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30102
本篇目录：
一、方法论：Political Compass
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坐标、光谱上的方位
三、引入中国：中国政府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坐标、光谱上的方位比较
四、西方世界的政党/政治大多落在第1和第3象限
五、中国的“同盟”：第2象限政党主要在亚非拉
六、“找朋友”：巴以案例
七、“找朋友”：美国历史案例
八、能否对“第2象限政党”进行概念化？（问答形式）
九、美国急切需要“保守的社会主义”（第2象限政党/政治）
十、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能不能向“第2象限”迁移
十一、西方左翼传统（含马克思主义）：理想与实践的差异
（接上篇）《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与实践：中国政治对位美国及国际（5）》
十二、低社会阶层与保守主义、威权主义政治的关系
上篇解释了西方左翼传统（含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理想与实践上存在差异。本篇结合美/西方的历史案例，介绍一下工人阶级与保守主义、威权主义政治的关系。
读完这篇，应可更加深刻地理解美国、欧洲及全球的民粹右翼运动。
1.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
按19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无产阶级”是不掌握或仅掌握极少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创造社会主要财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资产阶级压迫与剥削的阶级。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发生。无产阶级抵抗，资产阶级压迫。最终，无产阶级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这是废除资本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最终，人类社会将打破阶级制度的社会关系，创建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
无产阶级不占有或仅占有极少生产资料，具体从职业/行业上看，又可进一步分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其中农民又可进一步分为下层、中层和上层农民。除了工人、农民外，还可以包括小商人或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通常作为专业人士和管理者）、下层军人等。当然后面这些职业的人士受封建和资产阶级观念影响更大。
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里，无产阶级代表推翻旧制的革命力量及历史驱动力，拥有特殊的政治价值与道德内涵（“选民”、the Chosen Class）。在无产阶级当中，工人阶级（参与工业生产的劳动者）被认为是最先进的，有更进一步的特殊政治价值与道德内涵，原因在于：
——工人已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摆脱了小农利益、价值、意识）；
——从事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要求很高的协同性、纪律性，同时有组织与被组织的经验；
——工人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平，能够获得新知，更深刻地看到自己作为一个阶层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阶级觉悟、共产主义觉悟）
总之。工人阶级代表更先进的生产力，有着更好的教育与专业，又有着严格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使得他们成为发动、组织、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理想群体。如果说无产阶级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民”，则工人阶级是“选民”中的“选民”。
但在20世纪初上半叶欧陆及美国的政治实践中，无论是广义的无产阶级，还是狭义的资产阶级，又表现出了局限性：他们在经济上确实仍然热衷于左翼政策，但在政治上则往往与威权主义政治甚至极端政治结合，并且他们对政治威权的兴趣可能大于经济，甚至会为了政治放弃经济。自然的，西方左翼希望对这个现象给出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的解释。
2.“工人阶级威权主义”
1959年，美国阿什肯纳吉犹太裔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Seymour Martin Lipset在研究了美国与西方的政治实践后，提出了一个概念：“Working Class Authoritarianism”——工人阶级（或劳动阶级）威权主义，旨在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在一些社会运动中表现出的对威权主义的支持。Lipset并分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及世界其他地方西式民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在1960年成书《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在对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之后，Lipset提出了他的理论，认为劳动者阶层/低社会阶层”实际上更容易倾向于威权主义、极端、教条和缺乏容忍的态度和行为。 Lipset认为，劳动者/低社会阶层更倾向于以负面的态度看待西方民主的成绩——如民族、种族少数群体的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对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开放的移民立法、政治多党制的支持较少，相反，更倾向极端政治，例如极右（法西斯），或极左（20世纪上半叶的欧陆共产主义），以及参与极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组织与运动等等。各种研究表明，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导致人们对政治持有教条、非此即彼和不宽容的态度。
