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人，这么多部门，这么多领域，如果任何一个认真去工作，这个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这不是天灾，这就是人祸。”
年度反腐专题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披露了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调查细节：经查，党中央、国务院及湖南省委省政府先后6次开展专项行动，要求对违建房屋清查整治，但这栋夺命自建房接连6次成为漏网之鱼。
2022年4月29日，湖南长沙望城区一栋居民自建房突发下坐式垮塌。图源：央视新闻
一
2022年4月29日12点24分，湖南长沙望城区一栋居民自建房下坐式垮塌，造成54人死亡、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9077.86万元。
这座自建房最早开建于2012年。一开始是5层楼、局部6层，2018年，房主擅自加盖到8层、局部9层，楼高一度超26米，却只有一楼使用实心砖墙，二至五层全是空斗墙。
涉事自建房结构（图源：央视新闻）
对这么一座高危房，有关部门却搞起了“选择性失明”——
2016年，住建部开展城市建成区违建专项治理，当地以望城撤县设区时间不长为由，未将其纳入整治范围；2018年，湖南开展县城违建专项治理，当地又把望城当作区，再度排除在整治范围之外。
2020年7月，住建部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两违清查”工作，湖南省住建厅9月转发通知，长沙市次年1月印发方案，望城区更是拖到2021年6月才着手处理——当时距清查工作结束只剩几天。
截止日期临近，望城区索性虚报数据：6月29日上报已排查217栋，仅6天后改成8.1668万栋，一个月后又改成1.8238万栋。湖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透露：涉事人一开始没细想，把数据报高了，后来又觉得“不现实”，赶紧把数据往下降。
2021年6月，离长沙只有几百公里的郴州汝城一处民房垮塌，长沙市依然未能警觉，在相关排查中以开会、发文取代实际工作，把责任压给社区，让临时雇用人员“装样子”。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高危自建房不仅没人管，还有人帮着出具安全鉴定报告。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原副大队长刘万全，收受某房屋安全检测公司好处，将其推荐给辖区内房主。包括涉事自建房在内的20多栋房屋，全靠肉眼检测就拿到了鉴定报告。
相关辖区内房屋“安全隐患为零”。图源：央视新闻
二
对于这起事故，专题片中指出：“在关乎人民生命安全的问题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的会害死人。”
按国家制定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一般由生产经营单位承担主体责任，党委和政府进行属地管理，应急管理部门综合监管，行业主管部门专业监管。简单来说，就是“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企业”的三阶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作为“三阶体系”关键一环的基层政府，监督安全生产责无旁贷。但正如长沙自建房接连被“漏查”，一些基层政府部门时常出现检查走马观花、执法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等问题，相关部门履职不力，也成为安全事故频发的重要因素。
笔者在调研时发现，一些基层干部在安全检查中走过场。山东某县干部说，上级单位安排的安全检查多，如果自己把每个查出的隐患问题都留下台账、痕迹，就得协调多方推进整改，一旦没后续，轻则影响个人考核，重则被问责。但如果不把这些问题留痕，出了事还可以推脱说自己不了解、不掌握情况，或用水平低、业务不熟等理由搪塞。
长沙望城区处于城乡接合部，居民自建房多、违法扩建加层多，都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一些干部并非不知道大量违法建筑存在安全隐患，但他们也会盘算：如果认真整治，势必面对纠纷阻力，要做大量艰苦工作；如果绕着困难走，只要在任期内不出事，也就“万事大吉”。
涉事干部称“在我任期之内应该不会出事”。图源：央视新闻
三
当然，除了个别干部的作风问题，一些基层政府和部门风险治理能力欠缺的现实也不容忽视。
长沙望城区原副区长周正茂在专题片中说：“（违建排查）确实任务量太大，难度也大，摸排上来后面整治，你整治得了吗？也可能出于这种担忧，所以就以形式主义来应对上面交办的大事。”
基层害怕违建问题太多难以整治，一是人力困境，基层应急管理干部数量严重不足，笔者调研的中部两乡两镇，应急办人员均未达到“工作人员不少于3-5人”的要求；二是技术困境，基层干部往往缺乏应急管理专业素养，比如望城区将排查任务推给社区，社区只好以120元/天的价位请来毫无专业资质的人员排查，两天排查40栋，最终报告“零隐患”。
针对长沙“4·29”事故中暴露的问题，事故调查组提出了不少改进措施建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力提高基层安全治理能力。

在笔者看来，首先要优化对基层安全治理过程的权力监督。现阶段，上级对基层的工作监督多以台账形式进行，好像只要表册合规了，治理就到位了。这容易导致基层干部只求“面子”，不求查细、查准、查精，把大量精力消耗在填表、“造数据”上。江苏某基层干部告诉笔者：“干部不能成天统数据、交报表、写材料，而要把时间精力下沉一线，设置专门议题，严抓常年累积、久拖不治的重大隐患。”
又如监督机制设计，目前的风险隐患管理基本属于“隐性绩效管理”，很难用显性的绩效指标去衡量，说白了，只要不出事，各地做多做少、排查治理了多少安全隐患，短期内表现不出明显差距，还容易吃力不讨好。这种监督管理机制有必要及时优化。
此外，还要下大力气补充基层安全风险治理技术力量。可以考虑建设本地专家库、选拔技能型干部充实队伍，也可因地制宜使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配强安全生产监管技术装备，建立跨行业、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也可以通过大数据赋能，实现全过程风险点动态监测管理。
安全生产要想在前、做在前，毕竟事后再多的忏悔，都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
文/杨丽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点苍
编辑/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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