吗？
阎焱：没有。
俞敏洪：今天中国的飞机设计依然在努力和成长之中。
阎焱：我们那个时代没有飞机设施，中国那时候没有自己设计的飞机，所以也谈不上有自己的飞机设计师。
俞敏洪：你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四年学到了什么？四年大学过程中有怎样的收获？
阎焱：我觉得理工科的基础课还是非常重要的，数学、物理、流体力学，还是非常坚实的，我记得我考物理基本都是满分。另外，工程师的思维比较严谨，逻辑性比较强。
俞敏洪：我平时跟你交流，的确会发现你思维上严谨的一面，但也有自由的一面，严谨的一面你认为跟你学四年理工科有比较大的关系？
阎焱：有相当大的关系。你会很自然的把一个问题量化分解为小问题，所以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会把一个大问题剖成小问题来解决，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会比较强。但也有一些负面的体会，我大学毕业后，在工厂里工作了三年，做主管工程师，那时候年轻，我们77届都想改变世界，但你发现说话其实没有多少人听，你真的要想改变世界，你就要学点文科，要当官。当时社会学系刚刚复兴，我也不懂什么叫社会学，完全不懂，但我就考了北大社会学系想学社会管理，我们当时想，搞社会管理影响的是谁啊？不就是总理吗？那年北大只招四个人，想着总理当不上，当个副总理干干也不错啊。
俞敏洪：想通过当官改变社会、改变世界。
阎焱：因为我们77级，非常想为中国现代化做贡献。
俞敏洪：你当时考北大社会学系考了几年？
阎焱：我一年就考上了，那年北大的数学题特别难，最后录取的四个人全是学理工科的。
俞敏洪：就是因为社会学有量化统计，所以要考数学。
阎焱：考的非常难，那年我们用的是清华计算机系的数学题的备考卷。
俞敏洪：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崇拜马寅初、费孝通才考了北大社会学系呢。
阎焱：那时候不懂，我后来经常开玩笑，我在北大读了两三年，主要是研究两性关系。
俞敏洪：两性关系是社会关系很大的一部分。
阎焱：对，费先生写了一本书《婚姻制度》，所以我现在投资所有的公司，如果创业者有两性问题的困扰，我都给予免费咨询，我可是正宗出身。
俞敏洪：你在北大待了三年？
阎焱：两年多，没有毕业就走了，当时已经申请出国了。
俞敏洪：你当时脑子中怎么会有想出国的想法呢？我1986年在北大的时候，还没有出国的想法。
阎焱：那时候大家都在考试，还有考托福的，我说什么叫托福，我都不知道。后来看大家都在考，我就考一下吧，我那年考了607。
俞敏洪：那在当时在中国已经是顶级水平了。在1986年还是1987年，我做了一套托福题，才考了580，我还是英语系，但我从来没有学过托福，直接裸考的，当然我后来学了以后再去考，考了657。
阎焱：托福有很多选择题，你会与不会，就蒙一个，可能我蒙对的比较多。
俞敏洪：你出国这么早？是因为有亲戚朋友在国外？
阎焱：没有，当时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教授，叫罗杰·米歇尔 （ Rodger Michel）他在北大给我们讲课，他讲社会分层，然后讲社会动力。我在他班上做学生，他就鼓励我，他说你应该去申请，我可以推荐你。我就去申请了，然后申请到了硕博连读，还拿了四年全额奖学金，就出去了。
俞敏洪：你算醒悟的比较早的，我发现你对西方文化和西方学习重要性的理解比我醒悟得要早，我作为农村孩子，能走进北大就特别心满意足了，觉得这辈子能到这个地方就挺好了，到了1985年留在北大当老师，我觉得行，这辈子就这样了，在北大当个老师，食堂里拿个饭盆吃个饭，没事去未名湖边散散步，就没有想法了。直到1986年、1987年左右，一转头发现我周围的朋友都走了，徐小平走了，王强也走了，到了1987年、1988年的时候，我的50个大学同学，走了接近40个，我才醒悟了，还是要出国学习的，所以我到1988年才第一次学习托福、GRE，再去考，再后来我的出国就被耽误了。所以，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比较活跃，也比较欣欣向荣的一个年代，你从1978年进大学，一直到1986年出国，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你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转到北大学社会学，你觉得这十年在你身上留下了什么印记？给你这一生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阎焱：我的感觉，那个时代可能是中国思想解放最活跃的年代，我是1986年出国的，那时候出国不是想留在国外，而是想出国读完以后再回来挑重任，要进入机关。
俞敏洪：人与人不一样，有人出去以后就说，我哪怕是打工，一个小时5美元，也比你在国内强多了。
阎焱：我那时候还真不是，我其实没有很早就动留学的念头，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很多国外教授来讲课，包括一些留学的同学回来讲课，对我们来讲是开启了一个新天地。那时候觉得中国要走现代化，要和世界融合，出去读书以后，我们希望能回来挑更重的担子，改变中国。我们当时那一代人，应该大部分都是这样想的。