大的背景是，二战后，西方左翼学者逐渐认识到，美/西方现代社会里极端的、排外的、不包容政治运动的基本盘往往是中低收入阶层，而不是中产及以上阶层。结合到2020年代，美国可以看得很清楚：排外、种族主义、美国本土主义、白人至上等MAGA右翼民粹运动的基本盘是白人蓝领/工人）。
这里需要回到历史。19世纪与20世纪初，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组织一直是推动西方社会政治与经济进步的主要力量。一方面，工人阶级为了争取经济上的权利与福利而斗争。另一方面，为了经济上的权利，工人阶级也为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奋斗，例如他们往往支持民主政治、宗教自由、少数群体权利及国际和平。相比之下，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中层及以上阶级支持的是右翼政党，倾向于支持更加保守的、专制的政治形式，包括限制选举权扩展、支持教会、支持好战的外交政策等。
民主的价值、标准、程序往往也被融入到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与政治运动中，尽管广大基层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这些价值和规则的意义，也不一定遵守这些规则。但他们的知识分子领袖却往往会遵守这些规则。在这样的模式下，基层的意见相对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只要组织政体是按照民主原则运行即可。
但这种情况在一战后发生了变化：在西欧国家，城市工人反而成为人口中最具有民族主义及种族主义的群体。他们开始反对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寻求限制移民，或在移民国家（例如美国）实施种族主义标准。从一战后、两次大战期间，到二战，工人阶级开始支持极端政治，并开始推翻原有的政治秩序。举例而言，在工业最为发达、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德国——工人阶级被法西斯/纳粹“收编”，颠覆了魏玛民主政治，转化为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及反共主义者（反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
如此，德国的工人阶级沦为政治家的棋子，一下就走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进步力量”变成了“反动力量”。归根结底，他们只求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简单、快捷、教条的解决方案。方案可能是左的，也可能是右的——核心不在左，也不在右，而在于要足够极端。
低收入群体的政治诉求及倾向
经济领域：低收入群体（含工人阶级）在经济问题上通常更加左倾，例如支持福利主义、较高的工资、渐进的所得税及对富人收取的遗产税、支持工会、同情及支持社会主义等；
非经济领域：但在非经济方面，低收入群体表现的趋势完全相反：他们更不愿意支持公民权利，对国际主义没有兴趣，文化宽容度低、较为排外。结果，中产和富裕阶层显得更加开放和自由，低收入阶层显得更加狭隘。
Lipset对欧美的跨国研究表明，低收入阶层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组织上，对民主规范的认可度都低于中产及以上阶层；威权主义更容易与低收入阶层共存；工人阶级中的威权主义者比例远比中产及以上阶层更高。
可以看出，这个情况与2020年代的美国一模一样。
低收入群体与极端宗教
Lipset的研究发现，许多带有威权主义及极端主义属性的宗教，例如原教旨、教条主义、末世论、救世主义等宗教都更受低收入阶层欢迎。这些宗教组织的特征是：组织管理上高度层级化/等级化、高度威权主义，在管理及决策上极少有民主的元素。这些教条主义、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的内部组织，与20世纪初欧美极端政治的组织形式高度相似。
3.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正统马克思主义及共运左翼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吸引、误导和干扰，这包括：
——吸引工人阶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本身都是封建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统治分解分化、瓦解工人阶级的手段；
——左翼政治（共产主义）内部的威权主义组织管理方式，也是封建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结果，不是无产阶级的。对这些组织管理方式必须进行克服。
这里举个中国党史的例子，早年的中国红军也是由旧式军队脱胎而来的，有大量旧式军队的问题，例如长官殴打下属；流寇思想；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军思想；单纯军事观点（只管打仗，不管政治），等等。在中央的支持下，毛泽东经过古田会议，才确立了政治建军的原则。在当时，他就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红军遇到的问题的，将各种思想归结为小农资产者、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游民主义等。但当时的分析，还是认为归根结底是军队成分的问题，无论军人，还是党员，主体都是农民。
