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今年6月开始，美国高层领导人密集出访。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德先后访华，一定程度缓和了中美之间的紧张氛围，建立了沟通渠道。在国际范围内，拜登出席G20峰会期间，美国宣布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并在峰会结束后访问越南，将美越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缓和中美关系的同时，以竞争为目的的各种战略规划不断展开，双线并进的动作中，美国在不断寻找双方关系的平衡点。为何美国的政策规划会如此纠结？中美之间走向更加缓和的可能性有多少？美国社会学家麦考特在访谈中揭示了美国对华战略智囊话语权的转移，通过对比战略竞争派和接触派的背景和观念，说明了美国很难发生根本性转向的原因。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政府吸纳了一批持对华竞争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跟对华接触派的专家在各方面都有所不同。接触派采取更加学术、超然的观点，往往有学者、外交官，或者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交流的背景，愿意投资中国，个人事业发展也与中国有更多联系。而战略竞争派们往往更加年轻，在中国实力不断上升的时期成长起来，更关注美国的政策，主要集中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等机构，更关注安全与军事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加入了强烈个人态度的。

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其继续吸纳战略竞争派进入政府有相当的关系。此外，在美国国内进行根本的政策转向也并非易事，仅调整话语这一项任务，对当前政府已经构成难题。因此，作者认为，美国产生新的对华接触派可能性不高，但旧的接触派有一定回归可能。他强烈建议，美国政府应当听取观点大相径庭的意见，以探索最佳的对华政策。对于中国而言，更清晰地认识到美国政策的来源和走向，对确认战略定位和保持战略定力，具有重要作用。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转载自“中美聚焦”，仅代表作者观点。

美国对华接触派和竞争派及他们的政策

文｜David M. McCourt

访｜刘亚伟、张涓

来源｜中美聚焦‍

▲ 图源：互联网‍‍‍‍‍‍‍‍‍‍

1 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派‍‍‍‍‍

问：您使用社会学方法来解读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从接触到战略竞争的巨大转变。您能介绍一下这个观点吗？

麦考特：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表明特朗普政府内处理中国事务的官员在构成上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构建新的中国政策，并落实了这些政策。特朗普政府从华盛顿特区以及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领域吸纳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我将这些人称为“战略竞争派” （strategic competitors）。

问：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战略竞争派吗？他们是谁？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麦考特：我把特朗普政府内的战略竞争派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自军方和国安部门的人。博明（Matthew Pottinger）是其中的关键成员，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是另一个代表。他们认为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军事和安全。

第二类主要从经济角度将中国视为一个挑战。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是关键性代表人物。纳瓦罗和莱特希泽不是从华尔街或大型跨国公司的视角来看中国，而是从那些中小型美国公司以及因离岸外包到中国而生意减少苦苦挣扎的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的主张最接近特朗普本人的观点。我认为特朗普本人属于第二类。

我称第三类为新冷战斗士（new cold warriors ）或真正的对华鹰派（ real China hawks）。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是这一类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了生存威胁。

一旦大权在握，这些战略竞争派就开始对之前主张接触政策的接触派关上大门，不再听取他们的意见，转而听取对中国持更为敌视的人的意见。战略竞争派开始着手重塑对华政策，但这些政策直到 2020 年左右才得到具体的落实。

问：在您的论文中，您从三个方面具体研究了接触政策，您能否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观点吗？

麦考特：我认为接触政策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框架（framing）、群体（community）和政策（policy）。框架指一个总体上的叙述，即美国和中国可以通过接触的方式相处，通过与北京接触，美国可以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群体是指持这一观点的人有一个小圈子，他们认为接触是确保美国国家利益的最佳方式。蓝普顿（David Lampton）、谢淑丽（Susan Shirk）、李侃如（Ken Lieberthal）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都是这个群体的成员，他们都认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的关系，而是有正能量的关系。

