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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序
文/荣新江  2022年10月17日 三升斋
刘诗平、孟宪实两位的这本书源于20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时出版的《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可以看出当时两位作者的心境，是想通过百年敦煌学的历史，来诉说中华民族的心灵历程。
如今，作者对内容进行增补修订，加入大量有关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内容，并补充近二十年来敦煌学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包括国际学界的交往和竞争，还以大量图片辅佐文字，使本书更加丰满。书名《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似乎也更加符合大众读者的趣味。
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部真正的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尽管学术史难做，但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学术史。两位作者在前人许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探索和整理，对百年来的学术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包括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文献流散，各国探险队的攫取、豪夺，早期敦煌学研究的艰难历程，特别是中国学者远渡重洋，抄录整理敦煌文献的经过，以及最近四十年来敦煌学的迅猛发展和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争先。虽然没有像纯学术著作那样出注，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叙述无一字无来历，是一本相当全面又可读性很强的敦煌学学术史。
敦煌学的历程必然与百年来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谓“伤心史”、何处是“敦煌学中心”等话题，是每一部敦煌学学术史都无法回避的。
本书两位作者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之上，同时兼有国际视野与同情之理解，把个别事件放到整个敦煌学的发展过程之中来看待，揭示出当年相互之间，因为国家强弱、党派分野、脾气秉性之不同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和纷争，用“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去看问题，把许多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梳理出来。这些方面的论述，给我很深的印象。
两位作者，孟君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学术挚友，诗平是曾经跟随我读硕士的学生，他们对于我有关敦煌学的论述非常熟悉，私下里也有很多讨论或论辩。我很高兴他们两位在本书中采用了我的不少观点，也利用了一些我发现的敦煌学史新材料，特别是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与我的观点保持一致。我既欣慰于他们能采用我的成果，更欢喜他们在我的研究基础上又有许多推进，特别是把许多分别论证的问题联系起来，因此常常更加深入。
这本书的最终成稿和后来的增补，诗平用力较多。诗平本科、硕士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因此对武大的吐鲁番文书研究和北大的敦煌学研究情形都比较清楚了解。毕业后他进入新闻出版行业，有机会多次走访包括敦煌在内的地方，增长见识，同时由于撰写新闻稿件，有很好的写作训练基础。
读者不难看出，这本书的文风有一些新闻写作的味道，把敦煌学史上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报道”出来，用引人入胜的话语带着读者深入阅读。这本书中，不论是“民族的心灵历程”，还是“宝藏的聚散离合”，都更像是敦煌学圈外的媒体人更为关心的话题，也是沟通敦煌学专业学者与大众读者之间的桥梁。
作者让我给本书写一篇序，使我能够先睹为快。掩卷之际，把阅读的感想写出来，聊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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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发现世界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敦煌的世界性无与伦比。
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没有任何道路比古老的丝绸之路更联通世界。在东西方大国起起落落之间，在各种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流之间，数不清的商旅、僧侣、盗匪、军队、外交使团活跃在这条国际通道上。
敦煌，地处丝路繁华、扼守丝路要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生活和流动在这里。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在这里交融，佛教、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和儒家在这里汇聚。
正因如此，保存至今的莫高窟艺术和藏经洞文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缤纷多彩的中古世界。上千年连绵相延的历史，保留在幸存的735个洞窟、24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壁画中，保存在6万多件用汉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文字书写的文书和绘画作品中。
藏经洞里收藏的主要是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珍贵文书，莫高窟留下的是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的壁画和彩塑。如果说藏经洞是一个储存着历史记忆的图书馆，那么莫高窟就是一个陈列着古代艺术的博物馆。作为地球上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石窟艺术遗存，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无可置疑地显示了它的珍贵和独一无二。
在世界寻找敦煌
在伦敦英国图书馆，陈列着一部由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制的《金刚经》，这部长约5米、反映当地民众宗教信仰的佛经，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和较完整的印本。它来自敦煌藏经洞，斯坦因把它带到了这里。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刚经》
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中国现存最早的图经之一——沙州都督府图经。与这部唐代图经一道收藏于此的，还有一份反映唐朝百姓服役内容的差科簿，记录了敦煌县从化乡约300个家庭的生活点滴，他们绝大部分是高度汉化了的粟特人——一个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极其善于国际贸易的民族。它们均来自敦煌藏经洞，伯希和把它们带到了这里。
《沙州都督府图经》