俞敏洪：家国情怀非常浓厚。
阎焱：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这套东西的熏陶，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是蛮大的。后来到了美国也是想回国做点什么，当然后来碰上了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后又考上了世界银行，就留在美国了。后来的人生轨迹还是回来了，不过那时候可能就没有所谓政治理想了，更多是做投资、创投。
这些年来，我觉得也挺好，我们过去是想写书，通过我们写东西、写政策，来改变社会、影响我们的人民。后来看到自己投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加起来大约有几十万雇员，由于我们的投资，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了。尤其我记得有一年我颈椎不好，在杭州疗养，当时我投高速公路，我们公司的人就说，带我去看看我们的高速公路，我就去看了。中午我们到了农民家里，我们公司的人说这是我们的投资人，他投资建的这条高速公路，结果那个农民非得留我们吃中饭，特别真诚，我就留下来了。他杀鸡，拿猪肉、腊肉给我们炒着吃，他说为什么呢？高速公路修到我们这来了，我种的菜可以拿到杭州去卖，我一年的收入增加了三倍，所以他的生活真的变好了。所以当你看到你的投资能够真正改变一大群人的生活的时候，也挺实在的。像我们过去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全世界恐怕只有20个人会读，但通过你的投资，你让几十万人的生活都改变了，还挺有满足感的，我觉得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通过我们的投资，真正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这是蛮伟大的一件事。
俞敏洪：你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以后，在世界银行、AIG待了多久？
阎焱： 15年。
俞敏洪：那就把你最好的青春岁月和才华，都贡献在世界级公司的工作上了。这15年给你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
阎焱：我觉得很好的塑造了我的专业性和职业道德，比如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一定尽我100%的努力把它做好。
俞敏洪：这就是这些公司做事的氛围？
阎焱：对，责任心、专业性，这可能对我的人生，包括后来做的事情，尤其在我们做金融、投资时，一定要有自律性，因为做金融、投资处处是陷阱，如果没有自律，特别容易陷进去。
俞敏洪：要么到处都是钱，要么到处都是漏洞。
阎焱：所以我这些年下来也蛮有体会，任何一个人、一个行业、一个国家，如果要想成功，就一定要有自律的精神，所谓的成功就是你要做得比一般的水平好，而且要好很多。这些年，我经常看到很多人，一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就失去控制，做出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人估计是不太可能成功的，成功的人都有自律的地方。
俞敏洪：你算是一个成功的人，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你讲一个人，包括现在年轻人如果未来想要取得成功，应该做到哪几点？比如你说的自律、责任心，这都是一个人应该有的。除此以外，你觉得一个人想要成功，还应该有哪些特点和特征？
阎焱：这个其实特简单，一个要想成功的人，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工作，一定要勤奋，你再聪明，不勤奋都是扯淡。
俞敏洪：但光是努力也不行啊。
阎焱：你是不是勤奋就一定会成功？不一定，但你不勤奋一定不会成功。
俞敏洪：我觉得努力应该是不断给自己上升维度的努力，你的努力必须跟你的眼光相匹配，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
阎焱：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永远要有好奇心，比如我们做一个工作一旦满足了，不去学习新东西了，到哪儿都觉得自己是老大，你很快就会衰老，而且很快被别人超过。所以，自律、专业性、勤奋，再加上好奇心，这是一切成功的基础。
俞敏洪：好奇心确实非常重要，在一篇流传得非常广的英文短文《青春》里专门提过好奇心，其实所谓的青春跟时间没关系，青春跟你对于世界的认知、对于未来的好奇才有关系，所以说“Whether sixty or sixteen, there is in every human being’s heart the lure of wonder”。
阎焱：Always wondering about everything.
