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请看：《1900年，逃离紫禁城》）
今天是2023年1月8日
这是馒头说第 780 篇文章
1900年发生了件大事
洋人打进了北京城

老佛爷带着皇帝逃了出去
转眼一年多了
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

何时回？怎么回？
那可不能随便
【今日由头】
1902年1月8日
慈禧一行返回北京

1
1901年的那个夏天，一则传闻开始在西安城里四处流传：

“老佛爷要起驾回京了！”
很多西安的老百姓掰起指头一算，才发现时间流逝之快——一转眼，老佛爷他们来西安已经快一年了。
说起来，那还是上一年庚子年的事：
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一干挑选过的皇亲国戚，化了妆仓皇逃出了城，一路辗转，最终来到了西安
。

当然，大家很快就被告知，慈禧和光绪那不叫“西逃”，叫“西狩”，典出《左传》，可以理解为“到西边来巡视”——“西狩”不能算逃，太后和皇帝的事儿，能叫“逃”吗？
不过，西安虽然地处关中，但毕竟是六朝古都，是老佛爷呆得不称心了吗？
慈禧一行在西安的行宫门口
倒也不是。虽然西安比不得北京，但老佛爷的日子过得并不差：
他们一行抵达后，立刻就把拥有几百间房屋的陕西巡抚衙门改成了行宫。别的不说，单说吃：光“御膳房”就下设“荤局”、“素局”、“饭局”、“菜局”、“粥局”、“茶局”、“酪局”、“点心局”……各类厨师有上百号人。
老佛爷的各种细节要求，也被关照得无微不至：要喝牛奶，相关人员专门紧急购买六七头奶牛；要喝冰镇酸梅汤，每天有人从一百多里外的太白山运回冰块。
按照坊间流传的说法，老佛爷他们在西安呆了十个月，几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就出去了。

那既然如此，为何不再多享受一阵子呢？

2
因为慈禧太后已经得到了一份明确的报告。

这份报告来自李鸿章——他已经和洋大人们谈妥了。
在此之前，虽然慈禧也早有回京之意，但震慑于洋人的军队还在北京城驻扎，她心有余悸，要求李鸿章让洋人们的部队都撤完了，她才肯回去。
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和英、美、俄、法等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除了其他各种让步外，还要赔出4.5亿两白银，加上分期偿还的利息，合计9.8亿两。
但这份条约对慈禧而言，无疑是一份合她心意的保证书，因为这意味着洋大人并没有赶她下台的意思——只要能保证这一点，就足够了。
既然回意已决，就应该确定回京的路线了。
这其实本不该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当初慈禧一行人逃出北京城，从河北（直隶）入山西，然后进入陕西，落脚西安——按这条最近路线原路返回就可以了。
但慈禧偏不愿意，她最后拍板的路线是：从陕西入河南，到洛阳，沿黄河一路往东到开封，然后再向北经安阳，入北京。
“庚子西狩”（红色）和“两宫回銮”（蓝色）的大致路线图
为何要选这一条路线呢？
有人认为，是老佛爷当初一路仓皇而来，不愿意再走同样的“回头路”；也有人认为，山西和河北两省受“庚子之乱”伤害最深，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可能会有不安定的因素存在；更多人认为，慈禧选择这条路线是便于可以走走停停——看洋人的军队到底有没有完全撤出北京城。
于是，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不久之后，一道谕旨下发——是以光绪皇帝的口吻：
“朕侍皇太后暂住关中，眴将经岁，眷怀宗社，时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阙，即日回銮。惟现在天气炎热，圣母年高，理宜卫摄起居以昭颐养，自应俟节后稍凉启跸，兹择于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着各衙门先期敬谨预备。”
说是农历七月十九日，但慈禧又往后拖了拖，最后定在了农历八月二十四日
（公历的10月6日）
。

回意既决，日期也定，那接下来就是紧张忙碌的出发准备工作了。

工作的准备是非常细的，比如在慈禧当初“西狩”首站立下汗马功劳的吴永——他早已从当初一个小小怀来县县令升成了四品的粮台会办——就写下了一个预算方案，其中包括：
老佛爷车队所经的道路，必须用黄沙铺平，每一里地铺沙的费用为白银二十两左右。每经过六十里地，还要设一个行宫供大家休息。至于出发第一天车队出城时所经道路，沿街家家户户必须张灯结彩，摆好香案，供好点心水果。
1902年10月6日黎明，有号手吹响了号角，西安城门大开。
到早上7点45分左右，先是先锋马队浩浩荡荡开出，然后是大小太监、御前侍卫，然后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大轿，皇后的大轿，王公贵族的轿子……
至于行李，大大小小，一共打包了三千辆车。
当时西方媒体关于“两宫回銮”的漫画
道路两旁的百姓被喝令跪伏，恭送皇帝和太后启程回銮。
有幸亲临两宫车队进城和出城两个现场的人们，估计都会有一个相同的观感：

