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教授，疫情三年重读鲁迅。近日，张旭东教授的重要论著《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张旭东教授“鲁迅三部曲”计划的第一部：《杂文的自觉》写的是1924年到1927年之间鲁迅的创作；第二部《杂文的自由》，写鲁迅在上海最后10年的经历；第三部再回头写鲁迅最初踏上文坛的历程。
张旭东教授说：“鲁迅杂文书写的是那代中国人对自己命运的爱。”那么，如何从杂文的角度去理解《伤逝》、理解《阿Q正传》？鲁迅的杂文与文学之间有哪些关联？怎样看待把鲁迅当成个“金句”作家、“读鲁迅门槛低”等说法？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播客品牌“苗炜·天真与经验”对话张旭东教授的文字实录。张教授说，希望每一代人能不断地阅读鲁迅，新的阅读的前提是要有一种陌生化效果，把鲁迅从原有的窠臼给拔出来，好像从来没有读过，是第一次面对鲁迅作品那样。
张旭东教授
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苗炜
：为什么把《杂文的自觉》放在三部曲的开始呢？

张旭东：我们从小到大读鲁迅，尤其是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学鲁迅都是一个文学史教育。所以读鲁迅必然要先从他的最早的作品开始读，是从小说开始的，读到《彷徨》。之后就没有了。因为他不再写我们心目中的那种“纯文学”：从《华盖集》开始，是论战的、评论的、讽刺的杂文，那个文学的鲁迅好像淡出了。这个问题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在我心里。
对鲁迅来说，1925年非常关键，从此以后鲁迅就是个杂文家。我在第一部里提出“杂文的自觉”，还有个副标题叫“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在我看来，鲁迅文学的第一次诞生是五四运动，是“听将令”的文学。但1923年这一年，鲁迅什么也没写，整整搁笔一年。鲁迅文学的第一次诞生走到了一个困境，没有路了。而“没有路”是鲁迅一生的基本状态。就在1924到1927这4年当中，鲁迅一步一步走出来，从一个不可能的状态里边找到可能性。从没有路的地方，找到一种路。他在《华盖集》题记中说，“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他说比起躲在艺术之宫里边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他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更喜欢这样的写作。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以杂文的视角来看鲁迅小说
苗炜：以杂文的视角来看鲁迅小说，会有什么变化？
张旭东：比如《伤逝》这篇小说。1925年11月，他为什么要写一个自由恋爱及其失败的题材？这个问题从五四运动以来我觉得他已经讲清楚了。从题材上没有任何新颖的地方，它的处理也是比较老套的，都是你看了前面就知道后面怎么样的套路。但是大家又觉得这篇小说非常有力量，原因在哪儿？我觉得它不是处理一个恋爱问题，而是处理一个如何告别的问题。你想想小说题目这两个字，它不是一个自由恋爱的悼亡仪式，而是一个对于旧生活的悼亡仪式。它必须要给自己找一个出路，要跟过去有一个了断。所以他就安排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虚假的恋爱故事，然后让年轻人不得不以一种很成问题的方式跟自由恋爱的对象告别。用小说人物的失败、小说情节意义上的失败，来表达一种杂文意义上的强势逻辑：就是我要向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什么代价我都可以接受。这是尼采说的“创造性毁灭”或者“创造性遗忘”。
电影《伤逝》
我们读《伤逝》，知道男主人公是一个非常孱弱、苍白、自欺欺人的形象：他所有向子君的忏悔，从他脑子里边走过的那些话，都是鲁迅自己的话，都可以在鲁迅其他的杂文中找到可以与之相匹配的句子。鲁迅为什么要把这个严肃而悲剧性的使命任务——往前走，交给一个根本撑不起来的男主角？我觉得，《伤逝》是一个披着虚构外衣的杂文，是一个杂文为体、小说为用的一个混合文体。形式上的失败恰恰是写作上的成功。作为小说或者虚构文体的失败，就从侧面说明了鲁迅杂文之厉害。
