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31231
本篇目录：
一、方法论：Political Compass
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坐标、光谱上的方位
三、引入中国：中国政府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坐标、光谱上的方位比较
四、西方世界的政党/政治大多落在第1和第3象限
五、中国的“同盟”：第2象限政党主要在亚非拉
六、“找朋友”：巴以案例
七、“找朋友”：美国历史案例
八、能否对“第2象限政党”进行概念化？（问答形式）
九、美国急切需要“保守的社会主义”（第2象限政党/政治）
十、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能不能向“第2象限”迁移
（接上篇）《美国两党政治迁移之难：中国政治对位美国及国际（4）》
十一、西方左翼传统（含马克思主义）：理想与实践的差异
本篇是在今天下午仓促写成，一点个人思考。适合对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感兴趣的学友们——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思想史、党史感兴趣的学友们。
上面几篇提到：
——西方左翼传统（包括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等传统）的理论与愿景在“第3象限”；
——世界各地（主要为亚非拉国家，包括中国）取得执政地位的左翼政治实践却大多落在“第2象限”（“保守的社会主义”）
——甚至资本主义第一强国美国，现在其实也是一个“第2象限”（“保守的社会主义”）政党；
——综合来看，“保守的社会主义”，至少在人类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可能是一个更加符合大多数国家与社会现实情况的政治解决方案。
如此看来，西方左翼传统——特别是19世纪欧洲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什么理论盲点或误区？
1.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盲点”
作者以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主要在19~20世纪初的欧洲）可能存在以下若干理论盲点。
1）关于阶级在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问题
——种族主义者认为种族是第一位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种族之间的博弈与斗争；
——民族主义者认为近代构建的民族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人类历史与社会的发展是民族之间的博弈与斗争；
——对于许多宗教来说，宗教信仰才是第一位的：信仰与无信仰、正信与异教徒之间的斗争才是主线；
——文明冲突论者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较量才是主线；
而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来说，人类世界的发展最终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决定成功的因素，可以是已经被“政治化”的因素（例如种族和宗教），也可能是一些没有被政治化的能力禀赋（例如智商、心理构成、身体条件等）。
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说，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是经济：生产关系、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是阶级以及阶级之间为了维护或改变生产关系引发的冲突与斗争。
因此，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是人类社会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的身份。这里面有两个维度：第一是“实然”：即它（阶级）在客观上来说就是最重要的。第二是“应然”，即对于所有人来说，应该在主观上、主动认识它（阶级）的重要性。
本篇在讨论美国政治，结合到美国政治语境，这就相当于对一个美国白人蓝领说：工资待遇、福利和经济基础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你的无产阶级身份才是你最大的身份！你真正的兄弟不是别人，而是无产阶级。相比之下，你所关心的价值观、信仰、生活方式、爱国、荣誉什么的都不是最重要的。
2）从“实然”到“应然”——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差异
第一，从“实然”角度来说，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关系”中的“阶级”及所触达的经济未必是人们关心的唯一问题。人的许多行为是不能简单用经济去解释的。实际上，经济确实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但不是唯一关心的问题，甚至不一定是最关心的问题。人们可以为了价值追求放弃经济利益。
如果把人类的一切行为都简单地用经济去解释，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人的一切思想，人的一切价值观，那人就成了“经济动物”，过于简单，有些天真（naïve），是一种“还原论”（reductionism），
更加接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人性的粗俗假设。（这种想法，其实也来自西方文明）。
而回看现代智人（homo sapiens）二、三十万的发展史，抽象价值、符号、想象，一些从经济维度看来“非理性”的部分（例如利他主义、为追求抽象信仰牺牲个体生命等），其实是人类的优势，帮助人类从各种“人种”（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中脱颖而出，构建了智慧文明。
第二，从“应然”角度来说，即便我们假设：经济关系和阶级确实就是人们最重要的身份与利益，但普通人最终仍然不一定能够发现并认可这一条。也就是——“应然”最终无法在现实世界实现——无产阶级的“心思”被各种东西所干扰和分散，无法联合起来。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此也做了解释，翻译过来是说，统治阶级控制着“上层建筑”，因此，我们能看到的所有主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都是维持生产关系格局、秩序、制度暨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如此，无产阶级所关心的价值、信仰、生活方式、荣誉、爱国等，都是资产阶级（甚至自封建时期遗存）部署的，用于蒙蔽无产阶级、防止无产阶级“觉醒”的统治手段。
从理论角度看，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是很有分析批判意义的，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很好。但对现实缺乏指导作用。
