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思想动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上月逝世的历史学家阿诺·梅耶的思想遗产，以及广泛存在的有关移民、难民的认识谬误。
文｜贾敏，季寺

纪念历史学家阿诺·梅耶
著名历史学家阿诺·梅耶（Arno Mayer）于2023年12月19日安详逝世，享年97岁。《雅各宾》杂志日前刊登了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撰写的纪念文章，盛赞其研究中融入了一种“被对意识形态、激情和历史的开放性的关注所激活的马克思主义”。
阿诺·梅耶（Arno Mayer）
格兰丁写道，梅耶于1926年出生于卢森堡一个他自陈是“完全解放且大部同化”的犹太中产家庭，得益于他信奉左翼犹太复国主义的父亲看清了纳粹的本质并提前准备了出逃计划，他们在国防军抵达的前几分钟开车逃往法国，途经凡尔登、马赛、奥兰、卡萨布兰卡、丹吉尔、里斯本，最终到达纽约——“一个广阔多元的难民联邦”。梅耶属于出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流亡至美国的“一代非凡的德语犹太学者”，但和同属这个群体的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 彼得·盖伊（Peter Gay）和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等人相比，他的左翼立场更清晰，也更不恭敬和反传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尖锐地批评以色列。
梅耶早年曾应征入伍，和其他欧洲人（其中很多是和他一样的犹太流亡者）一起审问美国通过“回形针计划”引进的纳粹精英。他曾担任纳粹科学家华纳·冯·布朗（Werner von Braun）的“士气官”。他在军队中目睹了种族主义，亲身经历了反犹主义，室友给书呆子梅耶取外号叫“知识分子混蛋（Intellectual Fuck）”，梅耶想用来作为回忆录的标题。离开军队后，梅耶先是就读于纽约城市大学，而后依据《美国军人权利法案》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布兰戴斯大学之后，他自1962年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
当格兰丁询问其政治立场形成的原因时，梅耶提到的不是他父亲的左翼犹太复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和大屠杀这些显然产生了影响的因素，而是受到世界政府基金会资助的为期四个月的印度之旅，在那里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和南部喀拉拉邦的共产党人交谈。梅耶还曾多次前往以色列，并在基布兹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和持不同政见的以色列人（其中包括马丁·布伯的追随者）的友谊使他远离了犹太复国主义，他说“他们的世界主义人性促使他们从道德和务实立场发出警告，先是无视蔑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最终谴责他们不可协调愚昧无知是不明智的。”他担心以色列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高度军事化的孤立的斯巴达。“作为一名来自卢森堡大公国的欧洲犹太人，我对所有民族主义的诱惑有特别的免疫力”，梅耶总喜欢这么说。
格兰丁称，欧洲学者能更好地评述梅耶对欧洲大陆史、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以及法国和俄国革命的研究贡献。在梅耶逝世当日，《新政治家》重新刊登了康奈尔大学教授、意大利历史学家恩佐·特拉韦索（Enzo Traverso）发表于今年2月的“阿诺·梅耶的二十世纪”一文。特拉韦索认为，梅耶改变了历史书写，并由此改变了我们对现代世界的理解。作为一名“宏观历史学家”，梅耶并非对细节或单一事件漠不关心，而是始终想要将其纳入更广泛的历史背景。梅耶关注的议题非常多样，例如战争与革命、民族主义与种族灭绝、外交、民众起义、贵族和中产阶级、长时段和偶然性、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和美国，以及亚洲和中东。几年前，梅耶在回应批评者时总结了自己的历史写作理念，指出了他作品背后的一些“规则”：情境化、历史主义、比较和概念化（contextualisation, historicism, comparison and conceptualisation）。特拉韦索借用这些范畴，对历史学家梅耶进行了“解构”。
情景化是贯穿梅耶所有作品的一条线索，从他致力于重新阐释20世纪外交的早期作品，《1917-1918年新外交的政治起源》（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New Diplomacy 1917-1918，1959）和《调停的政治与外交》（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1967），到《天为什么没有黑？》（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1988），都是如此。它意味着将一个事件或一种思想置于其时代、社会框架、知识环境以及精神图景之中。例如，在尝试理解列宁和威尔逊在1919年凡尔赛和会前夕的态度，或是解释法国和俄国革命中恐怖的诞生时，情景化避免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解读。梅耶将“大屠杀”称作“犹太灭绝”，他将之视为二战带来的严峻考验的结果，当时正值纳粹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发起世俗化的十字军东征，征服“生存空间”、摧毁苏联和灭绝犹太人共同成为了一场末日战争。梅耶的情景化还意味着将以色列的诞生视为二战结束时的国际局势制约下的历史偶然性，而不是用目的论的术语来庆祝犹太人命运的实现。
