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黑龙江省高考第七名、清华本硕博高材生、未来学者奖学金得主、大V、“曹大佐”、中国电力建设集团驻外工程师、“去非洲”理念倡导者和实践者、理想主义者……1994年出生的曹丰泽有很多标签，也有很多争议。最新引发关注，是其2023年9月17日在《文化纵横》所做的一场演讲，该演讲随后被整理为文字版《中国青年工程师的“发展主义”选择》，在该文中，曹丰泽用平实的语言分享了自己求学、工作以来的经历和思考，尤其是其在非洲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由此引出来的中国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日前，《香港01》记者通过视频连线专访了身在赞比亚的曹丰泽。对于其文的破圈传播和高关注度，曹丰泽坦言“有点意外”，一方面是文章很长，很多人还愿意看下去，另一方面也说明虽然“一带一路”参与的人很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但真正能长时间深入到沿线国家的人很少，“我讲的东西对于知识分子这个圈子来说确实比较新鲜”。此外，曹丰泽还谈到了表达方式的重要性，“我是学理工科出身，不是学文科的，所以我说的都是大白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工人阶级的语言，所以受众相对来说会更广一些。”
“理想主义的路是走得通的”
2021年6月曹丰泽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成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驻非洲的工程师，第一个项目在坦桑尼亚的一座水电站，担任项目大坝部分的总工程师，相当于项目的副总工。
为何放弃北京的“中产”生活选择非洲？这是很多人的疑惑。曹丰泽在文章一开始花了很长篇幅铺垫和解释，“如果单从做题这个领域来衡量，一个正常人在一生中遇到一个比我做题能力更强的人的概率基本上是零。”“经过这么多年以来的心理转变，我现在对东亚这一套从生到死的，基于排名的成就体系持有一种彻底的否定态度。也就是说不光是做题，包括升官发财所有这些被后天建构出来，但凡是涉及到排名的、攀比的，然后忽悠你东亚人从生到死一直像一个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工作不休的这一套，我现在也都持有完完全全的否定态度。我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荣誉可言，也不值得任何尊敬。”曹丰泽说，这也是自己面对互联网乐于“抬杠”群体所做的一份“免责声明”，以此来说明，选择非洲“不是因为我不配留北京，而是那种所谓的中产生活本身实在无法忍受。”
在互联网的多次公开发言中，曹丰泽毫不掩饰自己去非洲追寻“理想主义”的初心。到非洲半年后，曹丰泽在一篇自述文中这样写道，“一转眼，来非洲已经快半年了。短短半年，我却扎扎实实地明白了‘理想主义’这四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回想半年前，我兴高采烈地离开清华，怀抱着满腔热情来到非洲，一心想要为坦桑尼亚人民用上清洁而充沛的电力贡献我的‘毕生所学’，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经过半年多的磨砺，曹丰泽说，理想主义者的生活从来都不酷，理想主义的道路也从来就不豪迈。甚至，掰着手指头算日子，被动地熬过那些艰难的时光，也算不得什么本事。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艰辛与失败中，不停息地思考如何工作，如何解决现实中不停涌现的既不酷也不豪迈的千百万个问题，永不停息，这才是理想主义者。
曹丰泽的“非洲故事”被各方关注，正是日复一日不停思考的结果，也因为日复一日，所以他得以深入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并有底气以理工科式的简单直接，戳破诸多宏大叙事的不落地，中国国内知识分子与当地实际的脱节，以及普罗大众层想象出的“虚假非洲”。迄今，曹丰泽在非洲已经两年半，但他自觉对非洲的了解“非常皮毛”，尤其跟那些在非洲混了很多年的老前辈比。
“债务陷阱论”、“大撒币”经不起推敲
虽然“非常皮毛”，但曹丰泽的一线观察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参考价值的面向，以及倒逼着官方和知识分子群体去思考：究竟该如何破解“内宣不行、外宣不行”的局面？如何才能实现学术话语体系与当地实际的对接？
过去十年，伴随着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企业自身发展所需，企业出海成为趋势和常态，在社会面还流行一句话——不出海就出局。根据官方统计，2013年以来，中国在非洲参与建设6000多公里铁路、6000多公里公路、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蒙内铁路、亚吉铁路、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非洲疾控中心总部等一系列标志性工程不断涌现。目前，共有3000多家中国企业“深耕非洲”，从传统的制造业、工程建设等领域扩大到科技、电子商务等新兴行业。