我们再看《阿Q正传》，前面有一个序，是说写作的不可能性——他这个人物根本不配列传，只是个搞笑的东西，文体最早又是个报刊连载。他是以这种调侃式的文笔来写，他的叙事都没有完全展开，没有写实主义意义上的情节、人物、性格、内心冲突、景物描写，也没有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线索、聚焦在主人公命运的时刻等。
《阿Q正传》的确是一个现代派的东西，但是比这更进一层，我们看到它是以这种杂文式的笔法，把一种对中国社会的哲学式的判断，以一种讽刺性、游戏性的小寓言故事讲出来。
《阿Q正传》是一个寓言故事，它的深刻性就在于，阿Q是一个幽灵，是中国人的灵魂，这个灵魂是没有家的。没有家是因为晚清以来整个中国文明体系的崩溃，所以在符号体系上阿Q找不到牌位。但是阿Q讲道德，讲男女大防、恨洋鬼子。阿Q是个比赵家更关心赵家的正统合法性的一个人，但是赵家不认他，左一个嘴巴子、右一个嘴巴子，不许他有家、有姓、有名。他什么也没有，就像是一个孤魂野鬼，要回到传统文明的象征秩序里面，但回不去。就这么深奥、总体性的一个形而上学图景，被以这样一种漫画式、短小的，而且不符合任何文体规范的写作给显示出来。到今天，我可以说《阿Q正传》是中国新文学百年以来最了不起的作品之一、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但是他的文体、样式、题材、风格却是很难分析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找到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杂文的视角，我觉得能接近和把握住鲁迅文学真正的活力和创造力。
韧的战斗，吃了上顿没下顿是不行的
苗炜：鲁迅是很早就开始向当时的中国介绍西洋文学的一个人。他当时非常了解现代文学，这会给他造成影响的焦虑吗？
张旭东：他翻译过大量的作品。他说过不要说跟外国文学大家比，就连儿童文学作家中那些简单的描写他都不会。我觉得这是老实话。但是他一旦进入杂文状态，就有如神助。所有在中国文字里边的修养、训练、趣味，以及处理复杂性的文笔的灵活性与力量，比如怎么传达愤怒、怎么传达绝望、怎么传达傲慢，他都信手拈来。可以说，上通先秦两汉魏晋，沿着一条文脉下来，又非常自觉地经过了向近代世界文学的转化。
苗炜：我一直有一个庸俗的看法，就觉得鲁迅后来写杂文跟报纸给的稿费有关。鲁迅曾经也说过，生活要有生活费？
张旭东：一点都不庸俗。这和鲁迅的写作样式、生产方式是紧密相关的。鲁迅是个文学机器。他这个机器要维持它的产量，要有销售渠道，要有市场。鲁迅在教育部的薪水固然不错，但北洋时代老欠薪。他去厦门大学相当程度确实是为了高薪，但拿了以后他不愉快，觉得自己一边写讲义、一边写作，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所以那时候他发出的疑问就是有了费没有生活的状态。杂文这种形态，确实需要依赖于大众媒体市场，这是鲁迅安身立命的一个前提。他说女性解放的时候，第一个要有经济自由，要不然的话你要么死路一条，要么回来，要么去做娼妓。这也是在讲自己。所以他要把经济这块搞定。鲁迅做事很认真、很周密。这是一个成熟专业的、准备打持久战的作家应该想到的——像一个莽撞的文学青年、吃了上顿没下顿是不行的。
在你撑不住的时候，想想周树人老师
苗炜：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都学过鲁迅的许多名篇，现在可能鲁迅的文章从教材中删去了不少。但是还有很多人会读鲁迅。鲁迅为什么绕不过去？
张旭东：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前提。为什么要读鲁迅？第一，我觉得鲁迅是我们所有人的——叫疫苗也好，叫病毒也好——都已经打在我们身体里边了。可能是因为少年时期的强制教育，一般人家里没什么书，但总有一本两本鲁迅的书，这至少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记忆。鲁迅是埋在我们脑海里边的，忘也忘不掉了、忘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出现了。有一些东西，像鬼打墙一样周而复始，那些早都应该被革除掉的东西，现在还顽固存在。这种时候，鲁迅就冒出来了。鲁迅自己说，凡是攻击时弊的文字需与时代一起灭亡。鲁迅没有灭亡，说明鲁迅那个时代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还存在，或者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回来。