梅耶的历史主义不同于本雅明所批评的线性的、“同质和空洞的时间”的传统历史主义，它意味着历史分期，作为结构性趋势和历史偶然性之间、长时段和短时段之间、时代和事件之间的复杂互动（有时是破坏性冲突）的结果。世界大战的爆发、大屠杀和以色列的诞生从不同角度而言都是如此。梅耶认为年代学首先意味着考量事件的自主性。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有其前提，但并不都是确定性因果关系的结果，它们可以具有自己的“动力”，“超越”其前提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进程。不同于布罗代尔将事件视为海浪上的泡沫的“长时段”理论，梅耶强调时间可以逆转结构性：大屠杀摧毁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犹太解放，而在二战开始时很多观察者认为这一成就是不可逆转的。除此之外，梅耶的历史主义还将这些具有破坏性特征的事件纳入更广泛的趋势之中，在共生关系中思考两者。由此，革命、战争和种族灭绝成为了历史进程中的独特步骤，缘起于其结构和矛盾，也塑造和改变了其主要趋势。梅耶的所有作品都致力于理解“二十世纪的普遍危机”，对他而言这场危机是现代的三十年战争，由相互交织的灾难性事件构成，有着自己的时代轮廓。这样一来，两次世界大战由一根“脐带”所连接，俄罗斯革命的恐怖和大屠杀是这场“普遍危机”的两个突发时刻。
在梅耶看来，20世纪的普遍危机是“旧政权持续存在”的结果，在这一环境中，旧政权自身的破坏力量被动员和创造起来。伴随着城市、工业中心、大众文化的出现以及现代资产阶级作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力量的崛起，19世纪是一个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但这些变化发生在一个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农业社会并且保留了王朝制度的世界中，即使是在新统治阶级眼中，贵族仍然是定义了习俗、意识和行为举止的不可逾越的界限。20世纪诞生于这个稳定而传统的世界的崩塌，结果是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甚至1945年之后的两极世界无法与维也纳会议和一战之间“欧洲协调”下的百年和平相提并论。近年一些关于19世纪历史的广受好评的著作证明了梅耶的假设，然而它们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剧变之后而不是之前写成的。
梅耶历史写作的第三条规则是比较，比较需要谨慎，尤其需要意识到平行事件之间的历史距离，认识到相似不是一致，类比不能转化为同源。作为其历史思维的基础，比较在梅耶的作品中愈发重要，在他的第一本书中，“1815年复辟”是他解读一个世纪后的凡尔赛会议的隐藏参照，而在他2000年的著作《复仇女神：法国和俄国革命的暴力与恐怖》中，比较成为了目的本身。在这部杰作中，他批评了许多被滥用和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比较形式。
梅耶的概念化是马克思和韦伯意义上的概念化，即将概念视为分析工具。梅耶将概念作为有助于理解真实历史过程的“理想类型”，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概念提出者，同时也一直是叙述者”，前者提供解释框架，后者则展示真实事物的复杂性。梅耶早期的作品更传统地建立在大量档案调查的基础上，后期作品则被认为是对欧洲过去两个世纪做出全球性解释的雄心之作。《复仇女神》的第一部分概述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理论，第二部分比较了这两次最伟大的现代性革命，而这本书的概念——（反）革命、暴力、复仇、宗教和神圣——是从对事件的叙述中推衍出来的，而不是机械地应用或投射到事件之上。这个书名借用自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将一个韦伯式的“理想类型”转化成了唤起本雅明的“思想形象（thought-image）”的东西。
特拉韦索最后总结道，梅耶的这些规则并非历史知识的“法则”，但它们指明了一种仍然深植于当下的实践，即历史写作。历史学家总是在自己的时代尝试重构、思考和解释过去，历史写作无法逃脱“对过去的公共使用”，因此，历史学家应该同时避免偶然性的限制和中立的幻觉。梅耶的作品不涉及意识形态或党派，但却揭示了一种政治承诺。这一承诺并不表达一种先验的意识形态，而是批判性学术的结果。这可能是克服齐格蒙特·鲍曼所描述的“立法者”和“解释者”这两种20世纪的主要知识分子形式之间差异的最有效方法。
关于移民的认识谬误