在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有一尊一米多高的彩塑供养菩萨像。这个出自唐朝艺术家之手的菩萨，体态修长，璎珞长垂，气质端庄典雅，造型严谨流畅，已成为博物馆“镇馆之宝”。它来自敦煌莫高窟，华尔纳把它搬来了这里。
唐代彩塑供养菩萨造像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有一幅公元8世纪的《观无量寿经变》残绢画，画上的一组菩萨像和四个头戴“垂脚蹼头”的男性供养人，生动地反映了唐朝人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它同样来自敦煌莫高窟，奥登堡把它带到了这里。
敦煌文书和石窟壁画、雕塑分藏于世界各地。当年，它们的流散过程，充满了无知与欺骗、巧取与豪夺。今天，各国收藏机构合作对其修复、出版与数字共享，各国学者悉心研究、相互交流，共同推进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保护和利用。
以研究敦煌文书和石窟艺术为核心内容的敦煌学，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它的世界性，并在不同国家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敦煌学家。从日本关东到关西，从伦敦到巴黎，从圣彼得堡到美国东西海岸，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敦煌，追索历史、启迪未来。
敦煌之梦
1900年藏经洞豁然洞开，许多人的命运开始与敦煌紧密相连。他们逐梦敦煌，有的人美梦成真，有的人噩梦相连。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为他在莫高窟弘扬道教的梦想，洞开了新的大门。斯坦因、伯希和万里远征，实现了获取敦煌宝藏的梦想，也让藏经洞成为中国人的伤痛记忆。勒柯克在抛硬币决定命运时与敦煌宝藏失之交臂，华尔纳准备揭走敦煌整窟壁画时大败而归，他们梦想的破灭，使敦煌宝藏幸运获救。
敦煌文书的命运，折射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藏经洞文书已经流散，民族尊严与学术的希望不能失去。从向达、王重民，到荣新江、王冀青，为了追寻流散在异国他乡的国宝，一代代学者接力，走上了崎岖漫长的寻梦之路。寻找敦煌宝藏，也是在寻找民族之魂，寻找文化之本。
与此同时，一批批艺术家和学者怀抱敦煌梦，来到莫高窟。常书鸿在祖国多难之际从巴黎回国，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敦煌，从此成为一生的守候。段文杰从1946年到达莫高窟后，每天听着九层楼上的铁马叮当声，再也没有离开。樊锦诗，这位“敦煌的女儿”，年过八旬依然心系敦煌。她说：“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
走进敦煌
20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撰写了《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通过数年的努力，试着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一段难忘的心灵历程。
如今，我们将书名定为《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同时围绕四个方面对全书展开修订：一是吸收和融入20多年来全世界敦煌文献公布、敦煌学研究进展的成果；二是增加敦煌石窟艺术及其研究者的内容，使敦煌学两大核心——敦煌石室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及其研究者的故事尽可能较均衡呈现；三是增加近年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内容，由此不难看到一百多年来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相互关系发生的变化；四是丰富图片内容，尽可能让图片与文字互补，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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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发展迅速，本次修订几乎涉及全书每个章节，同时增写了5章和若干节内容，增加了约8万字。变化最大的，是本书下编，比较完整地讲述了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过程。
从藏经洞发现至今，敦煌学界有三句话流传最广，它们是：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欧洲”）；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三句话就是敦煌学发展历程的缩影。从增补修订后的内容中，人们将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这些话语背后的历史经纬。它们是敦煌文物命运和敦煌学发展历程的折光镜，同时也折射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困顿与奋发。
从增补修订后的内容中，人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中国敦煌学内涵和外延的三次改变——从上编藏经洞文书的发现和对文书的研究，到中编大规模展开的莫高窟壁画临摹、摄影、考古，从而发展为敦煌文书与石窟艺术、历史考古相结合的研究，再到下编敦煌学成为“敦煌吐鲁番学”，进一步发展为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比翼双飞”、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的研究。
就学术史层面而言，修订后的本书由此显示了如下的中国敦煌学研究分期，即：藏经洞发现后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44年）为第一期，这一时期以敦煌文书研究为主；从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1983年）为第二期，以敦煌文书与石窟艺术及考古齐头并进为研究特色；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至今为第三期，转入将敦煌文书、石窟艺术及考古，与吐鲁番学、丝绸之路学相结合的研究。每一时期，各四十年左右。1
踏上丝路，来到敦煌。当陪伴敦煌宝藏走过百年风雨、跟随敦煌学经历世纪沉浮之后，人们将会发现：敦煌，是如此之深地牵动着世人的目光。很难找到还有第二个地方，能像她这般凝聚着连绵相延的历史和不曾中断的文明，像她这般阅尽人间的悲喜爱恨和荣辱沧桑，像她这般让众多学者、艺术家痴心不改并以身相许，像她这般展现如此广阔的世界和辽阔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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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敦煌学研究正式起步，一般以1909年伯希和携带敦煌文书至北京、一些中国学者抄录并公开发表文章起算。在社会上，有时也从藏经洞发现说起，如2000年官方在首都北京举办的大型展览，名为“敦煌艺术大展——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一百周年”。第二期以1944年国民政府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标志，但这一转变，从张大千、王子云、向达等在敦煌的考察研究和社会反响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第三期以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为标志，但这一转变，从新出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成果发表和出版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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