俞敏洪：叫做“the unfailing child-like appetite of what’s next”，像孩子一样好奇、冲动的想要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
阎焱：大家都在谈AI、ChatGPT，其实ChatGPT、人工智能以前就有，还记得当年AlphaGo打败了人类，但为什么AlphaGo对人类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为什么ChatGPT出来以后，却让所有人都震撼了？因为AlphaGo用的是逻辑推理，而ChatGPT用的是基于统计基础的东西，所以它会推测你下一个字是什么，非常近似于人在这社会中的好奇——我们永远关注下一个会发生的东西——ChatGPT就是永远关注着，有了这个，才出现了人工智能突然涌现的一个现象，连制造它的人都不可预见，这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出现超过人的智慧的东西。
俞敏洪：因为在中国使用ChatGPT或多或少有点限制，所以为了跟ChatGPT进行横向对比，科大讯飞和百度都为中国开发了一个能够跟ChatGPT媲美的人工智能内容创作工具，分别是讯飞星火和文心一言。我试用了一下，还挺好用的，但因为科大讯飞是专门做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和内容识别出身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在这方面更加有优势。我看到中国这些公司都在研究，尽管不是他们首创，但我们可以模仿，能够超越最好。中国一些制造业方面的发明和设计已经超越世界水平了，但在高精尖科技方面，中国还有待于不断努力。你投资的时候，投这些高精尖的科技项目吗？
阎焱：投，我们主要投这些，比如大数据、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机器人。
俞敏洪：你在国外工作那么好，而且你的工作在金融系统里面薪酬非常好，在国外已经可以过一个非常悠闲的、高质量的、并且还可能成为公司合伙人的生活，为什么后来要回国自己创立赛富基金？
阎焱：我觉得有一点故土情结，但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我觉得是因为机会。经过了这么多年，其实中国经济真正的发展是两个阶段，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在互联网开始使用，正好那时候中国加入了WTO，这是中国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俞敏洪：你看到了中国高速发展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一个机会？
阎焱：对，我们当时最看好的是互联网，如果把互联网应用在中国14亿人口大一统的市场里，这个机会一定是非常大的，因为互联网特别适合在人口多的地方使用。
俞敏洪：那当然，2006年的互联网刚好是百度、新浪、网易、阿里巴巴等。
阎焱：我们2001年在泰国开会，彦宏就去了，那时候他已经创业了。
俞敏洪：现在大家对资本或者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的看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在今天，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经济要继续往前发展，世界正在转型，中国也在发展中转型，从过去到现在，你认为投资这件事在中国的创业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阎焱：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对资本的错误认识，认为资本家就是吸血鬼，资本家就是榨取利润的存在。
俞敏洪：按照这个理论，你就是吸血鬼，因为你算资本家（笑）。
阎焱：如果看看科技发展史，对于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把科学技术进步转化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生产力，最强有力的工具就是投资，尤其是风险投资，这比任何政策和策略都要管用。如果拉到很长的历史里面去看，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当下的这些大公司，比如阿里、腾讯，包括百度、头条，这些企业能够走到今天，它们最早接受到的投资是什么？全是风险投资，而不是政府的钱。
俞敏洪：风险投资本身也是为了赚钱，但客观上如果能成就企业，企业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机会，最后就可以共同发展。