来时人心惶惶，走时威风凛凛。
3
谁也没想到，两宫回銮一启程，就出了一个大纰漏：
第一站负责接待的当地知县，居然失踪了！
这个知县叫夏良才，他管的县是临潼。当两宫车队进入临潼县境内时，负责接待工作的夏良才人间蒸发了，害得两宫车队的大多数人连饭都没得吃，入夜，居然连照明的蜡烛都找不到。
最终是陕西巡抚允升亲自出面，临时张罗，才把太后和皇上给安顿好。恼羞成怒的巡抚大人立刻弹劾夏良才——其实也不用他，勃然大怒的慈禧已经下令立刻处死夏良才。

区区一个县令，难道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拿老佛爷开涮？

明眼人一看便知，背后肯定有故事。而当时坊间也确实流传着所谓的“真相”：
夏良才当然早就做好了迎驾的准备，但就在两宫队伍到来之前，忽然来了几个太监，向夏良才索取所谓的“宫门费”
（打通宫廷关节的费用）
，说是如果付了，自然有各种好处，如果不付，就等着倒霉。

夏良才也是个“铁公鸡”，告饶说自己这里实在没钱，连可以抵扣的金银首饰也没有。太监们骂骂咧咧地空手而归。
结果当夏良才带着队伍出门去接驾的时候，行宫的厨房来了几十个满口北京话的大汉，把原本已经准备好的各种美味佳肴洗劫一空。等两宫车队到了，晚膳自然来不及准备了，夏良才心一横，索性就躲了起来。
等到晚上随便弄了些吃的来，慈禧发现要么太咸要么有怪味——都是太监们故意放进去的。不仅如此，太监还放言，夏良才曾在外面说，是因为老佛爷自己去年闹出的乱子造的孽，还有什么脸面再来地方上要求接待。

慈禧一怒之下要杀人，心情也是可想而知。
按照坊间流传的说法，最后劝住慈禧的还是光绪皇帝，理由是：一个县官肯定不敢说这样的话，肯定是得罪了太监。而现在如果因为接待工作没做好就要杀这个县官，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听。
慈禧最后听了光绪的话，止住了杀念，只是下令将夏良才降级处罚。

这则传闻固然有不少民间特色——比如大家总想象皇帝是好皇帝，而且太后是会听皇帝的——但那些太监勒索、洗劫厨房这种事，未必是凭空想象，更可能是有人偷偷漏出的内幕，不然无论如何无法解释，已经做好接待准备工作的夏良才会冒杀头的风险玩捉迷藏。

但抛开坊间的说法不论，夏良才负责的这一站接待费用，是明明白白写在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的：两万七千两白银。

经费的来源，是借着“接驾”之名，向当地百姓摊派的。
事实上，这次两宫回銮沿途所经产生的所有经费，都是要求各地自筹的。
给你一次接待老佛爷和皇上的机会，还不珍惜？
4
像河南知府文悌，就属于那种珍惜机会的人。
两宫回銮的车队进入河南洛阳界，住宿的第一站是铁门镇，慈禧开了眼界：整个行宫恢弘大气，光慈禧的房间就有十一间，皇帝十间，皇后九间，室内地板上铺的都是芦席，上覆红毡，毡上再铺红毯。墙上悬挂的都是名家字画，庭院里种的都是奇花异草……

这一切的幕后操办人，就是河南知府文悌。

光这座行宫的建造费，就高达六万两白银——文悌问上级河南巡抚松寿只讨来了三万两经费，自己回到洛阳后强行摊派，最终凑到了八万两白银。
洛阳的行宫大门
文悌本在朝中做御史，戊戌年因为检举揭发康有为而得罪了光绪，被外放到河南做知府。眼看慈禧中止变法逆转时局又占了上风，文悌深知自己机会来了，一门心思要在这次接待工作中讨得老佛爷的欢心。
不仅如此，深谙官场门道的文悌对慈禧身边的人也开展了深入工作，尤其重点公关李莲英，不仅安排周到，各种“孝敬”也及时到位。
果然，慈禧一行对河南行程的方方面面极为满意，大大表扬了文悌，以至于文悌的上司、河南巡抚松寿也被逼得“卷”了起来，要求河南各有关地方一切要以超过陕西方面的接待水平为最低要求，真抓实干，切实做好两宫回銮的接待工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文悌和松寿很快等来了他们的回报：
两宫队伍离开洛阳后，本来还是知府的文悌就升了贵西道台，而本来是巡抚的松寿，升了闽浙总督。
慈禧对河南地方主政官员的褒奖，就好比一颗巨大的信号弹，点亮了后续接待官员火热滚烫的心。