切入到美国的现实语境就很容易理解，就是说，白人劳动者啊，你别老关心白人至上主义。黑人兄弟不仅仅黑命也是命的问题，黑人劳动者才是你的阶级朋友啊！你别老操心反移民。拉丁裔来了就是无产阶级兄弟，团结在一起推翻资本主义。拥枪的兄弟们。你们持枪，以为很爽。资产阶级就是让你觉得很爽，麻痹你，让你忘掉自己就是个屌丝！福音派基督教朋友们，你们老操心堕胎的事，还反对同性恋婚姻。宗教都是统治者提供的鸦片：不要忘掉你们是无产阶级！另外对跨性别者说几句：不要老是操心你的pronoun，也不要关心厕所指示牌上印男还是印女。
显而易见，以上都是不可能是实现的。美国无论左派（民主党）还是右排（共和党），都陷入到无数的身份政治里。
3）若干被正统马克思主义低估的具体的身份与认同
以下介绍几个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低估的身份认同。
a)种族
古语：“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相似的人会被彼此吸引。其中，最简单、最符合直觉的一条，就是所谓的“种族”，即在其他条件接近的情况下，肤色、毛发色、眼珠颜色及其他各种身体外观特征（例如毛发）更加接近的人，更有可能被相互“吸引”、取得信任、相互接纳。
这其中有纯粹的生理因素。例如种族接近的人更容易辨识彼此：我们看黑人，可能觉得长得都差不多。他们看我们东亚人也一样。但同种族的人就更容易辨别差异。
自小在一个种族群体里长大的，每天看自己的父母亲戚，觉得种族接近的人更加熟悉，甚至亲切，自带信任，应该也是合理的。这其中也有文化因素：即便双方来自不同的国家，也有可能可以追溯至同源或接近的文明、文化、社群。
古代人类，与族裔相对接近的人互动、通婚、繁衍，是社群的自我保护。当然，在现代社会，许多传统观念被打破，人们更容易进行跨种族互动（甚至通婚），甚至在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一些种族在审美上获得了“优待”（例如东亚人在审美上推崇白人）。但这些都不足以否定一些“与生俱来”、“直觉性的”、“生理性”，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倾向”，也不能说这些倾向就是“错”的，对其进行“政治化”，称其为“封建”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对之进行“克服”。这都属于过度分析。美国右翼现在称这类分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在实践中，一定不能低估“种族”对人类个体的影响力，忽略种族之间存在的隔阂和矛盾。
1920年代~1930年代初的德国，纳粹通过讲对普通人来说更加“易懂”，更加“真实直观”、更加符合直觉的雅利安人vs犹太人的种族故事，一把就将共产主义大半基本盘笼络到旗下。
回看历史，构建阶级联盟，要突破“种族”是很困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往往需要在一个主导的种族/族裔之下进行。
b)民族，以及其他共享语言、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
如果说种族更加“生理”的话，民族则有更多的社会属性及文化意味。
何为“民族”？这里取广义概念的——就是一方土地的人，有共同的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由于他们在一方土地，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是一个种族的人（种族的“子集”）。至于“民族”边界的大小，则不存在统一标准，都是“主观”的、“武断的”，随机生成的（contingent），本质都是社会或政治建构的。
能不能划出一个超大的民族（例如中华民族），则需要有非常强的大一统文明、文化、历史及传统。其中，文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通过书写同文克服语言/方言带来的隔阂。
欧洲的标准，只要方言发音稍微不同，即可以用拼写语言进行强化，然后构建不同的民族。因此，捷克和斯洛伐克可以是两个民族。而汉民族，官话和其他汉地方言相互可以听不懂，但是同文，也可以构建一个大一统的民族。这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
最初（19世纪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左翼政治家们正忙于在理论上发现阶级的重要性，“唤醒”工人们的无产阶级意识，并尝试将工人们组织起来，推动全面的左翼革命。当时工人作为一种新兴群体，力量却是有限的，左翼革命强调的是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国际主义”（故有《国际歌》），旨在打破传统格局。
而与之几乎同时发生的，则是民族主义的崛起：欧洲各国、各地都在忙于构建自己的“民族”，构建自己的语言、文化、历史、价值传统，在此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而推动民族主义，正是各国的“保皇党”、保守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既得利益者（资本家、贵族、宗教界）。当工运正在谋求跨国联动，封建主和资产阶级则和农村联合起来。农村有什么？保守势力（地主）、民族文化素材（从方言到民歌），以及文化上保守、专注现实经济利益的农民。
所以，民族主义从最初发端，就是来自社会主义左翼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右翼。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说，民族主义的崛起会让工人认为民族身份才是主线，忠于国家比忠于阶级更重要。这就变成了对左翼政治的一种“干扰”，因此对于民族主义是警惕、怀疑、抵触的。至于地主与农民，在当时欧洲，经常会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端。因此左翼革命家对农民/小农一贯怀疑。
俄国、乌克兰的左翼革命家在1920年代就在乌克兰被农民“狙击”，最后默认接受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民族共和国成为苏联建制的一部分，但苏联领导人和理论家在意识形态上对农民是敌视的。这种怀疑延续到1920~30年代，成为苏联/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模式的抵触和怀疑，始终认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这正反应了左翼政治理论、愿景与现实世界里实践的差别。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能在现世世界里落地，就必须与反殖、反帝及民族主义发生结合，搞一个民族、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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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道出的是一个“普遍真理”：
第一，认同与共情：人们很容易和自己享有共同语言、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及生活方式的人联系在一起，产生“共情”，并相信彼此拥有共同的愿景、使命，处在共同的“命运共同体”之内。这种基于民族、传统社群、文化的认同与共情，简单、直观、真实，比阶级来得更快；