阎焱：这就是我们讲的市场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无形的手。资本逐利，但很多资本家逐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市场的推手，市场正是利用了资本的逐利性才有了市场自身的规律，而且从历史证明，这种市场无形的手比政府有形的手要强大的多、有效的多。
俞敏洪：光靠创业者或者企业家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遇到新的机会、有了新的想法，一定是需要钱的，如果没有资本投资，他们就只能拿自己攒的钱，或者是朋友的钱、家庭的钱来做，这些钱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市场上的资本进行带有风险性的投入，那些好想法、好创意，那些好的创业者、企业家，就会失去被发现的机会，没办法把他们作为企业家的能力发挥出来，也没有办法把企业迅速做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或者投资这件事，对于企业的发展毫无疑问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阎焱：我分享个数字，在过去所有的新技术发展中，80%来自于美国，换句话说，美国的技术发明比全世界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大四倍？为什么？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有硅谷，美国有风险投资。
俞敏洪：硅谷也是因为风险投资才起来的。
阎焱：对，所以我们只看到资本赚钱的一面，没看到资本赔钱的一面。我们100个项目中，可能有80个项目都是赔钱的。
俞敏洪：不是在前几年中国号称有一万多个基金吗？包括天使的、VC的、PE的，但现在剩下的已经10%不到了？
阎焱：18000多个基金，管理着11.8万亿的资源。
俞敏洪：但现在大部分都没了？
阎焱：可以这样说，超过一半以上都是赔钱的。
俞敏洪：从你的能力来说，你肯定是赚钱的，你的基金赚钱以后，你怎样做进一步的投资？
阎焱：我们是制度化的管理基金，非常规范，赚了钱以后，不能再继续投资，必须先把本金还给投资人，再分80%的利润给投资人，我们分20%。
俞敏洪：如果你们继续成立一个新的基金，投资人如果相信你们，可以把分给他的钱再拿回来继续让你投？
阎焱：对，那就是一个新的基金，只能一个基金一个基金来做。
俞敏洪：如果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阎焱：过去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绝大部分钱是通过拷贝、学习、放大的模式来赚的，我们学习别人已有的商业模式，把它应用到中国来，在一个14亿统一的大市场上加以放大，再拿到海外上市赚钱。创新有两种，一个是0到1，一个是1到N，我们过去20年基本上做的是1到N的事，但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变，我们现在必须要做0到1的事情。
俞敏洪：你现在是不是更多往0到1的方向去寻找呢？
阎焱：我们现在确实投得比较多，而且中国在一些领域确实已经领先世界，比如电动车，中国去年生产了全世界70%多的电动车，远远超过了日本、欧洲。
俞敏洪：而且质量不错，我们竟然还到德国开电动车展览了。
阎焱：因为我们做的动力电池超过了德国的。
俞敏洪：那以后会不会德国人的电动车都会向中国购买电池？
阎焱：现在奔驰、宝马都是买中国的电池。但我们的电动车也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很多芯片还是要进口。
俞敏洪：这次华为的Mate60出来，据说解决了部分的芯片问题，你认为那是一个创新，还是一个学习和拷贝的阶段？
阎焱：还是学习吧。
俞敏洪：原则上汽车的芯片应该好做一点，因为它的纳米可以更大一些？
阎焱：主要是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因为启动和刹车的时候大电流，普通的硅基半导体芯片会被击穿，所以要用碳化硅、氮化镓的半导体芯片来做，尤其是碳化硅。
俞敏洪：除了电动车行业，中国哪些行业，尤其是相对来说跟科技相关的行业，你觉得我们能通过努力有希望立于世界之巅的？
阎焱：电池，中国应该是有希望的。另外，在生物医学方面，最近几年美国主要的，特别是高级的生物医学奖都是华人拿的，比如哈佛大学的庄小威教授，耶鲁大学的陈列平教授。
俞敏洪：但他们都在国外工作啊，他们拿了奖以后，再回国会不会都会困难？
阎焱：也不一定，像颜宁、施一公，不都回来了吗？因为在生物学年代，由于冷冻电镜的发明，一个教授带几个研究生，有一台冷冻电镜，就可以出世界级的新药，一个世界级的新药，像王晓东的百济神州，一个药企市值一千亿，甚至不止一千亿。
俞敏洪：这个药被人们的生命所需要，他做的什么药？
阎焱：他做的是治疗癌症的药，相当于靶向药。所以，在生物医学时代，中国人蛮有竞争力的。另外，在生物医学的年代，不是说在差距上谁一定比谁拉得大，比如我们在制造方面，差距是好几代，要赶上去不那么容易，在很多航空航天材料方面，我们也落后很多，但在生物医学方面，即使有领先，你也领先不了多少，所以这是很有希望的一个方向。