很快，直隶方面就派来了专门的工作组，向河南方面就接待工作的方方面面取经，得到了让他们感叹不已的近百条决定成败的细节经验：

不同人住的房间，铺的毡子要不同的颜色和规格；点的蜡烛和宫灯都有专门的标准；轿子的尺寸，轿夫的人数都有严格规定；笔墨砚台要准备好，但不要摆出来；墙上字画都不能有人名落款……

但毕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拿出这样的心思，以及这样的排场。

比如河南省内同样要承担接待任务的汲县，县令因为实在筹集不到接待所需的银子，又不忍再向老百姓收税，最终上吊自杀了。

但这些事，慈禧未必都知道。按照她自己的想法，此次回京，提倡的是“节俭”，讲究的是“低调”。为此，她决定以身作则，在抵达开封后的第二天就宣布：
考虑到在行程路上，为节俭起见，今年自己的67岁大寿，就不要操办了。
但话是这么说，下面人心里的一本账还是很清楚的。

11月9日(农历十月初十）那天，大小官员身着官服，热热闹闹地在开封行宫给老佛爷拜寿，亲贵大臣们每人得到了“大绸二匹，江绸袍褂一卷”和各种食品的赏礼。
慈禧的寿宴是河南的名厨操办的，点心是专门从山东请人来做的，光花园里的菊花就购置了一千多盆，按操办的官员说法：

“好叫两宫看了花花世界，心花儿朵朵开。这也算是做皇太后、皇帝的福气，做臣子的忠心。”
据说那天关照“不要大操大办”的慈禧心情确实很好。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是自己的生日。
另一方面，她也知道，离北京越来越近了。
5
进入直隶境内，慈禧感受到了一些新气象。
倒不是说接待工作——河南的接待工作已经属于这次行程的“天花板”，尽管直隶方面先前已经派人去取过经，但总体方面依旧很难超过河南。

但时任直隶总督的，是袁世凯。
除了常规的接待工作外，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比如迎接两宫一行的仪仗队。
按照此前的规矩，在道路两旁迎接两宫的无非是一些跪拜的百姓和乡绅，供奉一些水果糕点，喊几句歌功颂德的话。

但袁世凯派出了他的军队。
那是一支全套模仿德国陆军，刚刚经历天津小站练兵磨砺出来的新式军队。当穿着整齐制服，如一个个电线杆一般笔直竖立在道路两旁的军人映入慈禧的眼帘时，确实引起了她由衷的赞叹。
但她很快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军人，见到皇帝和皇太后，居然不跪！
很快，负责协调迎驾事务的醇亲王载沣就找到了这支军队的统领——一个据说曾留学德国的37岁青壮年军官——责问他为何不让他的士兵跪迎圣驾。

那个叫段祺瑞的军官丝毫没有打算改变主意，他告诉醇亲王，新式军队只行军礼，不会下跪，即便是德国军人见到本国皇帝也是如此。

勃然大怒的载沣最终是被慈禧喝止的，这位拥有顶级政治手腕的太后当下表示：

“好，好，只要能打仗，跪不跪不要紧。”
她还训斥了一脸不高兴的载沣：

“那些八旗兵绿营兵大烟抽得多，枪也扛不动，他们倒是能跪的，但他们如果能打仗，我们还至于去西安吗？”
“北洋之虎”段祺瑞，皖系军阀首领，曾是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段祺瑞那样“不识好歹”。
当时袁世凯编练的新军里，还有一个统筹慈禧和光绪护卫工作的军官。那个叫张勋的48岁军官明显就比段祺瑞世故很多，首先就知道要讨好李莲英，而后者把每天慈禧的行程提前透露给他，他就率先布置好沿途警卫工作，让慈禧大为欢喜。

用人之际的慈禧自然免不了要当面褒扬和奖赏，这无疑让张勋感恩戴德，以至于心中的精神辫子自然长存，还让自己麾下的部队留住了脑后的物理辫子，直至后来用实际行动“揭竿而起”，在大清早已僵硬的尸体上强行打上了一剂强心针。