政策指通过经济和战略对话等与中国保持接触，寻求共赢。

问：许多人对特朗普政府突如其来的对华政策的巨变感到震惊。您刚刚谈到人员上的变更，您能再展开一下，解释一下他们是如何做到如此迅速并强有力地实现了政策性的转变？

麦考特：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对华政策上的范式更替留下的谜题是，特朗普政府如何引进了一批对中国有不同看法的顾问，这些人不仅对中国有不同看法，而且他们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理有据的。为什么他们值得其他中国问题专家的尊重？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他们说的是事实：中国变了，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必须改变。

我说的是两个群体的构建，一个叫接触派（engagers），一个叫战略竞争派（strategic competitors）。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转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群被称为战略竞争派的形成。在我的论文中，我称之为“政治化” （politicization）的过程，但我在即将出版的专著中称之为“两极化” （polarization）的过程。

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一个相当整体化一的团体，而且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小的团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了解中国的人还很少。但之后，随着这一领域的扩大和学院化程度的降低，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开始日益分裂为鹰派和鸽派。

战略竞争派是如何出现的？他们先是认识到自己的观点与接触派不同。战略竞争派更年轻。他们更关注军事安全。他们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也更多。因此，战略竞争派就这样形成了。如果没有这个群体，特朗普政府就不可能吸纳那些极度敌视中国的人。

第二个过程是如何理解战略竞争派的合理性。我谈论了事业上他们与接触派的竞争，以及关于接触政策的争论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学者。

我将最后一个过程称为个性化的过程，因为这两个流派的形成不仅仅来自对中国的看法的不同，也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不同，而是牵涉到个人的功成名就的故事。这些个人的故事包括通过接触政策而事业进展顺利的学者以及那些事业可能不太顺利的学者。谁的观点更重要、更显赫，谁的观点没有引起注意？在中美关系中，存在着学者之间的对立，有的学者因为投资于中美关系而不太欣赏那些不同类型的观点，对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也持怀疑态度。

我认为，如果不了解战略竞争派如何设法关闭接触派的大门，并说服决策者不再听取他们的意见，你就无法理解美国对华政策如何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的巨变。

总之，中美关系的转变归根结底是关于个人好恶、个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个人对中国的投资。所以，这是对华政策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2 战略竞争派与接触派

问：接触派和战略竞争派之间有什么区别？

麦考特：总的来说，接触派采取了更加学术、超然的观点。他们往往有外交官的背景、学术背景，或者通过大学、商业或个人交流与中国进行具体接触的经历。他们理解接触的重要性，他们通过自己的职业投资于与中国的接触。

而战略竞争派更专注于改变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在安全领域。总体而言，他们与接触派的学者不是同一类型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些人并不是靠与中国的接触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他们主要集中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等机构。

博明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国问题专家，会说中文，并作为《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在中国工作了很多年。但大多数战略竞争派是不同类型的学者。他们的事业和知识来源是关于军事事务和国家安全事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家。范亚伦（Aaron Friedberg）、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或白邦瑞（Michael Pilsbury）等学者都属于这个派别。他们与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和蓝普顿等不是一个类型的学者。

问：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强硬的对华政策。您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麦考特：在我看来，拜登政府没有回归接触的事实表明，他们吸纳了与战略竞争派观点基本一致的中国专家，这些专家赞同战略竞争派的框架内容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我们首先从中国问题专家的群体看拜登政府都有哪些类型的学者。这里的关键人物是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以及坎贝尔的长期副手、另一位对中国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他们两人虽然在民主党东亚外交政策圈子里活跃多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属于战略竞争派。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两人在很多方面将自己定位为战略竞争派。

2018年3月，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清算：北京如何辜负了美国的期望”的文章（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认为美国误判了中国，美国需要重新考量自己的对华政策，需要以一种不试图改变中国但要更加强势的方式对付中国。

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5月发布了名为《美国对华战略方针》（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RC）的文件，观点与坎贝尔两人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的观点惊人雷同。

拜登政府确实可以改变对华政策，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是因为拜登政府也同样引入了一群支持战略竞争观点的学者。

不过，拜登政府下的战略竞争派与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派也有不同。他们同意何瑞恩（Ryan Hass）等人的观点，即外交政策始于美国国内，与中国竞争的方式是增强我们与世界各地盟友和伙伴合作的能力。这是与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的特点，但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框架仍然是坎贝尔等人支持的核心观点。

