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姐的拖鞋很普通，是街边小店里最常见的那种，颜色不限，塑胶材质，一双15元左右。几年前，拖鞋就成了红姐出门穿着率最高的鞋子，到今天，她已经成功穿烂了好几双的鞋底。
但红姐的拖鞋也不太普通。它不止踩在地板或水泥路上，还踏过各类原始的地球表面，比如沿海的石壁，山火后的森林，荒郊的蘑菇地......在装备齐全的一行户外同伴中，它往往是最显眼的存在。
红姐今年43岁，暂居新西兰，是国内最早受到关注的不消费主义者。不消费主义源于欧美，意在通过减少购买，抵制过剩消费对地球环境的破坏。不消费主义者，则是一群为节约资源，收集、再利用各种过剩物资来维持基本衣食住行的人。
实际上，在红姐极低物质消费的生活中，脚上的拖鞋只是微不足道的一角。
多年前，她北漂6年不租房，引起轰动。后来，她35岁出国留学，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当地华人的二手物品中转站。
如今，她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从大自然、闲置物品，甚至废弃物资中获取食物和衣服等生存必需品；日常生活和钱的关联越来越小。
曾有朋友震惊于红姐自给自足的能力，说她是新西兰的李子柒，红姐不置可否，但相比于前者的精致感，她觉得自己倒更像洪七公。代替那根打狗棒的，是一支牙刷。今晚走到哪里，红姐就在哪里席地而睡。
在很多人眼中，红姐是个怪人。现代社会里，既然消费显得天经地义，是否还有必要去想象别的可能？如果疲于消费主义的快乐，又该如何实践一种抛开消费的生活？
红姐给出了她的答案。
10月，新西兰正值初春。
在上一个深秋蘑菇季里，红姐采回了各类的牛肝菌和鸡腿菇。这个季节，她则会去寻找她最珍爱的蘑菇之一，马勃菌。一颗巨型马勃菌的大小堪比成年人的脑袋，切开后颜色白嫩如豆腐，散发出一阵阵鲜香。
来到新西兰后，大自然成为了红姐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她不再购买蔬菜。除了周末去树林采摘野菜和水果，去海边挖贝类和海藻，她还在公司门口的花坛里种上了豌豆、葱、辣椒、生菜和番茄等植物，每天去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它们浇水。因此，周围朋友常调侃地称她“被本职耽误的植物学家”。
一年中除工作外的大部分时间，红姐出没在山间、森林、原野、海边，以及公司附近的绿地、朋友家的农田和花园。但20多岁的红姐，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十几年后过着这样“原始”的生活。时间回到千禧年初，红姐刚从大学毕业。工作后，钱包一下子变鼓，加上浸泡在动漫行业追逐潮流的氛围里，红姐自然而然地成了热衷打扮的二次元少女。她在上海工作，生活三点一线，公司、出租屋、商场，最大的乐趣离不开买一堆光鲜亮丽的衣服和鞋子。从几乎任何角度来说，红姐都不算一个幸运的女孩。她生于黔南偏远小城，家境贫寒，父母近乎文盲，这使她后来的艺术生涯阻碍重重，也更加剧了她工作后的自我补偿心理，“一年换18个造型，毫不夸张。”红姐至今认为，自己人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小学时，父亲从厂里带回来一盒粉笔。这意外点燃了她对画画的热情。上课时，她在课本和作业上涂鸦。下课后，拿着那盒粉笔，她画满了村子里步行能到达的所有墙壁和地板。当然，这些在父母眼里都是“不务正业”。很长一段时间内，想起那盒粉笔，父亲都悔不当初，家里也常年战火连天。直到多年后，红姐从美院毕业，凭实力进入上市公司，成为一名游戏美术，证明了自己真的能靠画画吃饭，战火才渐平息。一开始，凭画画进入大公司、获得高薪工作，让她非常骄傲。但随着工作越来越顺手，她意识到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商业市场虽然便利，却无法在表达上给她自由。从前，她对画画有满腔热情，但如今，她已经失去了创作欲。内心彻底坍塌的那个瞬间，是红姐突然发现，当甲方提出要求，她可以交付一件完美的商业作品，但对方没有需求时，她什么都画不出来。日复一日，备受煎熬，重度抑郁找上了她。期间，红姐辞了职，在上海搬了家。那时她已陷入严重的自杀情绪，列下了遗愿清单。曾经再喜欢的衣服、鞋子、包包，此刻都失去了颜色。