与此类基础设施建设相伴随而生的，既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等批评与质疑，也有来自中国内部的“大撒币”、“无偿援建”等不解与不满。曹丰泽表示，如果先不算政治账，单从经济账来看，中国在非洲这么多年是不亏的，长远来看要比西方国家那种大肆掠夺要实惠很多。“本届政府对投资非常理性，很多投资项目也收得非常紧，我们作为国企想要获得资金并不容易，一定要反复论证这个项目的安全性、可靠性，才能从国内获得资金，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用的并不是中国官方来源的资金，有一些是中国或者外国的私营资本，有一些是当地政府的资金。而这些资本肯定是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利益的。”
对于国内普遍争议的“大撒币”式援建，曹丰泽直言“大家到现在还习惯于把我们这些出海打灰的工作称为‘援建’。大部分的工程，都是正常的商业合同，你给我钱，我给你打灰，然后我赚一个合理的利润。援助当然存在，一般都是学校、医院这种人道主义性质。换个角度说，我们现在毕竟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地球，我们做事肯定是要服从这种市场经济的逻辑的，单方面的援助关系它永远不可能长久，只有双向的互利互惠的关系才有可能长久，这是一定的。”再比如“债务陷阱论”，曹丰泽说，“所谓中国债务陷阱搞新殖民主义这个说法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任何债主，没有一个不是希望债务人老老实实把债按时还上的。”
而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核心挑战，曹丰泽总结为“中国企业内部竞争的外溢”，因为“一个事业有没有发展前景，还是得看能不能赚到钱，只要有钱赚，其他的问题自然会去努力解决，但是如果没有钱赚，问题就比较严重。”“我现在最担心的再过三五年，大家在国外赚不到钱了，一带一路再怎么说好也不会有人去了。”“新殖民主义”不过是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手段，这是已经摆在台面上的，但对非洲人民来说，“本质上大家都是日子人，重要的还是看跟着你我能不能赚到钱，或者我的生活有没有变好。”
中国并不亏，且非洲各国在此过程中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和利益。数据显示，中国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2022年，中非贸易额为2820亿美元，占到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20%。当前，21个非洲国家已经享受98%输华产品零关税待遇，非洲12国18项农产品在“绿色通道”项下获得输华准入。2022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70亿美元，是2013年的1.8倍。但在曹丰泽看来，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非常强，但国内对中国人在非洲的存在形态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学界完全没有跟它有关的任何理论研究，甚至你问我现在有多少中国人在非洲，没人能给你一个确切的数字。”问题出在哪？
“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落地
在去年9月的演讲中，曹丰泽提到了“内宣不行、外宣不行”的问题。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不管是工程师还是工人，大家的共同点就是能干活，一个人能顶两三个用，但是嘴皮子非常不溜。”所以“中国人在这一点上非常吃亏，国内尚且完全不关注，那你想想国外会对中国人的观感很好吗？那必然是不可能的，大家对中国人如果说没有什么负面看法，那已经很幸运了，你还想奢求什么正面看法。西方的文化霸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需要经年累月的高强度投入，高强度洗脑的，不可能是你埋头干活，然后人家日久见人心对你感动了的。”
一线的工人素质良莠不齐，且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出来的，没有总结能力。当地有影响力的华人华侨以生意人为主，也都在忙着算经济账。如何在非洲做好国际传播，国家层面的需求很强烈，国际传播在二十大报告中也被正式确定下来，尤其是随着全球南方悄然兴起，这种需求更多了一层战略意义。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也提到，要加强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但在现实层面，曹丰泽直言，“国家层面的宣传落不了地。”因为“你天天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你跟总统说说行，跟省长说说行，你跟老百姓说谁听得懂？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家关心的就是自己柴米油盐的事情。”
对此，曹丰泽一方面强调“这事不能急”，因为“中国的舆论能力落后，不是一两年的时间就能追上的”，另一方面认为国家层面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渠道，增加人员交流和往来，尤其是需要增加知识分子群体的高强度来往。“现在很多时候指望孔子学院，一个孔子学院能容纳几个老师？一个非洲国家几千万人口，至少需要几万或者十几万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强度来往。”“从国家层面来说，要尽可能的多提供平台，为知识分子去第三世界深耕创造条件，比如比较好的收入，一个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等。这样高强度的投入和深耕，才可能把当地的政治、文化研究透，也才能因地制宜做好国际传播。”
