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应从哪些维度来阐释？这项开创性的事业承载了什么时代意义？面临什么机遇和挑战？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综合、全方位的复合型现代化”，其作为“最大的政治”包含了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需要各级政府部门汇聚合力推建设；二是需要社会全体凝聚共识促改革。
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郑永年认为，应当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市场和社会主体松绑，激活其内生动力；“先立后破”，以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新的“三驾马车”赋能老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郑永年同时指出，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履行大国责任；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规则，以精准的单边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此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深化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综合、全方位的复合型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高标准定义的现代化，不仅对中国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为世界现代化提供强大推动力，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讲政治的体现，也再次明确了作为使命型政党在新时代的最大使命——通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起来”的目标。
与此同时，“最大的政治”还对各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至少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各地各部门要形成最大合力，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第二，全社会要形成最大共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必须对国内国际环境变化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着充分的认识。从国际来看，我们主要面临四大挑战：
一是世界格局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冲突不时爆发，国际秩序呈现“封建化”趋势，出现碎片化状态；
二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盛行，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脱钩断链”仍不会停止；
三是新一轮“经济认知战”打响，所谓中国经济“顶峰论”“衰落论”“崩溃论”“不可投资之地”挥之不去，目的就是破坏中国的国际营商环境、打击投资信心；
四是外部势力围绕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不断制造冲突，企图再次阻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国内来看，困难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一是一些宏观政策红利不能及时落实到产业、到企业，二是经济结构或悄然发生变化，三是各地“内卷”加剧，地方保护主义抬头，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道而驰，等等。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一是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促成共识、组织资源。
二是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避免改革碎片化、部门化以及出现政策打架、“合成谬误”。
三是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值得学习。
四是坚持全国一盘棋，央地协同、齐心合力，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五是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清单式梳理政策落实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让地方敢闯、企业敢干。
六是为市场和社会主体松绑，通过设置“负面清单”，充分激发其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七是坚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以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新的“三驾马车”赋能旧的“三驾马车”，坚持“先立后破”以新动能倒逼老动能。
八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
九是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融合体制内外智库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此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要注重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与作用，重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改革、开放、创新这新的“三大法宝”中，开放是最重要的，是改革和创新的基础或者前提条件。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要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履行大国责任，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但不搞冲突对抗、不搞“脱钩”“筑墙”。
二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要对接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也要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
三是以精准的单边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近期我国宣布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有关制度和措施，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四是抢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发展新机遇，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
五是鼓励中国企业延伸供应链、产业链，培养跨国企业，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本文转载自“南方理论”，编辑张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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