第二，鲁迅的语言，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比如孔乙己的形象、祥林嫂的形象、闰土的形象；他创造的意象，比如“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他锤炼的语句，比如：“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所有这些语句、词汇、意象，已经种植在我们的语言资料库里边。
还有一层是鲁迅个人的战斗已经成为国人的一种道德确认，会给人一种信心：在你撑不住的时候，你想周树人老师也不容易。我们想想鲁迅，就会想不要这么轻言放弃，在无路可走的地方再走一走。我觉得多少是一种精神寄托和道德信念。
鲁迅1928年初摄于上海景云里，时距《伤逝》发表后不到两年
“金句”只是鲁迅文学的锋刃
苗炜：有时候大家会经常引用鲁迅的话，因为鲁迅的话特别解气。比如说中国历史有直截了当的划分方法，“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您怎么看待把鲁迅当成个“金句”作家？
张旭东：当然可以理解。这客观上有利于鲁迅文学的传播。但是仅仅把鲁迅归结于这种金句肯定是不够的，因为金句是鲁迅文学的触角，是它的锋刃。但一个锋刃，后边必然有一个体量，有一个结构，有一种运动的方式，这样他才有力量。如果只是停留在金句上，就不能去体味鲁迅文学的那个意味和复杂性。
鲁迅文学的基本单位我觉得是杂文集，一年一年编的，是个编年体，他自己就是这么讲的，他这一年里写的东西都在这儿，好的不好的骂人的唯美的回忆的。如果以编年为单位来看，能看出世事的变化。杂文不是一个能脱离世事而完全独立存在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贴着地面的文学，它是贴着他的敌人的写作，它是贴在最不愉快的事情上的。如果是一种回忆，它是贴着遗忘的回忆。如果是一种愉悦的东西，它是贴着痛苦的。所以如果不理解它的反面、它的背面，你往往就不能充分把握它的形态。鲁迅杂文给我们带来的审美愉悦，必然有一种历史的维度，有一种社会的维度，有一种政治性。他的批判和讽刺都有外界的指向性。
从杂文入手，大家一起来读鲁迅
苗炜：您在书里面不断说要回到鲁迅文学。有这种单纯的鲁迅文学吗？
张旭东：我说回到鲁迅文学，它有一个很具体的针对性，针对学界，针对文学研究界、针对文学教育体制里边。如果一说鲁迅就直接穿过鲁迅文学——好像鲁迅文学是个透明的东西——而直接去谈什么鲁迅思想，谈鲁迅是个革命家，或者说鲁迅同情劳动人民，或者鲁迅的集体性，或者鲁迅的进化论思想，鲁迅论自由恋爱，等等，我觉得是不全面的。鲁迅更多的是启蒙主义，是国民性批判是具有时代性的。如果仅仅把鲁迅文学压缩简化为鲁迅思想，显然不够全面和准确，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里边当然有丰富的思想性，但是还是要更多从文学角度去研究。
我这本书头200页是针对当下鲁迅文学研究体制的现状，提出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说提出一个观点叫鲁迅文学的批评对象的重建，隐含的意思是我们鲁迅研究没有聚焦对象。我们先从鲁迅的意象着手行不行？我们从鲁迅的句型开始行不行？鲁迅文学的一大精髓是特殊的鲁迅句法。它有很多迂回婉转，加了很多虚词，然后有重叠重复——你叫它技巧也好，叫它特殊风格也好，它是鲁迅文学有效性的传达工具。你一旦把阅读鲁迅文学的基准点对焦在它的句子层面，你就立刻会被引进杂文的论述逻辑，就能有一个落脚点。
对那些喜欢鲁迅文学、带着自己的问题直接去阅读的读者来说，《杂文的自觉》这本书，我觉得从后往前读就容易得多。一旦进入了一篇一篇细读鲁迅作品、进入文本细读的时候，《杂文的自觉》就是一本敞开的书。这本书是我发出的重读鲁迅的邀请。
作者|苗炜   编辑|罗皓菱
本文转载自“北青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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