现在的问题是，在工业最为发达、工人阶级数量最多（按说也最为先进、最具觉悟）的西欧和美国，在工人身上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该如何解释？应该说，用前面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仍然可以分析这些问题，理论是自洽的，但如果工人阶级很容易就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诱导，成为其主力军，那么理论就不足以解释和指导现实了。
4.Lipset的分析：低收入群体（含工人阶级）所处的社会环境
为什么低收入群体（含工人阶级）会倾向于威权主义呢？Lipset结合对西方社会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环境，对其心里特征及政治倾向进行了解释分析。
1)教育水平、知识程度问题
一般认为，教育和学习能开拓人们的眼界、提高“视角广度”，丰富人们的世界观。伴随知识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教条、僵化、非此即彼的狭隘思维——而这些思维都是威权主义人格的典型特征。教育水平不足，则更有可能对重大社会问题持有狭隘观点，更有可能用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绝对化的观念去理解现实世界，并相信世间包含着一个外部的、至高无上、能够决定一切的法则与权威，人们必须在世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范并适应（习惯于屈从，合理化屈从）。
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往往拥有更多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眼界更加开拓，看待问题具有分析、批判能力，在行动上也具备自信，因此不太可能相信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的权威或抽象法则，更不愿意受其摆布。
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教育水平低的话，容易被“PUA”，盲信，盲从，并接受迷信，反智的一套。
2)信息封闭与社会隔绝问题
信息封闭与社会隔绝也会增加权威主义倾向。信息封闭与社会隔绝的一部分原因是教育和职业地位。
按照Lipset的观点，一个人如果能够更多参与社会性的组织（包括政治组织、志愿团体）等，有利于减少威权主义倾向，因为参与更多的组织能够扩大接触面、扩大视野，扩大信息来源，接触各种社会问题——包括与自身工作及自身利益无直接关系的社会争议及一般公共事务，以及了解社会的组织与运行等等。因此，参与政治、参与社会团体，都可以帮助个人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想法，与之共情，以及了解不同种族、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流的观点等，由此减少自己的教条和固板。
当时，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德国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所有职业里，从属于志愿组织的人更容易倾向支持多党制，而非一党制；美国的调查给出了类似的结果：“有威权主义倾向的人”参与社区团体的比例比“非威权主义者”要少。
为何至此？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是没时间：低收入群体生存压力大，为生计奔波，难有瑕关心与自己无关的社会问题；
二是自信问题：Lipset引用美国精神科医生Genevieve Knupfer的说法：低收入人群“习惯于屈从、获取信息途径有限、语言表达能力不足，似乎由此导致缺乏自信，使得他们不太愿意参与主要由中产阶级文化主导的组织”
三是特定行业/职业所导致的社交隔离。有些行业是比较“孤独”的，例如矿工、航海工人、林业工人、渔民等。劳动者往往很早离开学校，在时空隔离的环境工作，与许多与自己相近的劳动者共事，身处同质化的简单环境，受到外部影响很有限。这些职业劳动者往往也是极端政治和极端宗教组织的发展对象。另外，整个农村都与城市工业化社会隔离。对欧洲战时人口的分析，农村人口（包括地主与农民），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加保守，反对民主制和多党制，只不过根据自己的利益有区别：农场主往往支持法西斯主义政党，农场工人则往往支持共产主义政党。这一条也适用于中产阶级：那些与现代都市文化隔离最远的群体——例如小地方的小业主——更易接受法西斯主义及其他极端政治。
Lipset认为，低收入群体，无论因为教育水平、知识程度，信息获取，还是政治与社会参与的问题，最终，只要对公共问题了解不足，则：
——在经济问题上更有可能持左翼立场；
——在非经济问题上则更有可能持保守主义及威权主义倾向。另外，平日对公共事务和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们，对外国人会持有更强烈的排斥心理。
3)经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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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set认为，经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会影响人们的政治和态度。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紧张，紧绷的心理状况急需获得缓释。这是，他们很容易为自己的经济困境寻找“替罪羊”，并接受极端政治所提供的短期解决方案。从纳粹将犹太人作为德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替罪羊，到Trump将中国作为美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替罪羊，遵循的都是这个逻辑。
4)威权主义的家庭成长环境问题