问：您提到了很多中国老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如奥克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杰夫·贝德 （Jeff Bader），您还提到了杜如松 （Rush Doshi）、劳拉·罗森伯格 （Laura Rosenberger） 和朱利安·格维茨（Julian Gewirtz）等新一代的中国问题学者。老一代的接触派和新一代的反接触派有什么区别？

麦考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两派人职业发展的轨迹问题。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老一代的接触派，那些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甚至包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去过中国的人，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我听很多人说这让他们对中国产生了敬畏感，或者对这个地方有一点惊奇和浪漫感受，以及对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感慨。因此，他们看到了通过接触而发生的巨大变化。我认为他们是从个人和事业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问题。许多人将自己的事业建立在与中国接触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民间交流，努力在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域建立自己的生活、事业和友谊。

但是，年轻一代的中国问题学者是和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首先，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几乎是一个大国了。其次，他们主要关注华盛顿的政策，对学术研究兴趣寡然。但是，像李侃如这样的学者，他们除了对外交政策领域感兴趣，也对在政策领域之外发展中美关系感兴趣。他们对建立中国学术中心和促进两国交流兴趣盎然。第三，年轻的学者在成长的过程中还伴随着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更有争议，比如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强烈批评中国的变化，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更难去的国度，一个更难打交道的国家，这个国家正在做我们不喜欢也不同意的事情。

年轻学者中，每个人的观点又略有不同。例如，朱利安·格维茨（Julian Gewirtz）可能比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更倾向于接触政策。像库尔特·坎贝尔和伊利·拉特纳这样的人是备受尊敬的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与奥克森伯格、李侃如或杰夫·贝德等不是同一类中国问题学者。

3 对华战略调整？

问：布林肯最近的北京之行是否表明接触派的势力又开始抬头？在拜登政府中，谁是接触派，谁对这派观点有异议？

麦考特：我认为，布林肯对北京的访问和拜登政府目前的对华言论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我认为拜登政府有一点担心，他们不希望在他们任内两国发生危机。其次，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战略”一词存疑。他们更多地讨论负责任的竞争或有序竞争或有序共存（managed competition or managed coexistence）。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将自己与特朗普政府区分开来的尝试。他们试图平息一些持接触派观点的人的担忧。

人们可以感觉到，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可能比坎贝尔等人更全面，而且拜登政府内部可能也存在一些分歧和裂痕。因此，对布林肯的访问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读。批评者认为，这也许是新的接触派的出现，旧的接触派的东山再起。

但我真的不认为拜登政府内有人在试图重塑中美关系。我认为没有人愿意尝试做特朗普政府内博明和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特朗普政府的国安顾问）等人在 2017 年做的重塑对华政策的工作。仅仅在用词方面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毕竟，目前的情况是“接触”一词已经很不受欢迎，不能继续再使用了。

因此，出于这个原因，也出于所涉及的重塑政策所需要的努力的原因，我不认为拜登政府会出台新的对华政策框架，支持在当下条件下采取接触政策的中国学者群体也不会出现。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旧的接触派也许会再卷土重来。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特朗普政府为重塑中美关系到底做了多少工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他们花了四年的时间，直到特朗普政府的最后一天，处理中国事务的官员还在忙碌。比如，他们让美国外交官和中国台湾方面官员更容易相互接触。

自两国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发生了一次根本性改变。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向后转回接触政策，尤其是当中国似乎没有真正的兴趣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的时候，而这些行动方式是促使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战略竞争的始因。

问：您觉得学者怎样才能更明智的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避免这两个国家陷入冲突？

麦考特：我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尽可能地倾听观点大相径庭的学者的观点，实现华盛顿的最佳理想状态，即把决策之都变成一个容纳各种观点的市场，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被某一特定群体的观点所裹挟，保持开放而不是关闭的辩论空间，抵制“接触政策是软弱的表现”的偏见。

*文章转自“中美聚焦”，有删节，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