近日，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教授、《迁移如何真正运作》一书作者海因·德哈斯（Hein de Haas）发表重要评论文章，有力地驳斥关于全球移民和迁移的种种刻板和错误印象，他的文章揭示了迁移的真实图景。海因·德哈斯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卫报》上。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8日，难民救援船在地中海营救了数十名非法移民。
人们似乎生活在空前的大规模移民时代。来自非洲的人们挤在痛苦的航海船只上，拼命试图穿越地中海，还有寻求庇护者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还有美墨边境的移民“大篷车”，似乎证实了全球移民正在失控的担忧。
贫困、不平等、暴力、压迫、气候崩溃和人口增长的有毒组合似乎推动着越来越多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们踏上绝望的旅程，试图抵达富裕西方的海岸。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一个“移民危机”的普遍观念，似乎需要采取对策，以防止未来大规模人群的到来，这个人群显然超出了西方社会和经济的吸纳能力。
然而，尽管如此，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全球移民正在加速的说法。国际移民约占世界人口的3%，这一百分比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保持得非常稳定。
同样，难民的数量要远远小于政治论调和媒体形象所暗示的。约10%的国际移民是难民，占世界人口的0.3%。尽管随着冲突水平的波动，难民流动变化很大，但没有呈现长期增长趋势的证据。大约80-85%的难民仍然留在起源地区，而这一份额在过去几十年里也保持相当稳定。而且没有证据表明非法移民正在失控——事实上，从全球南方移居到全球北方的大多数移民继续以合法方式移动。例如，十名非洲人中有九名是合法移居欧洲的，手持护照和证件。
证据也颠覆了对移民原因的常见理解。传统观点认为，从南方到北方的移民本质上是起源国家贫困、不平等和暴力的产物——因此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减贫和发展是解决移民问题的唯一长期方案。
然而，这一假设被事实所削弱。证据表明，随着贫困国家变得富裕，移民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提高了人们的能力和迁移的愿望。与刻板印象中的“摆脱苦难的绝望旅行”不同，实际上移民通常是对家庭长期幸福的一种投资，并且需要大量资源。贫困实际上剥夺了人们跨越长距离移动所需的资源，更不用说跨越大陆了。
这也是为什么，与常见的假设相反，气候崩溃不太可能引发“气候难民”的许多原因之一。对干旱和洪水影响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会呆在家附近。事实上，最脆弱的人最有可能被困住，根本无法移动。
并非巧合的是，大多数移民来自印度和墨西哥等中等收入国家。悖论在于，世界最贫困国家的发展——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可能增加他们未来的移民潜力。
尽管全球移民平均水平保持稳定，但很难否认，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英国和西欧的合法移民人数一直在增长。由此引发的不满在增长，伴随着呼吁减少难民，或更有控制地选择移民。
但是边境打击显然未能实现这些目标，甚至可能使问题变得更糟，因为这些政策没有基于对移民真正运转方式的理解。主要原因是这些政策忽视了移民的最重要根本原因：持续的劳动力需求。
误导性的说法认为贫困导致移民掩盖了劳动力需求自199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国家移民不断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更广泛的教育、女性解放和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这推动了在农业、建筑、清洁、餐饮、交通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对移民工人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因为愿意并能够从事这些工作的本地工人的供应日益枯竭。如果没有这种慢性的劳动力短缺，大多数移民是不会来的。
但这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相反，这是几十年来致力于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的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推动了那些本地工人不愿意接受的不稳定工作的增长。从左到右的政治家们都知道这一现实，但由于害怕被视为“在移民问题上软弱”，他们不敢承认。他们强硬地讲话，制造出一种控制的外观。在当前的安排下，越来越多的移民被允许进入，并且对无证工人的雇佣被广泛容忍，因为他们填补了关键的劳动力短缺。
为了摆脱这一系列失败的政策，政治家们需要鼓起勇气讲述关于移民的真实故事。对于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作者认为，必须做出基本选择。例如，人们是否希望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多的工作（运输、建筑、清洁、照顾老人和儿童、食品供应）外包给主要由移民工人组成的新仆人阶层的社会？人们是否想要一个依赖于移民的农业？现实情况表明，不能将关于移民的辩论与这些更广泛的辩论分开。
