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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着和大家讲述一下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个两观是我很早的时候就确立的，并且目前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很多小朋友不断的给我私信，让我分析这个那个，我认为主要是很多小朋友到现在依然没有一个框架进行分析，是随着新闻走的，今天新闻是这个，那么就是这个观点，明天被人一带，那就是那个观点，这很正常，我树立自己的观点并且相信不疑的，也是30多岁。
前段时间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做了一个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关于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一些预测，关于预测这方面，各人都有各人的预判，只是我不同意付鹏的说法。
比如说他认为以东亚文化水平属性，居民杠杆率达到一定水平，则生育率会受到阻碍。但是这个说法在描述北美的东亚人群的时候根本不适用------他把这个归咎于房价的影响，
先亮明几个观点，看你是否能接受：
没有所谓的中美争霸，也没有所谓的中印争未来，没有所谓的产业链替代，也没有所谓的出口或者进口问题，这一切都是表象。
中国经济，乃至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是一个线性的，逐步完善的过程，是从传统社会，到预备起飞，到起飞，到走向成熟，到大规模消费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必然要走的。
今天发生的一切不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一直严格的遵循这种线性道路走的，导致中美出现争霸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体量太大，由于体量太大，在逐步前进的过程中，不得不和美国产生了冲突。这也是我经常讲的宿命问题，我们不可能把中国人口下降到1亿，打架是必然的。
即便是我们后退一步，直接拿掉中国，那么世界会出现什么情况？
其他发展中国家依然继续前进，依然沿着这条路向前走，最后和美国产生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有没有中国，美国都要和一个国家打架，或者和一群国家打架。只是碰巧这个国家是中国，如此而已。
如果你要看清这个，你知道了这个线性的发展，你自然而然的可以推断出：由于起飞推动的缘故，发展中国家注定是比发达国家快，且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差，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会越来越大于发达国家，G7会走向历史，美国和欧洲的话语权会下降。
美国是在这个位置被稀释掉权力，如此而已，有没有中国，美国的权力都会被稀释掉，只是刚好占据了现在这个生态位。
周金涛在去世前，利用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康波周期理论对中国当时的经济进行了一个剖析，当时引发了很多关注，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理论来反过来讨论一下印度的经济，也不必拘泥于罗斯托的原本的理论，预测本就不靠谱，只要自圆其说就好。
罗斯托把所有社会类型归于五种类型：传统社会，准备起飞，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特点，关于传统社会阶段，现在基本上能上的了新闻的国家，都早就过了这个阶段。
印度并没有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没有所谓的“尽管印度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印度发生”之类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科学和工业革命本就是异常而非正常，并不是中印之类的国家在这个阶段发展慢了，而是西方突然增速了，导致了中印看起来的缓慢，信息的扩散和技术的扩散会最终吃掉这部分的领先，这种异常持续几百年但是最终会归于正常发展路径，日本只是第一个追上去的国家，以后会有更多的国家。
起源
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一个小部落，小部落有自己的耕地或者牧场，部落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主要是为了本部落繁衍和消费，部落可能会卷入到边界的军事行动，或者有偶然的发现，或者偶然有外界知识的传入，导致生产水平有小部分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不连续的。
在固定的土地上生存繁衍，人口的增减由自然环境而决定，出生和死亡在农业或者牧业周期上反复，在不断地战争和兼并过程中，大部落吞噬小部落，更多的部落进行合并，国家产生了。
古代封建王朝为何是一种“帝国”的方式？为何古代封建帝王有极强的血缘关系观念？
其原因不难理解：部落本身就是依靠着血缘关系的纽带，在更多的部落合并为国家后，这种关系并没有被断掉，但是由于地盘越来越大，单纯的血缘关系已经不足以凝集国家，以帝王个人为中心，所有的机构就围绕着帝王而运作，由于统治地域广大，权力相对集中，要管理如此庞大的领土，就必须有共同的政治文化。
帝国的经济的本质，是凭借暴力来征收贡品，来保证经济源源不断的从帝国的边缘向帝国的中心流动。
民众提供财富，而帝国保护民众。
这种模式供养了帝国，同时帝国的崩塌也是因为如此，如果政治的上层建筑过多的吸收掉财富，帝国的边缘就会耗竭财富，当帝国攫取的财富超过了民众接受的程度，民众认为反抗更加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会选择反抗。
这是帝国崩塌的原因之一。
这种传统社会阶段和现代社会阶段有什么异同之处？
从经济上来说，帝国的政治力量是为了保证贡品的收集，是一种零和博弈。帝国多收一点，民众就少一点。
而现代社会的政治力量是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运行，而国家从交易中获取财政收入，因此现代社会的政治力量为了保证和促进交易。
两种不同的结果导致了此后的结果的不同，对于传统社会的帝国来说，它总是尽可能的从民众手里榨取最后一个铜板 
现代社会的政治力量更多的成为保证交易的手段，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市场的运行刺激了生产率的提高。
为什么传统社会的帝国阶段不采取现代社会的模式呢？
技术力量所限。
一方面，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阶段，农业的产出较为固定，能拿出来进行交易的商品极少，国家征收的税负实际上是一种零和博弈。
另外一方面，在传统社会阶段，交易只能近距离交易，即便是在古代有远距离的贸易，其交易的标的一般也是奢侈品，普通的大宗商品是经不起远距离贸易，这样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
即便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宋朝，也非常依赖于商业专卖，遍地设卡等和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理念。
传统社会受到两个方面的约束，一个是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一个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指在技术不变、其它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对相同面积的土地不断追加某种要素的投入所带来的报酬的增量(边际报酬)迟早会出现下降。
例子：假设有1亩地，你1个人去耕种，亩产400公斤水稻。
那么再增加1个人耕种，亩产会达到800公斤吗？不可能，你增加的人数越多，反而人均的越少。
马尔萨斯人口论：人口可能呈指数级增长，而食品供应或其他资源则呈线性增长，最终大量人口会因为粮食增长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死亡。