结合对欧美社会的研究，Lipset发现低收入阶层的成员（包括儿童和成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面临直接的挫折、攻击与冒犯，尤其在他们的幼年成长阶段：在早期童年经历中，他们往往会经受更多的体罚，缺乏关爱，被紧张、带有攻击性的氛围所包围。其中，训斥与体罚是很重要的负面因素，因为体罚最终往往会增加而非减少攻击心理。此外，家长简单粗暴的奖惩方式（即时的惩罚、即时的满足）也不利于孩子建立长期思维。总之，孩童们的心理经历在成年后很容易转化为种族偏见、狭隘、缺乏宽容、政治威权主义及极端主义。（相比之下，欧美中产阶级在教育孩子时往往更多使用讲道理、就事论事、以爱为导向的正面管教技术）
5.Lipset的分析：低收入群体（含工人阶级）的心理特征与政治倾向
Lipset认为，前诉特征结合到一起，使得低收入群体（包含工人阶级）在心理特征上倾向于政治威权主义及极端政治（包括宗教运动）。
具体而言，低收入群体/工人阶级的心理特征及政治倾向包括如下特征：
——缺乏建立复杂思维、复杂观点的能力；
——不容易理解抽象经验、抽象概念；
——缺乏想象力，缺乏广泛的智力兴趣（特别是与自身工作、利益无关的）
——存在反智主义倾向；
——容易被诱导（high suggestibility）；
——倾向于以较为绝对化的方式看待政治问题，如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我们 vs 他们”
——不易理解和容忍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缺乏对过去和未来的感知能力（即缺乏历史视角）：缺乏长期视角；
——难以理解、认可及容忍渐进的、温和的政治变革；
——渴望立即采取行动，即刻解决问题；
——对繁琐、复杂的讨论缺乏耐性；
——对具有长期主义、长期视角的组织缺乏兴趣。
Lipset认为，如果有了这样的认知倾向，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工人阶级会选择最为简单、粗暴的政治。
通过上述分析，Lipset在工人阶级/低收入群体 与 政治威权主义/极端主义之间建立了联系。我们发现这套体系在西方是非常灵验的：可以很好地用来分析2010年代以来的美/西方右翼民粹运动。
6.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驳，及对反驳的反驳
如按19~20世纪初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Lipset的观点进行反驳，大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Lipset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Lipset强调温和、渐进的政治改革，维护自由民主/选举政治，本质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政治秩序；
——Lipset说工人阶级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思维简单、非黑即白、教条，倾向于立即行动，并不惜采用极端的手段等等，正表现的是其“革命性”、纪律性及行动力。例如“非黑即白”——阶级矛盾是不能调和的，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说工人阶级“教条”，“教条”其实是革命组织性、纪律性。总之，如果没有这种革命性，就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Lipset是从维护资产阶级政权出发的，看到工人阶级的特性自然都是缺点；
——Lipset反感“极端政治”，也是因为要维护资产阶级政权——极端政治的目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如前所述，这些马克思主义分析，在理论上都是自洽的，能够自圆其说。核心问题是：它很难解释为什么一战以后，德国工人阶级逐渐都放弃共产主义，转投极右翼的纳粹，成为革命的对立面。
苏联建立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所反对的德国纳粹，低层的群众基础居然是马克思主义发源地——德国的工人阶级——而且许多工人是从共产主义转投纳粹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吊诡。
按照19~20世纪初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纳粹/种族主义是极右的，是极端反动的，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及部分封建阶级）的利益。德国工人们被误导，结果走到了历史的对立面。基于此，还可以做许多解释：
——德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以及反动势力的破坏；
——德国资本主义看似发达，但还在历史初期，远有待发展；
——德国工人阶级有共产主义觉悟，但还在觉醒初期，未来的路还长；
——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只是“相对”的，但在当时还没有发展到代表更先进的生产力；
这些解释，在理论上都是自洽的，问题在于，都是不能证伪的。如果不能证伪，就不能用来预测和指导现实。
1920~1930年代的真相是，当时的德国工人要寻找的是最厉害、最能打动人心、最符合直觉、最能立竿见影、最能让人出气的“处方”——那就是迫害犹太人。至于处方在政治光谱上是左，还是右，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重要。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何为“左”，何为“右”。最终，反犹种族斗争比阶级斗争更能深入人心，结果德国工人与纳粹/法西斯一拍即合。
时空推移。资本主义又向前发展了一百年。Lipset的这套“工人阶级威权主义”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美国白人蓝领的政治倾向，以及帮助中国人理解为什么美国右翼民粹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反华。
本文是对美国“保守的社会主义”的一个补充，旨在进一步说明美国白人蓝领为什么会被传统主义、保守主义及权威主义所吸引。
下篇将揭晓一个位于“第2象限”政党/政治的美国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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