搬家也让她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自己囤积了多少毫无意义的东西。当来来往往的搬家师傅们扛着这些“破铜烂铁”，塞满一辆大货车，而她需要为此支付两三千元的搬家费时，红姐终于决定，把能扔的全部扔掉。不便宜的，都送给了需要的朋友。最后，她只留下一个背包，15kg，装着她的全部家当。2008年，红姐辞职离开上海。失去精神支柱的她，已在自杀情绪里挣扎一年未果。最后，她在内心达成和解，同意自己去死。终点已经明确，红姐决定在那一刻到来前完成剩下的心愿，开启一场死亡之旅。她直奔遗愿清单的第一站、心中的圣地意大利，逛遍了当地的美术馆。那时，红姐已经很久没有画画了。但置身于布满艺术品的场馆内，被无数文艺巨匠的绘画密集地包围，她还是忍不住流泪。在乌菲兹美术馆里，《维纳斯的诞生》面前，红姐觉得自己“心尖都在颤动”。她又去了法国，拜访王尔德在巴黎的墓地。墓碑前，她留下了一封情书、一朵百合花，和一个口红印。旅行并不能治愈伤痛，但它让红姐心中的地图扩大。当不断有新的填充物进来，伤痛的占比就开始缩小。最终，即使始终无法治愈，也不会要命了。回国后，红姐帮一个北京的朋友顶上职缺，重新回到职场。这一次，她决定不再租房。通勤麻烦、经常加班是客观原因。最重要的是，她说不准哪天就会突然辞职，去下一个目的地。况且，她的行李只有一个背包，几乎不需要单独的存放空间。工作日，红姐一般卷着防潮垫、毯子、枕头，睡在会议室桌子上。公司里食堂、浴室配置齐全，她只需周末把脏衣服拿去朋友家清洗，来不及晒干的衣裤就晾在椅背或者电脑主机箱上。后来她跳槽到位于盘古大观的另一家公司，没有浴室了，但正好紧邻着奥体中心。红姐就在网上花200元买了一张二手游泳年卡，去对面的英东游泳馆淋浴间洗澡，顺便还能游个泳。北漂不租房，省下的不止是一大笔房租，还有通勤消耗的时间、精力。当其他人熬到周末，累得只想瘫在床上，她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去爬尼泊尔珠峰南坡，穿一双拖鞋游遍东南亚五国，之后用四个月徒步、搭车横穿美国，又北上加拿大。旅途中，她带着同伴睡在机场、火车站、广场、陌生人家的沙发、公园的条凳。无论在哪里，她都只背着那个不超过15kg的包。其实一开始，没什么人发现红姐住在公司。毕竟一整栋楼里，上千人来来回回，通宵加班的也不在少数。后来时间长了，红姐觉得没必要隐瞒，大家就都知道了。惊讶的、羡慕的、小声议论的，什么声音都有。那时，她还没把自己掰扯清楚，尽量缩小存在感，不太敢跟人深交。红姐一直以为，在别人眼里，自己是个不好打交道、态度冷硬的人，但有一件事却触动了她。离开公司三年后的某天，红姐突然收到一个前同事发来的微信。在职时，两人来往不多，辞职后基本不再联系。发微信的不是本人，是同事的老公。略一询问，才得知同事前几天突发疾病，没能抢救回来。对方说道，“我不知道她在单位有些什么朋友，但她在家时常常提起你。我想来想去，觉得有必要跟你说一声。”
红姐沉默了几分钟，“像被雷劈傻了”，然后嚎啕大哭。她这才发现，一路走来，身边一直有人关心、相信她。不再消费的念头很早就出现了。第一次在上海搬家时，红姐已经意识到，太多东西对人生都不是必须的。“死”过一次后，她彻底失去了消费欲，不再买任何会增加行李重量的东西。她逐渐发现，仅靠周围人的过剩物资，已经可以满足自己大部分的生活需求。于是，红姐开始穿朋友们的闲置衣物，收集周围的二手物品，打包聚餐时没吃完的剩菜和公司清冰箱时没人领回的食物。有时，她会遭遇朋友的误解，在收到的旧衣包裹中发现一件新买的衣服，或者在打包回来的饭盒里发现新点的菜。红姐就半开玩笑地吐糟，“捡人垃圾不用还，收人礼可是要还的！”一来二去，朋友们渐渐理解了，红姐只是“想让那些已经变成垃圾和废物的东西延续一下生命”，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或者面子上过不去。这样的生活持续了8年。也就是在北漂的这段时间，红姐终于“找到了组织”。她偶然看到一个关于Freegans（不消费主义者）的纪录片，讲一群人为了保护地球环境，主动选择和消费主义对抗。她顿觉相见恨晚，原来，自己早就已经不自觉地过上了不消费主义倡导的生活。几乎不消费的生活，让红姐的银行账户基本只进不出。回头一看，存款比她想象的更多。