长时间保持高效率，清廉的行政管理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压制，是一种熵减行为，这种压制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到一个临界点终究会崩塌。
把两个规律结合起来，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传统社会阶段，人口必须定期被清除，无论你用什么清除的方式，战争，饥荒，瘟疫。
无论多高明的皇帝，无论多清廉的官员，当他们越是高明，越是清廉，在节省大量社会资源后，这些资源最终会越来越大的人口所吞噬，一直吞噬到产生饥荒为止，更不要说还有其他原因影响，例如气候的变化导致农作物产量的下降，当时间循环到末期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进行纠正的原因。
我们平时讲“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其实中国的官僚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乾隆、嘉庆年间的洪亮吉，在他写的《治平篇》所说：
“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王朝兴衰更替的原因：
第一，经济好的时候，人口增加，而生产力跟不上人口的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就必须对人口进行清理。
第二，保持高效清廉的行政管理对人性是第一种考验。
第三，任何导致生产力下降的问题，例如战争，天气原因导致的农作物下降，叛乱等等。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的“黄金盛世”产生的原因：
战争，叛乱，饥荒消灭了大批的人口，人口对社会的压力大大减轻，同样的土地养活的人口大大减少，而可供的赋税增加，国家在获取更多的收入后有能力进一步改善公共设施，例如灌溉设施，反过来又导致收成的进一步增加，统治者依然的对过去导致战乱的原因非常警惕，愿意保持清廉高效的作风，直到下一个循环的来临。

一个转变

马克思对于英国殖民对印度的影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大家所经常知道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之类的文章，这类文章大多数是对英国殖民对印度社会的客观影响。
在描述印度的时候，马克思说：“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
而对于英国人的殖民，马克思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在起飞准备时期，除了欧洲一些国家外，其他国家往往不是内部产生的，而是外部入侵带来的，入侵瓦解了传统社会，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解体。
起飞准备是一个过渡时期，既然传统的社会模式，经济模式改变了，那么自然领导层也必须发生改变，必须有新型的精英来领导，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这种精英层和传统社会的精英层完全不一样，必须能够深刻的认识到变革的必须，以及如何适应变革。
在起飞准备阶段总体任务：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
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必须转变为以工业，交通，商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必须尽可能的集中所有能够集中的资本，除开最低消费收入外，资本必须转移到修建公路，铁路，学校和工厂等现代化设施中去，为此改变一切不符合这些的制度。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这是一个飞跃，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每一个人自出生就是对整个人类的繁荣的助力，人口不再是负担。
现代经济的增长，需要其生产力符合生产关系，这个符合，不仅仅体现在上层，而且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来举个例子：
在传统社会，有很多家庭作坊，做陶瓷的，铁匠铺之类的，这些作坊联合起来会构成一个生态，文化，行业习惯，但是这种作坊模式，是和现代大工业不相容的------蒸汽机，电力带来的是成规模的工厂，因此必须击碎过去的作坊模式，也连带击碎了过去作坊带来的文化和生态。
再比如大宗族的生活模式，农村的生活模式，工业需要大规模的生产，需要城市化，而城市化需要构建陌生人社会，一个人到了城市，不再依靠以血缘为关系的纽带，而更加重视其职业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连接着过去的亲情，农村的温情被击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冷漠和无情”，是各个文艺作品里面的常客。
为了改革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一个强大的，不同于过去的那种以“天命”，“种族”，“血缘关系”为核心领导层，这个领导层应当承担带领国家走向工业化的任务。
由于领导层承担的任务如此之大：他必须以改革或者革命的方式完成对于整个社会的构建，尤其是相当多的后发展国家，他们不但要改革，并且还承担了驱逐殖民者的任务，因此其政治制度往往是中央集权制的----无论其它表面上的制度如何，
产生中央集权制的原因，不是因为这里有一大堆的制度，而你选择了中央集权制，而是任务是如此的艰巨，导致不得不用中央集权制，我们来举个例子：
在辛亥革命结束后，孙中山对袁世凯让出总统位子，不久，先是宋教仁遇刺身亡，然后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搞善后大借款，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各省响应，当时的国民党控制了七个省，都已经开战的份了，其议员还留在北京和袁世凯合作共事，甚至所谓的讨袁大元帅都不是孙中山，而是岑春煊。
孙山在逃亡日本后，组建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说“此次立党，与前次办法颇有不同。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不计品流之纯粹”，以致“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是故“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
为什么要“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因为二次革命吃亏了。
此后护法运动失败，黄埔军校建立等等一切都昭示这些道理。
像唐德刚，谌旭彬这类的酸腐文人，一直在不断地反复去讲护法运动如何如何有问题，尤其是谌旭彬，一直强调孙中山在护法之前所著的《民权初步》，似乎唱高调，念经文就能打败陈炯明似的。
当然后来民国时期，国家依然四分五裂，即便是后来日本入侵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而这一时期的任务是什么？带领国家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需要强而有力的统一，集中国家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国民党在当年有机会，但是它没有完成任务，因此它被历史驱逐了。
在克服传统社会的心理和社会层面的问题上，必须有强大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足够大，以至于可以超越利润。
一般后发展的国家的推动力都来自于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新的领导层之所以要消灭传统社会，是因为传统社会无法保护国民免受外来入侵，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印度，甚至在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基本全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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