刚好近日Info Migrants网站也发表了Marion MacGregor 的文章《事实还是虚构？》，同样试图总结并回应了2023年关于移民的种种说法。
今年在欧洲，移民一直是激烈政治和公众争论的主题，但很多被呈现为“事实”的东西与证据相矛盾。在过去的一年里，人们经常听到政治家和媒体报道中有关移民的某些陈述：欧洲面临“移民大潮”；如果国家对潜在移民不那么吸引，他们就不会非法抵达；应对引诱人们踏上移民之旅的蛇头应该是头等大事。还一些关于难民和移民的说法是被频繁重复的谬误，它们已经“正常化”，从而使政府能够实施限制政策，比如在边境拘留寻求庇护者。
作者总结了2023年常见的一些说法，并进行了反驳。
欧洲出现了非法移民的大潮
在流行的话语中，人们强调了抵达欧洲的移民数量的增加。然而，有组织认为，有关欧洲正在经历“非法移民大潮”或被“非法移民淹没”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有大量证据表明，大多数跨越国际边界的移民都留在自己的地区。例如，在2020年中期，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的估算，在西非，有约760万国际移民，其中包括超过100万人从布基纳法索移居到科特迪瓦。到了2023年，超过八分之五的西非移民仍留在该地区。
罗伯特·博世基金会表示，保持欧盟内部流动区的墙和隔离措施并不减少非法移民。他们在一份联合出版物中表示，建墙“只是将（难民涌入）转移到其他国家”。德哈斯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说，在一个地区实施边境控制只会导致其他路线的出现。
这种“水床效应”导致了从西非穿越大西洋到加纳利群岛和从土耳其到意大利的移民路线上的交通增加，绕过了以前被移民使用的路线。
为移民创造更困难的条件并威胁将他们拘留和驱逐会阻止他们来欧洲
今年，欧洲出现了一些政策的尝试，使驱逐移民变得更加容易，并减少在东道国（host countries）的居留者的权利和福利。
尽管英国和其他国家表示，这些政策明确旨在吓阻移民，但研究表明，它们不太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根据牛津大学移民观察研究所的数据，原籍国家的冲突对寻求庇护者人数的影响更大。而且，移民并不总是意识到他们抵达时将面临什么。是否移民的决定更可能取决于家庭成员等因素，而不是政策。
即使东道国对移民的社会福利进行削减，也不太可能阻止移民。柏林洪堡大学的社会科学家蒂姆·穆勒（Tim Müller）表示，潜在东道国的规模、经济实力、社会稳定和民主这样的因素吸引了消息灵通的移民。穆勒批评了2019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似乎支持了在丹麦移民减少和减少移民社会福利之间的相关性，他表示该研究未考虑到家庭团聚和其他重要政策变更。
增加驱逐将减少非法移民的说法也遭到了驳斥。在5月份接受Info Migrants采访时，移民权利非政府组织网络PICUM的玛尔塔·吉昂科（Marta Gionco）表示，没有证据支持将更多移民遣返到他们的祖国会阻止其他人尝试非法旅程。
蛇头在说服人们进行非法移民旅程中起着最大的作用
人们经常说，蛇头为牟利而剥削移民。移民报告说，他们向中介支付了很高的费用，并在前往欧洲的过程中受到欺骗。
然而，有人争辩说，移民是被蛇头引诱进行非法旅程的说法是有争议的。混合移民中心（Mixed Migration Center）主任布拉姆·弗洛斯（Bram Frouws）在接受罗伯特·博世基金会采访时表示，基于对成千上万名移民的访谈的证据显示，蛇头对人们移民决定的影响并不大。数据显示，在移民决策中，目的地国或原籍国的亲友起着最大的作用，而蛇头在重要性列表上排在第八位。
移民是一种经济负担
经常有人声称，移民必须受到限制，因为国家无法负担得起财务负担。
然而，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等几个机构的分析：“被证实的现实是移民带来了利益，推动了增长、创新和创业精神。”其他研究发现，尽管最初将移民纳入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可能很昂贵，但这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重要的是，移民通过汇款对其祖国做出贡献，其金额是官方发展援助的三倍。联合国的分析指出：“移民充当两个地方之间的桥梁，传递知识和技能，所有这些都可以为他们的家庭社区做出贡献。”
地中海的非政府组织救援船对移民产生拉力
2023年，意大利政府出台了对非政府组织救援船实施进一步限制的措施，称其对移民产生了吸引力。这一说法是欧盟边境机构Frontex以及欧洲右翼党派提出的。
在马耳他内政部长拜伦·卡米勒里（Byron Camilleri）发表支持意大利政府对NGO的限制的声明后，《马耳他时报》（Times of Malta）进行了调查，查看了一些智库、大学和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的研究。根据证据，时报得出结论，救援船吸引移民的说法“基本上是虚假的”。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责编：朱凡。
本期微信编辑：朱凡。
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