2016年，红姐35岁，现实让她意识到，身为一个35岁未婚未育，也不想创业当老板的女性，在国内职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账户里的存款既然也花不出去，不如拿来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出国留学。红姐飞去了新西兰。她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极其正确的选择。红姐留学时动画作品获奖，受邀到维塔总部（电影《指环王》《阿凡达》的制作公司）参观首先是年龄的瓶颈消失了。学校里更年长的同学比比皆是，比她大的单身姐姐、两个孩子的爸爸、70多岁的奶奶......红姐的存在合理到没人会问她半句“为什么”，她发现，“35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其次，新西兰的环境对红姐的生活模式非常友好。来到这里后，红姐觉得，它就像一个躲在地球边角、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态多样、气温适宜，植被覆盖率很高，四季常青。这里没有发达的网购和快递，也没有信息爆炸的互联网。当地人生活简单，节奏缓慢。在红姐留学的小城镇，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甚至是从附近加油站买回的报纸。红姐继续保持着她几乎不消费的习惯。但因为新西兰和国内的环境有很大差异，她需要在招数上进行因地制宜的更新。比如在国内时，由于合餐制的饮食习惯，她经常能从餐馆里打包剩菜，但新西兰的餐馆多为分餐制，少有过剩的食物。于是，红姐转向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开始研究起野菜、蘑菇、海货和种植。到新西兰后，她只在前两周买过一颗卷心菜和韭葱，之后就没在蔬菜上花过钱了。她日常吃的大部分蔬果是从野外来的。在新西兰，要找到这类采摘地点其实不太困难。这是一个到处都能看到大片绿色的国家。如果不善于辨认，也可以查看市议会或志愿者提供给市民的公共土地果树地图。基督城City Council制作的免费果树地图（smartview.ccc.govt.nz）一年四季，野外的收获各不相同。红姐常去采野菜的林子距离她住的宿舍1公里，“里面什么都有”。春天是蕨菜、荠菜、春美人和香椿的时节；夏天，萝卜苗、油菜、薄荷和西洋菜最盛；深秋是绝佳的蘑菇季，多到“出去一趟都想给钱了”；冬天还可以找到大片的野韭菜和银杏果。再往前走走就是海边。平均每个月有两次最低潮，崖边会露出密密麻麻的贝类、海藻。空闲的时候，红姐就一边散步，一边看看周围有什么能吃的东西熟了。每次出门，她都不会空手而归。她也在公司门口的花坛里种上了菜。那里原本是老板养的花，后来总是没人浇水，花都枯完了，就变成了红姐的地盘。一开始，她有些担心影响门面，专挑好看的蔬菜，种在缝隙里。结果根本无人在意。有一天，公司种的一颗大芦荟被偷走，红姐很生气，因为平时都是她在照顾。老板反而安慰道，“这下你不就有更多地方种菜了！”接着还主动给她买来两个新的花槽。除了蔬果，红姐也几乎没有买过日常用品。在新西兰，人们对赠送或交换闲置物品习以为常，且有丰富的线上、线下渠道。红姐的衣服、床上用品、电饭煲、高压锅、微炖炉、碗和盆，甚至做饭的调料，都是从一些商店门口的免费货架上、Facebook的本地市场里捡来的。渐渐地，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二手物品中转站。朋友闲置的、淘汰的东西，会先问她需不需要。多余的用品，她又转而送给一些来新西兰打工度假或短暂居留的朋友。来到新西兰的第一年，红姐就对蘑菇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原因很简单，“太多了，而且太香了”，“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发现自己以前关于蘑菇的“常识”，很多都是错误的。比如，她不止一次听人说，“颜色鲜艳的蘑菇是毒蘑菇”，但实际上，蘑菇是否有毒和颜色无关。而且，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几种蘑菇都是白色或米色的，如死亡帽、毁灭天使。拿到一个未知蘑菇后，首先需要确认它的名字。可以直接询问吃过的当地人，或者自己调查。