第二，归宿感、使命感。人类是社会动物，需要结合自己的社会属性，为自己找寻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每个人都在一个社会长大，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语言、价值、同胞及未来，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个人身份中不可割裂（inalienable）的一部分。阶级固然也是重要的，但经济不是一个人的全部；    
第三，当不同的认同发生冲突时，阶级往往居于其次。具体来看：
——“有国才有家”。当遭到外族攻击的时候，不同阶级可以不计前嫌，联合在一起，一致对外。这就是所谓的“民族统一战线”。苏联/共产国际虽然在理论上不认可中国的革命模式，但遇到法西斯入侵，也组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将战争命名为“爱国战争”。
——能够转移本国矛盾、分散本国注意力的“他者”：美国遇到经济社会问题，本应通过社会主义解决。但政客很容易构建“他者”，把阶级矛盾转移、外化。例如告诉白人劳动者：问题出在少数族裔和非法移民（族裔“他者”）；告诉全国劳动者，问题出在中国（民族/国家“他者”）。以此，瞬间转移美国的阶级矛盾；
——当要推行民族独立发展的时候：推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最佳场景，是在一个民族希望追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目标，需要找到有效工具的时候（初心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往往和反殖反地及民族独立运动结合；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正统马克思主义讲的是“国际主义”，认为民族、民族国家都属于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但在现实宇宙里，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在现实国家（大多又是民族国家）基础上构建的。国家/民族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当时是出乎部分西方观察者的意料的。由此，“现实主义者”/Realists则确立了自己的信念：所有的国家，无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最终都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所以无需考虑“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
——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博弈，仍以国家为主线，基本不存在无产阶级跨国联合的可能。以1980年代美日贸易冲突为例，日本汽车工人的福利待遇优于美国，削弱了美国汽车的竞争力。其中，美国汽车工会极为发达，工人与车企是对立、博弈、冲突关系，工人不断要求提高薪酬待遇；日本汽车工会沿袭东亚和谐文化，主要是协同工人和企业的关系，成为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车企到美国开厂，也不会容忍美国的工会文化。反过来美国企业到日本，也会利用日本的工会文化。这种情况下，美国工人和日本工人有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资本主义车企的可能性？基本是没有可能的。日本工人觉得美国工人是美国人，美国工人觉得日本工人是日本人。最终，美日贸易战只能围绕国家主线进行。中美贸易战也只是这一历史的延续。
回看历史，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历史、价值、文化等因素的认识是不足的，低估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与影响，并且将其与左翼政治/社会主义运动简单对立起来。这使它不仅对现实政治缺乏指导作用，甚至不足以解释现实政治里的现象。
2.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存在“盲点”
存在“盲点”的原因有几条：
第一条是当时思想家、理论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还是太简单，社会科学总体发展也比较简单，很多学科也还没跟上（历史心理学），理论基础比较薄弱。
第二条是当时理论所依托的社会环境还是单一，基本都是单一种族、单一民族、单一文明、文化高度的同质化、经济上闭环（有别于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很难考虑到不同场景的应用。
第三条是当时应用的条件也比较简单。德国、法国、英国就这么些工厂，这么些工人，在各国组织是有可能。甚至在今天看来，当时的德、法、英虽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但也相对同质，都属于一个种族、一个文明，联合起来的难度也远远小于今天。
我们也发现，19世纪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环境，很接近西方选举政治（liberal democracy）所形成的环境——即他们欧陆诞生地：
——单一种族/民族、单一宗教、单一文明/文化的同质化社会
——人口规模比较有限
——人口流动少，没有那么多外来移民
——经济闭环（有别于今天的经济全球化）
——有共享的主流价值，社会没有撕裂和极化。
——有共享的真相/事实基础（基于共同的报纸，在同样的事实假设下做出判断，有别于今天西方的“后真相时代”）
西方的选举政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制度诉求，也给出了适用当时社会的解决方案，但就不一定适合其他的社会了，包括特别不适合当代的美国。这一条可以参考作者《通俗说“民主”【合集】》
同理，正统马克思主义也是在19世纪相对简单、内部高度同质化、“一骑绝尘”的工业化欧陆国家里发展出来的，它点出了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但并非作为完整的制度出现。如何建立具体的制度，还需结合各国历史国情实践，进行理论修正。
最后，通俗地说：一个开放选举制度，在一个数千户的住宅小区里适用，也不代表在一个上亿人的多民族人口大国里适用；一个生产关系安排或分析，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或封闭的经济体里适用，不代表在一个上亿人、经济开放的多民族人口大国里适用。
所有理论都是有局限的，不可能脱开当时的环境。理论的精髓在于点出某些普遍规律与真相；理论的活力在于不断适应、更新。
马克思主义基本实现了在各国的适应、更新与迭代，找到了新生，只不过在美国还极难落地。
西方选举政治则伴随西方社会结构的剧变，在本土问题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中又以美国最为严重——因为美国距离产生西方选举政治制度的环境最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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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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