俞敏洪：所以中国人民仍然需要拼命努力，赶超世界各方面的先进水平。
俞敏洪：当今年轻人确实遇到了一定的挑战，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等等，有的年轻人选择躺平、有的摆烂，当然有的实属无奈。面向未来，你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应该有一种什么心态，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让自我发展，也能够让他们跟祖国共同发展？
阎焱：两点，第一就是多读书。我现在会有一个担忧，现在年轻人不太读书，更爱看手机、短视频，缺乏了系统性的、整块时间钻研在一个事情上的场景。
俞敏洪：一个让思想深化的场景，安静下来，去吸收、去思考，并且把书中的内容内化成自己的思想，由此提升自己维度。
阎焱：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由于手机的出现，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短。我现在在想，我当年在安庆潜山县插队三年，虽说那是最贫瘠的时候，但那时候有一点好，我拿到一本书，可以三天或者一个星期都只看这本书，而且不止看一遍，这个聚焦的时间可以非常长。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这个习惯了，我比较担忧这个。
俞敏洪：的确，看视频是会消解人的关注力的，尤其是这种短视频、新闻视频，因为它会在几秒钟、十几秒钟就瞬间变化了，所以人的注意力和专注力是飘忽不定的，尤其视频呈现的是直接的图像。人一旦面对图像，比如电视、视频，脑子不需要思考就直接接收信息了，但如果是在阅读，文字本身是抽象符号，脑子需要用想象力、情感等等去加工这些抽象符号，进而转化为你能理解的内容，而这个过程，才能更好的激发大脑的活力。
阎焱：从文字变成图像、知识，他需要动用大脑，如果你看的是视频，你的大脑就失去这种功能了。
俞敏洪：所以，如果孩子从小看太多视频，就会失去孩子的想象力、联想能力、情感丰富能力，这是有科学证明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孩，都应该尽可能读书、读文字书。第一个建议是读书，第二个建议呢？
阎焱：第二个有点俗，但我觉得特别对，还是要跟上大势，比如你这个时代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你得跟上这个时代。
俞敏洪：要能够理解时代的发展方向，并且洞察大的发展趋势，顺势而为，寻找自己的未来。
阎焱：我们的社会中，天才是极少数的，大部分都是凡人，凡人要想在这个时代里不落伍，就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时代的潮流，否则你极有可能被时代甩下。
俞敏洪：现在的时代潮流是什么？
阎焱：比如现在需要人工智能，需要懂半导体的工程师，需要懂生物化学的工程师，如果是艺术家，你需要是原创性的艺术家，而不是庸俗的艺术家。但原创的、有独立思考的东西，无论是文学、艺术、科学领域，还是商业领域，都需要有原创能力、独立思考能力。
俞敏洪：比如画画，如果你没有原创能力，人工智能就很容易替代你，因为人工智能一秒钟画出来的画，比你画的漂亮很多。比如十年前，学计算机、写代码是一个趋势和潮流，只要学会了，你在所有的大城市都能找到工资很高的工作，但再往后，如果你学计算机，除非你学到顶级水平，否则中下水平的程序员，很快就会被ChatGPT取代，因为他们的代码能力已经达到了中级的水平。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写代码的能力会迅速被人工智能取代，他只要输入指令，ChatGPT就自动开始写代码，而且人要写一天的代码，它只需要几秒钟。
阎焱：我出于兴趣学了下Python，我前几天试了一下，ChatGPT写出来的程序比我写的好多了。
俞敏洪：所以，面向未来，我们的孩子要去学从大势上来说，到孩子找工作的时候都不会过时的知识、能力和技术，而且应该是尽可能不被人工智能发展所取代的技术，比如想象力、创意能力，尽管ChatGPT也有一定的创意能力，但那种出乎意料的非推理化创意能力，人工智能是不会有的，因为人最大的能力是急转弯、无中生有、不走寻常路，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所不能的，因为人工智能只能学习之前的数据进行推理。
阎焱：
不能说不能，有可能可以，知识现在还没到那个水平。
俞敏洪：但我觉得始终都到不了人的水平。我和很多人工智能专家探讨过，人工智能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可能无中生有，它产出的所有东西，即使是最大程度的创新，也是从过去的数据积累和分析中得来的，它可能会比人脑要好使，但它的超级创意能力要赶上人类还是有距离的。