红姐一般先用关键词搜出食用菇图片列表，和实物比对，再翻出原文链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很多人都知道的牛肝菌，其实是一个真菌大类的总称，在它之下有50余属400余种更细的类别。其中大部分可食用，但也有网孢牛肝菌、新苦粉孢牛肝菌等有毒品种。因此必须找到这种蘑菇最具体、精准的学名。确认名字后，红姐会开始搜索世界各地是否有“中招”案例，摸清它是否有毒，以及需要注意的处理和食用方法。如果这些都过关了，还有最后一个重点步骤，是查找有没有和它外观相似的毒菇，以确定没有将两者混淆。所以，那些看上去最普通的白色蘑菇，红姐反而不太敢轻易尝试。它们没有突出的特征，难以确定名字和品种。本着“宁可错过三千，不能吃错一个”的原则，红姐翻阅了十几本专业论文，到处拜师土著，至今没有败绩。后来，她在Facebook上加入了几个蘑菇群，群里有摄影师、生物学家等蘑菇爱好者，一年四季，都有世界各地的猎菇人在群里“炫耀”自己的战利品。研究得越深，红姐越谨慎。她反复强调，作为普通人，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千万不要轻易尝试野生蘑菇。这些年来，经常有人把红姐当蘑菇百科，发来一张图片就问她，“这个能不能吃？”红姐只觉得无奈，菌类如此复杂，凭着几张照片，“谁敢帮别人妄下判断呢？”如果实在要问，她就答：“所有蘑菇都能吃，不过有些蘑菇一辈子只能吃一次。”即使已经9.9成确定，红姐还是会发到蘑菇群里再鉴定一下在蘑菇圈，直接询问别人蘑菇采摘地点是很不礼貌的事情，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分享。但红姐有自己的办法。比如交换情报。有一次，一位群友采到了四颗巨型马勃菌，吃不完，想找人分享。红姐赶紧发去私信。对方问了她的地址，主动开车给她运了过来，然后把她拉到一边悄悄问：“上次见你找到好多牛肝菌，你下次能不能带我去？”还有一次，红姐凭借一个女孩发在Instagram上的蘑菇视频，认出了里面某棵树的位置，找到了对方私藏的马勃菌窝点。女孩不得不服。那片林子有7公里，里面有成千上万长得一模一样的树，能瞟一眼就从一棵树确定坐标的人，整个基督城也没有几个。在受到红姐影响的人群中，红姐被公认为“国内最早的不消费主义者”。但在红姐心里，自己从未把某某“主义”的标签贴在身上。有人说她是不消费主义；也有人觉得她不是完全不消费，更像极简主义；还有人说她是环保主义。红姐觉得怎么说都行，因为自己原本没有照着某个“主义”而活。诚实地说，她是阴差阳错地活成了现在这样，直到讨论的声音多了，才发现自己恰好符合了人们对于一些标签的想象。谈到消费，红姐最大的感触是，有些时候，消费关闭了人们生活中一扇又一扇的门。“现在的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只需干一件专业的事，赚足够的钱，然后就能买到需要的物品。但花钱买东西太容易了，新鲜感消退后，很快又陷入空虚。因为你不知道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它怎么出现，怎么改变，又怎么和人类产生互动。久而久之，你就失去了生活的实感。”“因为除了自己赚钱的这一小块领域，我们对很多和我们自身生命相关的事物都一无所知。有时我会想，虽然消费看起来是最便捷的方式，但它其实切断了人们和这个世界的很多真实联系。”对于如今的生活，红姐的感受，像电影《阿凡达》里，潘多拉星人和生命树之间的奇妙联结。起初，在不消费和使用过剩资源时，她没有刻意去想“环保”这件事。但随着和自然的连接越加紧密，双方的“利益”也变得密不可分。没有经过理性的逻辑思考，红姐仅仅是发现，从某一刻起，自己在做任何事之前，都会先考虑它是否对自然不利。“如果你明年今日还想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同样的东西，就必须尊重大自然的生态链。”她说，没想过影响谁或改变谁，只是真的从中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于是分享给更多人。她常常引用德国Freegan先锋人物海德玛丽的一句话：“对有些人来说，我的活法是一种挑衅。但对另一些人而言，我的活法是一种答案。”红姐的生活着实潇洒，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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