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政策刺激的声音越来越多，预期越来越强。无论是A股还是房地产，都在期待“政策突然来临”。甚至有市场人士喊出了“逼空”的口号，也有学者认为官方会为了维护民间财富而阻止房价进一步下跌。同时，也有很多质疑的、“不够光明”的声音。

作者最近在集中阅读日本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著作。在2018年作者写作韩国时，日本经济史的中文资料还很少。但这五年时间，大量优秀的日本经济学、社会学著作已经译成中文，值得我们仔细阅读。
不要把自己从网络上得到的一知半解当作对日本的全面了解。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出版了一批由卸任官员、学者和金融界人士的回溯性研究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全球金融监管和市场走向。比起美国来，中国大陆的情况与日本更接近，但同时又有很多不同。魔鬼藏于细节之中，但趋势的共性也是存在的，因此，读懂历史，非常重要。
基于此，作者近期开始通读目前已经面市的日本经济史研究译著，包括：伊滕隆敏、星敏岳著《繁荣与停滞》，白川方明著《动荡时代》，御厨贵、芹川洋一、伊丹敬之、小峰隆夫著《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时代》，橘川武郎著《日本失落了吗》，山田昌弘著《低流动社会》，清武英利著《殿军：山一证券最后的12人》，和泉洋人等著《日本的城镇化》。作者曾经还介绍过的野口悠纪雄、辜朝明和大前研一的系列著作。
除上述外，日本泡沫时代以来的社会学译著也是作者会一并阅读的，包括：桥本健二著《新型日本阶级社会》，斋藤茂男的《日本世相系列》，NHK的《欲望资本主义》系列，中村淳彦著《东京贫困女子》。NHK作为一家长期高度关注日本民间社会的优秀传统媒体，它的一系列纪录片也是值得看的（B站都有）。
进一步，要理解日本的飞特族（Freeter，自由职业者）和飞特族（家里蹲），一些日本文学作品也难以回避，例如，青山七惠的小说，当然还有大量的动漫作品。
作者的观点一直是，任何宏观经济现象都源于微观，如果不能理解微观，对宏观的判断肯定会失误。无论哪个国家，坐而论道的分析师与闭门造车的官僚本质上不会有多少区别。所以，仅了解日本的经济史局部或者某一方面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穷尽”之后才会“涌现”，这是AI大模型对百科全书式研究的背书。
当前市场的喧嚣存在诸多逻辑问题，作者简单讲：

1、A股的逼空基于降息预期（以及其他政策刺激带来的部分行业现金流改善），上述可能会带来短暂反弹，但在整体债务承压的前提下，机构会预判政策刺激的的受影响主体，进而落入短线抢筹游戏。机构抢筹会将导致资金快速集中，既然都知道要集中，那问题就不在集中，而在于谁先拿到收益脱身，微观层面看，完成KPI才能拿到年终奖，有几家机构敢于看多一整年？所以，抢筹之后难免出现踩踏。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了解这个情况了，到底能割谁的韭菜呢？作者提醒，认真阅读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危机的历史，尤其是民众（个体投资者）在遭受巨大损失后的心理
，如果能够理解追求稳定汇差收益的“渡边太太”群体是如何产生的，就能理解特种兵定存（无论人民币还是美元）的合理性
。

2、过往八年中国大陆一线和部分二线房产处于非理性繁荣阶段，之所以能够持续，有三个因素：一是美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覆盖到中概股企业和金融中介人群（豪宅群体）；二是基于既能享受优质学校又会有未来接盘者的老破小学区房的自我预期强化（老破小学区群体）；三是基于“京沪永远涨”信念的六个钱包支持（外地涌入群体）。如今，这三个因素均已消失，无论是降息还是其他财政刺激，能够替代上述三个因素吗？反过来讲，曾经的上述三个因素，是理性繁荣吗？所以，拉绳子是容易的，但推绳子很难，这就是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3、资产-债务通缩螺旋是最大的风险，如何让各级官员和民众理解这种风险，而不只是让人们“心存刺激”，是一项极其考验能力的试题。专业能力的提升不仅对官方是一项挑战，对民间同样是一项挑战。微观层面，更有很多魔鬼的细节。
作者认为，唱多与唱空都只有情绪效用，压制任何一方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白川方明作为日本银行（日本央行）的前任行长，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在日本泡沫危机时，最大的政策难点并非找不到方案，而在于如何使不同人群能够理解方案的合理性并接受方案，这里面有利益博弈，但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了解事实。这需要高超的沟通技巧，需要让非专业人士能够看懂，更需要为政者对民间情绪有正确的引导。

作者还想提及，虽然债务风险与危机在内里层面有诸多相似性，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确实也有诸多差异。
例如，日本泡沫时代结束后，“再造一个海外日本”，总体维持了日本本土的福利。这个观点是一个事实描述，但如何实现的呢？企业的大规模出海并不直接等于本土福利的保障与提升。日本在这个过程中大概是通过两方面去实现的：一是头部企业（品牌企业）出海，生产外包，同时雁队中的其他供应链或同步出海或在本土维持出口（依赖于头部企业的供应链主导地位进行持续采购），如此才保障了大量围绕头部企业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可能，这不是靠企业自发行为形成的，而是有日式企业联盟的长期因素；二是财团机制下，大量的本土僵尸企业其实是被同一财团内部的海外高收益部分养起来了，这是基于就业稳定考虑，也有日本本土的政治因素，一直到这部分产业工人逐渐退休或转移到服务业，才逐渐消化掉，后果是传统产业员工的相对稳定，和年轻人的机会丧失，直接导致了信息时代日本创新的失灵。可以说，上述第一部分经验是正面的，但第二部分，很难评判其对错，因为最终是取舍的问题，难以两全。
对中国大陆而言，出海蔚然成风，但中国大陆企业的出海，与本土产业和就业如何契合，其实是在探索中。缺乏财团化内部利益均衡的因素，那海外利益与本土利益如何勾连，其实是未来一定会面临的新问题。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历史中，我们能够找到不同的经验和教训。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生产制造依赖过渡到消费依赖，如何通过大幅提升民众福利来形成十四亿人的庞大消费能力，打破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矛盾，真正实现“现代化”，这个共识虽已在形成中，但似乎比以往更加急迫。
作者希望更多聪明的读者能够慢下来，利用好这段时间，多阅读、多思考、多理解、少决断。在穷尽的吸收之后，自然会有涌现，共勉。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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