阎焱：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现在ChatGPT4出来以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叫“涌现”，它会出现一些人类历史上都没有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让马斯克感到害怕，为什么一定要有控制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原因。
俞敏洪：我觉得人类的好奇心不应该被任何东西真正控制、发展，除非已经到了人类生死存亡的边缘或者已经完全无视伦理，比如用现代生物学的方式克隆人，这是现在不允许的，因为伦理上说不过去，但人工智能不存在这样的伦理问题。你觉得人工智能最后会不会失控，倒过来把人类给占领了？
阎焱：我认为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计算机专家，包括Google的AI之父之所以选择辞职回到加拿大，也是因为这个，他认为再这样发展下去，人类会失控。马克思提到过“异化的力量”，我觉得人工智能是非常可能的一个异化的力量。
俞敏洪：人类还会有前途和未来吗？
阎焱：我还是比较相信人类会有未来，我觉得会有办法控制住的。所以回到前面的话题，现在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也是我最担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失去了创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俞敏洪：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比人快多了，我有创意管什么用呢？我干脆没有创意了，人是这样的，当人去学习一种能力的时候，他一定需要这种能力给他的未来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如果在他可看见的未来里，他看不到成就感和满足感，他就不做了。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什么躺平？就是因为不管他多努力，都买不起房子，不可能产生成就感，都是勉强活命，与其这样，不如躺平。
阎焱：我觉得你得承认一点，在现代社会中，躺平是一种人生的选择，As long as you feel happy about it，只要你觉得你的选择是快乐的就好。人对自己的生命是有选择的，如果你是有意识的、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被时代所裹挟的选择，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俞敏洪：我觉得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更多人，包括年轻人，甚至是小孩，能在成就感所带来的幸福感中去发展，但我们现在很多方面都做不到，比如教育，原则上小孩、初中生、高中生，应该人人都或多或少有点成就感才对，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真正有成就感的孩子真的只有极少数，大部分孩子都陷入了压抑和痛苦之中，年轻人是这样，甚至成年人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去关注如何让更多的人幸福起来，如何拥有更容易达到的成就感。
阎焱：你讲的我非常同意，人们的快乐有两种，一种是疯人院里的，也很快乐，那是没有意识的快乐；另外一种就是有意识的快乐，就是他必须要有成就感，没有成就感的快乐跟疯子一样，是没有意义的。他不一定空虚，但他无感，他是一种动物般的快乐。
俞敏洪：有时候追求成就感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比如我现在随着年纪变大，记忆力开始衰退了，这给我带来的挫折感是非常强的，而且我母亲是因为老年痴呆去世的，部分意义上这个病会有遗传，所以我从去年开始，就开始背东西，想着还能对抗下可能来到的老年痴呆症。尽管跟我小时候相比，我现在每背一篇文章花的时间更长、更多，而且忘得更快，但我还是坚持去背。现在随着时间推移，我背的东西越来越多，有些内容我甚至可以脱口而出，而且这些内容可以在我写作的时候、演讲的时候为我所用。但没想到，这个过程产生了一个意外之喜，就是成就感。我每每从头到尾背出一篇东西，尽管没有人会听，但我的内心确实会有一种成就感。、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著名的诗人之一食指的《相信未来》我就能从头背到尾，“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其实想告诉大家，有时候如果没有大的成就感，我们可以设法让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去创造一点小小的成就感，会背一首诗、会写漂亮的字、会画一幅简单的画……或者今天你的身体本来只能走五千步，但你却走了八千步，这其实都是成就感。比如我有时候晚上应酬，喝完酒回家发现自己只走了一万步，我就会想办法以比较快的步伐再走上五千步，等我发现手机上显示一万五千步的时候，内心就充满了成就感。所以，我们不用去期待一上来就有巨大的成就感，比如买一个房子才是成就感，买一辆跑车才是成就感，我们其实可以让自己从小的成就感做起。