具体到在非洲的国际传播，曹丰泽建议，国家层面不要搞大水漫灌，而是在每个地区选择两三个基础条件相对好且与中国关系相对好的国家，多投入资金和精力，展开相应的基建、人员交流、政治联系、产业扶持等，搞出来几个示范橱窗，可能效果事半功倍，也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因为同样是非洲国家，有的国家政局相对稳定，人民也比较温和，一次性多投入一些资源，风险好控制，效果也好，但有一些国家政治风险太大，搞大水漫灌对方也不会领情。
虽然寄望于知识分子的高强度流动，同时也是旁人眼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曹丰泽却多次表达过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失望”。在演讲中也说，“我们的知识阶层，他们想象出来一个非洲，想象出来一个劳动阶层的形象，然后想象他们的生活和面临的困难。连你的背景和任务都是想象出来的，你觉得你想象的他们的实际状况得失真到什么程度？”“所以很多时候我和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交流，刚说了三两句话，我就觉得，他们这简直就是你说城门楼子，我说胯骨轴子，根本没法交流。后来我本人也像我干活的同事们一样，开始不愿意跟这些知识分子交流。因为我只能感受到令人绝望的愚蠢。”
也因为这样，所以曹丰泽认为除了增加学校之间的来往，也可以让一些学者来企业挂职，一些企业高管也来学校挂职，通过这样的“交叉挂职”，学者能熟悉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实际发展情况，学生也能掌握到“一带一路”在沿线不同国家的实际。谈到这部分时，曹丰泽又提到了“日复一日”的重要性——“很多东西确实需要时间来磨，需要日复一日的无聊和没意思，这样才可能有比较深入的感悟。”
“我最希望的是破除中国人的观念”
虽然出生在中产家庭——父母都是重点大学毕业，从清华博士毕业后，北京中产生活也是唾手可得，但曹丰泽始终对这样的生活避之唯恐不及，并扪心自问：如果说我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导出的是这样的生活，那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去死？相比起来我现在就死好像还更幸福一些。
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曹丰泽将其对中产生活的逻辑推理应用到了“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上，并总结为中国在救第三世界，同时第三世界也在救中国。“中国救第三世界是物质层面的，他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去帮助他们以一个更实惠的价格，更高的发展速度，更好的金融服务模式把基础设施尽快搭建起来，让他们过上物质层面更好的生活。”
为什么说第三世界救中国呢？“不是过剩产能输出这么简单，主要是观念上的救。说白了是对中国人观念的改变，尤其是中国青年的观念，就是一定要吃苦，一定要待在大城市，满足其他人对我的期望……我其实最希望的是破除中国人这样的观念。中国人现在困在自己的逻辑体系里，把吃苦当成了目的，造成了越发展越不幸福的悖论。第三世界虽然落后，但他们的生活态度可能更对中国人有启发意义。”“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期，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普通百姓，大家都处于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中，不仅原来的发展路径需要变革，观念也需要变革。”
说到底，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一带一路确实有助于输出我们的一些产能，有助于中国人的一些就业，但这是长久之计吗？”最终还是要走向第三产业，“走向第三产业需要的是什么？需要观念上根本的改变，不要把娱乐、享受看作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然后疯狂去卷，这也是我对北京中产核心的批判，我觉得他们太苦了，他们明明必没必要搞那么苦，大家说白了都是身家百万千万的人，结果把自己搞的可能还不如非洲一个躺在树下晒太阳的一无所有的黑人。”
观念的变革何其艰难！就像曹丰泽的理想一样——我的理想显然不是打灰本身。我的理想是改变眼下这套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极端不公的国际秩序，让人们都能得到与其辛勤和贡献相匹配的回报，而不是八亿条裤子换回一套客机的倒行逆施。但显然，就算我祖坟大冒青烟，这辈子能混成个什么厅长，凭一己之力也不可能实现这一宏愿。但至少，我知道该如何往哪个方向走。我知道我去非洲修水电站，就能推动这个宏愿向前前进小小一步。我的贡献跟这座大坝比是个小数点，这座大坝跟“改变国际秩序”比更是个小数点。但我十分确信，我这个二阶无穷小的贡献，必定是个正数。至少，那位高级灌浆工和他的家人在乎。河水灌进他的田地，电流钻进他的家，他的女儿打开电视，看得到泡沫剧，也看得到《走近科学》。她的眼睛翻越这个小小的斯蒂格勒峡谷，看向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玄机。那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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