张勋。辛亥革命后，因下令麾下军队不准剪辫子，他的部队被称为“辫子军”，他本人被称为“辫帅”。曾导演短暂的“张勋复辟”闹剧（延伸阅读：《张勋这个人》）
在抵达正定之后，两宫的交通工具也升级了：慈禧带领部分亲信随从改坐火车，由铁路北上。
那列“回銮专列”一共有21节车厢，其中慈禧独享两节专用车厢。按照当时分管铁路工作的盛宣怀的布置，太后等人的车厢被布置成了花车，在她的车厢里，预备“洋式铁床一张，每吃一顿饭，用干水果十九碟，四大碗、四小碗、一品锅，均用团龙花样……另外还有自鸣钟，如意着衣镜、珊瑚树等各种摆设。”
车到保定，早有袁世凯请好的一支西洋乐团奏响了欢迎乐曲，让慈禧连称新奇。
在保定呆了四天后，慈禧一行继续上车，踏上了返京的最后一段旅程。

1902年1月8日上午12点整，“回銮专列”缓缓停靠在了北京马家堡车站。在车站外，早已事先张灯结彩搭建了一个大席棚和一个大牌楼。
慈禧一行抵达车站时的场景
尽管慈禧一行并不会在车站停留太长时间，但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
离京一年半，老佛爷带着皇上载誉归来，这点小钱，算什么？
6
回銮
的队伍，是从永定门入城的。

沿途的建筑和道路，自然是要花大价钱全部修缮好的。只是由永定门往北，进入内城正南的正阳门时，慈禧还是愣了一下。

一年多前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正阳门的四层箭楼被炮火削掉一半，一直没有经费修复。考虑到两宫回銮，这番景象怕是要“戳心境”，官员们就在城墙上搭了两座彩棚——耗费五万两白银——来装点门面。
这种在伤口上扎蝴蝶结的行为似乎并没有太影响慈禧的心情，因为那天在现场的中外媒体都不约而同记录了一个细节：
慈禧在抵达正阳门后，出轿子给关帝庙上香，一抬头，正看到了在城楼上对着她拍照的洋人。

一年多前还准备与他们决一死战的老佛爷，面对镜头，居然没有躲避。
她抬起头，露出了笑脸。
（本文完）
馒头说
1901年11月7日，当时两宫
回銮
的队伍正在开封休整，慈禧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78岁的李鸿章死了。

“遽闻溘逝，震悼良深”，这是当时李鸿章去世后，慈禧下达的懿旨中的八个字——想来，应该也是她的真实感受。

其实她当初如果能听李鸿章的话，根本也不会有这次所谓的“西狩”和“回銮”：当她下达同时向十一国宣战的诏书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一反常态，直接回复朝廷八个字：“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由此拉开“东南互保”的大幕。
祸是慈禧自己惹的，但最后去立正检讨吃耳光的，还是李鸿章。签完《辛丑条约》，李鸿章大口吐血，据说是胃出血，但估计心也是痛的。
事实上，如果没有李鸿章当初想尽办法促成唐胥铁路建成和推行铁路运输，慈禧一行最后返京的行程未必能坐得上火车；如果不是李鸿章当初力推中国第一家电报局建成，慈禧出门在外一年多时间，不可能高效掌握那么多信息，进行那么多安排——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也是电报拍过来的。

倒不是说李鸿章全知全能，或者毫无缺点，但至少相对于醉心权谋艺术的慈禧，这个大清“裱糊匠”多少还是比她看得更多一些，更远一些。
一场紧张仓皇的逃亡，变成了“西狩”，一次本该低调的返程，变成了享受、献媚和贪腐的狂欢。慈禧知道这些吗？她恐怕也是知道一些的，但她也必然有很多不知道，有些是不愿意知道，以及知道了也没用。当然，更有一些，她觉得是本该如此的，这有何稀奇？
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这样记录两宫
回銮
后：

“经年播越，劫后归来，城郭依然，人民如旧。”
这一年，43岁的袁世凯已经当上了直隶总督，手握一支完全不同于八旗兵和绿营兵的新式军队；
这一年，36岁的孙中山确立了通过革命建立共和国三程序的方案，已经成了海内闻名的著名革命家。

这一年，各种新式学堂已经在各地兴起，各类中外报刊已经传遍大街小巷。
这一年，离科举制度作废还有三年时间。
这一年，离1911年，也就只有九年时间了。

怎么可能依然？怎么可能如旧？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庚子西狩丛谈》（吴永，中华书局，2009年10月1日）
2、《慈禧回銮：1901年的一次特殊旅行》（杨红林，三联书店，2017年5月）
3、《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沈嘉蔚，窦坤，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1日）
4、《庚辛之际的回銮之争》（高志军，《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4期）

5、《慈禧、光绪“庚子西狩”对河南民间的骚扰》（陈德鹏，《天中学刊》，2016年01期）
6、《<申报>“庚子西狩”报道研究》（王润鑫，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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