阎焱：我觉得你说的非常重要。其实人的生理的记忆曲线，基本到20岁以后就开始下降了，但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你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记忆力，一直到了80岁，你的记忆力也不会减退，那些无关重要的记忆可能会忘记，但你重点去记的那些东西，反而会记得更清楚。
俞敏洪：把那些真正值得记住的东西记住。
阎焱：对。所以，如果你有意识去记那些有用的东西，你的total memory allowance基本没有损耗，到80岁都不会有损耗。
俞敏洪：既然身处安庆，最后我们就聊聊你的家乡吧。安徽安庆，是安徽省非常重要的城市之一。安徽之所以叫安徽，就是取了安庆和徽州这两个地名，最后合成了“安徽”，所以，安徽的“安”是指安庆，“徽”是指徽州。
在清朝之前，包括在清朝初期，安徽、江苏以及今天的上海是一个行政单位，叫做江南府，省会原来都在南京。清朝末年把它分开了，取了江宁和苏州的简称，就是南京和苏州，叫江苏省；安徽省取了安庆和徽州，叫安徽省，安庆一直是安徽省的省会，一直到1930年代抗日战争的时候，安徽省会搬到六安，到了解放以后，省会才搬到了合肥，也就是庐州。
大家会发现江苏省和安徽省，都跨了大江南北。常常有人研究一个现象，为什么中国有不少省都跨了大江南北，比如湖北省、江苏省、安徽省，我个人认为首先是因为水利，如果两边是不同的省，长江的水利、水运会复杂很多。其次，是为了便于南北经济交融，中国有一个特点，南方和北方、长江的南边和长江的北边，在经济上一直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在我小时候就可以感觉出来。我在江阴，江阴为南，就等于在长江的南边，南方就有一个比较贬义的词来说长江北面的人，叫江北人。所以，可能是出于希望南北经济方面互相提携的原因，所以在分省的时候做了这样一个划分。当然，还有统一上的考虑，如果以长江来分各个不同省的界限，有可能南方的省发展得越来越富有，跟北方有可能会形成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局面。
阎焱：皖南和皖北也有不同的区别，皖北主要是皖北平原，大别山的北面，皖南主要以徽州、黄山为核心。
俞敏洪：安庆有一座很著名的天柱山，曾经是中国的“南岳”，我们现在提起五岳的南岳，都是指湖南的衡山。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亲自登临过天柱山，这是中国大地里唯一一个登临了天柱山的皇帝，从那时开始，天柱山就成了“南岳”，一直到隋朝。到了隋朝时期，隋文帝觉得既然要往南走，要走到更南，这样中国的领土才更加博大，就把湖南的衡山变成了“南岳”，天柱山后来就变成了纯粹的天柱山。但天柱山并没有因为失去“南岳”这个名称而变得寂寞，天柱山风景秀丽，山势高耸雄伟，又是文化圣地，后来天柱山变成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的地方。所以，中国历代诗人，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都来过安庆，也来过天柱山。
阎焱：安庆从明崇祯十年开始，做了300多年的首府，所以从清代到民国时期，但凡是有点影响的人物，都在安庆留下了人生的很多痕迹。所以，为什么安庆在近代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里出了很多文人，郁达夫在这里教过书。
俞敏洪：郁达夫是安庆人吗？
阎焱：不，他在安徽大学教书，1949年以前，安徽大学的校址是在安庆。我记得有一年，蒋介石当国家主席，当时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他俩争起来了，他还踹过蒋主席一脚。
俞敏洪：刘文典1927年就在安庆的安徽大学当校长，蒋介石刚刚当了民国总统，趾高气扬，坐着船来到安庆，视察安徽大学。刘文典对他不理不睬，蒋介石就对安徽大学应该怎么办指指点点，刘文典根本不听他的，蒋介石就非常生气，因为蒋介石说了哪句话，刘文典顶撞了一下，蒋介石很生气，总裁边上还有那么多卫兵，顺手就打了刘文典一巴掌。刘文典想都没想，抬脚一脚踹到蒋的裤裆里面，让蒋住了半个月医院，据说从此就不能生孩子了。
阎焱：这个有点传说。
俞敏洪：蒋介石就一定要惩罚刘文典，甚至还要把他送进监狱去，但全国接近30个大学的校长联名抵抗，最后刘文典继续当校长，蒋介石白挨了一脚。
阎焱：这是真事，真挨了一脚，踢裆部是添油加醋的。所以安庆在近代史上是满有文人风骨的。安庆不仅出文人，也出科学家，邓稼先是安庆人，杨振宁也是在怀宁出生的。
俞敏洪：他的祖籍是安庆？
阎焱：对，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邓稼先为了中国的原子弹事业，离家几十年，从没告诉他的亲人，他的太太都不知道他在干嘛，跟家里没有联系，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我觉得会出这些文人还有一个原因，历史上安庆曾经辉煌过，但近代逐渐衰败下来了，一旦一个人从辉煌走向衰败，心里面总会有一种重新独立起来的渴望。
俞敏洪：人是这样，国家是这样，地方也是这样。如果曾经辉煌又衰败了，人们心中一定会有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愿望。所以我们今天还在为祖国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个人要复兴，城市也要复兴。
阎焱：是，我很渺小（笑）。
俞敏洪：除了他们，大家最熟悉的安庆人可能是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安庆真是个特别出人才的地方。
阎焱：恐怕海子不是最有名的，最有名的安庆人是陈独秀。
俞敏洪：北大的大学长。看来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安庆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某种意义上革命就是从这走出去的，陈独秀就是从这走出去的。
阎焱：确实可以这样说，没有陈独秀，整个中国的历史要改写。
俞敏洪：至少部分改写。
阎焱：安庆是一个铁血名城，是国家文化历史名城，对安庆的定义就是近代文化历史名城，安庆在近代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城市发展史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安庆是中国近代史的标本。像曾国藩在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打下安庆以后，就在安庆待了三年。
俞敏洪：我记得安庆保卫战，太平天国和安庆人一起抵抗湘军的进攻，抵抗了两年，最后都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但就是不开城门投降，这也是安庆人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论今天对天平天国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但安庆人民保卫安庆的那种精神是一直被肯定的。包括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进攻安庆的时候，安庆也抵抗了很长一段时间？
阎焱：是，后来才把省会搬走。
俞敏洪：曾国藩在安庆把太平天国打败了，之后就驻扎在安庆，当时安庆相当于两江地区的总督府，曾国藩在这里就开始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在安庆内军械所造出了中国第一个蒸汽机，又把它安装在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船上面，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汽轮“黄鹄号”，长17米，航速6级，自重25吨，造价白银八千两，是当时中国造的第一艘蒸汽船。也是在这里造出了中国第一把步枪。
阎焱：安庆把近代的人才都汇聚在一起了，包括容闳、郁达夫、刘文典。
俞敏洪：容闳号称中国第一个留学生，耶鲁大学毕业。
阎焱：他们都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清高，这在安庆近代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很多。
俞敏洪：你说了这么多伟大人物，你跟他们比差得太远了啊（笑）。但我还是能很明显的感受到安庆对你的影响，你身上的文人气质、独立精神，陈独秀就是以自由精神、独立精神著称的，他如果不独立，不反抗，就不可能创立共产党。你身上也有这种气质，海子身上也能看到很独立的个性，你学会了他们的特立独行、放荡不羁，但没学到他们的精髓，所以只能游走于江湖之间（笑）。
阎焱：可能前面那句话还是对的，比较有自由思想，但放荡不羁是一直努力的目标，一直向你学习（笑）。
俞敏洪：今天我们聊的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路观看安庆的美景。长江边上的无限风光，振风塔俯瞰安庆古城和现代城市一望无际。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新东方文旅直播，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阎焱：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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